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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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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

原标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

作者:刘晓欣 田恒

来源:中国学派

来源日期:2021年11月14日

本站发布:2022年03月09日

点击率:54次


  摘要: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已致当今全球经济频发金融危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构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投入产出模型,测度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前向与后向关联度,解析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对GDP构成的影响,实证分析总体表明,2001—2016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规模仍在扩张,须对国际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关键词:马克思 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自我循环 投入产出

  作者刘晓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P61—P82

  引言

  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以毕生最大的精力,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总产品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相互联系的总资本再生产,要求所有单个资本的循环及周转都能够在实物和价值上按比例地实现补偿。但是,作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立统一的有机体,上述实体经济大循环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根本制约,使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集中表现为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身的不同阶段来经历的过程。”“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作为对私人资本消极扬弃的社会资本,银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具有防范潜在危机变为现实危机的功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银行信用制度推动了虚拟资本迅速发展,为爆发更加猛烈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它们脱离生产过程的自我循环构成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是为产业资本良性循环的扩大再生产服务。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在马克思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作用下,将产业链中劳动密集环节大规模地分包至第三世界中的新兴经济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实体经济空心化而加剧的金融化大变动,成为世界经济风暴绵延不断的震源。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虚拟资本的量变分析,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量化分析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及其脱离实体经济的规律性发展趋势,剖析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对GDP构成的影响。

  本文以下分六部分阐释。一是文献综述。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性的理论逻辑及运行机制。三是“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四是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与实体经济关联度的实证分析。五是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与实体经济关联性对GDP的影响。最后是结语。

  一、文献综述

  现有国内外文献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有关银行信用制度、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有待深入。银行信用制度是单个资本得以通过部门内和部门间竞争,进行积聚和集中的主要货币杠杆,使市场价值得以经利润平均化转化为生产价格,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因而占据经济统治地位,否则,资本积累的连续性和经济社会的稳定性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指出,“正是信用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这种信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这样就从资本的竞争巧妙地过渡到作为信用的资本”。基于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信用资本,以其社会资本形式执行实体经济中职能资本的功能,是产业资本循环三种形态中货币资本的独立化形式,如同商品资本独立化的商业资本不创造价值,但能缩短流通时间、提高流通效率,信用资本的实体经济职能也起着同样作用,畅通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必须大力发展信用资本。信用资本不仅来自流通中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来自资本流通所主宰和包含的简单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有时间期限的支付手段职能,还来自其中货币以收入储蓄等形式存在的储藏手段职能。信用机构随着资本生产领域的扩大而发展,“使(银行家)能够把积蓄的每一文钱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因此,“生息资本在信用上取得了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并与它相适应的形式”。马克思说:“产业资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形式”,它在产生过程中必须把比自己古老的生息资本或商人资本“这些形式从属于自己,并把它们转化为它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职能”。对生息资本使用国家行政权力,强行降低利率,“是资本主义生产一些最不发达的阶段所特有的形式”,“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自己而使用的真正方式,是创造一种产业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信用制度”。“信用制度是它自己的创造,信用制度本身是产业资本的一种形式”。

  但是,一度被驯服的生息资本,会在信用扩张的金融化过程中做大,形成食利者阶层,摆脱产业资本的控制。利息是生息资本分割产业资本利润余额的再分配形式,当利润独立化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而食利者阶层攫取的利息在量上日益大于企业主收入,并在质上逐渐控制企业主的经济行为时,必然造成产业资本循环及其资本积累因被控制而停滞直至爆发危机。

  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贷放“货币的这两种形式,即作为获得商品以供消费的购买手段和作为偿还债务的支付手段的形式上,利息完全同‘让渡利润’一样,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它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再生产出来,却不依赖资本主义生产,属于更早的生产方式。”“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由无产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导致的虚假繁荣,因信用扩张直接引发的“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马克思在驳斥庸俗经济学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价值实现之间只存在统一,无所谓“惊险的跳跃”时总结到,“危机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在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研究中,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的以上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待深入发掘和阐述。

