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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段皓文: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金灿荣、段皓文

来源:《国际观察》2014年1期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2014年04月08日

点击率:3159次


  在过去半年里,习奥“庄园会晤”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为2013年的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正能量”。双方领导人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规避冲突、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说明中美关系已经逐渐成熟稳定了下来,一向严肃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甚至把双方的这种合作努力称之为“多年来我们在中美关系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虽然诸如东南中国海问题、对台军售等问题总是难免在中美关系中反复凸显,但两国关系总基调的良好现状基本可以确定。尽管如此,未来中美之间仍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挑战与困难,这对真正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双边关系如何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怪圈,走出一条国际关系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新型大国合作道路,始终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一、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意义与困境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它其实是一对“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即现存国际秩序领导者和最具潜力接班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从一战前的英德到冷战时的美苏,这样的关系从来都很难处理;而今天的中美两家为了自身和全世界的利益又必须处理好,这一过程当中自然少不了诸多的困难与艰辛。从今天全球化发展的深度上讲,中美两国所具备的经济和政治能力本身已经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两国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必要保障,加之全球性问题的突显更是只有由中美这样的能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合作才能解决。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差距更进一步加大,过去二十年全球化的扩张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集中爆发。各国内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包括最强的中美两国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今天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挑战。中美两国的“超大性”决定了它们必须为全球负责,而承担好这份责任的基本要求就是两国关系的合作性质。


  从主观上讲,对于美中“老大和老二”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地位的微妙性质,国内的认识普遍是不足的,这成了我们外交工作进行更具历史适应性调整的一个障碍。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都在发生着程度不一的改变,这也是中国外交最近几年频繁遭遇挑战的重要原因。而我们国内的知识界与媒体界大多没能全面看待“GDP世界第二”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多数人倾向于贬低这一数据本身的价值,这从国内治理的角度来讲的确无可厚非,他们的观点提醒着中国不可盲目自大,仍需谨小慎微地改善治理和发展经济。但这样一种压倒性的舆论导向却造成了我们时常无法看清和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事实的反应状态,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近几年我们对外战略上的消极态势。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国内的外部意识有一个更加合乎实际的观念转变与更新。


  然而,客观上更现实的困难却在于中美关系这样一对战略性关系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战略基础的缺失和战略定位的模糊而造成的,即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信任赤字”问题。在经历了21世纪前十年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互信缺失”日益凸现起来,今天我们在两国的民众与部分精英之间都不难看到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态度。据CNN2010年1月的民调报告显示,58%的美国民众认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中国是美国的巨大威胁,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35%。①在2011年年初,另有权威联合民调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反感的人群达50%,而这一数字在上世纪末不到20%。更有2012年3月的拉斯姆森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民众把中国看做至少是经济方面的巨大威胁,其中25%的人把中国描述为“敌人”。再看中国方面,我们任何时候上网打开各种论坛、微博都总能看到对所谓“美分党”、“带路党”的攻讦,甚至有部分人把赞赏美国的行为视同“卖国”。客观而言,虽然这些数据和网上言论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但它们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国民众当中部分政治积极分子的态度,并能对两国的政治产生影响。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民粹的力量都在抬头,只不过这次美国的民粹政治是产生于社会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而中国方面则是缘于某种意义上民族自信与自尊的过度膨胀。


  在中美两国的学界当中也不乏对双边关系十分悲观的表达。基辛格曾用“克劳学派”一词来指代美国国内一批坚信中国崛起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冲突的思想界精英。该词来源于一战前英国外交官克劳就德国崛起所撰写的一篇著名的分析文章,认为无论“崛起国”的言行如何表现,其本身能力的发展最终必将导致其与“现状国家”(霸权国)的“生存”互不相容。类似的观点在当前美国的政界、商界拥有着一定的市场。中国国内,所谓“中美必有一战”的言论多年来也不绝于耳。中美两国各自的“鹰派”虽然并不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所赏识,但他们却以意见领袖的身份赢得了国内民粹舆论的喝彩;也为民间存在的“交恶感”提供了所谓“理论依据”,获得百姓“认可”了的这些意见领袖对自身所持的“中美关系悲观论”也变得愈发自信起来了。如此一来,中美两国在国内社会舆论上都呈现出对两国关系某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悲观意识。


