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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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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折叠:打造熟人社区的梦想为何难以实现

作者:熊万胜 刘慧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来源日期:2022年03月04日

本站发布:2022年03月08日

点击率:56次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刘 慧|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城市社区建设往往以“打造熟人社区”为旨归,经过20多年高强度的建设,这种城市社区的熟人化仅仅在社区内的一部分人中成为现实。“打造熟人社区”的努力之所以止步于一部分人,是因为城市社区中的两种熟人关系,即所有人都认识的“公共熟人”圈和若干部分人之间相互熟悉的“部分熟人”圈,都难以形成将大部分人都囊括的“全面熟人关系”,从而使得城市社区仅具有“部分熟人社区”的性质。如果将打造熟人社区理解成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互动的过程,社会整合本身是有局限的,而系统整合尽管客观上发挥了补救作用,却又遭遇新的局限性。如果“打造熟人社区的梦想难以实现”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么,社区建设的具体路径可能就需要作出整体调整。

  一个新视角:部分熟人社区

  “社区折叠”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构成当下分析老旧商品房社区打造熟人社区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前提。社区折叠源于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文中指出北京城被人为分为三个互相折叠的空间,隐喻上流、中产和底层,并以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折叠影射城市阶层断裂,当上层社会的空间出现,另外两个空间被折叠起来。《北京折叠》折叠的是整个城市的空间与时间,而“社区折叠”折叠的是社区的人口结构,尤其表现在老旧商品房社区中。社区人口结构是多元的,但实际的参与骨干只是中老年群体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其他人的参与是隐而不彰的,这就构成了一种社区折叠。

  自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城镇化进入高潮期以来,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可以说,相比于城乡全面开通以前,所有的城乡社区都成为新型的社区。那么,这些新型社区又是什么样的社区呢?在被折叠的城市社区中,打造熟人社区的梦想能否实现?

  本文提出“部分熟人社区”的概念,即每个城市社区中会有一些大家都共同熟识的人,也存在一个个熟人圈,但是,这些人际网络之间存在着被有意保留的“玄关”,阻断了相互沟通,笔者希望借此概念回答上述问题。

  (一)打造“熟人社区”的理想目标

  我国城市社区是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产物,1950至1980年代是“单位制”管理时代,1980年代以来向“社区制”治理转变,这个转变在19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和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更加明显。

  现代社区的出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加速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要求培育发展社会团体和社区以承接被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社区”才露尖尖角。在社区服务广泛开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1991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并在全国开展若干试点。它侧重于综合性保障服务,主要功能是促进社区整体、协调、持续的发展和社区成员全面、最大化的发展。此时的社区尚处于初步萌芽阶段,社区建设的理想并不清楚,旨在功能配套更加完善。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制解体,社区人口结构的变迁与治理体制变革同时进行,迫切要求现代意义的社区浮出水面。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央开始在全国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这是一个权利义务对等的“契约社会”,居民认真履行物业合同,从不交物业费的单位人向按照契约办事的社会人转变。社区就是按照社会契约办事的现代公民的结合体。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社区制完全取代单位制,社区内多种组织并存,初步形成多元共治机制,从行政性很强的状态进入自治的状态。但随着城市化的深入,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社区走向衰落,“社区参与的选择趋向个人化”,居民之间趋向陌生化,很多学者对此时的社区建设持不乐观态度。比如,王小章从居民的共同利益角度,将社区性质定义为地域性共同体,但这种可能性是基于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居民在住房市场的选择机制中形成的一种利益关联。冯钢认为,共同利益的基础不只包括理性驱动的利益关联,还包括整体利益中的“互惠关系”。有的学者认为社区不再是共同体,而是“互不相关的邻里”。

  “社区的本质是社区精神,即居民通过社区参与,形成对于自己生活和社区的认同感。”但社区意识薄弱,很容易侵蚀社区建设的基础。尤其是在商品房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单位社会那种特殊的“熟人连接”,进而影响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西方社会中通常没有熟人社会的说法而是“身份社会”,并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我国社区建设目标的演进方向则大不相同,反向从基于契约社会想象的契约社会,转入基于熟人社会惯性的熟人社会。即早期着力于建设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契约社会”,而近十年着力于打造熟人社区,“以和谐社区为主导”,建设“以职业和经济优势组织形成的、以社区为地缘的新熟人社会”。

