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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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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简报第三十二期

作者:张伟玉

来源: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来源日期:2010年10月20日

本站发布:2010年10月20日

点击率:1490次


  和平崛起的中国如何经略海洋?

  今年以来,围绕着海洋权益的争夺战不断在中国与邻国之间上演。自“天安号事件”之后,黄海海面上的军事演习就一场接着一场,东海上围绕着油气资源的争夺和钓鱼岛群岛的主权争端使得中日关系剑拔弩张,美国高调介入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而俄罗斯和印度似乎也有意加入到这场围堵中国的混战中。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地位显著提升的中国,遇到了和平崛起过程中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而如何经略海洋的大战略问题,已经摆在了中国的面前。

  中国崛起加速期的战略困境

  正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新的一次中央全会对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阶段性的总结,并讨论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计划。这是一项内容丰富,具备高度战略意义的国家发展规划。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崛起中的中国将借此总结她已经走过的崛起之路,并寻找应对未来更为艰巨挑的征程的策略。此外,举世瞩目的世界博览会将在上海闭幕,但可比肩奥运会的盛会--广州亚运会将接踵而来。近两年来,中国用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逆市向前的表现,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上国家综合实力与建设成就的展示,赢得了世界对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改革业绩的赞誉,也同时又一次掀起了对中国崛起的讨论高潮。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对于中国而言非常重要而又意味深远的事件,放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指向或航标,见证者中国和平崛起之路在一步步向前延伸,也为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做出愈发明晰的解释。然而,虽然中国抱有和平崛起的愿望,可是国际政治至今延续着强弱分明的现实。尽管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绝对不会选择“国强必霸”的郑重承诺,但是国际关系的历史显然无力成为这种承诺的佐证。国际政治的历史表明:崛起国同霸权国,以及那些崛起国正在或已经赶超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极为棘手的难题,和平崛起之路异常艰难。

  面对如此种种压力,力图和平崛起的中国能否从容面对,考验着这一代甚至未来几代领导人的智慧。金融危机重组大国格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世界目光齐聚东方。美国启动了被“9·11”事件拖延的全面调整战略重心以应对东亚新兴的强国的计划,而不甘心在崛起国候选人中被淘汰或超越的国家,特别是印度与日本等,则强化了与中国的竞争态势。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愈发感受到身边强邻日渐强大而安全压力上升的东南亚诸国也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伺机而动。中国与东南亚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的“南中国海危机”,凸显出中国周边的海洋越来越成为大国、小国觊觎的目标和争夺的焦点。9月上旬,越南的一艘渔船和9名渔民闯入了中国的西沙群岛海域进行捕鱼,中国扣押了这些渔民和船只,并将对其进行罚款,在通知家属之时宣告缴纳相应罚款后将释放这些越界的渔民和船只。在东盟“10+8”国防部长会议召开之前,越南就利用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向中国施压,要求无条件放人,希望把南海海洋利益问题作为防长会议的重要议题,通过东盟和美国等国家一起逼迫中国放人。对中国而言,当下最为紧迫的是,一场以海权争夺为核心的竞赛似已全面展开。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如何经略海洋牵动着整个亚洲的国际形势。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著名学者巴里·布赞教授曾经就中国的崛起问题进行过非常认真而仔细的分析,其在《中国能和平崛起吗?》一文中对中国崛起发出了设问。布赞认为,中国现阶段已经到了要考虑究竟要推动何种类型的国际社会以及地区与全球平衡的时候。国际格局随着国家间实力,特别是经济财富与潜能的快速变化与转移而加速调整,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相当微妙,在如此难以预料的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中国对国际社会塑造的发力,显然将是最重要的一种推动。而所谓的地区与全球的平衡,已经从中国与美国和周边邻国的安全与经济方面宏观协调的裂痕突出的体现。对于未来的可能性结果,布赞对中国崛起还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的,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但是中国走的道路,无论怎样精心设计,都并非坦途,最为关键的制约在于中国如何处理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问题,以及如何面对与身边近邻的冲突与争议。

  学者孙学峰副教授研究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国际体系的冲击和重塑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对外政策不断进行调整的原因、措施以及这些调整的战略效果。根据他对中国在冷战后的东亚政策调整进行的分析,他认为东亚地区呈现出“中美两极格局”的局势,因为中国积极参与同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的协调,保证了冷战后困扰东亚的朝核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没有爆发重大的冲突。

