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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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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

作者:杜君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3年01月02日

本站发布:2013年01月02日

点击率:1754次


    如果真相是一种伤害,请选择谎言;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请选择沉默;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请选择离开。 --徐志摩

  2012年12月10日,身着黑色燕尾服的莫言先生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奖章、证书和奖金。因为欧债危机,这笔巨额奖金已经由1000万瑞典克朗缩减至800万,约合人民币750万。

  近20多年来,每一次诺贝尔奖对中国的青睐都酿成一场充满政治色彩的风波。毫不例外,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社会各个层面都构成新的刺激。虽然早有“准备”,官方媒体对莫言获奖仍然表现得大喜过望;与此同时,文学界和知识界则出现了许多关于莫言文学与思想的剖析与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莫言所代表的正是权力体制下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一  诺贝尔情结

  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或许就是从火药到炸药的历史,火药来自中国,炸药则出自诺贝尔。炸药给世界带来灾难,却给诺贝尔带来财富。诺贝尔死于1896年12月10日,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就成为诺贝尔颁奖日。半个世纪后,刚刚经历两场炸药浩劫的新人类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12月10日又成为国际人权日。

  如果说战争是这个终身不婚的钻石王老五的最大成就,那么他的最大荣誉就是依靠硝化甘油积攒了一笔巨额财富,然后用这笔战争遗产设立了一项永久性的世界大奖。作为一个科学天才,诺贝尔将他的所有遗产留给了后来的科学才俊。同时,他没有遗忘人类的心灵与良知。文学有关心灵,政治有关良知,诺贝尔设立了文学奖与和平奖,“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作出过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

  作为东方秩序的主导者,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以“中央之国”自居。自鸦片战争始,火药对老大帝国的洗劫成为历史最恶意的讽刺。中国已经无法分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文明。作为世界的“他者”,陷入身份焦虑的中国亟需一个来自西方的权威认同,因此有了奥运(金牌)崇拜,因此有了诺贝尔情结。

  王小波曾经说过:中国是盛产小说的国度。人们常常将“四大名著”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但遗憾的是,中国既不盛产诺贝尔,也不盛产诺贝尔奖,更不盛产诺贝尔文学奖。于是,诺贝尔文学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界的“诺贝尔情结”。据说鲁迅当年曾被人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自嘲道:“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去世后不久,赛珍珠就因为“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而获得了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对拥有中美双重国籍的赛珍珠的获奖,很多中国人并不以为然。因为赛珍珠批评蒋介石“独裁”,反而招致中国政府的谴责和抗议。即使蒋介石失势之后,赛珍珠和她的作品在中国仍然不受欢迎。

  从1957年到1998年,先后有6位“中国面孔”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这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这个诺贝尔梦想最终以一种尴尬的方式变为现实。曾是中共党员和官方作家的高行健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时他刚刚加入法国籍。诺贝尔奖委员会对高行健的评价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高行健的获奖,在中国文坛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诺贝尔奖抵抗运动。对高行健的审判,并未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偶像,相反,它是一场失败的彩球赌博,促使人们提前从诺贝尔神话中醒来”(朱大可)。10年之后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加令中国愤怒。“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这场“灾难”对中国的伤害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到了2012年,“耿耿于怀”的中国仍然拒绝给前来访问的挪威前首相颁发签证。但就在这时,中国作家莫言令人意外地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颇有一些“破涕为笑”的喜剧感。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对莫言先生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莫言竟然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与赛珍珠具有相似的时代背景,他们笔下塑造的都是一个西方意象中的中国形象。但不管怎么说,“中国赢了”。莫言获奖一扫长久以来的阴郁,大大缓解了 “诺奖焦虑症”。与此同时,莫言也使中国的诺贝尔情结变成一种中国式悖论:莫言获奖证明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肯定,正如高行健获奖显示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在很多人心目中,诺贝尔奖牌对于莫言,就如同奥运金牌对于刘翔,这是一场惊喜,也是一场意外;与其说得奖的是作品,不如说是个人,或者说,这是对一个渴望被认可的国家的满足。事实上,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影像时代,确实没有多少人会对一部晦涩的文学作品感兴趣。

  尽管中国官方在给莫言的祝贺中说,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但莫言在瑞典文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毫不客气地说,“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至此,中国彻底了结了诺贝尔情结。莫言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初写作是为了吃上饺子,如今获得诺奖就有钱在北京买房子了。诺贝尔奖作为一个神话彻底终结了,诺贝尔奖甚至已经与中国无关,而只是某个个人的事情。