  具体到产业分类层面,实体经济是物质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统一,一般将通过交换,最终以使用价值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供应链(含上中下游部门),归划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以虚拟资本运动的经济活动为主,主要集中在金融和房地产业。在银行信用制度下,虚拟经济兼有服务实体经济与自我循环的二重性,对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应作历史的辩证分析。

  关于虚拟经济具有服务实体经济一定功能的研究,代表性文献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金融结构等角度,探讨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在说到资本二级市场依赖信用贷款进行有价证券买卖的功能时,马克思认为,“信用使积累资本可以不用在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领域,而用在它的价值增殖的机会最多的地方”,“如果他把资本投在别的部门,他就成了货币资本家,得不到利润,只得到利息,或者他不得不去进行投机”。关于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主要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进入西方主流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重点探讨经济金融化趋势下银行信贷、金融摩擦等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但掩盖了虚拟资本在收入分配中金融贵族寡头的寄生性,难以揭示资本运动的长期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有文献已认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本质是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虚拟资本的投机性和垄断性使其逐渐主导产业资本循环,致使利润主要来源于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基于不平等国际分工的资本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但相关研究对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内在逻辑的认识存在差异,如垄断资本学派或结构凯恩斯学派,仅归因于周期性现象或新自由主义,忽视资本积累生产方式的长期演变规律。房地产业原为产业经济部门,但在实体经济金融化中,已成为虚拟资本重要角色。

  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测度方法,学者一般利用有关金融指数作为虚拟经济的代理变量,如金融相关率FIR、货币化率马歇尔K值等;利用GDP和实际产出等作为实体经济的代理变量。但指标法仅能反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的某一方面,某些指标忽略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同口径标准,如金融资产/GDP未能区分存量与流量。同时,通常使用的增加值方法,难以精确刻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1)GDP包括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经济活动,即投机产生的金融中介服务费,无法完全代表实体经济。(2)金融业增加值由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及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双重功能共同创造,将其作为虚拟经济自我膨胀的代理变量有失准确性。

  关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GDP影响的研究如下。二战后国际统计标准逐渐将金融行业核算纳入GDP。但自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1993)将金融中介服务纳入GDP核算以来,FIRE(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英文缩写)在GDP构成中迅速崛起,SNA(2008)的修订又进一步提高了FIRE对GDP的相对贡献。在现行核算体系下,实体经济生产性投资与虚拟经济投机活动所创造的GDP被等同视之,削弱了GDP反映实际生产活动的功能。从最终需求及行业关联视角看,不能否认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但应防范虚拟经济过热对实体经济的挤出破坏效应。基于此,有研究将FIRE增加值扣除而形成NMVA,或将FIRE产出视为经济活动的总成本予以扣除而形成FGDP,以便剔除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GDP构成产生的扭曲影响。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性的理论逻辑及运行机制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运行基础,但虚拟经济具有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的内在趋势,其过度膨胀破坏实体经济发展,易于引发金融危机。

  (一)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与实体经济关联性的理论分析

  1.虚拟资本增殖方式与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规律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产生,将商品价值形式的内在矛盾发展为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随着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成为交换价值普遍化的基础,基于社会分工的商品生产在世界市场全面展开,生产资料发展的突飞猛进,颠倒地表现为具有自我增殖能力的资本生产力发展。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周期性地摧毁资本增殖能力。虚拟资本衍生自生息资本,其利用信用制度的充分发展,能暂时延缓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固有地具有内在的二重性质。一方面,它降低流通费用、促进资本积聚和集中,对利润率平均化起中介作用,加速了生产力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的社会资本,在扬弃私人资本价值增殖界限的同时,很大部分“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他们用别人的钱为自己圈钱,心狠手辣更贪婪,冒险性倍长,使信用制度成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展。