  而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周边国家和世界上主要大国反而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而实力有所下滑,中国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崛起压力,特别是美国战略疑虑与遏制。中国对周边邻国的安抚作用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必须主动的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这种全方位的变化。而当前,中国面临着非常紧迫的对外政策压力之一,就是中国与周边邻国,特别是南海地区邻国的海上权益争夺。维护中国的海权利益,是中国在近期崛起加速过程中非常突出而棘手的问题。包括阎学通教授和王缉思教授在内的学者都取得一个共识,在东亚地区安全压力上升,中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较量的情况下,为此中国要明晰自己的对外战略,并且要确保为国际社会所了解。

  概括总结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加速期面临的困境,可以发现都是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和主要竞争对手,甚至霸权国美国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等方面相对下滑,造成了中国崛起过程中所遇到的冲突多发期显著提前。一直奉行“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中国,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和东亚的新国际格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也在逐渐扩展,为此必须要重新反思并制定新的对外大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持崛起的势头,又捍卫自己的各种利益,同霸权国美国和周边的邻国之间保持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关系,尽可能在竞争与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降低纠纷与冲突对中国崛起的负面冲击。

  和平崛起中的海权利益

  中国负陆临海,是典型陆海复合型国家。因属典型的半封闭海区,所以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理环境相对不利的国家,海域的开放性相对处于劣势。从地缘政治来看,易出现海防和塞防危机并存的局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国面临着海权与陆权的矛盾与冲突。自秦统一中国以来边境形势基本上长期处于北扰南安的局面,所以历代王朝都派重兵锁守北疆。而南方海域虽然自明朝中叶起屡有倭寇犯境,但都属于袭扰、劫掠性质并不触动封建王朝的根基,事实上海洋成为防止敌人入侵的屏障,由此形成了“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观,逐渐形成了“守土防卫”的陆权思想。

  中国的海权思想出现在近代,“海权”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清朝驻德公使李凤苞节译的奥国普兰海军军官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所著的《海战新义》(1885年天津机器局刊印)一书中,该书提到“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

  虽然中国古代在海上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但“重塞防、轻海防”的国防基本战略令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一直频遭海上列强的欺侮,海上力量薄弱和海防空虚,最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海权沦丧。这其中最为值得痛心的莫过于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尽殆而终。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朝鲜战争使国防与工业重镇的东北直面美国的严重威胁,中苏交恶又令中国的北部边陲险象环生。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的缓和,两国在边境上的对峙状态慢慢缓和,随着边界划界谈判的完成,中苏之间的边境冲突已经彻底解决。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中亚地区的边境安全的保障机制,中国的北部边防压力大大减轻。

  中国海权的捍卫与拓展受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严密制约与封锁

  中国维护海权的力量长期以来发展相对缓慢,当北部边陲的重大战略威胁消失之后,随着海洋权益争夺的日趋激烈,当前中国海洋安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岛礁被占,资源被掠,海道受扰,海上纠纷不断,周边国家海上力量发展迅速,海洋大国纷纷介入。二十一世纪,中国要立志做一个海洋国家,因为海洋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性的大国,能否实现真正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毫无疑问,海洋对于中国崛起过程中对资源与能源的需求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海上航道的畅通无阻,特别是石油运输和货物运输线的安全,对于中国这样的能源需求大国和世界贸易大国而言,也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的安全形势来说,海洋方面的威胁已经成为了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中国面临的维护海权的任务也异常艰巨。

  形势严峻的中国海疆捍卫僵局

  对于中国的海权战略,中外学术界与战略界都有很多的不同看法。学者王湘穗和张文木等在评估了中国的经济布局战略和海防能力后认为,中国不想成为一个拥有海洋霸权的国家,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海权,能够维护愈发凸显战略意义的海洋权益和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军的战略也已经从“近岸防御”调整为“近海防御,远海防卫。”