  事实上,中美两国间的“互信”或说战略基础并非从来都是缺失的。总体来讲,除了1989到1992年由于特殊历史事件造成的短暂动荡外,双方先后经历了两个长期稳定的、基于明确战略基础和定位的大范围合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基础在于共同防卫来自苏联的威胁。双方的合作在这一阶段可谓获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其高峰是在1979年。这一年不仅中美正式建交,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努力”,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的苏联。而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给冷战的紧张氛围注入了巨大的积极因素,并最终促进了整体国际格局的变迁。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合作定位也很清晰。中国努力谋求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美国则接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其高峰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方在这一时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国际市场;美国国内虽然屡屡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大体上也还是乐于见到中国加入它所建立的一系列国际规制之中。双方在这一阶段的这种战略合作无疑也是双赢的。中国自然是“搭”了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便车”,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发展,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商界明确表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中国制造”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政治领域,得到中国合作与认同的美国霸权如日中天,并在外交和海外军事行动(主要是反恐战争)上获得了巨大空间。


  双方的分歧爆发点应该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本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失败的,这场万众期待的“盛会”最后在一片争吵和嘘声的混乱中结束,只留下了让各方都不满意的一纸空文。西方的不少主流媒体在会议期间和其结束之后都在指责中国,认为中国是搅乱大会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则感觉这场大会更像是“富国集团”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现在回过头去看,把会议失败的原因全归于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但西方媒体观察的另一现象却的确存在——即在此次会议上实际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中国为主要代言人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事实上是131国),同美国带领的“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了立场鲜明的正面对峙。西方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影响力所深深震撼,并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自由行动意志”,进而能够“把这全球性的大会演变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外交博弈的战场。”


  辅之以同年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各自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论是在发展模式还是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方面都已与美国表现出明显不同。


  而对美国而言,哥本哈根大会的实例给予了两国关系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完全可以不认可美国,反而在世界范围内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领导”相对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同美国抗衡。如此一来,双方对于之前“融入——接纳”模式的战略基础和相互定位的信心自然会发生动摇,相互间的猜疑日渐增多,中美关系的困难也就再所难免。


  二、中美关系现状中的新问题


  在整体战略基础欠缺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在后危机时代伊始就事实上处在一种有如传统“权力转移”情境下的长期“战略敏感”心理期,各自的合理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西方媒体正在把今天中国外交的许多言行认定为“咄咄逼人的”。而面对美国自2010年开始推行的“重返亚太”政策以及在中日争端中所持的暧昧立场,中国舆情的反应多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组建“包围圈”的阴谋。也因为这种深刻的不信任,尽管双边关系在2013年的多数时间内连续发出“利好”讯号,但对未来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的人有增无减。中美关系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固然是传统的“3T”问题,即台湾(Taiwan)、西藏(Tibet)、贸易(Trade)。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由于近年来两岸的缓和,并不构成中美两国短期内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从两国每年必定上演的“对台军售”争吵中我们不能低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仍将是我们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外力干扰,而事实上越来越显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美台关系也在时刻考验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审慎与决心。西藏问题本并不构成一个国际问题,但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借西藏问题炒作,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国现政府的企图。美国的外交决策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发,不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既可以达到在现实政治层面适度干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还可以满足美国基于其特殊优越性而产生的“救世情结”和“自由主义帝国的冲动”,可以说兼顾了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考量。因此该问题仍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只是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学会不再单独借西藏问题刺激中国,西藏问题的“温度”将与中美关系总体的“温度”趋于一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日常”摩擦。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债务、通胀等问题双方都不可能给予对方满意的回应,谈判可能会继续反复、但成果甚微地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将给过去双方都习以为常的那种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以巨大冲击,而关于如何合理应对这种冲击两国都不能说完全做好了准备,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除原有的“3T”问题外,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还有可能加入以下几方面的争端:1.中美围绕亚太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战后美国独霸亚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中东以及中国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从地区实力而言的中美亚太领导权争夺实际已经开始。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推动的“再平衡”战略在过去三年内曾造成中美关系乃至东亚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尽管这一战略的着力点在奥政府第二任期逐渐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地区争霸意味。当前的情况十分微妙,整个东亚地区都是经济上依赖中国(中国几乎是每个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安全上倚靠美国,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以什么形式演变将决定亚太地区格局的未来。