  不管产业资本家是用自有的还是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钱能生钱”,利息仿佛成为货币本身的属性,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在生息资本的运动上表现最为突出。马克思说,生息资本一般而言“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虚拟资本运动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的连续倒卖,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马克思笔下的虚拟资本包括汇票(债权)、国债(已耗费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以及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纸币等;金融自由化以来,又出现了证券化资产等新形态。虚拟资本按资本化定价,即“一个幻想的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当事人投机的社会心理决定虚拟资本的交易价格。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使虚拟资本作为信用资本的运动,具有两种增殖方式。

  一是虚拟资本参与产业资本循环,增殖方式为G—(G—W...P...W′—G′)—G″。G—W...P...W′—G′为产业资本循环,G″为利息,G″

  二是虚拟资本自行增殖,货币循环方式为G—G′。表现为虚拟资本名义价格膨胀和信用扩张的货币现象,“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虚拟资本G—G′的运动,就是资本在虚拟经济内部的空转现象,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其资本收益“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上述第一列公式G″G′。虚拟资本自我循环的本质是脱离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增殖独立化。虚拟经济从依附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到独立并主宰实体经济,将给资本主义带来灾难性后果。

  2.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律的全球扩张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从自由竞争到垄断,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结构关系不断发生重大变化。自由竞争时期,资本积累由产业资本主导,虚拟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循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而成的金融资本,确立了金融寡头的全球统治,接连爆发两次争夺势力范围的世界大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金汇兑本位制崩溃,宣告战后美国霸权鼎盛期庇护下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终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以及以美元纸币为世界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共同助推了虚拟经济空前的全球扩张。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垄断全球金融信用创造机制,掌控了金融领域的定价权、支付清算权和规则制定权。金本位下的资本国际运动曾先后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为主,虚拟资本买卖处于从属地位。金融资本全球交易自由化以来,这种关系发生了重大翻转。马克思指出,资本越发展,就越是“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并“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信用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大大提高资本流通速度,缩短资本流通时间,减弱了资本自行增殖的空间限制。电子信息技术加速了货币金融领域的资本流通速度,使全球巨额资本交易不分昼夜地瞬间完成,无论主权货币还是有价证券都沦为纯粹的价值符号。任意跨越民族国家主权管辖的领土疆界,虚拟资本的投机活动史无前例,在更普遍的层面控制产业资本循环的积累,加剧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巨型跨国公司,掌控全球金融领域和产业链上下游,将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发包外移,通过国际布局攫取最大化利润,导致其国内产业空心化。世界体系中无论一国内部还是国际间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具有高度流动性和投机性的国际热钱游资,随意进出东道国,破坏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局部或全局性的金融震荡四溢不绝。

  (二)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及其与实体经济关联性的运行机制

  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最初由产业资本循环独立出来的货币经营资本,已“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发展成现代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作为流通领域重要组成部分,上升为引导资本流动和配置、调节资本积累的“中枢神经系统”。总体上,资本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的运动和功能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第二、三类为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进而脱离实体经济,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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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如路径a所示,资本通过金融体系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以如下方式参与产业资本循环。(1)虚拟经济发挥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利用期限转换、信用转换等方式实现资本跨时空配置,通过资本流通和金融交易引导实际经济资源配置。(2)虚拟经济发挥价值实现的交换功能,作用于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彼此衔接,维护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循环的空间并存性和时间继起性,有助于生产、分工和交换的不断扩大。(3)虚拟经济发挥风险管理功能,通过风险转换将单一经济主体风险分散,降低实业企业风险承担,提高实体经济风险防控和化解能力。

  第二,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如路径b所示,资本不进入实际生产过程,仅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成为纯粹投机的社会符号。资本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直接依靠资产价格上涨、反复转手交易和庞氏债务膨胀等方式自我循环。在高杠杆叠加等金融创新下,大量资本流向房地产市场投机,引致“房炒不住”。同时,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为资产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并通过表外渠道衍生出新的金融资产。虽然单纯的金融交易可能降低独立经济个体风险,但虚拟经济信用资本的无序扩张,加剧了经济系统存量及个体的风险传染,最终将导致金融危机。

