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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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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细节着手,我们开始的政治改革

作者:想飞的鱼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06月23日

本站发布:2011年06月23日

点击率:2248次


  时下只要关心时政、虑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政治改革就不可能不在他的思想版图里占一块显著的位置。即使为人所诟病的执政党,这两年不断地放出一些新的风声,在小的局部政策和关系百姓民生方面,做了一些策略性调整。我感觉全国上下,无论执政党的主流部分,左右知识精英,还是草根民众,政治改革是一个共识,但有共识的部分也仅止于此:“政治改革”这个名词。至于更重要的方向、途径、细节部分,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提法甚至南辕北辙,完全背离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更文明国家的初衷。政治改革兹体甚大,多少博学硕儒尚且语焉不详,又怎能容我置喙?好在我学的是工程技术,没有进过人文科学的课堂,不懂立什么论,宣传什么观点。权当在解决一个复和了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工程技术难题。控制系统工程学的基本原理是:检测输出量(被控制量)的实际值;将输出量的实际值与给定值(输入量)进行比较得出偏差;用偏差值产生控制调节作用,去消除偏差,使得输出量维持期望的输出。如果不抱一劳永逸的想法,而把社会进程看作一个渐进、量变累积到质变的过程,那我们可以把政治改革系统看作一个不断纠错的控制系统,那我们的输出量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人的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的最低幸福权。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在当下的民众不会看你描绘的蓝图是什么,而是切实相关的幸福,我想这是千古不变的人性。即使在《圣经》中先知领导下的人民也不能避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走出埃及后,许诺要带他们到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在荒野中流浪时,人们时常地抱怨吃不好喝不好,惹得摩西大为光火,时常用“神迹”恐吓他的人民跟他走。人民没有自由,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没有基本物质保障的权利,不可能感到幸福。所以,这是检验政治活动效果的唯一标准,如果这三点都达不到的话,你再说制度建立者建立了某某制度、有了某某选举都是空谈。

  政改方向都很明确,还需要讨论吗?

  仅从理论上,民主、自由真属老生常谈,从洛克、密尔到萨托利、波普尔、哈耶克,兖兖诸公的皇皇巨著,让人望而止笔。不客气地说,当代汉语论民主、自由书籍,许多不过是这些人思想的中国化阐述。从这个层面上,我认为一位学者在前两年宪政热讨论时说的一句话,“中国宪政理论都成熟的快烂了。”相当准确,当然他在抱怨政府没有按这些理论实践。由此,我却认为在中国当下继续讨论什么是民主、自由,什么是宪政、法治,它的美好意义是什么,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里,我们看到了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与专制、独裁相比,好比美玉之于粪穰。虽然这些制度移植到很多亚非拉国家,有些水土不服,但无疑这些制度依然我们人类目前所能设计出的最不差制度。那我们为什么还在纠缠着这些美好的词汇和理论呢?从理论的探索上,我们似乎不可能比西方诸思想家谈的更好更深入。思想家的思想是自由思想的结果,它的产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洛克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理论辩护士,其《政府论》旨在为新生的政府提供理论依据。所以他更多地探讨政府权力的来源,虽然他也化了相当篇幅强调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个人能权利,但核心内容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同意的有限政府,个人权利只是做为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来表述出来。所以,洛克的重点在于构建一个有限政府。一百多年后,英国的立宪已见成效,人民的权利极少受到政府的恣意侵犯,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得到尊重和保护。密尔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还有问题吗?当然有!在密尔生活的时代,个人言论自由、个性多样发展的自由、个人经济自由都凸显出来,但在实践中受到了政府、社会以及公共舆论的压制打击。密尔认为这些自由才是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部分,让民族永葆青春的核心部分。密尔对日渐僵化的英国政治法律制度感到忧虑,所以写出《自由论》。与洛克强调财产权不同,他更珍视思想言论和个性自由。当到了二十世纪初到冷战结束,思想界面对的是极权主义的幽灵,各种民主旗帜下的独裁专制政权,所以有萨托利、哈耶克、波普尔对各种反民主、反自由体制鞭辟入里的分析。而我们要面对的社会是从洛克到哈耶克的混合体,不能用一个或几个标签就可以把中国社会性质说尽,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独裁专制国家,但也不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它看上去――实际上也是――很强大,但又似乎很虚弱,它的“阿喀琉斯之踵”随时会被敌人致命一击,但又不知如何祛除。它就像在荒原里行走的巨人,知道前方的光哪个是真正的火,哪个只是坟墓里闪烁的磷火,但却苦于无法到达,因为他担心随处可见的泥淖会吞噬掉他。民主、自由是真正的火光,就像引导以色列人民走向迦南的火柱。但如何靠近火,如何避开泥潭,实在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技术问题,就像考虑去广州,有飞机、高铁、汽车,还有步行,都可以到,怎么走,你需要仔细考虑下。有人说民主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没有错,在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中,我们可以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对于一个并不民主、自由的国度,我们如何靠近民主和自由?如果你的回答还是通过民主、自由,我只能说我们又坠入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永远只能在这些词语间打转。前两天,在一个我尊敬的学者博客上,看到了她引用的李延辉先生讲话,讲话不长,我转在下面:

  我的主张是:在经济方面顺其自然,在政治方面要把宪法上已经规定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也就是把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落到实处,把民选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规定落到实处,让它们从假话变成真话。现在中宣部动不动就对党外公民发号施令,什么这个可以说,那个不可以说,这本书能出,那本书不能出。党外公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凭什么由中宣部来定?谁给它这种权力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13亿党外公民应该想一想,部分公民组成的一个政党的宣传部有没有这样的权力让你说什么,不说什么。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没有通过任何程序赋予中宣部这样的权力,是它自作主张,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的。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些都落到实处,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把宪法里已经有的承诺兑现而已。我在现阶段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只提落实宪法承诺,这一步踩稳了,再搞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这个方面。

  当然,目前的宪法也不是完美的,仍有修改和完善的必要。为此,就要对宪法有所研究,有所讨论。既然我们号称是人民的国家,是“共和国”,那么全体公民就都有权利讨论宪法,这个权利不应该被任何政治势力擅自剥夺。谁讨论宪法就对谁打击压制,本身是违宪的,违法的。关于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我就说这么多。

  中国会向何处去呢?这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当前,官僚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所谓官僚特权阶级,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权力不由全体公民授予,而是自行夺取,自我授予,自己决定自己掌权,然后通过培养和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自我传宗接代。所平民阶级,是由三个阶级组成的,即雇主阶级、雇员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级是既不雇人、又不受人雇的阶级)共同组成。

  目前,官僚特权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自己不受全体公民制约的特权,千方百计压制和剥夺平民阶级应有的权利,比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通过大选决定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权利,并在日常生活中巧取豪夺,损害平民阶级的利益。现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起因并不都是官民矛盾,有些起因于平民阶级内部矛盾,如雇主与雇员的矛盾。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许多地方当局,对于公民上访、维权、请愿、集会极端仇视,必欲打成“敌对势力”而后快,动不动就出动警察甚至武警镇压,把这些矛盾转化成官民矛盾,汇聚成为官僚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矛盾的组成部分。这是非常愚蠢的。现在,当局的脑袋瓜好像不会转了,除了硬顶死扛,这个“不搞”,那个“不准”,好像已经没有招了,“维稳”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其经费不断上涨,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一个温度计。官僚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会向何处去就取决于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星星之火不断出现,不断被扑灭,但只要有一点星火没有被扑灭,就会形成燎原之势。晚清时期,全国暴动不断,都被清政府镇压下去,扑灭了。终于,武昌新军造反没被压住,大清朝立马就崩溃了。现在,如果当局不改弦更张,还是一味的禁止、逮捕、镇压,一味的硬顶死扛,那么很可能会把人民群众逼向暴力革命。如果中国出现了暴力革命,一时没有一个足以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维护统一的力量,西藏、新疆很可能就保不住了,内蒙古也危险,台湾更不用说,中国一下子可能会分成好几个国家。这是中国可能的前景。只有把国家主权还给全体选民,由全体选民通过大选来挑选和决定执政者,在和平的轨道内实现政府的定期更替,才能够避免这样的前景。