  中国的还将防御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漫长的海岸线造成众多的海上邻国几乎都与中国有海上岛礁的主权争端。以涉及国家最多,主权争议最为复杂的中国南海海权状况为例,目前,中国同东盟国家中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国在南海问题上有着错综复杂的主权争端,捍卫海权的形势极为严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周边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主权提出过异议,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是得到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认。

  南海问题的出现主要与三大因素有关:一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剑拔弩张,面对陆地的直接威胁,我国只好把战备的重点移向了“三北”,这时中国的南沙群岛等处于失防状态。二是20世纪60年代末,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被发现。三是1994 年11 月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周边其他国家正是在企图掠夺油气资源和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部分条文不明确及存在缺陷的动机的驱使下指染中国固有领土南海诸岛和南海海域的。

   “南海问题”出现的主要是一方面相关国家出于战略、能源利益考虑而对南海的觊觎,另一方面是中国出于整体国家战略的考虑而在南海问题上的高度克制。地区性组织和区外大国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主要表现为表面“中立”实则偏袒东盟诸国,牵制中国。例如,越南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自恃有苏联支持,大肆侵占南沙岛礁;菲律宾在1995年后,数次挑起“美济礁事件”,大都是基于有美国等大国支持而中国因需稳定的周边环境必将保持必要克制的考虑。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先后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甚至对南沙群岛的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并非法占据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海洋圈地”运动。公约中规定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南海周边一些国家据此单方面宣布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划定大陆架,这些主张或要求均不同程度地侵入了我国的传统海疆线(“U形线”)内。有些国家还以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制度为依据,对其划定的区域内的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印度尼西亚虽然未占领南沙岛礁,但侵吞我南沙海域达5万平方千米,还单方面宣布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与我国传统海域发生重叠;马来西亚于1979年将27万平方千米的南沙海域划入其版图,是侵占和掠夺我国南沙海域资源最多和最早的国家;菲律宾政府则相继单方面宣布了一些海洋立法,规定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将我国南沙东部41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划入了其领海;文莱也已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分割南沙海域3000平方千米。

  在南沙群岛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有43个岛礁分别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占据,其中越南占据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岛礁,马来西亚占据5个岛礁。中国台湾控制着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中国大陆有效控制的岛礁仅有11个,此外,文莱也对我国的南通礁提出了主权要求但尚未占领。
    
  根据邵建平、李晨阳等学者的研究,东南亚国家大致通过七种方式侵犯中国的南海主权,包括:以多种方式在政治上宣示主权;强化对已占海域的控制和资源开发;以国内立法的方式强占中国南海海域;反对中国在南海采取的正当主权行为;借向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的时机争夺中国南海海域;联合瓜分中国南海海域;驱逐和逮捕中国渔船,并以各自国内法形式进行宣判,强化国内法管辖,造成既定事实。

  2002年11月4日东盟与中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了禁止使用武力威胁、采取自我克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探索建立信任措施、合作、磋商和遵守国际航空和海上航行的自由等主要行为原则。在危机管理过程中,要尽力避免国际机制的调停,尤其是东盟和其他西方大国操纵的国际组织的介入,要采用双边机制。

  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然而这一文件首先并不具备严格的法律效力,并非多边条约,也不是正式的行为准则;其次这一宣言并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因此各方对该宣言无视而任意违反并不用担心违约成本;最后,其规定的各方保持克制与冷静,维持现状却无法杜绝各国在已修筑的占有设施上进行强化。

  在解决海权争端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对争议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二是通过提交国际法院进行裁决;三是武力对抗加上政治谈判的策略。仔细分析上述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可以发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尽管是各方接受起来最容易,也是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方式,但是却不解决根本问题,当涉及多方时因为利益分割难以平衡,共同开发的操作性非常低。而对于诉诸国际法,通过国际法院判决的方式来解决,是一条凭借相对权威客观的第三方裁决的方法,争端的各方因为公平和客观接受程度更高,同时避免了武力解决,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规定,于2006年8月25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个排出性声明。根据该声明,中国对涉及领土主权、海洋化解之类的纠纷,主张用政治的办法解决。也就是说根据该声明,中国已经明确拒绝了将南海主权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而是通过政治谈判,或者更直接的说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很显然,领土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最为核心的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谈判解决此类问题都极难有结果,谈判各方几乎不可能做出妥协,因为主权问题是原则问题,是不能预设底线的。