  二  从农民到作家

  奥威尔曾说:“不了解一个作家的历史和心态是无法估量他的动机的。他的题材由他生活的时代所决定,但是在他开始写作之前,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感情态度,这是他今后永远也无法超越和挣脱的。”莫言出生在一个贫穷年代的贫穷华北的贫穷家庭。除过基本教育的缺失,他最大的灾难就是食物的匮乏--饥饿,他甚至吃过煤渣。如果说贫穷只是灾难的一种,那么莫言颇有点多灾多难。很多年后,莫言承认:“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因此,莫言写作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向社会表达,而是为了自己吃饭。“莫言总是说自己苦,但其实在三十岁以后,他比大多数中国人过得都好”(石康)。但后来的莫言并没有摆脱写作的功利性,只是将饺子换了诺贝尔奖。或者说,写作并非莫言的存在方式,而是他的成功之路。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莫言说:“我的家乡经常停电,水又苦又涩,冬天又没有取暖的设备,我害怕艰苦,所以至今没有回去。”

  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说起中国作家莫言时,他一定不会想到,18年后,莫言果然站在了他曾经站过的地方。莫言说:“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莫言的获奖理由是“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在颁奖致辞中,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对莫言极尽溢美,甚至用了“超越人类想象”这样的词语: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在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佳肴是烧烤三岁儿童。男童沦为食物;女童因为被忽视而得以幸存。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因为计划生育大量女胎被堕胎: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为此写了一整本小说《蛙》。……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在中国传统时代,小说多是末流文人的雅好。农民革命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暴风骤雨》到《金光大道》,识字的农民成为官方体制下的主流创作团队。当小说成为故事时,作家与说书人就没有什么区别。莫言这样描述自己写作的缘起:“在我阅读了福克纳的小说以后,我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来讲故事的呀?!这样的故事我有一肚子,于是我就把我肚子里的故事倒出来了。”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莫言曾说:“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这部仅用了83 天写成的长达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充分体现了莫言对身体而非思想的崇拜。从《丰乳肥臀》、《檀香刑》到《生死疲劳》和《蛙》,莫言将自己对身体的迷恋演绎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这种迷恋无法掩盖其对性无能和生存意义的焦虑感。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尚未启蒙的儿童眼里的成人世界,一切似乎都在莫言的童年时代就定格了。食物、饥饿、屁股、乳房、肛门、暴力、死亡、偷窥、恐惧、绝望……这些构成莫言小说文本的关键词。

  作为一个勤劳的写作者,莫言似乎有意回避“作家”这个带有知识分子色彩的身份,“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虽然已经走遍了世界,但他的笔尖从未走出高密,甚至未能走出他那个混沌懵懂的童年。当莫言走出他的“故事”时,他就如同童话中那位新装的皇帝,如此真实而又平庸,甚至无知而又懦弱……他曾经写过马屁诗:“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他也亲手抄写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面对批评,莫言的辩解多少有些苍白无力。诺贝尔奖无疑为莫言平添了许多勇气,因而也更加自信,他把那些批评称为“石块”和“污水”。他一方面声称自己不懂政治,也不喜欢政治,另一方面又将思想犯和刑事犯混为一谈,如同此前他把审查制度等同于机场安检和签证。一个侃侃而言睥睨天下的莫言,让人分不清他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位政客。从文学到政治的距离有多远?这个距离或许就是作为作家的莫言与作为政客的莫言之间的距离。

  三 当文学遇见政治

  奥威尔认为,一个作家除过“稻粱谋”之外,他之所以会选择写作,往往出于四种心理需求,即消除自卑、审美冲动、探究历史与政治诉求。所谓“政治”,就是“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奥威尔还说,“没有一本书是能够没有丝毫的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可以说,政治是与文字一起诞生的。无论文学还是政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起点,就是良心。诺贝尔设立的文学奖和和平奖如同两根平行的铁轨,它们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致力于人类与社会的幸福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诺贝尔眼中的文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放置在人类普遍意义上、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在整整一个世纪里,诺贝尔奖试图以文学的名义宣扬一种基于正义与良心的政治,这就是诺贝尔伦理下的政治。