  (二)“部分熟人社区”的现实状态

  笔者认为,经过10多年的熟人社会建设,目前的社区既不是陌生人社区,也不是熟人社区,而是“部分熟人社区”。成熟的城市社区并不算是陌生人社区,社区建设既“借助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力量和行政资源”,也通过自下而上发掘社区内生性资本,构建地方性互动网络,增强居民之间的熟悉感和对社区的认同感,但这些社区还不足以成为熟人社区。从机制上来说,因为“能够积极参加社区活动的只是少数人,居民参与意愿低,参与效果有限”,甚至存在150定律的困境,即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的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约150人,因此,社区建设的成效基本止步于一小部分人的参与,或者说社区建设基本止步于部分熟人社区。

  本文旨在通过上海市青浦区某街道YZ社区的调研,将打造熟人社区理解为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互动过程,来说明这种止步的原因,探讨打造熟人社区的梦想为何难以实现。

  社会系统的整合机制可以区分为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社会整合旨在建立制度规范,达成社会共识。涂尔干强调社会共识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并提出集体意识概念。但在个人分化的有机社会里,集体意识已经不能够整合整个复杂社会的所有成员。因此,社会整合本身就有其局限性,部分熟人不会自动熟悉到底。而系统整合也有极限,西方存在着国民对政治信任的合法化危机,随着社会的演化,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张力,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我国系统整合则包括党建引领以及各种科层网络,行政力量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本身就存在张力,而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治理,基层党组织以人格化的方式直接面对有差异的个人,因此,当系统整合以人格化的方式深入群众时,尽管一定程度上能够穿透其与社会整合间的张力与隔阂,但因系统本身有制动阀,制约系统整合成效的发挥,造成补救有限,无法突破部分熟人社区。

  YZ社区于2000—2003年建设,地处老城区,是一个老旧商品房社区。它占地2.7平方公里,为开放型小区,房屋均为小户型。2004年成立居委会,包括8个商品房小区,是其所处街道28个社区中商品房小区最多的社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社区共1700多户,常住人口5000多人,以青浦本地人为主,60岁以上老年人1100多人。社区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各1所,因靠近学校,社区房屋买卖、装修较为频繁。社区周边有近300家门店,多为餐饮、洗脚房、房产中介和理发店等服务业,外来人口近1700人,主要就职于这些服务行业门店,文化层次较低。社区有2家物业,3个业委会。公共空间包括2个老年活动室、1个篮球场、1个室外公共空间。社区有楼组长60人,党员146人,其中在职党员100多人,这些人共同构成志愿者,并因空间或制度因素产生社会交往,形成不同的熟人圈。

  公共熟人与部分熟人:两种熟人关系的交叠

  一个成熟的城市社区总是会有一些熟人关系。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种类型的熟人关系:第一种熟人关系是“公共熟人”,是指社区里有极少数人是为大多数居民都熟悉的人,比如小区物业经理或居委会包片干部,在一个楼组内,一个殷勤的楼组长也是小范围的公共熟人。第二种熟人关系是“部分熟人”,指社区居民中的熟人圈,大家相互熟悉。城市社区中一般不存在涵盖所有人的熟人圈,任何熟人圈几乎都只能涵盖一部分居民,所以,这些圈子可以理解成“部分熟人”关系。两种熟人关系的实质是两种类型的人际网络结构,人们在交往和利益需要中产生熟悉感。当然,熟悉是有程度之分的,这里说的熟人如果放在一个村庄里看,还是不够熟;但对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来说,经常见面能够打招呼,也可以算是一种熟人。