  2.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一度压抑了作为一个大国本身应有的军事力量发展。近两年来从战机到航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建设水平“井喷式”的发展事实上只是被压抑多年的自然释放,是由中国自身规模所决定的应有的安全保障建设。但这一情势的继续扩张无疑会对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导权产生冲击,而在这样一段军事力量差距迅速缩小却又未达均势的时期,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相互戒备将很可能达到一个顶峰,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未来十年期内中美发生试探性军事摩擦的可能性高于朝鲜战争以来的任何时期。


  3.中国走向海洋对双边关系的巨大冲击。海洋从来都是美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冷战后美国依靠三条岛链舒适地牢牢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因此当中国应自身发展要求开始发展海洋力量之时必然会触碰到美国及其西太平洋上各盟友的敏感神经,这一点在近期各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关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海洋冲动在美国看来就是对秩序和现状的极大挑战,然而这种对现状的“修正”又是合乎双方力量对比改变的自然逻辑,无可逆转。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海洋力量扩张;但在这段美国的“适应期”内,两国关系势必会在海洋权益方面面临诸多紧张。根据美国当前对中国海洋能力的总体评估,它已经意识到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其第一岛链的制海能力已经无法与中国抗衡。因此,其目前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事实上是一个“以退为进”的战略,即把第一岛链的对中国防范放手鼓励让日、菲、韩、台等各盟友去做,自己则抽身去经营第二、三岛链。美国前线盟友的大胆闹腾会使得中国疲于应对,而把力量集中于第二岛链则可以在更大区域内起到对中国海权发展更加有效的抑制。因此,关于海洋问题的争端可能成为未来中美之间最为尖锐突出的矛盾热点。


  4.中国产业升级与中美关系结构性变化。目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摩擦还主要停留在传统的贸易(包括汇率)和债务等方面,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已经逐渐启动的大规模产业结构升级,这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中之重,并已在包括新能源领域在内的众多“未来工业”中得到了初步推行。若中国在未来顺利地逐步实现这样一种宏伟目标,则它将能以其富足的人力和资本生产出从产业链最低端到最高端的所有工业品。届时美国在经济意义上要面对的将是一个中国版的“1900年代美国”:其国家规模庞大,制造业能力超强无比,没有明显的工业水平短板,关键还在于双方的经济不再具备多少互补性,而且这个国家之前是依靠美国自愿接受其“数额巨大的不平衡出口”而繁荣起来的。这种终极事态在未来不仅是关乎中美双边关系,同时也是“美国治下”的国际体系中从未有过的大变局。美国当前对中国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冲击表现得比较敏感,其应对方法并未体现出对双边关系做长远和大局考量的成熟理性。去年,华为、中兴、三一等公司在美国发展连续受政治因素阻碍的实例正是未来中美产业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5.新空间领域的竞争。除上述传统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外,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目前也已扩展到了太空、电子、网络等非传统领域。现代经济与现代军事的未来发展无疑都在太空科技和信息科技,美国在这些领域独享了数十年荣耀,但技术扩散的现实使得中国如今也开始掌握了这些高精尖科技,并逐渐走到了时代前列。在最新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表现出了对网络安全和信息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兴趣,也在这些领域向中国施加了不小压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切实对美国新空间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程度,并事实上已经在网络空间开始了对美的敌对行动。在这些领域由于存在着许多技术与管理能力的空白,要消除双方的相互误解其实是比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加困难,而未来的网络世界也因此将会成为中美情报、科技、甚至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战场。


  6.两国心理状态的变化。2010年度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已经超出美国,而全球贸易总额也在2012年度超越美国。尽管各方对于中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真实性”始终存在质疑,但总体而言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将来是背负着“失去了保持110年的两项全球经济地位标志”的心情同中国交往的。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于人们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普遍悲观预期。奥巴马上台之初所许诺的“再工业化”于第一任期内基本没有兑现,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在数据上表现有所好转,但市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还远没有重拾。于是,美国在对华外交上的整体心态将前所未有地从一个“领导者”向某种“受害者”心理转变,或是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再如以往那样自信。反观中国方面,国民对于国家力量的成长刚刚有了一番觉醒,民族自信正在往一个全新的高度发展,这就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美关系就像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一个自信、颇有闯劲的中国遭遇一个不自信、焦躁易怒的美国,将使中美关系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陡增。