  作为一个典型,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被誉为“年轻一代的良心”,他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在其作品中表现了人类对时代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的认识”。应当承认,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基于作家、作品、身份和国家等因素的考量权衡,诺贝尔奖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与世界主义往往成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公敌。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诺贝尔奖如同炸药一般,引发了数不清的“战争”,而其文学奖更将红色苏联置于人类良知的审判台上进行炙烤。

  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他当时因为《日瓦戈医生》正遭到体制的严厉惩罚。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未能前去领奖,但这无疑是对一位良心作家的莫大支持。1965年,苏联作协副主席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位共产党员。5年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又给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不仅未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数年后甚至被苏联当局剥夺国籍,驱逐出境。

  “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20年后,苏联不在了,“良心”回来了。当年苏联驱逐了他,如今俄罗斯接回他。索尔仁尼琴告诉人们:“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

  在国家主义语境下,文学无疑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国看来,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评选。高行健获奖后,中国外交部批评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在获奖致辞《文学的理由》中,高行健重申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他说:“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

  如果说特立独行的高行健是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那么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和党员的莫言是中国的肖洛霍夫。虽然莫言在他的“故事”中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分开,但他永远无法摆脱“故事”之外的政治身份。莫言声称自己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与政治无关;是他个人的胜利,与国家无关。他试图以此来消解诺贝尔文学奖长久以来形成的普世价值观和政治理想。为了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去政治化”,莫言左支右绌,一面声称自己不是政治学家,对政治不了解,一面又说政治就是“教人打架”;一面说自己的小说里“有政治”,而且有“丰富的政治”,一面又劝别人“少关心”政治。索尔仁尼琴在当年的获奖致辞中说过:“所谓的’去政治化’,并不是真的要把政治从侵入我们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去掉,而是要去掉知识分子不喜欢的政治。”莫言想去掉的恰恰是自己“不喜欢的政治”,这就是他的政治。

  四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973年,在斯德哥尔摩,两名歹徒挟持了4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僵持了6天之后,劫持者投降。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后来的法庭审判中,4名被劫持者不仅拒绝指控罪犯,而且还自愿筹款营救罪犯;他们不但不恨歹徒,还非常感激歹徒没有伤害他们,而且,这4名被解救的人质最痛恨的竟是解救他们的警察。这桩发生斯德哥尔摩的劫持案成为社会心理学上一个著名的案例,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这种看似疯狂的与狼共舞的心理反应其实并不少见,它普遍地发生在封闭、压抑、恐怖的特定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身上,比如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众、监狱的囚犯、被绑架的人质、暴力家庭中受虐的妇女儿童,这些受害者大都会产生这种对“坏人”的信任和依赖。正如昆德拉所说:“最糟糕的不在于这个世界不够自由,而是在于人类已经忘记自由。”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人不仅是脆弱的,人更是可以被驯化的。

  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性所能承受的恐惧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是死亡。当一个人处于权力(暴力)对自己生杀予夺的困境时,他就会慢慢认同生命权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权力者;他之所以活着,并有口饭吃,这都是权力者的恩惠和赏赐。在一定时间下,这个失去自由的人就将自己对权力的恐惧和仇恨转变为对权力者的信赖和感激,甚至产生崇拜。如同“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个人会逐渐认同自己与权力者之间的利益同盟,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权力的暴虐。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囚犯瑞德非常认同典狱长的话:“把信仰交给上帝,把身体交给我。”他对新来的安迪说:“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上个世纪以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的发生;这些灾难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小小的银行里,而是发生在很多幅员辽阔的极权国家之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份, 恐惧是阴险的, 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份, 当作存在的一部份, 而成为一种习惯。”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般包括“劫匪”与“人质”这两种简单的角色。在实际情况下,“人质”常常会发生分化,出现劫匪、帮凶和人质的局面,这有点类似监狱模式下的监狱长、狱卒和囚犯。正如狱卒和囚犯都没有自由,帮凶和人质同样都是劫匪的奴隶,但帮凶的不同是从人质阵营跳出,以投靠劫匪来有限地改变自己的处境。虽然在劫匪面前他依然是人质,但在人质面前他却是劫匪。这种“角色异化”导致了价值观的分裂和典型的双重人格。

  莫言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动物庄园”时代。莫言在他10岁的时候就被打为“坏分子”,因而被迫辍学务农。他的身体是如此瘦小羸弱,以至于连农活都无法胜任,只能去放羊。生产队是一种典型的监狱体制,每个社员都是最卑微的囚徒,他们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所得却不足以裹腹。这一段“人质”经历无疑对莫言的身心构成严重的伤害,使他对暴力极度敏感。恐惧和绝望逐渐转变为崇拜,莫言从暴力中发现了美感和快感。在莫言后来的作品中,无处不弥漫着对暴力和身体的病态迷恋。

