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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戈:网上“肉博”,理想之战;薄命如纸,秦城可好?

作者:田戈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5年10月02日

本站发布:2015年10月02日

点击率:2775次


本站看点(43)

            摈弃专制  避免革命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一名的,是来自新争鸣潮、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执政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此外,蔡教授的另一篇有关共产主义理想方面的文章,也进入前十名。由此可见,蔡教授在选网的人气是相当地高,因为人品决定作品,作品反映人品。

      蔡教授首先谈到了革命的分类与指向。她认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角度划分,而是从革命的触发要素谈革命,是否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类:1、压迫愈深革命愈烈。列宁:当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社会低层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革命就爆发了。列宁说的那种革命是指的客观上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2、革命是因政府进行的改革激发社会公众不断升高对改革的期待值,由此而对现实愈发不满而触发革命,这就是托克维尔讲的革命。是指主观因素上人们对于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这些期待造成的。3、领袖发动的、借革命的名义以动员社会力量摧毁体制,来维护自身权力而发生的社会内乱。这大约就是文革,以革命的名义触发的社会大动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权力纷争而造成的。

蔡教授指出,这三种触发要素不同,但革命有四个共同点:一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尖锐冲突;二是颠覆政权与秩序;三是社会大众的直接入场;四是极端思维与极端情绪引导的极端行为。

蔡教授认为,如何避免革命,从消解这四点说也许是一个角度。任何执政统治力量都不愿意发生革命,要避免革命,统治集团必须作出极大的有成效的努力。今天的中国是执政党国家化、党国一体,就此中共处在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冲突、政权存亡与秩序失控矛盾焦点上。如何避免执政党领导的改革不可控制地演变成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书之所以是热点,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执政党尤为忧虑这个问题。

借鉴西班牙

蔡教授认为,如何避免二次革命,反过来思考即和平推进改革(核心是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何以可能?我们可以借鉴西班牙。197511月原西班牙独裁统治者佛朗哥去世,10 个月后中国的毛泽东去世。这30多年间,两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西班牙在30年时间里迅速完成了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过渡,并且成功地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与繁荣。中国在30多年间,经济从原来濒于崩溃到近乎跨越式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国社会的分化与矛盾日益明显且呈现逐步激烈的态势,要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西班牙成功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可以给中国共产党人以五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避免革命需要执政力量在自觉顺应民意中为自己赢得新的政治发展空间

西班牙在20世纪经历了长达36年的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在佛朗哥的最后岁月,所有的人都看到西班牙的政治制度严重滞后,已经到了彻底转折的关键转折点。可是只要佛朗哥还在,就是转不过去。”佛朗哥去世后的一年,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首相阿尔多夫.苏亚雷斯的帮助下,为确定后佛朗哥时代的政治体制,举行了关于政治改革法的全民公投。78%的西班牙公民参加了公投,其中94.2%的人赞同政治改革法,这一事实使西班牙所有新老政治人物都认识到,实行民主政治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于是原佛朗哥政权的一些开明人士悄然松动原来紧锁的专制制度,并且自己也努力跨进民主政治的大门,纷纷组党寻找未来可能的新的政治空间。这说明,当旧有体制内的政治力量不是抗拒历史潮流而是顺应大势,这就不仅为和平推进民主进程减少了极大的阻力,而他们自己也将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是西班牙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平稳渐进地过渡而没有引起社会的断裂与对抗,并成功地保持了社会稳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然而,党内有的人一方面对宪政民主过分敏感,另一方面受“打江山坐江山”观念影响很深,实际上把权力看成是党(以党的名义的执政统治集团)的而不是人民的。借鉴西班牙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摈弃专制主义的王权意识,主动积极深化政治改革(而不是以行政改革来取代政治改革),通过健全民主宪政体制机制来规范与调整党权与政权(首先是宪法基础上的党与人大关系、人大与政府关系)、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新的政治发展空间,这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必将极大地增强自己的领导主动权。(这种政治空间可以从政党回归社会、服务社会中开掘)

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有助于为改革提供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

1950年代起,西班牙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使西班牙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观,有利于加强佛朗哥的威权统治,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压力,容易激起广泛而激烈的社会性抗议活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西班牙全年发生罢工事件3156起,而到1976年全年罢工达17731起。这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平衡社会利益的问题。