  7.两国国内社会矛盾及中国社会多元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应当承认,中美两国目前最大的压力更多地是来自于各自国内治理方面,“占领华尔街”人群所怒斥的社会不公在中国同样普遍,民粹主义力量在两国都有上升的趋势和空间。由于世界经济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呈现下行趋势,中美两国都缺乏真正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将使得民意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掣肘力度大幅增强,加大领导人温和、理性反应的难度。此外,中国社会当前各类思潮交错涤荡,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又使得这些分歧性思想的传播强度和广度都大大提升,社会多元化情势愈益明显,国内从官员到百姓都在对美政策取向上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而中美两国政府就这一中国国内的新变化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便很可能造成双边关系中的误解和情绪化因素日益增长。


  8.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但客观来讲,中国今天的成功确实使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工业化并不只有西方这一种途径,而对美国而言,“中国模式”的根本挑战似乎在于它表明了现代化完全不意味着要真正接受美国视之为重要国家利益的所谓“普世价值”。事实上,美国对一个模棱两可的“中国模式”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保守心理在作祟,即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偏执信仰,而其实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国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对这种“专横强制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了。然而,根植于民族个性的价值认同很难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继续进步,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忧虑将会进一步加深,从而在深刻的心理层面上对双边关系构成制约。


  此外,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周边部分国家紧张,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牵扯力度将会加大。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问题的突显某种意义上可归为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外部性不适症。周边部分国家在羡慕、忌惮中国的同时,又想趁着中国“将其未起”之时占点小便宜,这其中就包括如日本、菲律宾、韩国等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从2010年开始推进所谓“再平衡”战略,有一部分因素就是接收到了这些国家的“邀请”。也因此,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当中,美国所谓“再平衡”战略逐渐从“依赖盟国”走向了“放纵盟国”的路径。对美国而言,这是成本最小、最有可能有所斩获的对华遏制战术。它通过默许、暗助周边国家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麻烦,可以保持一种在美国可控范围内的低烈度紧张,以求让中国在疲于应对的同时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外交失误或国内情绪失控,从而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质量,维护其在亚太的固有地位。由此,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们在对华战略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这一事态就意味着周边国家单方面的对华摩擦与挑衅越来越可能牵动、甚至“绑架”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美关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确实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异常严峻的考验,其问题之复杂恐怕在两国各自的对外交往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三、中美关系的出路何在


  毫无疑问,以上所描述的各种情境确实容易让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悲观,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前面讲到的所有问题都并不是无解的。事实上,中美关系绝非必然走向“宿命论的大国政治悲剧”,这不仅是因为双方都有极力避免一种正式对抗的意愿,同时也因为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中双边关系存在着众多的“利好”因子。只要中美两国都能真正行动起来利用好双方的合作基础,二者仍然完全可以拥有一个和平、共赢的未来。


  具体而言,中美双方的合作至少可以基于三大类客观条件:


  1.主体特性。中美两国内部所拥有的一些独特性质并非必然是结构性冲突的本源,反而可以是两国合作共赢、力量融合的内在禀赋。一方面,中美两国不仅是超大型国家,而且都还是文明型国家。可以说两国同样都是兼备物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全能冠军型”国家,这不仅指明了双方假如走向冲突将没有“胜者”可言,同时意味着两国的刚性权力竞争有很多时候可以凭借文明的多元性,在功能性领域以多种途径、方式来寻求谅解与合作。另一方面,当下两国民众中存在的政治对立情绪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深刻的文化意义上有着难以调和的固有矛盾。相反,中美两国在社会文化上其实有着不少共通之处,如都是平民社会、都信奉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有较强的文化包容性,这些都是两国关系合作与妥协的有利基础。应当承认,两国在很多价值观和思维习惯方面仍然有着诸多不同,但如果两国的文化共性运用得当,则这种差异更可以使得彼此在对方眼中更具吸引力。有的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了双方在文化上的互补性,以及在所谓“国家模式”上纠结猜忌的不必要性。


  这些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目前都没有被两国较好地运用,而这种从文化内涵上发展出的友好将有利于更加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中美战略层面合作。