  (一)公共熟人关系

  1.公共熟人关系的网络结构

  社区中存在物业服务人员、居委干部、业委会成员等公共熟人,他们不一定居住在本社区,只是工作地点在本社区。社区居民都熟悉他们,但这种熟悉由系统本身赋予。城市社区的起点是陌生人社会,职住分离决定社区的主要功能是生活。因此,系统决定这些职位的治理实践是生活治理,其职能是为居民提供服务,帮助居民实现有序和幸福的生活。但由于生活的社会化,公共熟人与居民之间是一种单向度地提供与接受服务的关系,这是一种围绕管理与服务的沟通理性,而在交往中形成的熟悉感,也只存在于居民与公共熟人之间。

  公共熟人关系的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图中有三个分别以B、C、D为圆心的圆,圆心代表居民,圆表示该居民的关系网络。居民关系网络的交集A则是公共熟人,是居民交往当中的公共交点,即居民BCD都认识A,知道怎么称呼,但居民BCD之间未必相熟,因为很难有一个人际网络能够囊括所有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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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共熟人关系的形成

  居民与公共熟人之间的熟悉感,是在公共熟人帮助居民解决日常性生活问题中产生的。

  居民与居委干部之间的熟悉感主要是通过两种交往模式建立起来的。第一种是制度性的联系。社区是国家建制的管理单元,主要工作包括由上级下达的公共性服务和任务。前者如居民去居委会便民服务大厅盖章等;后者如垃圾分类,它需要居委干部亲自上门宣传到家家户户。第二种是居委干部下访,在社区的初创时期,居委干部每周一次入户走访,既是了解居民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熟悉之后,居委干部仍旧会每天下班后骑着电瓶车在社区逛一圈,在居民晚饭后的活动时间,居民经常会在社区看到居委干部。

  由于物业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居民对物业工作人员也比较熟悉,尤其是物业经理和维修工人。物业经理统筹社区安全、环境、维修以及物业费收缴等全面工作,与居民打交道机会较多。当然,并不是所有小区都有物业经理,在没有物业经理的小区中,居民最熟悉的是维修工。因为老旧小区房屋建设时间较长,基础设施老化容易出现问题,维修便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事务。

  社区中还有一部分热心公共事务的居民,一般会对业委会主任比较熟悉。业委会主任通常是住在居民小区中的退休人员,负责统筹工作,能力较为突出,不只负责监管维修基金的使用及续筹,有责任心的业委会主任也会帮助解决邻里纠纷问题。

  (二)部分熟人关系

  1.部分熟人关系的网络结构

  部分熟人产生于生活世界,构成居民区的一个个熟人圈。社区的本质是人际关系,打造熟人社区就是构建熟人关系网络。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的转变驱动精神基础的变化,“个体化时代背景下的熟人网络的构建不只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更是自由选择的自由人的联合”。集体意识也已经不能够整合一个复杂社会的所有成员,因而形成社会整合缝隙,每个熟人圈都存在着明确的规模和界线。“个人仍旧会参加很多团体组织,但团体只是个人建构关系的策略,而不是某种踏实的归属”,熟人圈之间缺少渗透的必要性。

  部分熟人关系网络如图2所示,它是居民ABCDEF因血缘、趣缘、制度等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个封闭的熟人网络,网络结构内部是双向流动的关系,即圈子内的居民之间相互熟悉。但每个圈子都有着明确的规模和界线,圈子之间保持适度距离,难以相互渗透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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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部分熟人关系的五种理想类型

  部分熟人关系的形成包括系统与生活两个维度,分别来自系统整合的力量和生活世界的交往。系统整合从功能层次上调节人们的社会行动,它包含上下级关系,相对偏正式;社会整合在价值层面规范人们的行动,不带有上下级关系。如果说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都包含权力的因素,那么,有一些人际关系可能会在权力关系上更加不对等,或者形象地说这种人际关系是纵向的;而另一些人际关系中可能会存在相对对等的权力关系,形象地说这是横向的人际关系。这两种人际关系和两种整合方式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使系统整合过程中也会发生横向的人际关系,社会整合程度提高后,也会发生纵向的人际关系。应该说,在系统整合过程中首先发生的可能是纵向的人际关系,而且很容易发生多层次的纵向人际关系,而在社会整合中更容易发生的是横向的人际关系。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熟悉的程度划分为“人熟”和“面熟”。“人熟”即大家互相熟悉,至少是见面肯定要打招呼,比如喊作“老李”,虽然也不知道老李的全名是什么;“面熟”就只是脸熟,只知道有这个人而已,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了解,见面也不一定要打招呼。

