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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慰年:中美之战是文化与制度之战

作者:罗慰年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日期:2014年04月16日

本站发布:2014年04月17日

点击率:2825次


  1831年,法国一位名叫托克维尔的年轻的公务员,跟一位同事,奉命来美国考察美国刑法和监狱制度。年仅26岁的托克维尔,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在考察美国监狱的同时,他处处留心,又对这个新兴的国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考察。


  美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法国,他潜下心,写下了《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今天,《美国的民主》是政治学必读书,托克维尔提出很多对今天当政者都有借鉴的观点。他注意到,美国这个社会提供一个制度模式,在其中人的潜力的到平衡的发挥。他说,“我们这代的统治者似乎只想利用人以进行伟大的事,我希望他们能稍微多下点功夫以使人能有伟大的表现,应该多重视工作者而不是那么重视工作,他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如果每一个国民都是软弱的,一个国家便不能长久保持强大,还没有产生一种社会组织能使一群怯懦薄弱的人成为奋发有为的一国之众。”


  这是托克维尔对美国做零距离观察提出的精辟的论述。美国是什么?如果必须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述,可以用“三大权利”和“两句话”概括美国。《独立宣言》提倡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确立了美国精神和价值核心。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美国宪法,根本宗旨是两句话∶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根本,而不是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和政府。”美国华人作家曹长青说,由于政府权力受限,统治精英无法随便剥夺个人权利。由于个人权利得到较好的保护,美国因此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最平等、最强大的政体。


  回看美国的历史,我们不难找到美国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背后的原因。历史学家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寻找不同的原因,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也许会看得更加清楚。把美国建国前后的的一段历史跟明朝和清朝做比较,会观照到很多有趣的现象。


  为了看清美国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把长焦镜头调到1644年。1644年,是吊诡的一年。明朝在这一年灭亡。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入京,推翻大明,明思宗在煤山自縊。李自成和他的军队在北京住了就一个月的时间。5月27日,吴三桂从山海關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被清朝军队驱逐出北京。


  李自成在北京只呆了很短的时间,有人归因于这年北京的鼠疫。关于这个观点,可看《鼠疫---满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一文和榨菜肉丝的新浪博客《1644年北方鼠疫对历史的巨大影响》。


  这一年的农历是甲申年,是个猴年。300年后的1944年,也是个甲申年。那一年,延安从上到下,洋溢着一种胜利在望的喜气。“历史学家”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进京后怎么才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流行的说法是,李自成进北京后的声色犬马,导致北京不守。这个“历史教训”,最为毛泽东欣赏。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这也是今天反腐理论的最早版本。李自成因为骄傲而败是个伪命题;腐败亡国也是个伪命题。因为腐败只是表象,腐败是果不是因。腐败背后有更深刻的结构性的原因。


  把视线集中到腐败的社会现象上,模糊了人们的视线,阻挡人们把反思的视角投到更深刻的原因上。明朝没有人思考导致腐败的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到了1644年,大明将亡,悔之晚矣。清朝刚建国,倒是有机会和大把时间思考,但清朝自那以后的267年,竟也没有人思考。


  1644年6月5日,多尔衮攻佔北京。9月20日,清顺治帝驾马车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10月30日,清世祖福临定都北京。是为清顺治元年。


  就在李自成策马仓惶出逃北京,顺治帝春风得意,进入北京之时,在地球的另外一头,有一个思想家,叫做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的,把视线聚焦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言论自由上。1644年11月23日,英国作家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书。


  在弥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前后,在英国有另外一股政治力量出现——这就是贵格会(Quaker)。贵格会成立于17世纪,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创始人叫乔治·福克斯。贵格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反对奴隶制,主张人生而平等,和平主义与宗教自由,因此受到英国政府的迫害。新教徒投奔美洲新大陆时,有一部分就是贵格会信徒。


  当他们来到北美新大陆,欧洲移民已经先行来到。1624年荷兰人首先踏足今天的纽约,建立殖民地,称为取名“新阿姆斯特丹”。1647年,彼得·史蒂文森担任荷兰殖民地总督。新阿姆斯特丹辖地到今天的的法拉盛,当年叫弗利辛恩(Vlissingen)。法拉盛(Flushing)是“弗利辛恩”这个荷兰语的英文翻译。