  2.历史条件。西方的对华强硬派总偏爱以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来类比今天的中美关系,但一些很明显的时代事实表明了这两对关系的类比实际上并不科学。首先,中美同为核大国的事实表明了双边关系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冲突来解决。其次,全球工业化和信息科技全球化带来了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民众政治觉醒,使一个大国很难以非和平、对抗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一点对于刚结束伊战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而言再清楚不过。再次,当今时代国际法的制度化程度和约束力远非一战时期所能相比,一个国家假如要背离联合国以及相关的国际规制来行动,则其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比惨重的。最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虽然是中美分歧的一大爆发点,但政治层面的分歧并不意味着双方在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应该停滞,反而使得中美依靠具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来搞好双边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双方在反恐、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等领域同样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当今世界中美两国举足轻重的地位持续加强,各类全球性问题也只有中美的合作参与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改善。


  3.双边条件。中美双方当前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都已建起进一步合作的良好基础。在经济领域,5300亿的中美贸易总额以及中国1.3万亿的美国国债持有,都表明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确保的经济摧毁”,这种关系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唯有合作一途可走,双方乃至全世界都经不起一个中美的“新冷战”。在社会联系上,除了数额庞大的相互直接投资外,两国人民的关系中还有很多良好基础。比如数量庞大的美籍华人,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完全可以被塑造成为中美之间不走向对抗的一大保障。


  在政治领域,双边关系基本建成了各个层面的机制化、专业化磋商,这些都是中美关系中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截止至最近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双方已有近百个双边多层次对话机制,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SAED以及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它们在频率和深度上都应得到两国更大力度的加强。未来中美在大战略层面的合作基础不会凭空产生,只可能是在这些真诚而频繁的接触交流中探讨出来的,这也是双边关系中必须有所作为,并且大有可为之处。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在“习奥会”中看到的两国最高领导层中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强烈政治愿望。


  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实际基础并不差,但这些客观条件是否能被有效组织起来服务于双方的未来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中美两国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都需要转变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适应世界形势和双边关系当中的众多变化。


  首先要做的是为中美关系寻找一个新的战略定位。斯坦伯格的“战略再保障”所提出的意见很中肯,只要双方都拿出诚意来。之前的“融入——接纳”模式仍然可以作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大战略基础,即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


  就当前而言,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上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着力消除中外双方在“中国责任”上的认知差距,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难处,明白它在担当国际义务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给自己造成压力的同时却使外界误解中国;美国方面则需要学会不再以一种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力量客观发展的现实,尤其需要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为中国释放更大的制度空间。总而言之,即在现存体系内,中美两国应该做到“两个sharing”,美国要向中国“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中国要为美国“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实际上,中国完全不排斥一个继续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过去的20年里,两国在这个体系中的确实现并享受了“共赢”,相信在双方的适当调整下,未来的这个体系仍能让两国皆大欢喜。


  其次,双方需要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的争端解决和控制机制。正如前面所说,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必须依靠机制化的交流沟通,而鉴于未来双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误解越来越大,一定程度的摩擦纠纷很难避免,中美在问题出现后必须能够及时有效地沟通磋商,协调政策,方能保障双边关系的健康运行。尤其在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领域,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双方都迫切需要一种更深程度的对话交流,以免相互间的猜忌和质疑越走越远,最终造成战略误判,酿成悲剧。基辛格给中美关系贴上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标签所蕴含的“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的思路非常清晰,因此,中美关系最能依赖的发展路径就是双方通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合作而首先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然后再由两国在这些大规模、多层次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条新型的大国关系之路,而机制化的沟通将是这一切合作的坚实基础。


  最后,双方的领导人仍然需要坚定的政治决心和远大的战略视野。这种坚毅和智慧不仅需要用在处理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当中,还要致力于在国内塑造出有利于双边关系稳定的共识。中美两国内部从普通民众、学者到政治精英,关于自己国家应该在双边交往当中更强硬还是应更宽容的分歧一直很大,目前由于诸多困难的存在,“强硬派”观点拥有巨大市场。这使得想要搞好中美关系的两国领导人必须拥有巨大的智慧和决心,不惧艰险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制约,让“合作是两国唯一选择”的理念得到国内最大限度的认同,使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边长久稳定的发展得到民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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