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反腐狂人”何海生已成了媒体争说的现代传奇。这样的传奇其实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深圳的杨剑昌，湖南的陈荣杰、李尚平，河南的吕净一，沈阳的周伟，山西的李绿松……，地无分南北，类似的现代传奇不断地发生着。

    当代中国的民间反腐，大致可以从陈爱武掀桌子算起。20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因看不惯商业部长的白吃白喝，一怒之下掀了他的饭桌，而至石破天惊；但今天的何海生们掀的已经不是一张饭桌，蒋艳萍之走上断头台，李长河之走上断头台，马向东之走上断头台……，在证明了今天的何海生们对贪腐集团意味着什么。正因为如此，贪腐集团绝不可能允许何海生们享有八十年代陈爱武的那份安宁，举报钱塘江大堤灌沙的沈某受威胁恐吓，哈尔滨市国贸城案的举报者于新华遭遇歹徒行凶；吕净一屡遭谋杀；李尚平饮弹身亡；河南省兰考县农机局一位举报者更是全家遇害……。大量的血的事实告诉他人，绝大多数民间反腐都是生死搏斗；都是一人搏万敌的生死搏斗；都是以血肉之躯，追击武装到牙齿的贪腐集团的生死搏斗。

    搜捕江洋大盗、维护社会治安主要是警方的职责；反腐对付的不是江洋大盗，而是庙堂大盗，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庙堂大盗，反腐因而比搜捕江洋大盗更复杂，更凶险，更非普通公民所能为，而应主要是公权行为。以布衣之身，孤掌之力，出而向显赫的权贵、乃至向整个整个的贪腐集团挑战，其结局不问可知。民间反腐的诸多悲剧，因此从一开始就已注定。

    我们有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反腐“专业队”：纪委、反贪局、检察院，专案组，等等。我们有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反腐手段：党纪处分，政纪处分，刑事处分，等等。真可谓天网恢恢。就此而言，反腐本无须何海生们打头。那么，何海生们的“业余队”为何该退阵而未退阵，反倒前仆后继、层出不穷？这个问题是值得玩味的。

    何海生倾其全力的那股“猛”劲，何海生不管不顾的那股“狂”劲，何海生藐视贪腐者的那种霸气，为很多专业人员所不具备。并不是何海生就比“专业队”能干，诚如人民网时评所云，“‘专业队’有上级赋予的权力范围，能够掌握法律和政策，有调查、取证、核实的专业能力和实力，要严格遵守一定的办案程序。与之相比，‘业余队’的能力和实力要差十万八千里。”何海生不过一介民间人士，再怎么神通广大，其能力和资源也无法与公权机构相比。而何海生之所为竟是公权机构所不能为，原因无非是他不受种种背景、关系的制肘，即复杂的利益格局的制肘，可以舍得一身剐，誓把贪官拉下马。

    这就是说，屁股决定脑袋的定律，适用于反腐。反腐不能搞群众运动，反腐应该主要依靠“正规军”，这个前提不可动摇。但同时必须认识到，任何公权机构都有局限。因此，仅仅依靠“正规军”反腐，其成效必定有限。

    既然任何公权机构都有局限，反腐就需要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全社会的力量来反腐，充分调度民间智慧、民间力量来反腐。有朋友把当下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打假与社会性的制假售假，比作权力乌龟与利益兔子的赛跑。这个比喻用于当下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反腐与社会性的腐败，同样精当。天生迟钝的权力乌龟，无论如何跑不过聪明绝顶的利益兔子。体制内的反腐力量因此必须与民间的反腐力量实现对接，以成就百眼之兽，百足之虫。只用一个机构或者几个机构追击贪腐者，永远有死角，贪腐者的落马就永远只是一种偶然。

    民间反腐与行政反腐的对接

    在许多人看起来何海生颇具现代罗宾汉的气派，秉持个人英雄主义，与海南司法系统的贪腐分子孤身鏖战。但实际上，何海生并非完全孤单，他的反腐举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海南省纪委乃至中纪委的精神支持。正是从这种精神支持中，何海生看到了反腐的希望，坚定了反腐的信心，因此对体制有着足够的忠诚，自觉地把自己的力量与体制的力量结合起来，并且自觉地充当体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接口，为政府编织了一张追踪贪腐行迹的民间网络。单纯的民间反腐不现实，单纯的行政力量反腐也不现实。必须两种力量汇集起来，形成合力。而要形成合力，首先应该建立互信。何海生与体制之间的互信，是何海生能大展身手的重要原因，也是海南反司法腐败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突破的重要原因。

    可见，民间反腐固然不能构成反腐的主导力量，但未可一概排斥。应该给民间反腐一个真正的出口，使民间反腐可以与传统反腐机制良性互动，一方面使民间反腐不至走向盲目；另一方面使传统反腐机制在民间资源配合下，在民间压力驱策下，能够有效运作，有效清除体制内的贪腐病毒。如前所述，与贪腐的低成本相比，民间反腐的成本太高，高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简直就是敢死队在开阔地冲锋。给民间反腐一个真正的出口，当务之急在于从法制上最大限度地保护民间反腐者，比如证人保护制度等等，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民间反腐的风险。这个问题已引起学术界关注，如果能尽快影响决策，则反腐幸甚，法制幸甚，中国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