  第三,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如路径c所示,资本绕过产业资本的形式,通过金融体系投机于虚拟经济,“低进高出”。就社会生产而言,任何生产都面临着实际生产条件的制约,如周期性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增大的资本最低限额与平均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之势,这些矛盾加剧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大量资本从生产和流通领域游离出来,投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市场,实体经济产业资本循环的内在逻辑,被虚拟资本独立增殖的逻辑压倒。当代虚拟资本的垄断性和寄生性强化,如对冲基金对企业的干预,使其越来越重视短期投机收益,放弃价值的长期保值增殖;同时,利用纯粹的金融创新工具对实业企业进行杠杆收购,一旦完全掌控股权就迅速瓜分或转卖,致使实业企业成为虚拟资本逐利的工具和牺牲品,阻断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投入产出模型

  (一)“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投入产出表及数据说明

  1.部门分类依据及基本表式

  依据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并按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Rev.4),本文将国民经济活动分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I和实体经济II三大部分。虚拟经济再分为:金融保险(L)和房地产(M)。实体经济I再分为:农林牧渔(A),采矿业(B),制造业(C),电气、蒸气等(D),供水、废物管理等(E),建筑业(F),批发零售和修理等(G),运输仓储(H)。实体经济II再分为:餐饮住宿(I),信息通信(J),科学技术(M),行政服务(N),公共管理与国防等(O),教育(P),社会工作活动(Q),文娱活动(R),其他服务活动(S),家庭作为雇主活动(T),国际组织活动(U)。

  实体经济I与实体经济II的划分依据在于,就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而言,“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前一类为实体经济I,后一类为实体经济II,体现实际生产过程与劳动能力再生产的有机统一。

  实体经济I是以产业资本循环为主的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其中,“食物、衣服、住房和所必需的工具”涉及农业、建筑业和工业等。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时空距离扩大,一部分商品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为商业资本,仍然执行产业资本循环中的商品资本职能,直至商品进入生活最终消费领域。现代仓储货运和批发零售业乃直接生产过程在流通中的延伸,因此将它们都纳入实体经济I。哈维认为,这些活动构成产业资本循环为基础的一级循环,以及以营建环境等固定资本积累为主的二级循环。实体经济II以服务业为主,间接参与产业资本循环,并服务于劳动能力扩大再生产如科教文卫等行业,政府、国防等活动是维持人自身再生产的公共秩序的安全保障。哈维认为,与国防、科学技术和劳动力再生产有关的经济活动构成资本的三级循环。这些经济活动服务产业资本循环,提供外部条件和基础环境,生产人们需要的精神产品,促进人类自身再生产,是提升劳动能力必需的经济活动。

  “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投入产出表基本表式,如表1所示。第一象限为中间投入(使用)流量矩阵N=[xij]3×3,其中,i和j为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i、j=1、2、3,依次表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I和实体经济II。第二象限为最终使用流量,包括最终消费Ci、资本形成Ki和净出口Ei,三者合计为Yi。第三象限为最初投入流量,即增加值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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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WIOD数据库2001—2014年投入产出表,以2014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并利用RAS推导法编制的2015—2016年延长表,以考察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发展特征。RAS法是一种调整直接消耗系数的方法,通过找出一套制造乘数R与代替乘数S,调整投入产出表的行和列,使调整后的中间流量矩阵各元素相加,等于所求年份中间投入的行和与中间使用的列之和。假定直接消耗系数受到两种影响:代替影响由生产中p产品被其他产品代替,或p产品代替其他产品的程度测定;制造影响由产品q在其生产中所消耗的中间投入,对总投入比例的变化程度测定。所需数据为2014—2016年分行业总产出、增加值和最终使用的合计,源于联合国和欧盟数据库,并按照2014年WIOD数据进行调整,以保持口径一致。

