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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业素养何时能达标?

作者:汉广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08年05月12日

本站发布:2008年05月12日

点击率:1977次


    前几日看电视的时候,某歌手刚刚推出新专辑,上电视节目做宣传,主持人请其清唱两句专辑里的歌曲,该歌手声称“特别害怕在别人面前唱歌,还是让歌迷朋友自己去听吧”。我看完不禁哑然,歌手不就是该唱歌给大家听——大家听了不错——把专辑买回家——然后歌手就赚到钱了的职业吗?职业歌手居然会宣称自己害怕在人前唱歌,不管是否属实,我还是不免要质疑该歌手的职业素养。
     
    当下职业素养不达标的又何止歌手。有的官员公开场合大谈特谈“新三民主义”,背地里却心安理得地“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情为己所系”;有些学者口口声声“学术良心”、“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实际上却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些企业家到是职业素养够好,兢兢业业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却基本上把公平竞争、“企业良心”抛到了脑后。
     
    即将交出政权的台湾民进党,最近又被爆出“金元外交”巨款疑遭侵吞的丑闻案,这无疑给正准备开展自我检讨的民进党又一个重大打击。看来在连选连败引起的消极连锁反应冲击下,民进党尚没有跌至谷底,难怪台报惊呼民进党大难临头还不自知。台湾媒体的分析评论十分中肯:丑闻案瓦解了民进党那一套“爱台湾神话”,某种程度上,民进党支持者宠坏了民进党,让他们“以台湾之名”做尽坏事。而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必然遭至滥用。
     
    如果把政府也看作一种职业,政府行为包括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对内对外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等,其优劣利弊,都看视为政府职业素养的体现。用这个标准来评价民进党政府,它的职业素养应该是不达标的,本次总统选举遭台湾选民抛弃,即是民进党为此付出的代价。
     
    温家宝总理5月4日赴中国政法大学与法大学子共度五四青年节的时候说道,“我曾经说过,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温总理的话,是在改革开发三十年过程里中国渐渐“回归理性与常识的道路”之后,对政府职责的深切体认。反思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我们的政府基本上忘却了自己的天职,它的良心也蒙上了厚厚的垢。那样的政府的职业素养当然是大大的不足的。改革开放直至今天,政府一步步找回了理性的自我、常态的自我,中国因而改天换地,经济得以大发展,民生得以大改善,社会许多方面都得以大进步,政府的职业素养得以大弥补。这些都是勿庸置疑的。
     
    然而,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旧的问题也从隐蔽变得明显,这个社会永远不会有彻底完美干净的那一天。在应对这些新的、旧的问题的过程中,政府暴露出它许多新的、旧的不足。它的职业素养面临严峻挑战。
     
    比如腐败的泛滥。“中央巡视组”及巡视制度的确效力直接而强劲,但它并非常规反腐制度安排,属于没有办法的反腐办法。它的效果越好,越反衬出纪检监察等常规反腐部门的尴尬处境。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实际上并不能有效监督同级党政领导,下级监督上级仅存在理论上、政策上的可能,人民监督政府缺乏有约束力、强制力的常规渠道,“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制度性正规则被束之高阁,腐败大案的纠查与处理往往需要中央政府亲自抗着剑出马……所有这些都是政府职业素养不足的表现。
     
    政府职业素养不足,或者说政府“不够专业”,有人认为这跟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有关系。中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许多新时代里的新问题,还有很多随西方文明值得借鉴的成果一道进入中国的精神糟粕,但这些问题多数都是表象和结果,不涉及罪恶的渊薮。在向现代社会演进的道路上,中国始终背负着自身深沉的传统,这传统中有精华,值得继承,但也有不少残渣,却极难甩掉。这残渣中的精髓便是权力本位主义,它晕染成整个中国社会的底色,浸润在这样的底色里,中国只能被叫作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政府已然被赋予了重大的权力,如果它再充当权力本位集大成者的角色,则它的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素养可想而知。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认为,在改革中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人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都涉及权力结构的调整。他认为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这四个矛盾,而这四个矛盾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政府职能要转变,也就是笔者所谓的政府职业素养须提高;反之,如果政府贪恋于加强自己的权力并且用手中的权力来谋求私利,则改革前途堪忧。
     
    章立凡先生在纪念李慎之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援引现任苏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总结前苏联崩溃的历史教训,久加诺夫谈到“三个垄断”的错误:垄断权力、垄断利益和垄断真理。章先生认为,这个总结也很符合中国现在的国情,目前政权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一旦经济出现崩溃,合法性很难维系。由此可知,政府职业素养能否提高,攸关极大。
     
    胡锦涛主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宣称,“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抉择。”他称这是中国人民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后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改革开放当然不可动摇,因为中国需要改革开放的领域还有很多,政府改革便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契机大力宣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正说明改革开放遇到了瓶颈。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攻坚阶段”,这几乎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共识。深水区在哪里?需要攻的是什么坚?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贪恋于加强权力,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政府自身成了改革的深水区,政府自身改革是改革攻坚的重点对象。
     
    茅于轼先生用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原理来分析中国目前的改革。他认为,那个谁也不会受损、改革顺利推进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中国帕累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差不多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再要改进将不得不损害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就变得困难起来。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许多政府部门已经成为阻碍改革深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这正是许多改革遭诟病为“例行公事”的深层原因。
     
    当然也应该看到改革未来的积极面。鲁宁先生就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了改革的脉动,这让他感慨、欣喜不已。他期待再过三十年能看到改革聚沙成塔铸就的波澜壮阔的图景。果真如此,那波澜壮阔里必然少不了政府的身影,但不必是伟岸的,最好是不起眼的,以至于让人不容易觉察到它的存在,而“服务”、“为民”精神却化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样的政府将是职业素养最高的政府。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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