  如图3所示,我们根据部分熟人关系群种和达到的熟悉度,将部分熟人关系进一步划分为五种理想类型,分别是纵向“面熟”、纵向“人熟”、横向“面熟”、横向“人熟”以及四种类型的交叉地带,在社区中分别对应业主代表群、楼组长群、公共场所形成的共同在场群、亲朋友邻群、文体团队和老年活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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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学伟认为,人际关系一般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它存在情感性与工具性之分,同时也有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区别。关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之分及其强弱性的区别,表现出关系的熟悉程度。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析出产生熟悉感的两个重要变量,分别是高密度的交往和共同利益的需求。这两个变量不同程度的结合,便形成不同熟悉程度的熟人圈。

  (一)楼组长群纵向“人熟”关系的形成

  YZ社区共有60个楼组长,这60个楼组长之间构成一个熟人圈,纵向“人熟”的成因如下:

  第一,楼组长的身份相对偏正式。楼组长的产生,最初由居委干部通过开展社区活动或走访入户发现合适人选,而行政化和加速城市化挤压了居委干部与居民打交道的时间,居委干部便请即将退休的楼组长推荐新的楼组长。被选好的楼组长再去居委会登记信息并与书记对接工作,正式纳入社区治理队伍。

  第二,稳定的队伍是熟悉的内生性基础。楼组长一般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在社区中居住较长时间,比较熟悉社区;其次是已退休且完成家庭再生产,年龄在50至75岁之间。60个楼组长中,有一半的楼组长有着20多年的按组工作经验,剩下的少则五六年,多则30多年,队伍较为稳定,楼组长只有在搬离社区或达到楼组长退休年龄时才会退出。

  第三,社区工作和会议的增加强化了楼组长之间的熟悉度。首先,基层行政化造成居委干部用于完成上级指派的行政任务的时间增加,而近几年城市化加速尤其是“创全”、三大整治和垃圾分类等治理活动变为常规工作,大大增加了居委会的工作量。其次,居委干部需要借助志愿者尤其是楼组长落实具体工作。再次,工作落实通常以会议方式传达下去,工作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会议的增加。不管是会前、会中还是会后,楼组长们都会进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如何落实任务这一环节讨论尤为激烈。总之,居委会工作和会议的增加,也意味着楼组长工作和会议的增加,这造成身份的重复使用,一个楼组长同时是各种志愿者身份的集合,居委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造成联系的频繁,因为队伍的稳定,楼组长之间合作的机会也就更多。在此基础上,双重效应增加互动的密度,强化彼此的熟悉度。

  楼组长群是纵向“人熟”,因制度性工作的增加产生的高密度交往和共同利益,需要强化群体内的熟悉度,形成以居委工作为核心的强关系。

  (二)业主代表群纵向“面熟”关系的形成

  业主代表的身份相对正式。业主代表以楼栋为单位,每个楼栋产生一位,主要由楼组长推荐后经选举产生,代表业主行使表决权,维护社区权益。业主代表之间一般只有在开会的时间才有见面的机会,包括小区动用维修基金时,须业主代表共同商讨解决方案,以及年底的茶话会。一年见面两三次,而每次的会议只有三分之二的业主代表参加。社区中的熟悉感基本以楼栋为单位,个体或许能够认识本楼栋的居民,却难以跨楼栋认识他人。业主代表跨楼栋分布,本身就不存在熟悉的基础,彼此的熟悉感主要是制度性身份赋予的,但制度性工作仅限于每年的见面开会,使得这一群体也停留于制度性的“面熟”关系。

  (三)亲朋友邻群横向“人熟”关系的维持

  横向“人熟”产生于居民的生活层面,是居民生活世界中自发产生的联系,它本质上是“熟人社会”。这种熟悉不但有先赋性的地缘与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将其整合成亲密群体,带有天然自发的感情和性情。老旧小区仍旧“残留有单位制的思维逻辑”,被“熟人关系笼罩”㉗,虽然快速城市化过程客观上加剧了不同阶层的社会空间分化,出现“物以类聚的社会隔离现象,但人际关系依然以亲缘关系为核心,体现的仍旧是差序格局”。