  (二)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的测算方法

  投入产出技术分析中,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为中间流量矩阵N=[xij]3×3中,虚拟经济部门内部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等中间产品的总和,如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相互服务、房地产业与金融机构的相互服务等。资本通过影子银行扩张、房地产价格泡沫和庞氏债务膨胀等形式,在虚拟经济内部空转,其相互提供的中间产品也必然增加,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扩张。当然,虚拟经济也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投入产出的纯产品原理,为剥离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与其服务的实体经济部分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投入产出方法在当代应用的拓展。

  根据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纯产品原理,中间流量矩阵N=[xij]3×3中的元素xij各部门,只统计主产品,次要产品被分解到其他部门。从纵向投入看,元素xij表示j部门消耗i部门的中间产品;从横向产出看,xij表示i部门分配j部门的中间产品。当i=j=1时,x11在投入方向表示虚拟经济消耗自身的产品和服务等中间产品,在产出方向表示虚拟经济分配给自身的产品和服务等中间产品。因此,x11表示资本在虚拟经济空转过程中,其内部对自身消耗和分配中间产品的规模。x11越大,虚拟经济对自身消耗和分配中间产品规模越大,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也越大。同理,x12和x13分别为虚拟经济分配给实体经济I和II产品和服务的中间产品,即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I和II的规模总量,由此分离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及服务实体经济的部分。

  (三)虚拟经济对自身及实体经济关联度的测算方法

  1.虚拟经济对自身及实体经济的后向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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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虚拟经济对自身及实体经济的前向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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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虚拟经济对自身及实体经济的增加值乘数分解

  利用Round的结构分解法,将表1三部门关联机制,分解为部门内乘数效应、部门间溢出乘数效应和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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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与实体经济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一)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测算

  首先基于中间流量矩阵,测算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随后测算虚拟经济对自身的关联度。具体机制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关联部分予以阐释。

  表2为2001—2016年主要国家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的测算结果。(1)美国情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国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远高于其他国家,增长态势强劲,仅危机期间短暂下滑,2016年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相当于其他8个样本国家总和的两倍。(2)英国等欧洲国家情景。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主要国家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增长迅速。2001—2008年,英国、爱尔兰、希腊、法国和德国的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年均增速分别为11.8%、27.1%、17.4%、11.4%和10.5%,都呈现金融市场投机繁荣、房地产泡沫和债务增长。金融危机后,爱尔兰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仍上涨,希腊陷入严重经济停滞、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下降,英国、法国和德国未出现大幅波动。(3)巴西和墨西哥情景。2001—2016年,巴西和墨西哥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分别大幅上涨374.3%和255.1%,主要为金融自由化下国际虚拟资本投机所推动。(4)日本情景。2001—2008年,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上涨22.4%,金融危机后有所波动。

  虚拟经济对自身的关联度,由虚拟经济对自身直接消耗系数a11和直接分配系数h11测度。如前所述,二者数值相等表示虚拟经济对自身拉动和支撑作用,以下使用a11表述,如图2—图5所示。(1)美国情景。2001—2007年和2010—2016年两个时期,a11分别上涨8.3%和8.4%,金融危机后仍保持增长态势,虚拟经济单位产出对自身消耗和分配量上升,表明其自身关联度不断增强。(2)英国等欧洲国家情景。2001—2007年,英国a11上涨21.2%,危机期间有所下降,2012年以来保持稳定。2001—2016年,爱尔兰a11大幅上涨101.0%。法国则与爱尔兰类似。其间希腊a11在金融危机前上升,危机后并未大幅波动;德国a11波动较小,危机后小幅下降。(3)巴西和墨西哥情景。2001—2016年巴西和墨西哥虚拟经济对自身关联度提高。以巴西为例,危机前后的两个时期a11分别上涨3.1%和8.1%,金融危机后虚拟经济的自身关联度明显提高。(4)日本情景。2001—2007年和2010—2016年,a11分别上涨4.7%和6.3%,虚拟经济的自身关联度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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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虚拟经济对自身及实体经济的关联度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后向关联度,描述前者对后者的需求关系,可利用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考察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和综合拉动作用。虚拟经济需消耗实体经济I,以提供办公设备、交通运输等产品和服务,还需消耗实体经济II,以提供法律等专业服务,以及教育、医疗维持劳动能力再生产的服务。