要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至关重要。还在佛朗哥统治的后期时,政府便着手调整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西班牙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极大地缓解了西班牙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西班牙学者专门指出:“用社会保障换取社会和谐,建立起一种利益平衡,以达到社会和平,这使西班牙民主政治改革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同时,西班牙政府逐步开放言论新闻的自由度,并推动建立社会对话机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劳资谈判协商机制。在民主政治改革推进以后,西班牙又在劳资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政府、企业、工会三方的对话体制。由于有效实行了提升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由于建立了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对话机制并使之良好运转,这就极大地减少了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和出现大范围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佛朗哥统治的最后十年所进行的调整社会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劳资谈判协商制度,客观上为后来胡安.卡洛斯国王所主导的民主政治改革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解决了政治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在场”和“出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西班牙的民主进程中,是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参与了民主转型的政治谈判,西班牙民众并“不在场”。其实,西班牙社会民众并非“不在场”,而是因为前期社会利益的协商机制和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机制,为民主进程赢得了比较宽松的社会条件,西班牙民众默认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协商结果与渐进性温和改革,从而避免了民众以强烈情绪过度参与政治、大规模卷入政治所带来的社会紧张。

西班牙的经验表明,民主进程中社会大众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要为民主政治和平进程建立安全底线,需要把调整民生政策与创新民主机制结合起来。首先,执政党要将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从政治中分离,通过调整民生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平衡社会利益,防止因民生问题而激起民变转化为政治问题。其次,政策调整的作用范围毕竟有限,从根本上说为推进民主政治创造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制度的公平与正义,政策调整要与创新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并由民主制度来保障政策效应。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开放社会、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与水平,使执政党、政府能够建立起与社会沟通对话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防止社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被煽动起“民粹主义”情绪,而出现社会与执政党、政府的对峙乃至对抗的局面。

当前执政党尤其不能以简单强制手段来压制社会,而是高度重视保障社会民众的基本权益,建立有限宣泄和有效疏导社会情绪的制度性管道,执政党在民主政治进程中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导作用是有可能被社会民众接受的。“产生社会不满的不一定是政府的结构,而是治理的类型。对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变不会立即引起公众的愤慨,但运用权力来镇压政治活动却是很少能得到宽容的。”

三、转变政治心态,寻求共识对话与合作

许多学者都指出,原本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放弃了极端思维和作法,转向对话、妥协与合作,这是西班牙和平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代表着政治上的左翼、中左、右翼、中右力量的多方政党之所以告别对抗走向对话,放弃极端走向妥协,最终达成合作,关键在于他们在事关西班牙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中共也需要转变政治心态,才能在寻求共识中争取主动。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讲过的,也在网络上引起极大争论的就是“墙角论”。对中共党来讲,一是民族利益为大。二是建设性的合作心态。力求形成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多元共治。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要加强法治保障公民权利,明确建设性合作的主体力量是公民社会,而不能把社会看作是“协同”是“配角”,更不应否定压制公民社会。执政党要回归社会,善于在社会中努力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把意志强制和强加于社会。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把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建设性合作的主体力量来看,把主仆搞颠倒了。三是扩大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执政党一定要扩大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理性地认识把握社会的矛盾,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不同的政治见解,这一点特别重要。

西班牙国王和首相一方面竭力扩大体制的包容性,“把政治反对派们带入旧体制的框架内,一起来展开民主改革的运作”;另一方面通过努力促使原佛朗哥体制中保守的军人势力接受温和改革的做法。西班牙的民主转型表明,当政治改革快步推进的时刻,“几乎是规律,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由于长久对异议的压制,现在只要出现松动的出口,就怕会引出井喷一样的反应。体制外没有合法的政党,也就没有体制内外对话的沟通渠道。最怕的是内外激进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最佳的途径当然是内外温和派的合作。可是,这样的合作如果没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双方的悟性,靠双方在几近不交流的状态下配合,这是何等困难而危险的事情。”

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中共要有自信心,理性地认识与把握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平和心看待政治不同见解,并且以制度改革和创新来扩大体制的包容性。

四、尊重、承认与努力实践民主政治基本价值与规律要求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和平管理政治冲突、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运转机制,因此民主需要法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则是以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与自由为终极价值体现,因此民主需要法治。西班牙各方政治力量都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和平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基本做法的共同认识和共同遵守,各派政治力量都承认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世俗权威地位,在宪法范围内开展政治竞争,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协商等。