  (四)共同在场群横向“面熟”关系的形成

  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社区中的公共场所经常会有人们之间的聚会,这些聚会构成了“共同在场”。久而久之,大家有了面熟,却不一定能叫出名字,比如自由参与的松散的广场舞,或者带孩子、遛狗形成的熟识关系。YZ社区中有一个露天的公共空间,放有3张桌子,十几条长椅,可容纳20多人,只要不是下雨天,每天下午3点至5点,总会聚集很多人。以其中一张桌子为圆心,桌子边坐着下象棋的年轻人,桌子外围站着年龄稍大的围观者,再往外坐着年龄更大的倾听者。围观的人静静地观看,偶尔因棋手的一步好棋而发出赞叹,听象棋的老人则通过围观者的状态和声音判断实时战况。大家就这样坐着、看着和听着,人群中偶尔传来赞叹声,没有嘈杂的聊天和频繁的互动,更多的是享受这种氛围,并借助象棋这一中介互相感知,在感知的过程中结识、互动和熟悉。

  共同在场“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大家因喜爱象棋而聚集,象棋也因此限定了这一空间的“物质边界和社会情境”。当身处这种特定的情境时,象棋成为感知中介,一旦行动者感到他们是如此接近,彼此就能感知到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人的体验。但这是“陌生人”的社会互动形式,个人“距离群体既不太远,又不太近”,与群体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与群体之间既不是熟人关系,也不是陌生人关系,而是保持一种“面熟”关系。

  (五)文体团队和老年活动室群:“人熟”与“面熟”之间

  人是社区的中心,社区建设应首先着眼于人的建设,而质的方面尤为重要,可以通过社团培植优良风俗习惯,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并以党建引领社区文化建设。于是,一方面国家权力在社区深入,另一方面社区活动空间也在不断扩展,国家与社会便在社区相遇了。因此,文体团队和老年活动群均是横向与纵向的结合,形成介于“人熟”与“面熟”之间的熟悉度。

  YZ社区有6个文体团队,分别是广场舞队、合唱团、戏曲班、手工坊、编织班、美食坊。文体团队人数占社区总人数2.25%,超过街道平均比例(1.91%),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居民参加文体团队的初衷意在锻炼身体、兴趣爱好以及社会交往”,同时,组织多元文体活动也被纳入社区文明治理体系。文体团队的产生方式有自发形成和借助国家力量形成两种,虽然产生方式不同,但社区必需给文体团队提供场地、设备甚至资金,并将负责人纳入社区志愿者队伍,由居委会统一管理。团队采取学期制,成员基本每周都会碰面,但并非强制性的,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从而形成介于“人熟”与“面熟”之间的中间状态。

  参加文体团队是兴趣使然,而兴趣本身是有界线的。对于并非出于兴趣的,年龄超过70岁已开启养老模式的居民,老年活动室便是最佳去处。老年活动室由政府投资建设而成,一般由楼组长兼任管理员。老年活动室内设棋牌室和阅览室,规模可容纳30人,人员较为固定。阅览室人员素质较高,老师、干部身份居多,安静地看书看报成为彼此的交往默契。棋牌室有3张牌桌、2张麻将桌,其人员普通工人身份居多,文化素质较低,并存在以桌为单位的内部熟人小团体,阻碍相互之间的交流。两类人不仅在阅览室和棋牌室内部交流有限,文化和精神上的差距也阻碍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即使共处一室,仍旧是“面熟”之上、“人熟”不足的状态。

  核心变量缺失:社区熟人化发展的障碍

  高密度的交往和共同利益的需求是产生熟悉感的两个重要变量,缺少这两个难度就难以产生真正的熟人社区。在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之下,这种熟人化能否走到底,形成理想的熟人社区呢?答案是不容乐观的。这是因为,社会整合本身是有局限的,需要系统整合补救;而系统整合也存在局限性,造成补救失效,进而使得社区建设止步于部分熟人社区。