  从供给侧考察,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前向关联度,可利用直接和完全分配系数,考察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和综合支撑作用。虚拟经济发挥资源配置、交易实现和风险管理等功能,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II具有轻资产、交易结算频繁等特点,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II的具体方式(如融资方式、授信模式),与实体经济I有所不同。总体上,虚拟经济可以优化自身结构,创新服务模式,支持不同实体行业发展。

  现用a12和b12表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h12和w12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直接和完全分配系数;a13和b13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h13和w13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直接和完全分配系数。

  美国的相关情景如图2所示。(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关联度。2001—2016年,a12和b12分别下降18.4%和23.7%,h12和w12分别下降22.2%和22.7%,虚拟经济生产单位产品对实体经济I的消耗和分配量下降,对实体经济I的拉动和支撑作用下滑,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后向与前向关联度减弱。(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关联度。2001—2016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消耗和分配系数整体上升,虚拟经济生产单位产品,消耗和分配给实体经济II的产品和服务量提高,对实体经济II的拉动和支撑作用上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后向与前向关联度增强。原因在于,美国是长期去工业化并资本虚拟化增强的经济体。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繁荣,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及对自身的关联度提高;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I长期低迷,再工业化步履维艰,虚拟经济对其的拉动和支撑作用下滑。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关联度紧密的实体经济II发展,并在过度消费信贷的刺激下,教育、医疗等高价服务消费刺激虚拟经济提供更多服务,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关联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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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关情景,如图3所示。(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关联度。2001—2016年,欧洲国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消耗和分配系数下降,虚拟经济扩张并未伴随消耗和分配给实体经济I更多产品,对实体经济I的拉动和支撑作用下滑,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后向与前向关联度减弱。具体看,英国、希腊、法国和爱尔兰的消耗系数与分配系数均大幅下降。2001—2016年,英国a12和b12分别下降12.5%和18.2%,h12和w12分别下降18.1%和20.0%。与上述国家不同,同期德国的a12和b12总体有所提高,h12和w12分别下降11.7%和14.6%,但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欧洲国家。(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关联度。与实体经济I类似,英国、希腊、爱尔兰和法国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后向关联度下降。2001—2016年,英国a13和b13分别下降22.6%和22.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前向关联度也下降,尤其是金融危机后,h13和w13分别下降16.7%和20.7%。而同期德国的a13和b13保持平稳趋势,h13和w13分别上升17.7%和15.6%,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关联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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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看,欧洲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关联度下降,但德国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其他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将传统产业外移,高科技产业又未取得较快发展,希腊、爱尔兰等国主要依靠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带动经济增长,实体经济I严重萎缩,实体经济II主要依靠旅游业等发展,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欧元货币诞生后,成员国金融业务迅速泛欧洲化和国际化,刺激了政府债务、私人消费信贷和房地产市场繁荣,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及自身关联度上升。金融危机后,欧洲经济陷入停滞,复苏乏力,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关联度下降。德国长期重视实体经济I发展,构建了抑制房地产过度投机的监管体系,以及全能银行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受欧洲经济整体影响,虚拟经济对德国实体经济I的前向关联度有所下降,但以工业为主的结构使其有较强韧性,二者关联度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其他国家。