  李先生的肺腑之言无疑是中国未来之路,但从理论上指明方向,并不意味着现实,“想到和得到之间,还要有做到!”如何让政府和执政党放权?经过人民的选举,人民监督;如何让人民能够选举和监督?答案可能又是政府和执政党放权。虽然李先生在讲话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不放权的危害:一旦权力失控,新疆、西藏将分裂独立。但我认为这些话对权力者毫无作用。权力对任何人、任何团体来说都是鸦片,一旦染上,就会上瘾不可自拔。比如明土木堡之变后上台的明宗,本来不愿意做皇帝,迫于形式,先代执政,后来隆登大宝,前皇帝回来时也不舍得让位,还处心积虑地让自己儿子也继承皇位(当时皇帝前,跟皇太后有约定,当龙宾驭天之时,由前皇太子即位)。所以,西方思想家认为,权力还是由人民来掌握比较适宜,而且要分开独立行使。绝大多数独裁者能听懂的只有枪炮声,但一旦这样,也就不存在政治改革。况且暴力之后,未必会有一个新中国产生,不外是下一个以暴易暴的开始。所以,我认为不用在民主、自由等词语上打转,这些理论的正确性毋庸置疑。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走的细节,无论怎么样政治改革,最终是由一个个具体制度、法规等技术细节构成,民众得到一个个权利和权益为其结果。那为什么不先从技术方面入手,从而推动政治政治体制的改变。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上世纪被批的体无完肤,但这里我还是愿意借用这句话放在政治改革的问题讨论中,少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多一些实际操作层面的东西。在工程技术分析中有5W1H,why(为什么)、who(谁)what(什么事)、when(何时)、where(哪里)、How(怎么做),前面5个W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关键是一个H如何?有必要的话,还需要再加一个H――Howmuch(成本多少)。最后,是无论什么政治改革,没有一批真正公民的参与,要么沦为空谈,要么成为暴民政治,至少在中国如此。

  我认为的How和Howmuch

  谈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无可回避。从网上的民意来看,总共有三种:一类是“万岁派”,认为应该永远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的西方那一套;第二类是“打倒派”,认为中国的体制已经腐朽,必须从根子上除掉腐烂的源头;第三类认为目前体制已经不适应中国的现实,必须改革,但改革结果和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继续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改革最终目标是中国实现多党制、权力分立等。我属于第三种,但对改革的目标和结果不做预设,只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改革,有三个原则都必须遵守:一、保障自由(更多地着眼消极的自由);二、保障人权;三、人民保障最低幸福的权利,这不是一项无聊的权利,我看到很多自由派人士的主张,让我等小民寒心,比如火车票应该高价,因为自由市场的缘故,保障房可以不要卫生间。所以,我想将来尽可以让某些所谓的“自由”人士尽情地驰骋,但不要践踏了路边的野草小花。至于未来共产党会如何,我不是历史必然论者,只认为坚持以上三个原则,中国方有可能真正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真正走出中世纪。

  周舵先生在《与友人谈民主》一文中说:“从中国目前的现实考虑,中共一下子把马克思主义彻底抛弃掉可能会弊大于利,而且,这种彻底颠覆性的意识形态转换恰恰是我所反对的革命模式。符合“渐进民主”原则的转型方式,是利用类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把马克思区分为“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晚年马克思”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两部分,静悄悄地完成从极左的列宁主义向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无非是个下决心、形成共识和稳妥推进的问题。”周先生认为在理论上共产党骤然放弃马克思主义不妥,我则走的再远一点,认为在未来不算短的一段时间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也是弊大于利。因为,一、再怎么詈骂共产党,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统治的群众基础依然强大;二、共产党总体上的行进方向,并没有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这使它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统治地位依然牢固。最后,由于前两个原因,使得他真正握有中国未来的钥匙,也握有改变中国的力量。根据民主先发国的发展历程,每个国家都经过了民族认同、政府集权、保护自由和权利、政治权力开放四个过程,当然四个阶段不是泾渭分明,楚河汉界,粲然若分,尤其在后面两个阶段。我国正处于向第三和第四阶段过度的时期。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争取自由和权利,使政府的权力逐渐有限。选举不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认为不用试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要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得到的权利不缘于共产党恩赐,而是原先就属于我们,现在还给了我们。通过人的解放,改变社会的意识,集聚理性和平的力量,最终改变中国。具体的政治活动哪些是很有意义,并在将来会影响中国呢?