  1643年,英格兰的移民来到法拉盛。荷兰总督史蒂文森只允许信奉荷兰改革教会,禁止其它教派做礼拜。剥夺英格兰移民的信仰自由。1657年12月27日,30名法拉盛居民起草了《法拉盛抗议书》,向荷兰总督要求宗教、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


  7年以后,禁止言论和信仰自由的荷兰殖民地,走进历史。《法拉盛抗议书》引领法拉盛成为北美宗教自由的圣地。一直到今天,依然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受到政府迫害的宗教信仰人士。法拉盛是北美华人宗教信仰的一块乐土。


  300年后的1944年,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大谈李自成、李岩,却对1644年出版的人类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著作《论出版自由》不置一词。当然,他思考的焦点,是明朝如何灭国,李自成如何短命。他不可能客观地思考后来清王朝的覆灭跟明朝的灭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今天看来,就再清楚不过了。明朝和清朝一样,有一点相同,都没有三大权利,都没有言论自由。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万马齐喑究可哀”。这一点,跟当年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如出一辙,御用文人郭沫若不可能哪壶不开提哪壶,把整风跟文字狱连在一起。


  1644年是个历史的分界线。明朝灭国、清朝建国和弥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碰巧都在这一年。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以《论出版自由》为分水岭,英国和清国,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道路是国家的生命的话;道路不同,国运不同,结局必不同。


  跟英国的倡导出版自由不同的是,清朝在它建政以后,大搞文字狱,在镇压文人的言论上,树立了一座自明代以后的又一座高峰。清朝皇帝,大兴文字狱的高手非雍正与乾隆莫属。雍正从浙江钱塘文士汪景祺与翰林编修钱名世开始,到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再到工部主事陆楠生,加上谢济世案,吕留良、曾静案,受文字狱株连者无算,雍正甚至亲自动手,编写《大义觉迷录》,进行文化大批判。


  《论出版自由》出版后200年,到了1844年,两条道路所产生的不同的后果,已见分晓。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是一个人的精神被压抑的社会;在人的精神被压抑的社会,社会的最大的财富---人,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而表现出对国家的漠不关心,因为没有信仰自由而表现出人民的道德沦丧,因为没有出版自由而造成人民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互不通气;人心、道德、信息,这三个国家发展和富强的动力,全然丧失。结果是人心涣散、道德瓦解、信息闭塞。动力成了阻力,创造力成了破坏力。这样的国家,跟另外一种国家比较,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见出分野。


  1844年后,再过67年,也就是1911年,大兴文字狱的清朝,被武昌新军推倒,从此走进尘封的历史。而出版《论出版自由》的英国,经过光荣革命,体制平稳过渡,英国从此进入现代国家,至今在地球上屹立不倒。一个民族,只有获得信仰自由,才有其它自由;一个社会,只有人人得到尊重,才能长治久安;一个国家,只有它的普通民众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有一本书,叫《中美必有一战》,中美之战,不是军事之战,而是文化和制度之战。这场文化和制度之战,从1644年就开始了,至今还在延续。


  如果说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是传统社会的基石,在信息社会,这些自由就更不能或缺。与荷兰、英国和美国并行于世的清国,既没有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又没有三大权力。当政者意识到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有限度的改革时,不幸掉进了“托克维尔悖论”的陷阱。年仅3岁的末代皇帝和他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如何扛得起江河日下的江山,最后,靠枪杆子打下的、靠思想禁锢封锁的、万家墨面、铁桶一般禁锢的江山,在1911年的一次兵变中被扫进历史博物馆。遥想当年,那些叱咤山河的皇亲国戚,因为手中有枪,对大清的制度何其自信,而今,八旗子弟安在哉?


  李商隐有一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似乎是为他们而写的。后人读史,对于历代前朝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国,只能追忆,只能长叹。可惜当时的执政者们,一片惘然,看不清大势。如果看清了,顺势而为,或者就不会有明朝、清朝的灭国。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后人看我们这一代,会不会像今人看明清那样,再一次哀叹“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个问题,只有留给后人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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