  (一)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熟人化的局限性

  1.社会整合机制

  社会整合指向居民的“生活世界”,它在行动者的意识范围之内,是不带任何体制身份的“具体行动者和他们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各种关系与互动”,具体而言,是楼组长群关系和亲朋友邻群内的关系分别向业主代表群关系和共同在场群关系的扩展和渗透。

  首先,确实会发生从纵向“人熟”关系向纵向“面熟”关系的渗透,即楼组长群向业主代表群的关系渗透与扩展,但力度有限。楼组长的非正式身份在扩大熟人半径方面相对具有优势,但当离开这种制度性身份,将其作为普通人并指向生活层面时,这种制度性身份并不能赋予楼组长特权,将制度性优势转化为生活中的优势。楼组长群作为一个熟人圈,形成了以居委制度性工作为核心的强关系和有机团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纵向“人熟”是建立在楼组长工作的社会场域上的,他们在工作之外几乎没有联系。业主代表群的身份虽带有体制性色彩,但纵向“面熟”是在业委会指导下形成的弱关系,业主代表本质上仍旧是原子化的个人。

  进一步而言,公共生活积累的关系和情感不容易延伸到私人生活。当制度性的社会场域不存在时,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不论是楼组长还是业主代表甚或志愿者,日子再普通不过,像大多数人一样,每天买买菜、跳跳广场舞、参加一些文体团队等。楼组长只认识自己楼栋的业主代表,而业主代表群也只是“面熟”,楼组长难以通过一个业主代表去认识另一个业主代表。而业主代表通常只熟悉自己楼栋的楼组长,也不愿意借助楼组长跨楼栋认识别的楼组长。

  其次,亲朋友邻群与共同在场群的关系分别是横向“人熟”和横向“面熟”,两者之间也不容易打通。亲朋友邻群是一个熟人群体,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而共同在场群是“熟悉的陌生人”,具有偶然性和流动性,每次遇见的人都是变动的,不容易形成深入了解的状态。而且,大家会满足于这种共同在场形成的人际关系,由于进一步交往也会存在风险,人们小心翼翼地管控着交往的尺度,因而共同在场关系不容易进一步发展为更高层次的熟人关系。

  2.社会整合实现熟人化的局限性

  社会整合机制也使得社区的熟人化难以走到底,这是城市社区的普遍问题,为什么呢?众所周知,古希腊社会整合得好,人们相互熟悉,产生的“公民团体”使直接民主制度成为可能。但公民团体的实质是彻底的社会整合,而城市社区只存在有限的社会整合。

  第一,社会的理性化转型推动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而城市是社会转型比较彻底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个人较难脱离群体而独自存在,并同时属于多重群体。社会分化首先造成群体分化,一个团体需要保持适度规模;其次造成人格分化,为满足需要,个人选择加入多个群体并拥有多重人格。为了避免这些角色与人格之间的冲突,个人作出驱除感情的互动,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只是他人的社会角色”。这是社会分化下群体的理性化与人格的理性化耦合而成的理性互动形式,它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并开始改变客观文化。而新的社会交往的普遍价值标准,使这种非人格化互动合法化和制度化,实现了人际关系理性化的再生产。在这种结构化的影响下,人们看重的是社会交往本身所创造的价值,社会交往演变成了社会交换,并倾向于即时和等价交换。由此形成人际关系的契约化,而契约化又导致纯粹化,因事结成的关系,就保留在这个特定的“应用场景”中。

  第二,社区中的理性化是有限度的理性化。生意中基于契约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关系,合约主体只需要履行条约而不需要成为熟人。相反,社区中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具有被打破并使人际关系成为熟人关系的可能,毕竟社区是生活的地方,大家经常见面,具有发生深度情感纠葛的可能。“不仅个人自己在过去收到的报酬,而且在他的群体和参考群体中获得报酬的流行比率,都会影响到他对他服务的报酬的期望”。社区外的交往会影响社区内的交往,形成社区内的交换价格,并受到社区结构稳定性的影响。交换价格是个人对自己付出后回报的期待,交换也讲究等价交换,即我付出了,就要有回报。如果像农村社区那样稳固地住在一起,便可以形成一个公平稳定的价格,使期望得到满足。但城市社区的高度流动性,也造成居民交往的不充分,很难形成稳定的“交换价格”,这使得深入交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万一付出没有回报,个体自己就吃亏了。因此,城市社区中的交往在纠结中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平衡关系,大家小心翼翼地保持社交的频率和深度,既没有冷淡到清清爽爽,也没有热乎到可以回归传统意义的熟人社会。