  因为“出身不好”,莫言几乎只能当一辈子“人质”,但他后来幸运地成为一名军人;或者说,他终于从“囚徒”变成了“狱卒”。这次体制的“恩赐”造就了后来的莫言。在身份发生改变之后,莫言眼中的“劫匪”和“人质”发生了错位,从前的自己变成了后来的“他者”。在获奖致辞中,莫言讲了一个故事: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莫言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劫匪”与“人质”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很多年前,他和他的母亲不过是“劫匪”淫威下的“人质”;多年之后,他已经成为“劫匪”,而当年的“劫匪”却沦为“人质”。在这种角色游戏中,“母亲”扮演着“良心”。在“母亲”眼里,当年的“劫匪”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老人”只是一个可怜的“人质”,所以他们“不是一个人”。同样,今天的莫言与当年的莫言也“不是一个人”了。“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後,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

  莫言否认了自己的“公众人物”角色,因此他也就没有义务代表“公共舆论”。查尔斯o狄更斯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代表公共舆论,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这句话其实对政治家而言似乎更加合适。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o马内阿指出:成为作家,把自己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就意味着要与人民站在一起。但在文学里,被转换为文字的往往是个人的痛苦和希望。一个公众人物要成为真正的公众代言人,首先应当存在公共舆论,每个人可以在公共场所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政治观点。

  五 犬儒的盛宴

  作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体制作家,马内阿深有体会地感叹道:“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都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如果说当年高行健获得诺奖曾经引发国家层面不满的话,那么如今莫言获得诺奖,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民间。在这两种不同批判背后,传递的是体制与自由之间紧张和对抗。

  莫言曾经引用鲁迅的一个比喻,其实所谓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完全是莫言自己的“三位一体”:在公共层面是“聪明人”,在官场是“奴才”,在作品中是“傻子”。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可以从莫言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就给了作为“傻子”的莫言,但这又引发人们对作为“聪明人”和“奴才”的莫言的不满。

  莫言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文学的巨人与精神的侏儒,在特定语境下,这种典型的双重人格必然成为众矢之的。面对权力的体制,一个有良心的作家无疑是个“傻子”,因为这是他的荣誉与责任所在。加缪在获奖演说中讲到:“一名作家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正因为他是一名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能去为那些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只能去为那些忍受历史的人服务。”

  作为一个作家的笔名,“莫言”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反讽的黑色幽默。“我父亲是农民,但我们家生活安乐,他担心我可能会说些不适宜的话,可能让我们家惹上麻烦,所以他让我不要讲话,装作哑巴。”不幸的是,“莫言”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笔名。“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文字是一种对抗权力和庇护人性的武器。莫言用他的名字诠释了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或者说,体制如何使一个作家与他的作品之间发生严重的“精神分裂”。

  莫言说:“我对人类精神毫无贡献,我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大家看看,我这么一个熊样的人,竟然被说成中国著名作家,对作家的精神和崇敬感,是不是顿时就会烟消云散呢?”不经意间,莫言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体制作家群体完成了一个彻底解构,主动撕下了本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这让人不由想起“皇帝新装”中的那两位裁缝--大文豪福楼拜曾经自我嘲讽说,作家就是“江湖骗子”。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莫言告诫人们,谁也无权要求他成为战士,更无权要求他成为“烈士”。因此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而装睡是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的权利。作为体制的“逃兵”,马内阿跟莫言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真正的公众舆论不可能来自对个性的否定,而是来自对个性的尊重”,但是,“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如果这条鸿沟确实存在的话。”

  一面是懦夫和可怜虫,一方面是英雄和智者。这种中国式的生存智慧构成一个社会的文化主流。每个人身上都有莫言的影子,莫言只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灵魂沦落的犬儒世界。“这是一个人不如狗的世界。”这是电影《罗生门》中的一句台词。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致辞结尾,莫言讲了一个类似《罗生门》的故事。这个故事仍然是莫言式的,除过一个幸运儿,每个人都那么残酷、自私而充满敌意,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写给莫言的授奖词:“这是一个没有真理、常识和同情心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粗暴、无助而荒谬。”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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