  一、有政治抱负和责任感的公民应该积极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选举。虽然人大法工委说“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但在目前“独立参选”是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最佳途径。老实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素质普遍不高,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人士,但正如他们所在的影视、科技、体育等行业,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政治也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政治技能也需长期训练得来。中国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在每个行业都有专门的、可与世界媲美的优秀人员,唯有政治这个行业,在握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中,却充斥着业余人员,由他们审查政策,批准法律,决定亿万人的幸福,影响以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这岂不荒唐?由于他们普遍政治素质不高,所以也不可能提出高水平、切实可行的政治提案。每年除了一些“技术型”的提案有一定的含金量外,多得是要么充满道德批判色彩,如绝不能允许官员如何如何;要么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空洞无物的言论。其中某委员在媒体上自豪地说,当了十几年委员,从来没投过反对票,因为不想给政府添乱。代表、委员的“雷语雷案”网上所在多有,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网上看看,长长见识。其次,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有太多的行业精英,会使他们的眼光仅关注本领域的利益,而无法站在更广阔的“选民”利益考虑。比如,2010年两会代表张庭杰,房地产业的,说:“北京的住房房价,未来要到四万元。”记者问:“老百姓怎么活?”该代表回答:“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同年在医疗改革方面,山东政协委员、青州尧王制药公司的总经理宗立成说:“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医药分家的医改太荒唐了。”美国也存在大量的院外游说公司,为利益集团来公关谋利。但由于议员们自身并不一定都是利益集团的成员,所以不会“屁股决定脑袋”。所以有人调侃说中国的人大、政协:电力行业的讨论电费,铁路部门的讨论票价,政府官员讨论如何让自己不腐败。改变这一切的方法就是让更多有志于政治的人参与进来。虽然人大官员说不合法,不过,我想起三十几年前,小岗村那十八个农民的生死契约,当年他们的承包合法吗?但中国的经济改革却从这份生死契约起步。我认为个人参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的意义,在将来的政治史上,或许就像小岗村在经济改革史上的地位,在潜移默化中就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为什么青睐这种方式呢?它对社会冲击最小,但对人心影响最大。而且执政党自身也无可回避,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们都说过要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二、建立公民团体、各类独立协会、社团组织。虽然国家对社团组织不支持甚至打压,但独立的社团组织是未来民主的强力支撑。这些社团组织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非政治的,但一定要用民主、自由、自治的原则来组织,对选择负责人、会议议事、决策等,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程序,让人们藉由社团组织得到初步民主训练,习于自治,安于自治,熟谙民主、自治的种种原则和程序。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回忆刚到美国,就被美国大学众多的学生组织吸引,认为就是在这里,美国学生上了民主第一课,得到了民主洗礼和锻炼。中国古代治国遵循“国犹家也。”、“君父、臣子”的原则,国是家的大而化之,君是父在政治上的化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家和宗族里的雍容揖让、洒扫茶饭中得到未来的政治训练。在现代社会中,各类社团组织是公民学习民主、自由、自治的最好学堂,而且广泛的社团组织是民主自由政治最坚固的堡垒。中国社团组织现状具体如何,我不清楚,以前在网上也不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只知道和了解过两件与社团组织相关的事,但给我的感觉都不太好。一次在网上看到某协会离任和继任负责人的谈话,完全是私相授予职位和利益交换。另外一次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高速拦狗新闻,协会负责人怎么能以违法方式阻止另外一个只是涉嫌违法的行为呢?后来在电视直播上,看到两个协会志愿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盛气凌人地指责司机,还把司机的电话、身份证号码都贴在网上。我认为这样的社团组织,不能提高国人的民主素质。社团组织在中国繁盛是必然趋势,尤其在学生中应推广社团组织,青年学生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他们步入社会前,就可以得到一些初步训练。当然,就如独立参选一样,社团组织也会遭到政府的压制,但正如公民参选一样,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呼吁政府早日废除以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人员流动为特征的户籍制。中国的户籍制问题由来已久,刚开始不外是想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以农业补贴工业,以农村来供养城市。后来随着教育、工作、医疗附加在户籍上,户籍早已失去了登记和户籍管理的功能,转成了一个难以触碰的巨兽。表面上看,废除当前的户籍制,人民得到的不过是真正的自由迁徙权、平等的福利权、工作权、医疗保障权等,但人民得到的不仅这些。《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的发布,人类第一次宣称“allmenarecreatedequally!”,人再也不必匍匐在神权和皇权之下;林肯的废奴法案解放了黑人,为百年后黑人民权运动铺平了道路。当废除了现有户籍制后,人们得到的不仅是宪法规定的权利,而是人们第一次完全在权利上平等了,人的价值高低真正不因为出生地、父母的工作,尤其对农民而言,他们不再是国家的二等公民,真正可以体会到平等的权利。现在的户籍制,不仅限制人员自由流动,而且还戕害人的心灵,让人们集体无意识,认为所有不平等本来就如此,外来人员就应该没有各种保险,农民到城里打工,就应该叫“农民工”,就应该拿低工资,就应该被视为“高危人员”…….。不是这样的,所有人都生而平等。废除户籍制不仅是权利的平等,更是心灵的解放,尤其对农民而言,而中国的农民有九亿多,当他们都意识和体会到自己的权利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灵图景会是什么样?同时,户籍制的废除还会带来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目前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寥寥可数,在可数的几个中,还要受户籍的限制,这极大地挫伤了流动人口的参政积极性,据统计中国目前有一亿四千多万流动人口,实际可能更多,这一亿多人基本上属于年富力强的中坚之辈,本来他们最应该对国家政策积极建言,但实际上,他们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如果户籍制度废除了,制度性的障碍将不复存在,我相信民众的参政水平会提高很多,也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其次,中国目前做的所谓户籍制改革,还是一个单向性的,即农村向城镇迁,农民变成城镇居民。我们知道有能力迁入城镇的基本上算农村中的精英,他们走后,留下的是经济凋敝、人才凋零的农村,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农村人口依然占中国的一半。现在有个有趣的现象,城市居民在谈论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而农民则置身事外。如果废除户籍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人们的政治活动不再以户籍划分,居住农村的公民固然在迁移到城市后,可以依法参政。同样,一个久居城市的人,到了乡村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居住后,也同样可以参与当地的管理。取消户籍制,不仅使人力资源流动更合理,同时还可以优化政治资源配置。