  第三,不同于一般的交往,社区的交往是“家门口的交往”,退一步就进入私人领域。门外和门内是两个世界,门外是公共性,门内是私密性,好的居住环境应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但隐私观念的强化,使得家门成为守住私密性的一道防线。“私密性是个人希望对自己的社会交往有支配权和控制权,有独处和拒绝外界打扰的愿望”,马斯洛认为这种私密性属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私密性是个体化的产物,人们变得越来越在乎自己的独特性,不希望被窥探和打扰。而个体化将社会交往空间分化为社区之外—社区—家的差序格局,家便成为私人领域最后的自留地。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每个人的时间表不同,必须防止非约定的到访,这进一步强化了公私之间的界线,家恰恰成为私密性的空间保障。进而,由公共生活建立的联系和产生的情感不能延续和渗透到个人生活,也不能成为建立关系和积累情感的工具和手段,使得集体情感难以完全同化个人情感,也使得社会整合到达一定程度便会止步不前。

  (二)系统整合因素对熟人化发展的局限性

  1.系统整合机制

  系统整合指向系统,涉及纵向关系之间的扩展与渗透,是“制度和规则之间超越时空的逻辑相容或不相容”。它超出行动者意识之外,是国家借助系统力量向生活世界渗透,在此指借助楼组长和业主代表的身份,分别向亲戚友邻群和共同在场群的熟人关系扩展。

  其一,楼组长群向亲朋友邻群扩展。虽然这只是两个熟人圈,但仍旧难以打通,因公共生活结识的朋友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由于楼组长身份的制度性优势并不能转化为生活中的优势,楼组长之间在工作之外几乎没有交流,他们也不会真正把某个楼组长变成自己的亲朋好友。访谈中的一个楼组长就说楼组长之间很熟、关系很好,但并不是朋友,自己真正的好友仍旧是以前的12个战友,她觉得战友不只是战友,更是亲人,几十年如一日,就像家人一样不分彼此,私下经常一起聚餐、旅游,春节也一起过。她说自己在社区居住20多年,大家也互相认识多年,关系虽好,但只算普通朋友,不是亲人,仍旧是各过各的、各玩各的。

  其二,业主代表群向共同在场群扩展。业主代表可能会以其特殊身份进入共同在场形成的关系中,或与其建立一些群,比如“宝妈群”,但止步于有限渗透,彼此仍旧有明确的界线。

  2.系统整合实现熟人化的局限性

  系统整合包括党建引领和各种科层体系,作为社会整合的补救而存在。但这种补救也有局限性,不能帮助社会整合实现彻底的熟人化。

  第一,越来越清晰的公私界限。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公私界限不太清晰,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交往是一个差序格局,只要有人介绍,外人也可以加入这个范围进入私域。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个公私界线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一方面这是人际关系纯粹化的结果,使得不同关系之间交叉整合减少,私与私之间如此,公与私之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发现楼组长的工作逐渐退出居民家庭,那种楼组长调解家庭纠纷的情况在不断减少,开始转向居民的外部生活治理工作,比如垃圾分类。与此同时,由于社区行政工作繁重,尤其是近几年加速城市化,很多工作采取运动式治理方法,它要求系统内部高度整合,以集中应付上级检查。但由于行政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委干部自治时间,同时社区规模大,人口多,而居委干事只有7人,使得居委根本来不及熟悉居民。而越是没有时间,居委会越是要与居民保持距离,就像居委书记不愿加入小区业主群,因为联系过密会增加工作负担。