  综上而言,中国选择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和政治谈判协商解决领土纠纷的问题,都难以在南海争端中取得效果,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目前海权日益被侵犯,却无力改变被动局面的僵局。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频现对华施压声音

  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近期于越南召开。来自东盟10国以及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美国、中国、俄罗斯、新西兰和印度的国防部长与会,并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尽管作为会议的承办方,越南的国防部长称此次会议不讨论任何具体的问题,希望将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尽量排除在此次会议讨论中,但是会议前期和会中各位国防部长的发言和表态还是将南海问题不可避免的置于各界关注的中心。

  10月12日在越南河内,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会各国代表依次签署联合声明。

  东盟“10+8”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给了美国和日本联合东盟国家,共同在海权争夺中向中国发难的机会。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托马斯在东盟防长会议召开之前表示,愿意协助草拟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以解决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纠纷。美国的国防部长盖茨在河内的越南国家法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与太平洋为邻;我们在这里有长期利益。整个亚洲都要相信,除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美国还将在国防与安全领域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对于南海争端的解决,盖茨也提出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完全依赖双边关系是不够的--为了应对该地区最重要的安全挑战,我们需要多边机制。美国和越南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海上安全及自由进出全球公共领域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而在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上,盖茨则再一次强调了希拉里国务卿曾经在三个月前提到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表示:“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保障自由通航、经济发展和贸易不受阻挠以及遵守国家法。”基于这样的说法,盖茨提出对于南海问题的解决,“不应诉诸武力,而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遵循国际法解决。”

  日本在该会议上提出钓鱼岛问题,但是其对钓鱼岛群岛享有主权的主张却没有获得与会国家的支持。日本也看到,想要在此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必须要联合美国和东盟各国,日本的媒体甚至提出了要与韩国在此问题上合作,尽管日韩之间就独岛(竹岛)还存在着重大争端。

  除了美日之外,俄罗斯和印度也纷纷向越南示好,希望加强双边合作。俄罗斯海军司令部的一名官员6日表态称,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准备相关文件,重新启用位于云南岘港和胡志明市之间的金兰湾俄军事基地。这一消息传递着强烈的信息,说明俄罗斯不甘寂寞,也要在东南亚错综复杂的海洋争夺中,分得一杯羹,至少不能只沦为看客。越南的外交部声明越南不会与外国出于军事目的合作使用金兰湾,算是给俄罗斯泼了一盆冷水。然后幕后的情况与后续进展如何,还待观察。

  此外,印度也想加入到了这场争夺中。东盟防长10+8会议上,印度与越南加强海军合作,凸显出了印度希望靠近中国的海军基地,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推进自身的东进战略。

  10月11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长进行一年以来的首次会晤

  对于各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心知肚明。中国的国防部长梁光烈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对地区安全合作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表示支持,也希望东盟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发展,梁光烈国防部长着重强调“中国发展国防力量不是为了挑战谁、威胁谁,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一项长期的战略选择。

  中国海权战略调整迫在眉睫

  探究国际社会对中国忧虑的根源,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并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绝不信奉“国强必霸”的逻辑,然而外交政策宣示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国际社会更在意中国是怎样做的,以及将如何去做。亮明自己的国际社会身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协调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成为未来一个阶段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

  学者赵可金副教授梳理和总结了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战略界对于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辩论,并以是否调整中国当前的对外大战略以及途径为标准,划分出韬光战略派、拓展战略派、鼓励战略派和信誉战略派等。中国大战略是否调整在学界存在着争论,如何进行这种调整,调整后的目标如何,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不管怎样,学界的这种反思本身,就意味着在变幻莫测的国际格局中,中国已经意识到身边的种种压力与对外战略之间的关联。

  中国大战略的设计与调整,可谓贯穿着中国近十年来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与和平崛起的起步过程。金融危机以来大国实力分布的显著急剧变化将中国的崛起过程正常节奏打乱。是否以及如何调整对外大战略的问题已经迫在眉急。中国的犹豫不决,在对外战略上徘徊不前,在国际上就难以更好的应对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崩溃论”等偏执理论和种种揣测怀疑。从近期中国南海、东海与东盟国家和日本的主权争端,就可看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的疑虑和猜测,以及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怀疑,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已经被这些国家视为潜在的假想敌和防范对象,这对于中国希望维护和平崛起的良好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安全环境,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 中心点评