  四、反对腐败。反腐又是朝野的一个共识,虽然对具体的方式和方法有不同解读,但这方面共识的重合性要远远高于“政治改革”。全国上下都意识到腐败是国家之癌,正吞噬着社会健康的肌体。腐败不除,国无宁日。执政党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除了不断采取新的措施,注重和呼吁媒体监督,网络反腐也常被提及,而且以前被视为敏感禁区的官员财产公开、财务计划向社会公开,也开始迈出小小的一步。反腐的社会意义很多人均已谈及,这里我不再赘言,重点谈一下反腐的政治学意义。反腐不仅意味着抓出了社鼠,挖出了蛀虫,偷腥的猫儿从此不敢肆意妄为,它在政治上意义更大。首先反腐要取得成功,仅靠政府的能力难以完成,国家不仅要有一套新的监查制度,还要有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而在之前官员的一切被视为禁脔,不容媒体和群众窥视,但在反腐时代,政府将不得不扩大媒体和人民的权力,或者说把本来的权利还过来,这必将带来透明化,财产公开、财务公开、预算公开,所以,反腐成功也意味着:媒体和人民有更多的独立权和参与权;其次,反腐其实就是在制服绝对权力,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要反腐成功需要限制一把手的绝对权力,要权力的制衡,结果未必就一定就是三权分立,但可以预期的是权力不再独大,而且有制约,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产生了新的权力构成,这是迈向现代文明国家的第一步。最后,无论怎么做,没有人民的参与,任何政治活动都活力不足,在反腐过程中向人民开放治权不可避免。或许在之前,几个贵族、几个精英凭自己的良知,开个会就可以雷厉风行地反腐,但今天,拜信息技术所赐,一切政治活动将更透明,人民参与越来越容易。腐败毒害的不仅是政府,更腐蚀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肌体和心灵。反腐不仅意味着大量的金钱和廉洁的政府,更是我们的自救。