  第二,手段异化的考核机制。“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居委在财政资源、人事任免和行动权力方面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社区工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制定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来进行。”因此,考核制度下的理想社区会限制居委会打造熟人社区的社会行动,而部分熟人社区即可实现街道考核达标。居委干部作为公共熟人,有着正式和非正式的资源,国家希望而且目前也只有居委干部有能力打通居民区的熟人圈,但考核制度下的理想社区建设决定其没必要打通。比如,在职党员双报到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疫情之外党员双报到规定在50%的社区未持续发挥作用,社区仅满足于动员固有的志愿者和楼组长队伍。这并非社区没有能力充分动员,而是因为考核体系下的主要衡量指标是理想社区建设,社区只需把握相应的治理限度,以有限动员实现考核达标即可。考核本为监督落实社区建设,不曾想社区建设出现异化恰恰缘于实现考核达标。

  第三,社区治理中的缓冲机制。居委书记虽然职级不高,但也是一个几千人社区的领导,凡事并不能直接往前冲,因为话一旦说出口,便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居委会的对上行政事务也挤压了自治时间,这就决定不可能凡事都要居委干部出面,要允许楼组长有发挥自治作用的空间。因此,居委会通常采取网格化管理的方式分层次接近百姓的策略,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书记—片区干部—楼组长的治理缓冲地带。楼组长自下而上地及时发现并就地解决问题,对于无法解决的困难,及时与片区干部沟通,如果仍旧无法解决,再由居委书记出面解决。楼组长既是居民中的一员,又具有协助社区工作的合法性,而自下而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决定了可以形成不同程度的熟悉,即彼此不需要熟悉,但保持走向进一步熟悉的可能性,这也使得系统整合遭遇新的局限性。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对于政府和居委会来说,对居民的熟悉程度有一个底线,也就是必须顺利地完成换届选举,确保组织意图能够实现。一旦这个底线目标实现,政府部门的动力也就减弱了,至于居委会还能将熟人社区建设推进到什么程度就变成次要问题。这些都使得社区的折叠状态难以打破。

  余论

  由上述讨论可见,商品房社区的起点是陌生人社会,为了便于治理,国家有动力且努力打造熟人社区。在社区折叠的状态下,城市社区打造熟人社区的结果是部分熟人社区——社区中存在一个个范围有限、界线明确的熟人圈,并处于有限整合状态,而部分熟人社区高密度的交往和共同利益的集合,则需要形成熟人社区的重要机制。打造熟人社区的梦想步履维艰。如果我们把打造熟人社区理解为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过程。一方面,熟悉不是无止境的,社会整合本身也是有局限的,需要系统整合的补救。另一方面,系统整合本身具有制动阀,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继续朝着理性化方向发展,开始制约系统整合的补救效力。这两种整合方式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公共生活难以渗透和扩展到个人生活,集体情感难以同化个人情感,难以形成社区集体意识,最终使得打造熟人社区只能在一部分人中实现,社区建设止步于部分熟人社区。

  而如果本文的基本判断是成立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至少有两个方向的思考需要扩展。

  其一,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社区建设本身是目的,也是达成社会整合的一个步骤。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社区建设本身即目的,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形成高水平的社区整合。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更多地将社区建设仅仅当作社会建设的一个手段,从小共同体建设转向大共同体建设,又是否存在这种路径?这样的思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现在推进的非公企业和新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其实是在社区之外强化党群联系和社会建设,这也是一种大共同体建设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激活过去“单位社会”的想象。

  其二,我们如果希望沿着强化社区建设的方向前进,那么就要反思既有的社区建设路径。而当前的居委会和业委会之间的分离可能是一个主要障碍,它一方面导致社区规模过大,超出了居委干部联系群众的能力;另一方面,居委会也会生发限制业委会促进小区团结的倾向,形成社区建设资源的内耗。当前各地推进的小区党建已经作出了反思的努力。而进一步的努力方向可以是,开发小区业委会的经济功能。因为社区党建如果仅仅停留在组织建设和活动开展上,客观上还是不容易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更有效的社区建设总是会和某种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

  而如果新的社区建设思路能够给居民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也许,社区折叠就可以被打开,一种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建设的思路才算是真正成形了。这或许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思路,但倘若能够激发有关各方的思考,也就不算是无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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