  巴西和墨西哥的相关情景如图4所示。(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关联度。2001—2016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消耗和分配系数下降,虚拟经济生产单位产品,对实体经济I的消耗和分配量下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和支撑作用下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后向与前向的关联度减弱。金融危机后尤其明显,巴西的a12和b12分别下降17.9%和19.8%,h12和w12分别下降10.7%和8.1%。(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关联度。2001—2016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消耗和分配系数下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关联度减弱。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就急于去工业化,实体经济I基础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由外资推动,本土通常以高利率应对资本流出和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后,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工业未出现明显增长,但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繁荣,成为虚拟资本国际运动掠夺财富的重要猎场,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及自身关联度上升,对实体经济的关联度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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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相关情景如图5所示。(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关联度。2001—2016年,日本的a12和b12分别上升10.4%和5.0%,虚拟经济生产单位产品,对实体经济I的消耗量上升,拉动作用提高;h12和w12分别下降37.4%和40.3%,虚拟经济生产单位产品,对实体经济I的分配量下降,支撑作用下滑。(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I的关联度。同期日本的a13和b13分别上升15.7%和14.3%,h13和w13下降23.3%和25.4%。日本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所上升,但支撑作用大幅下降。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金融系统惜贷明显,长期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并未促使实际投资增加。同时,债务荷重使经济长期踯躅前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融资动力不足,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显著下滑。与德国类似,日本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后向关联度有所上升。近年来,日本实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金融市场投机成风,虚拟经济自身关联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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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暴露了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此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势仍未完全逆转,美欧和拉美等国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的关联度下降。德国凭借长期以实体经济I为主的结构性优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度下降的幅度明显小于他国。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推行加大财政赤字和进一步降低利率的强刺激政策,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使资本继续向虚拟经济集聚,脱实向虚欲罢不能,通货膨胀频繁显现,侵蚀全球经济长远发展的根基,两难困境可能再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五、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与实体经济关联性对GDP的影响

  GDP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统计指标。随着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GDP反映实际生产活动的功能在减弱。最新修订的SNA(2008)进一步扩大了金融等行业产出,虚拟资本增殖的经济活动对GDP的贡献相对提高。

  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以虚拟资本自行增殖为基础,伴随一整套金融服务产出。按照SNA(2008),金融服务费用以金融服务产出为基础,其以现价度量的经济变量,由价格和交易流量(或存量)共同组成。这意味着,虚拟资本增殖可直接增加金融服务产出,进而创造GDP。即便进行物量核算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也无法改变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金融服务产出所创造的GDP增加。现行GDP核算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实体经济生产、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三类活动,均被还原成增加值,记为GDP增加。但从马克思理论看,它们分别为产业资本循环、虚拟资本服务于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空转,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增殖表现形式,现行GDP核算隐匿了不同经济活动是否创造价值的劳动性质。

  为适应金融全球化形势,SNA(2008)对GDP核算方法进行修订。最重要的是,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FISIM)核算方法修订,扩大金融中介服务定义,将银行自有资金借贷行为纳入核算范围。这意味着,任何利用自有资金投机所产生的金融中介服务,都可被计入GDP。修订还使用参考利率法计算FISIM,使金融业的总产出和增加值相对提高。但FISIM中的部分是其他行业的中间消耗,使其他所有与金融机构具有存贷关系行业的中间消耗增加、增加值减小,以致GDP被高估。参考利率法计算的FISIM,将金融风险上升记为GDP增值。FISIM采用无风险政策利率,衡量参考利率,金融风险上升时,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应对预期损失,导致利息收入被视为产出增长。英格兰银行安德鲁·霍尔丹认为,2008年英国金融业GDP被高估,正是金融风险上升的结果。因此,SNA(2008)的修订使虚拟经济对GDP的贡献相对提高,GDP反映实际生产活动的功能减弱。