  五、独立自主的教育。在犹豫了很长时间,我还是决定写上这一条。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独立自主的教育基本不可能,而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我对五年后的事情都不太确定,更何况几十年、百年?但教育实在太重要,这简直就是一句废话,我今天不奢望在将来的中国,产生类似私塾教育出来的胡适、鲁迅、陈寅恪、冯友兰等大师,也不要期望民国学堂培养出的钱学森、李政道等巨匠。今天学校培养出来的,只要能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常识即可,而不是满脑子偏见和扭曲的知识。何谓常识,我举个例子就可,顾准和王小波在中国大陆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香港知识界就很不以为然,认为两人的思想卑之无甚高论,都是常识而已。现在我阅读范围广了,回头看他们的思想确实稀松平常。但我怎么也忘记不了,1995年我第一次捧读顾准和王小波时“如受电然”的感觉,尤其是顾准,他颠覆了我多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关于封建社会、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关于直接民主……。教育中毒素毒害着学生的心灵:善恶两分法、对暴力的渲染、英雄崇拜等等,缺少基本的宽容、自由、民主教育。李慎之老先生生前说自己最想编一本《公民读本》,做一位公民教师。梁启超说“欲新一国政治,比先新其国民!”中国的未来在于理性、自由的公民出现,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说什么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公民,这又回到蛋鸡循环,有没有公民意识在于我们自己,不在于统治者。当然,目前实行公民教育很难,先不要说政府的压制,家长们能抗拒分数的压力吗?但我们也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影响亲人、朋友,还可以通过网络的力量,影响更多的人。尤其可以直接影响的是自己的孩子。我有一个八岁半的小孩,我经常教育他自由最可贵,指着漫画中庄子说,他宁愿在烂泥里打滚,也不愿做为供奉的牺牲。告诉他你的价值在于你自己,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你。同时告诉他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他人的贫穷、成绩不好,瞧不起别人。当他入队时,他很开心,我问他你很自豪吗?他说当然了,共产党多伟大,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新中国。我问他那你说国民党伟大吗?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在八年抗战中绝不投降,而比我们强大的法国都屈服在纳粹的铁蹄下。他又问我什么叫民主和专制,我说你们的班长如果是由小朋友选出的,就是民主;由老师指定的就是专制。但同时我希望他的心灵是开放的,不被一种观点和知识禁锢,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又找机会告诉他共产党也很伟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国内各自为政、军阀混战,建国前的国民政府很腐败,不得人心,共产党真正统一了中国。每次说完,我都告诉他以后你学的课本上,可能会有许多观点,其他书也会有些观点,爸爸希望你抱着开放的态度,多读多想,再形成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尽我的力量影响我的儿子。我认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自由则中国自由。”这一点一滴是我可以做到的。

  以上是我能想到的“技术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对民主、自由,先抱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要预设选举、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观点,只要目前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可以不断扩大,先求一个量变,再自然到质变。

  我为什么主张先从细节和技术入手

  如我前面所说,民主、自由、法治的理论已经很成熟,没必要陷入蛋鸡循环的讨论。我们要从细节和技术入手,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果我们还在重复哈耶克、萨托利,重复选举、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以此证明中国必须民主、自由。这些都是用惨痛历史经验验证过的真理和好的制度,我们不会比他们谈的更好!钢七连的老七说:“背诵能把敌人打败,不如对着敌人的大炮狂练五笔字型。”同样,每天谈着民主、自由,就可以让民主、自由到来,那不如每个人电脑里存几本经典著作,不断地拷贝、剪贴。

