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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下一个阿拉伯之春:中国管理社会骚乱的方法

作者:James Reilly

来源:东亚论坛

来源日期:2011年11月10日

本站发布:2011年11月10日

点击率:3660次


    作者: James Reilly, University of Sydney

  翻译:秋涟

  来源: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9/20/not-the-next-arab-spring-the-china-method-for-managing-popular-unrest/

  “阿拉伯之春”的严重后果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类似的群众抗议事件是否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面对公众对于政治参与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共采用了包含宽容、响应能力、说服力和镇压能力的复杂策略来应对并取得成功,这种成功也预示着对上述疑虑做出否定回答。这甚至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以及如何能继续执政中国。

  中国领导人为那些最容易被动员、信息最灵通、最热衷于参与的公众提供了诸如选择性地宽容群众抗议和政策争论等输出渠道。同时,政府通过无处不在的监督、威压和审核来约束活跃分子的煽动,以防对自身执政造成直接冲击。这导致结果类似于某种包容性的争论,虽然群众视为继续爆发并且影响某些特定的政策决定但不至于从根本上破坏党和政府的政府。

  在对外政策领域,过去十年中这些动力在中国对日关系上的作用尤为明显。自从2001年以来,中国公众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持续膨胀的消极阶段,并通过抗议和感性的媒体报道表达出来。这种情况阻碍了外交协商、打断了双边经贸合作、教唆了好战言论并使中国处于被动的外交处境。直到2005年,中国的对日政策仍然处于危机之中。面临着国内急剧上升的抗议运动,中日关系也跌至了自从1972年建交以来的谷底。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应对民众在对外政策方面零散爆发的愤怒情绪的办法,而不是一味向民族主义者的压力妥协去采取激烈的对外政策。中国领导人善于缓解公众愤怒情绪并依照公众要求采取对政策或者辞令方面进行微调的方法来对公共舆论进行适当的回应。这种调整也是调整总体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即转向平抚公众情绪、转移公众注意力以及缓和任何由于对情绪化的公众意见追随甚密导致的外交风波。对于处理中国近来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沿海问题上的纷争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方面,也可以看见这种战略的身影。

  通过外交战略来重塑外部环境、宣传力量来转移注意力、限制信息流以及向大部分公众呈现选择性的影像,中国共产党成功阻止了公众集结的洪流,并且并未对对外关系造成不可修复的影响、没有使得民众有过多的不满和挫败感。

  简而言之,中国改革时期民族主义的攀升并没有使得军力的侵犯性高涨。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和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军队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相对应的利益,而有勇无谋、过于激进的外交政策是很难成就这种诉求的。

  这种方式很好地解释了这个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如何维护其在一个充满紧张和争论的社会中的执政地位。还有普遍推测认为中国的抗议示威反映了政权的薄弱。然而与其说公众在街上、在网上在媒体上的情绪表达反映了中共的脆弱与不稳定,不如说这种方式实际上维护了中共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

  抗议行为使领导人得以知道公众情绪及相关方面的信息,也是一种转移对政党愤怒的宣泄渠道。通过部分政策调整或象征性的调整,中国领导人回应了人民的担忧,也因此缓解了社会中最容易被煽动的群体的潜在批评。

  对社会激进行为容忍空间的增长和萎缩对中共执政起着重要作用。对中共维护权力愿景的最大威胁是中国领导人可能在过度宽容或者过度严苛的某一个方向上走极端。如果不能对社会压力维持适度的宽容、回应以及说服力,那么就会和被动容忍社会抗议及政治异议一样,损害中共继续执政的局面。中共能否维持在中国的一党执政局面取决于能否做好这种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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