  本文利用结构分解法,刻画由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及其带动实体经济形成GDP的能力,如图6所示。(1)各国虚拟经济增加值的部门内乘数,均高于其对实体经济的增加值溢出乘数,资本通过助长资产价格泡沫和庞氏债务膨胀等方式,在虚拟经济内部空转,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创造GDP的能力,高于其带动实体经济形成GDP的能力。(2)美国、除德国外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虚拟经济增加值部门内乘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金融危机后,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创造GDP的能力提高,信用资本空转于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所创造GDP的能力上升。同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增加值溢出乘数下降,虚拟经济带动实体经济I发展、创造增加值的能力下降。以美国为例,2007—2016年,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形成增加值的能力提高5.0%,而其带动实体经济I形成GDP的能力大幅下降26.6%。(3)金融危机后,德国和日本虚拟经济带动实体经济I形成增加值的能力有所提高。以德国为例,2009—2016年虚拟经济带动实体经济I形成增加值的能力,相对2001—2008年提高了30.9%。德日两国以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优势,使其具备较好的长期发展潜力。

  美国等国的GDP中,包含越来越多由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创造的增加值成分,由此形成的GDP可能因资产价格暴跌,或庞氏债务断裂而蒸发。一国经济究竟由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支撑,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一味追求GDP增长,忽视背后经济活动是否创造价值的异质性,往往会掩盖其表面增长催大的经济泡沫,掩盖如美国之类的经济衰退轨迹,长期恋于虚假繁荣而失去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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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需要以系统观点,正确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经济大循环中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物质资料的社会再生产经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对立环节的统一性,要求保持循环畅通所必要的连续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经济暴力造成了统一性的分裂,资本无偿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贫富分化,形成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长期对立,阻碍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是生产为利润最大化而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信用货币及信用资本通过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及支付手段职能,将交换独立化,反过来颠倒地支配生产及总产品再生产,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信用制度下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实际的社会需要,迫使社会再生产周期性地以经济危机的暴力方式,暂时恢复已独立化因素之间的统一。而周期性走出危机靠的还是正在加深加强的流通功能颠倒式的独立化,特别是金融资本以生息资本形态强化虚拟资本,无节制地用于借贷消费和偿还债务,只顾以钱圈钱,不断提高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的负债率,破坏利息来自实体经济产业资本利润再分配的基础。经济危机潜在于买卖分离造成的流通手段独立化,在此基础上信用资本支付手段的独立化及其泛化,不但催化出现实的经济危机,而且固化了日益强大的生息资本食利者阶层。它们寄生于虚拟资本的自我循环,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提升至更普遍的层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自我循环,会首先引爆金融危机,反过来导致实体经济物质再生产四环节统一性的周期性分裂。由美元纸币本位取代金本位,破坏了作为世界货币的黄金因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两重性,而具有的储藏手段职能及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功能,该功能原本能够自发地调节流通货币量,现在却造成了美元霸权主宰下货币流动性的泛滥;同时也破坏了由黄金担保的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虚拟经济的货币符号化,加剧了实体经济物质再生产四环节分裂的持续性,以及通过危机强制统一的频发性。由货币流通手段独立性延伸的以上五种具体的货币职能及其联系,有的消失,有的被跨界滥用,有的被完全颠倒。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作用下,导致不可挽回的货币职能蜕变趋势的各种离散因素,只要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程度地聚合或耦合,就会触发不同分布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当今世界大动荡格局的直接经济成因。以交换为媒介的间接社会化生产,只能如此演化,而其交换价值基础的坚实性则不断被分解。本文的投入产出分析表明:2001—2016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扩张,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关联性下降,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创造GDP的能力增强,GDP反映实际生产活动的功能减弱。

  虚拟经济的适度增长,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既要优化虚拟经济内部结构,使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又要利用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积极引领而非被动地应对全球虚拟资本自我循环的普遍性冲击。这是构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标准。中国必须持续夯实强国的实体经济根基,做优完备的工业体系,发展与安全并重,强化对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的管控。中央政府尤其要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建立完善多层次的金融配置资源的统筹体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引导闲置资本有序流向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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