  对于中国对外大战略的设计与制定,以及相关的外交政策如何配套执行,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和争论都是必要的,为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更加顺利,中国的国家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但与此同时,深入分析争论和分歧产生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在决策,特别是政策和战略执行过程中协调统一同样重要。

  著名学者秦亚青教授提出主体间的认知差异对中国对外战略争论非常有借鉴意义。该理路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外交决策层对于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成就与能力的认识,可能不同于学界、民众以及外国的观察者们,而对外战略的调整必然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相关各方对这一调整的目的、方式途径的合理性等的判断也有差异。秦亚青教授将主体间的认知差异划分为中外、纵向与横向认知差异三种,并阐述了它们各自的负面影响,颇为独到而深刻:中外差异使得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纵向差异趋于导致国民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不理解,典型是认为中国对外政策偏“软”;横向认知差异趋于将群体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往往会使某些特殊群体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概括起来,这三种认知差异都导致了相互间的期望落差。中国外交现在不仅出于对外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外交决策的机制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调整。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在对决策中发挥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普通民众接触新媒体,特别是网络也在积极表达着民意,成为对外决策不可忽视的因素。对于中国的崛起,目前在国内决策层、学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认识不同,造成了我国对外战略,特别是维护海权方面的策略和手段等方面相互理解和认可的程度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相关单位和部门需要统合资源和力量,应对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对于中外之间的认知差异,就更为明显。东亚地缘政治复杂,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中国的周边国家和美国对中国的崛起目标和策略、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和防卫政策等等都持深深的怀疑,就凸显了中外之间的认知鸿沟。

  对于中国未来的海权维护,从三种认知差异的弥合的角度来说,有以下一些要点是中国特别要注意的:

  第一,对内强化海权意识,形成从政府决策部门,到学界与普通民众对中国海权现状、紧迫形势的深入了解,认识到海洋对于中国崛起的重大意义,树立起维护海权的全民族意识。海权与陆权之间矛盾对中国国防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海权意识、经略海洋的能力以及海上实力与美国、日本等海洋大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必须要在维护海权的决心和意志方面得到足够的强化。同时,发展足以捍卫海洋权益的实力,保障对外战略的有效实施。

  第二,对外积极宣传中国的原则立场和主张的同时,制定灵活策略同那些与中国有利益纠葛的国家分别打交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尽量不要在多边来搞,而是侧重双边有针对性的一一攻克难关。逐渐缓解中国海权维护面临的压力。

  ■ 焦点论坛

  再论美国调整亚洲安全战略

  奥巴马上任之后,积极调整其前任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在亚洲与其盟友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东南亚也积极布局,与越南的关系出现较大的改进,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也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更为重要。而美国调整亚洲战略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实际上,美国调整亚洲战略从其今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可以看出端倪。该报告是美国军方用来分析战略目标和研究潜在威胁的国防政策指导性文件,也是中国了解当前美国军事理论与战略动向的重要观察工具。该报告理论上是四年出台一次,其对于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总论和对于中国的特别关注是中国反过来判断美国安全战略的重要指向标。

  1997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潜在的全球竞争对手之一。2001年版的报告则明确提出,欧洲的巴尔干意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都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但在亚洲,对美国而言保持稳定的平衡却要复杂得多,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很容易猜到这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就是指向中国。2006年的报告更加进一步明确的指出:“在大国和新兴国家之中,中国的军事能力与美国形成竞争的潜力最大。如果没有反制措施的话,中国很可能发展破坏性军事技术,从而打破美国在传统武器方面的优势。”到了2010年,报告对中国的关注愈发升级。

