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
  • 百度
  • Google

一家之言

首页 > 学术与争鸣 > 百家争鸣 > 一家之言

兔主席:疫情防控新观察、新感想

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22年11月29日

本站发布:2022年11月29日

点击率:77次


  来源:兔主席微信公众号

  最近各地疫情爆发,坊间都在讨论疫情防控政策。

  以下分享一些我最近关于疫情防控的观察和思考。

  1.“实事求是派”:不时有人问道:“你是‘共存派’,还是‘清零派’”?两“派”现在“不两立”,处于撕裂状态。我的回答:我认为从长期看,我们无法消灭COVID-19-Omicron,最终必须与其有某种形式的“共生”(与人类历史上近乎所有病毒一样),但只要总方针策略一天不变,我就继续支持并执行政府政策,不抱怨、不指责,并积极向家人朋友解释政策逻辑,提供正能量。论及“派”不“派”的问题,比较正确地说法是,我希望做个“实事求是派”:了解病毒的演绎,理解政府政策的逻辑,分析当前主要矛盾,形成自己的看法认识,并在可能范围内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2.“没有理想化的中间路线”:前段时间,各地在一线防疫中层层加码,大大增加了经济社会代价。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二十条措施》,要求“精准防控”,不许搞“一刀切”。应该说,社会上(包括基层的政府体系)对会议文件精神的理解是有分歧和偏差的,核心在于,文件里面提出的具体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很难同时兼顾。这就好比很难让一个大象做出特别精准优美的舞蹈动作。这里,并不是说舞蹈动作设计不对,或所有的大象必然都跳不好,而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大象是跳不好的,而这个事情又需要精准齐舞:一个大象跳不好就会搅乱全局。而了解防疫实践的朋友应该知道,由于Omicron传播特性,基层之所以能够防住,实现“动态清零”,其实必须得依赖一定的“加码”手段。很多时候,“加码”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而是为了“防死”病毒不得不作出的无奈选择,因此,它其实是防控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防控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行所需的“灰色区间”。但只要一“加码”,必然会负面影响其他目标的实现(例如要最小化经济社会代价)。而如果把“加码”手段禁绝,减少了基层在防疫中可用的工具,那使得防疫更加困难,病毒更易突破。在Omicron防疫这个事情上,满足多重目标很难,恐怕确实不存在理想化的“中间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这个观察/结论,其实放到实践中检验就可以。作者理解,《二十条措施》其实正是对政府/官僚体系提出极限要求的终极尝试。

  3.一个小案例:混管核酸采样。核酸检测中的混管采样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疫情尚未在社区爆发时特别有效。但一旦爆发了,情况就不同了:对于个体而言,混管相当于极大增加了被管控的风险:本来我自己疫情防护做得好好的,结果和别人出现了混管阳性,且自己和同住家人需要被采取进一步措施(除了复采复核外,有的地方是居家隔离,有的地方要转运,因地点场景和各地执行而异)。如果疫情在社区爆发,则这种风险将呈现几何级数上升。一方面,个人为了规避风险,做核酸的积极性大大下降,没有个人配合,核酸作为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就会下降;另一方面,疾控和社区在每个混管阳性案例里都要面临如何平衡“精准防控”及防止疫情扩散的具体问题:对多大范围的人隔离及转运?范围大了,不符合“精准防控”,成本又很高;不“加码”的话,风险又可能进一步扩散。《二十条措施》其实在每一个场景下都约束、减少了基层可用的“加码”工具,肯定使得疫情更难控住。最后,混管虽然可以降低核酸成本,但增加了管控成本。如果恢复到单管,似能解决问题。但单管的话成本又大大上升,最后又回到一个经济问题。没有完美的解答。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像这样的例子有无数。各种情景很难都事先考虑到,计划也往往赶不上变化,就使得决策和执行陷入被动。