  我主张从细节和技术入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中国人的道德冲动。中国的政治一向从道德出发,“政者,正也。”、“帅之以正,孰敢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正”方能“顺”,而“正”多半属于道德范畴。在政治活动中,占领道德高地,方可获得权力先机。所以,藩王不能直接造反,而是“清君侧”;权相不可直接生杀予夺,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样政治改革时,不辩论政策的优劣,而是合乎道德与否。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中,批评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变为道德指责。他的政敌还有一篇《辩奸论》,通篇没有对王安石政策的批评,只有道德和人身攻击。中国的政治逻辑为人不道德,则政治无足可取;相反则道德充沛,可以发而为文,可以为万世法。所以在后世不成器的政客手里,政策方略的选择,统统变成了道德选择。大家不比谁的政策更好,而比谁更加道德。煌煌一套二十四史,可以看到很多篡位叛逆的贼臣巨奸,在史书上他们或狼行虎视,有不臣之心;或自小顽劣,有篡逆之相。在二十四史中可以读到许多被判定为逆臣的词汇,但很难找到这些人一星半点的政治见解。雍正皇帝则更决绝,直接把他的政敌――也是他兄弟――改名为“黑塞思”、“阿其那”(汉语大概是猪猡意思),政敌是猪猡,则其政见自无足观。其流风余韵沾染所及,即使到了现代也不可避免。只不过彼时的道德,变成了今天的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国民党直接称共产党为“共匪”、“赤匪”,说他们“共产共妻”、“败坏人伦”,共产党则国民党为“法西斯”、“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双方都站在各自认为的道德高地――在现代演化为意识形态领域――互相攻击对方,认为自己的主义才是复兴中国的不二法门。有时意识形态的理论竞争还真很难分出个子丑寅卯。理论争不清,就用枪杆子说话,“真理的范围就在大炮的射程内”。没有人具体思考该怎么解决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命运,怎么让饿殍漫野的人民休养生息,都强调自己的主义是好药,可以医疗中国病人,病人只能吃我的药。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被鲁迅讥讽为“好药料主义”,胡适先生未尝不是痛感党派之争、主义之争,虚耗了多少中国人的精力,虚抛多少青年志士的鲜血,才提出来好政府主义,不管什么政党,什么主义,只要能让百姓吃饱饭、自由、快乐,就是好政府。今天自然不能说胡适的主张正确,但我极赞同抛弃无谓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之争,不要陷入蛋鸡循环,多思考下“How”和“Howmuch”的问题。

  不过中国的政见或意识形态之争,最终还会归结为道德问题。我看过一个回忆录,忘了是谁写的,他回忆在二十几年前,他在广场上,在政府宣布戒严后,大家共同商议撤退还是坚守,很多人内心都想撤,但少数人坚持坚守,认为想撤的人是叛徒、犹大,结果少数人的道德声音压制了理性建议,结果大家都清楚。任何人都无权指责他们,但觉得流了既然这么多血,我们总应该学会些什么。周舵先生回忆1993年的一件往事,当时中美关系空前恶化,最惠国待遇岌岌可危,美国国务卿访华时指名要见某位异见人士,但政府高层人士要求该人士必须离开北京,不然就抓他。如果抓他,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肯定完蛋。所以国家安全局人员请周先生说服那位人士,自己离开北京。周先生立刻感到兹体事大,一旦传出去,与秘密警察合作,什么样的脏水臭水都会泼过来,弄不好他会背一个大黑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要求和其他几位学者共同商议一下。后来周先生决定为政府说项,说服了那位人士,离开了北京,在厦门住了十天,期间他们通过国外媒体发表了声明:第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不得不离开北京;第二,他们强烈呼吁美国延长最惠国待遇。回到北京后,果然不出周先生所料,那位人士被另一位斗士臭骂一通,周先生也被那人指责为特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最惠国待遇对普通中国百姓的重要性,而一些人为了所谓的主义、意识形态,可以罔顾民众的生死,而诋毁他人的方法,依然归结为道德攻击。这个毛病无论左右都有,周舵先生很早就主张“渐进式民主”,反对左右两派的极端,主张中派的联合,不过大音希声,周先生无论在当年的战友中,还是在一般的思想者间,都很寂寞。党内民主谈了很久,迄今为止,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具体的原因不外一党内民主,就要拉帮结派,这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君子不党。正是这些泛道德化的思考,真正阻碍了中国知识精英的联合。汉贼不两立,为什么呢?不是政治方略有异同,而仅仅因一人为“汉”一人为“贼”。

  而技术性思考让人更关注到具体怎么能使人获得一个个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抽象列出民主、自由、宪政等,而是一个个卑之无甚高论的具体权利,比如被强拆时的自己权利,现在虽然被侵犯,但相信在一段时间民众会重新获得财产处置权,孩子的平等受教育权利,财政预算的知情权,民众的监督权,……我无法一一胪列这些细小的权利。当民众真拥有这些权利时,中国人民的自由会没有进步,而中国的制度会没有改进?

  我们自己的改革

  刘少奇主席曾说过,好在历史是有人民写的。未来二三十年中国什么样,完全由我们这一代人决定。在这篇长文中我很少提到政府应该做什么,只因为我也不知道政府怎么想。我所有的思考都基于目前政治现状,因我们的努力,可能在这几年中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开启政治改革的钥匙,完全有可能就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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