  报告说,“中国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加之其同样快速增长的军事能力,成为亚洲地区战略环境中的核心和决定性要素之一,在全球安全事务中也日益如此。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经济和安全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存在和影响”是不断演变的亚太战略格局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在报告中,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随处可见。 “中美关系未来并不确定……为审慎起见,美国将防范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通过合作方式,也可能无法防止中美破坏性竞争和冲突”。“中国军事现代化有限的透明度--包括能力、意图和投资等方面,仍然是所在地区一件日益堪忧的事情,从而增加了误解和误判的潜在来源。”“缺乏透明度、中国军事发展的性质和决策过程,使人对其未来在亚洲和以外地方的行为和意图提出合法性的问题。有关其军事现代化计划的步伐、范围以及最终目的,中国只分享了有限信息,使人对其长远意图也提出了一些合法性的问题。”鉴于“东亚的复杂形势”,报告还建议美国同时加强地区伙伴的作用,包括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美国联手东盟国家对中国形成战略围堵的策略昭然若揭。而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实践着这一策略,特别是在东南亚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

  2009年11月美国与东盟举行首届峰会后,2010年的峰会首次在美国本土召开。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东盟是重要的一环。作为东南亚牵制和防范中国的重要帮手,东盟的存在制约着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力,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东亚地缘政治中不可轻视的角色。美国希望以美国-东盟峰会为核心,构建地区安全机制。除了美国-东盟峰会外,美国还将于明年首次参加东亚峰会;今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刚刚出席了在河内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美国参加这一系列本是亚洲国家参与的机制,为的是参与东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并发挥领导作用,为美国的亚洲战略布局安排好机制链接。

  9月24日,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在纽约召开。在美国纽约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面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了美国担任太平洋领导角色的决心。在加强双边关系方面,奥巴马强调双方需要“史无前例”的合作。奥巴马表态称:“作为太平洋国家,美国在亚洲人民的未来上,有着重大的责任”。“美国有意在亚洲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表示欢迎。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在各国领导人举行会议前表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对维护地区安全、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奥巴马证实将会参加明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峰会,以代表美国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参加今年稍后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本年度东亚峰会。美国的学者分析认为这次峰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步骤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9月24日,美国和东盟领导人在纽约就加强美国和东盟关系举行会谈

  奥巴马会见东盟领导人以及盖茨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实际上延续了美国新政府亚洲战略调整的态势。奥巴马政府上任近两年来,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美国与东盟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双方不断发表新的言论,表态与实际行动不断,简要回顾如下:

  2009年7月,美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东南亚友好条约》,并在随后同柬埔寨、老挝、越南和泰国共同建立“美湄合作”新框架,将其敌视的缅甸以及防范的中国排除在外。

  2009年12月8日,越南政府发表《越南国防政策》白皮书,越南副国防部长阮志永指出,中国南海领土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是令人关注的问题。为此,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曾经公开要求军队快速实现现代化,要在南海局势愈发紧张的不确定状态中,增强保护越南国家利益的资本。

  2009年10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公开称,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影响力,以平衡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和潜在的战略影响。奥巴马2009年的东南亚之行的唯一一站也选在了新加坡。他不仅表态要做一位“太平洋总统”,而且明示要强化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2010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麦克·马伦(Mike Mullun)上将表示,中国国的军事重心正从陆地转变为海空,而太平洋地区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区和贸易区。因此,他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已经从好奇转变为担忧。

  2010年7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向东南亚国家透露,美国有意愿成为东亚峰会的永久成员,东盟外长会议对此积极回应,称在东盟峰会上提出该议题,并寻找合适的时机并选择合适方式正式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

  2010年7月,印尼外交部长发言人特库·费扎亚表态称,中国的军事扩张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的日益强大加深了亚洲地区的猜疑。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出席东盟地区论坛表示,美国会在南海岛屿争端问题上保持中立,但保持南海自由航行关乎美国利益。为此美国愿意通过多边会谈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并给予东盟国家以帮助。

  2010年8月,参加完美韩军事演习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停靠越南的军港,并与越南海军共同举行演习,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从上述的种种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往来和针对南海争端以及中国威胁的言论来看,美国加强在东南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调整其在亚洲的战略部署的态势非常明显,试图借中国威胁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的意图很清楚,联东盟遏制中国的策略也为许多与中国有海上主权争端的国家所乐见。包括越南和印尼等国在内的东盟国家,正在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新一轮煽动下向美国靠拢,尽管东南亚诸国并不情愿在两大巨人中做出明确决策而陷入中美较量的博弈之中,但是面对海洋资源和岛礁主权的争端,美国与东盟联合对付中国的策略还是被许多国家所奉行。面对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国必须针锋相对的做好回应。