  4.进入冬季及春节的关键挑战时期:不少人之前认为疫情防控政策会出现大的调整。但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由于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时期,仅仅就季节因素看,冬季就不是调整疫情政策的最佳时机;另一个因素是春节,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人口流动事件,可能导致疫情大范围跨省传播。政府一定不希望把春节变成一个全国性疫情传播事件,但另一方面,肯定也不希望影响群众回家过年。2023年春节来得比较早(1月22日),距现在只有两个月时间了。这就使得在春节之前把疫情总体控制住变得极为关键了。《二十条措施》强调“精准防控”,对基层政策理解力及执行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前面讲到,实操到底能否落地是有挑战的,因此这两个月极为关键。

  5.如多地出现较大规模爆发的话,“动态清零”的经济社会代价很高:上半年,中国经历过个别地方的疫情大爆发——上海。采取封城管控措施,最后是把疫情控制下来了(并且其实只用了两个月),但对经济的损伤是比较大的。对群众的工作生活及情绪也有较大影响。现在复盘的话,如果从一开始没有出现大规模爆发是最好的,因为爆发后“硬清”的代价很大。当时的情况是,上海毕竟是一城,要全国一盘棋考虑,“硬清”的收益大于成本。但如果多地出现较大规模爆发,情况就不同了,一是能不能“上”足够的防控手段(可能还是需要依赖“适当的加码”,这就和《二十条措施》的精神矛盾;二也要考虑经济社会代价:而最小化经济社会代价也是《二十条措施》的精神指向。这都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非常现实、有挑战、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可以说,现在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最有挑战、最关键、最吃力的时候。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6.围绕防疫,群众认知、情绪、舆论的变化。COVID-19存在三年了,主要以弱化的变种Omicron形式存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结合自己的国情、政府能力、社会条件、民众基础、价值观等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进入了不同的状态。同样一套政策,放在中国合理,放在美国就不合理,或者放在美国合理,放在中国就不合理。归根结底,也不能把政策化简为政府的“选择”或能力,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民。所以,不同社会的选择,归根结底是人民的选择、是各自的历史选择。从大历史角度看,就是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面对病毒做出的不同反应和选择,各有各的道理。这也是笔者一直以来的观点。基于此,可以看到,人民的认识非常重要。在2022年末的中国,作者认为,围绕COVID-19-Omicron的认知,普通中国人可能有几个方面的渐进转向。这个转向是逐渐的,最后会由量变到质变:

  ——越来越能看到Omicron“毒性”减弱,有害性总体可控;

  ——越来越看到,Omicron主要在威胁特定高危人群——老人和基础病患者

  ——对Omicron的高危人群受伤害的“接受度”悄然提升(潜意识里能够接受“该来的总会来”)

  ——对Omicron的性质已经形成定势的看法,对病毒危害性的卫生及社会分析,对长新冠(long covid)后遗症等细节问题已经不再关心

  ——越来越认为Omicron主要是一个个人卫生问题,而非公共卫生问题;

  ——越来越认为针对Omicron的防护主体责任在个人,而非政府;个人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做好准备(包括居家隔离、购置药品、接种疫苗等)

  ——相应的,对政府角色和职能的预期逐渐降低,越来越接受最后更多由个人“托底”,而非政府“托底”,愿意为此承担更多的风险代价

  ——更加关注疫情防控本身的代价及疫情防控带来的潜在损失。例如,“未出生的人口”、三年来对青少年学校教育环境质量的影响、经济影响等

  以上现象的本质是,经过不断地演变,Omicron在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不对等性、不对称性已经被放到无限大。普通人的这些看法每天都在加强——例如看到各地确诊病历背后很少有重症;看到世界杯现场观众不戴口罩,等等。

  马克思主义讲量变到质变、对立统一、否定的否定、矛盾向对立面转化。中国古代也有大量这样的“辩证”哲学。世间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社会关注点和矛盾点也一样,会逐渐转化。

  7.民间对“主要矛盾”的认识的逐渐转变。2020年疫情初期,COVID-19危害很大,涉及到生死这个优先问题。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时,多数人眼中的主要矛盾是疫情防控,保护公众健康安全,而公共卫生的主体责任落在政府。当时社会一致认为疫情防控的收益显著大于代价,因此也全力配合政府。而伴随病毒不断地演变,假以时日,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时,人们认定的主要矛盾逐渐变成了恢复生活、恢复秩序,追求经济社会发展,并预期政府的关注点也应该逐渐朝恢复经济社会秩序转向,同时,人们对疫情防控的配合度也不断下降。现在的情况似乎,政策反映及指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公共卫生安全(尤其是侧重照顾医疗资源落后的广大地区及高危人群,要求非高危人群配合防疫),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主要矛盾是恢复旧有秩序及发展经济,政策和民间认知存在差异和隔阂。这里要说说政策宣传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其中是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所以,过去的政策宣传,无论内容也好,形式也好,效果都在不断下降:民间对于病毒危害性及疫情防控政策的解读及论证已经丧失兴趣,而只希望看到政策调整。

  中国现在的情景是这样的,一个“全能型”、“无限责任”的“家长型”政府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上上下下配合,再赢取一些时间,这样以后可以更加从容,但民众“不领情”。这就好比一个家长,苦苦劝说孩子,说这是为了你好,咱们再坚持一下。但孩子就是不同意,说爸爸妈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们不用再操心了。我意已决。你让我闯一闯。父母再劝,反而可能会有反效果。到一定时候,父母就得放手。

  8.主要矛盾如果发生转变,政策选择就多了,而且可以形成新的合力。重大公共政策得以很好的执行,一定要考虑其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政策越是契合主要矛盾、越是反映主要矛盾,越是能解决主要矛盾,那么就越容易得到支持,获得好的执行。说白了,大家一条心,没有什么“非共识”部分,那么众志成城、合力办事就简单。政策如果不反映主要矛盾,或者说不能反映和解决全部的主要矛盾,那么执行起来难度就更大。说白了,就是大家认知不同,有很多的“非共识”部分,自然也很难形成合力。疫情防控就是这样一件事。一个关键环节掉链,就会影响大局,收拾起来的成本代价更大。那么,究竟能不能围绕新的矛盾,形成新的合力呢?应该是能够的:矛盾在向对立方向转化:现在人们能感受到多大的情绪,后面就能得到多大的力量,只不过是朝着新的方向、新的目标努力。

  9.COVID-19的对抗是一场由多个阶段组成的持久战。人类与COVID-19的对抗是一场持久战。每个社会都在找寻自己的应对方法。中国也不例外,而且将来回头看,一定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与阶段。作者以为,中国和COVID-19的斗争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2020~2021)。此时,COVID-19的病毒危害非常之大,我们构建了一整套的防疫基础设施对抗COVID-19,很好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第二阶段:战略相持(2022~)。这段时期,COVID-19的病毒不断向人类“接近”,变种演化为危害性降低但传播面极广的Omicron。Omicron最大的特征是将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非对称性推到极致,造成人类社会的撕裂。我们继续沿用过往的防疫基础设施对抗COVID-19,过程中不断优化,也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大大提升疫苗接种率,强化了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并构建了一整套用以对抗疫情社区支持体系。

  第三阶段:战略反攻。所谓战略反攻,就是我们有信心以全新的方式应对Omicron,同时实现数个目标,一是绝对不能让Omicron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秩序;二是不能让Omicron妨碍我们与全球人类社会的融通,三是依赖我们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及社会组织,有效对抗Omicron,最大程度地减少人民的生命健康损失。

  时间推演到今天,2022年末,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是不可能消灭COVID-19-Omicron的——当然,如果全球各地都按中国大陆的模式抗疫,是可以做到的,但全球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是一个“例外”。因此,与COVID-19的历史斗争最终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与病毒实现某种“共生”——这个“共生”,并不是指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病毒,而是指病毒没有在技术上被“消灭”,不时还在人类社会里传播(例如流感病毒),但已经与人类确立边界,形成某种“平衡”,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部分。