  ■ 观点摘要

  约施尔·费舍尔(德国前副总理)

  决定中国战略的核心利益是国内现代化、执政党地位的持续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包括台湾)。这些考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会改变。所以,中国将成为基本上属于“内向型的超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它将奉行实事求是的外交政策。军事方面,中国将谋求区域内的霸权,以确保国家的统一。……美中协同合作的格局也会出现争端,其作用大概也仅限于缓解危机及不时出现的经济、政治上的对抗局面,就如目前因为双边贸易不平衡所带来的冲突。但从战略角度来看,双方还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些时候还可能呈现在政治上,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尤其是欧洲国家。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2日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

  美国人越强硬,就只能进一步激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好战性,增强中国人的力量,而这将使我们与中国更难合作,更难共处。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1日

  布拉马·切拉尼(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

  未来数十载,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如何演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日益自信的中国正在不知不觉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恢复它作为该地区安全与稳定不言而喻的保障者的老大地位。……虽然美国高枕无忧地继续保持在亚洲的核心地位,可是长期来看美国的安全协定可行性取决于它向盟友和伙伴提供的安全保证的可信度。……事实上,通过战略合作而来你洗起来的亚洲国家群体已经成为协助建立地区力量稳定的中坚力量。

  --香港《南华早报》10月12日

  《华尔街日报》评论

  越南近几个月来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中越的争执类似于中日两国上月在东中国海的纷争。此次事件除了会加剧亚洲国家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担忧外,还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增添新的紧张因素,由于今年美国宣称在南中国海有自己的利益并且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惹恼了北京。

  --转引自《环球时报》10月8日

  吴建民(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副院长)

  对于今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摩擦和矛盾,应当看到有些矛盾和分歧是近期能解决的,有些摩擦和分歧近期解决的条件不具备,如何解决不可操之过急。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要有耐心。太急了,不仅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会贻误大局。

  --《环球时报》10月14日

  余万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判断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如果美国存在战略重心的话,目前还是不能离开反恐。奥巴马政府加强对亚洲的关注,一定程度实在补布什政府落下的课,布什政府忙于反恐,忽视了东亚,错过了东亚一体化的进程,美国担心被排除在外。

  --《世界知识》2010年第19期

  ■ 中心动态

  1. 10月15日,中心主任孙哲教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第五届台湾问题研讨会并发表“和平协议:两岸政治发展之争议”论文。该研讨会就“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新思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出席研讨会的在美华人学者包括赵全胜教授、陈兼教授、周晓教授等。国内受邀出席的包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李义虎教授、张植荣教授等人。

  2. 10月15日,周世俭研究员在西北工业大学就“当前中美关系的几个热点问题”发表演讲。13日,周世俭研究员在商务部党校面向商务部驻外工作人员培训班就同一主题发表演讲。11日,周世俭研究员在清华职业经理培训中心工商行班主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对策”。

  3. 10月12至13日,孙哲教授受邀参加由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和国务院台办联合举办的“当前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研讨,美方出席人士包括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主席施瓦布、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柴哥亚利教授、柯庆生教授及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莱仪等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美在台协会前主席卜瑞哲、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包道格等人也分别参加了两天的讨论。

  4. 10月11日,孙哲教授在美国拜见了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国际顾问胡应洲先生并就中心发展向胡先生做了汇报。胡先生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多年,对中心工作提出过许多指导性的意见。

  5. 10月9日,中心副主任赵可金副教授受邀参加在上海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研讨会。出席会议的还包括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庞中英等。此次研讨会主题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赵可金副教授提交了会议论文,并与多位公共外交领域的官员和学者接受了凤凰网、《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的专访。赵可金副教授提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应该是对本国民众负责的观点。

  6. 10月3日至7日,陶文钊研究员受邀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信仰,共享的智慧和国际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研究宗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学者70多人。马来西亚总理在会上做了晚餐演讲。与会者就如何加强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如何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社会,防止大规模武器的扩散,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广泛和活跃的讨论。

  7. 10月上旬,赵可金副教授发表多篇文章,包括9日在《环球时报》发表的“美国茶党风暴波及中国”,在《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发表论文“中国崛起与对外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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