  如果要根据病毒变异的特征动态调整、优化疫情防控的目标的话,那么,基于目前对Omicron的判断,我们的终极目标,恐怕也不是“消灭”病毒,而是以最小的相对代价(例如死亡人数、后遗症人数、次生伤害人数等等)去“适应”病毒。只要以最小代价实现了这个目标,就算是“打败”了病毒。中国最终要体现制度优势,就是在全球人类社会里就回答这一问题交出一份最好的、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答卷。

  所谓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悄然转变,就在于人们的心态和预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调整:人们并非不希望对抗Omicron,人们并非希望被Omicron夺去健康,而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储备后,在心智上做好了准备,希望丢掉保护伞、“全副武装”下水,在正面战场上对抗Omicron,打赢这场最后的“战略反攻战”。

  该来的总会来,中国这一关总是要过的。而实事求是的判断,长期来看,不打赢这场仗,就不能称之为最终“打败”Omicron。

  这个“战略反攻”,就是疫情防控斗争的新征程。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入新的斗争行列:他们希望以新的形式,接受新的挑战,打赢一场“不一样”的战争。

  10.高危人群(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老年群体疫苗接种率太低,一旦政策发生调整,这部分人就会陷入危险境地,并且会挤兑医疗资源。这还不论及中国是个尊老社会,老人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在资源和伦理上都得到了更多的倾斜关注。因此,相对较低的疫苗接种率(80岁以上加强针接种率约40%)被认为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明显的政策掣肘。令许多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强推”疫苗难度阻力特别大: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动态清零、强制核酸,却无法强推疫苗?很多人无法理解。背后的原因很多,笔者无意在本文探讨。但有一点可以“破位”思考的是,答案可能就在问题本身:人都是理性的,所以,推动疫苗接种率的最有力手段就是调整政策、去除“保护伞”。在有社会“保护伞”的情况下(“动态清零”),许多人评估染病的概率极低,因此倾向于“搭便车”,能不接种则不接种,晚一天是一天。但如果政策调整,人们评估染病的概率大大提高,对于高危人群而言,万一染病,得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及概率已经显著大于疫苗本身的风险,此时接种疫苗的动力就会大大增强,甚至可能排队接种。这完全是基于理性的选择。

  中国政府是包办型全能政府,总被认为要对所有问题担负主体责任。但全能型政府有个问题是会抑制个体的能动性、责任性,导致所谓的“巨婴”现象。新冠疫苗是打到个体身上的,确实需要尊重个人的选择,由个人去承担责任。永远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解决方法就在问题本身,政府需要卸掉一些担子,迈进一步,让“理性选择”发生作用,允许每个人自己做出最符合他们利益与认知的选择,并由每个人自己承担后果与责任。惊涛骇浪、伟大斗争,最终也都需要全社会人们的共同担负。

  11.未来,在应对疫情的“新征程”里,党和政府将继续承担领导责任。中国虽然存在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制度优势与资源条件。一是有一个负责任的全能型政府,认为自己理应提供尽可能全方位的社会职能;二是有党的集中领导,以及九千多万可以调动的党员队伍,在关键时刻可以站出来发挥作用;三是有庞大的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组织,可以提供其他国家/地区无法想象的基层社区服务;四是有许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物流、后勤、信息交流的重要补充;五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基础上建立的亲密的亲族/家庭乃至邻里关系,社会成员之间能够提供相互帮助和支持。总而言之,使得中国能够在初期打赢疫情防控战时所具备的能力、资源、禀赋,都可以用在与COVID-19-Omicron更加长期的斗争中。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团结一致,打赢一场新的战争。

  中国传统智慧说,“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马克思主义说矛盾转化、否定的否定,万事万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面,病毒也是一样的。世间万物有其规律,让各种因素自然发生作用。等到了“临界点”、转化点,一切所蕴涵积累的能量将得到新的转换、迸发,成为新事业、新征程、新目标的动能和力量。

相关阅读:

评论:

关闭窗口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