要尊重、承认与努力实践民主政治基本价值与规律要求,就需要全面认识和反思近代人类民主实践中的“姊妹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影响。

姊妹革命是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人类近现代的民主政治有重大的影响,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其中既有体现民主规律的文明成果,也反映出民主进程与民主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近代民主实践的两大革命对我们今天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共同思想前提是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等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美国革命继承的是英国革命的传统,在赢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美国宪法,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这套体制模式保持了美国社会200多年的稳定。法国革命是群众性的大革命摧毁旧制度,但没能真正建立起巩固和稳定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是经历了几次帝制复辟和百年动荡。

蔡教授指出,美国革命贯穿着理性思考,法国革命充满着激情推动,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大革命的鲜明差异与不同结局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三点教训与思考:

1)群众性的大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难以完成建设一个新制度的历史任务。法国大革命中最鲜明的特色是群众性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也通常强调群众运动、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但是,法国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新制度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转的话,那么群众性大革命之后就将是社会的不断动荡,迟迟难以恢复社会正常运行。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致力于集中人类的智慧来建设一个新的宪政民主体制和机制,使美国得以保持了200多年的社会大致稳定。

2)如果没有制度的控制和保障,哪怕是再好的原则、口号都难以真正实现。近代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美国人在制定联邦宪法之后,再用1791年的《权利法案》来巨细无遗地说明宪法内容,把人权的实现建立在法律制度的保障基础上。国外学者在分析美国革命时指出,美国革命者在革命时期是无私无畏的斗士,在制宪时期则是保守审慎的立法者。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美国建国史上,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两者都有功劳。

而法国的人权宣言尽管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一项成就,是有效改造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结构的基础,但是法国人只是把人权宣言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致力于就此建设一个新的制度。因此,一方面有了人权宣言,但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中血流成河、红色恐怖。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4年之间,雅各宾政府任意逮捕和处决了成千上万的人,迫害人们的宗教信仰,没收人们的财产,所有这一切是以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集体利益为名义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社会恐怖表明,为了能够落实普遍的人权,必须要有有效的民主法治制度做保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给我们以这样的教训,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民主法制建设。

3)是否建立有效的分权制衡体制和机制,对摆脱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法国的群众大革命可以处死国王,但并没有摧毁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只是从原来的国王手里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当时的革命领袖手里,造成新的绝对权力。汉密尔顿曾经谈到:古代那些实行直接民主的共和国经常徘徊于极端专制和极端无政府状态之间。而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极权民主就是在权力体系内缺乏有效的权力分割的结果。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把立法权抬到很高的程度,但是国民议会的决策效率却很低,于是革命党用自己的最高行政机构公安委员会来代替国民议会,颁布各项特殊的规定和法令,造成革命的恐怖。在雅各宾政权崩溃后,取代雅各宾政权的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希望建立强大的行政权力,结果革命的共和制机构失去了所有的信誉,最终是拿破仑掌权复辟帝制。

而美国宪法体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只是一种政治模式,这个模式体现的是分权制衡原理。这一点保证了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从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步。可以不搞三权分立,但不能不接受分权制衡的原理,我们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分权制衡政治体制模式。

经过1819世纪的民主实践,到今天“民主”不再是含义单一的词语,而是复合性词语:民主包括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指向)共和、宪政、法治(民主的实现机制),这些成为民主政治内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

这两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观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中阶级分野的特征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产生过程中吸收了法国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从民主的阶级性角度看待法国大革命。正是从阶级性出发看民主,马克思后来高度赞扬继承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共产党人,列宁被人们称之为“莫斯科的罗伯斯比尔”,列宁说:“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是一个雅各宾派”。列宁指出,“如果没有雅各宾派的高压政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就会毫无意义”。

蔡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直接继承了列宁的思想,高度强调民主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理解主要是:(1)以人民大革命为方式,以追求平等为直接目标。(2)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圣性,忽视个人利益客观存在的具体差异;(3)简单而绝对地理解“多数人的统治”的含义,忽视保障少数人的权利。(4) 强调统一和团结,以排斥性思维对待分歧,用斗争解决分歧。(5) 把自由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把包容看做是妥协,把妥协看作是背叛。正由于没有从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角度看待民主,对对民主政治理解比较原始比较片面,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忽略了美国革命留下的很有价值的思想:民主是和平管理冲突、协调处理社会利益矛盾的机制,民主政治正是人类政治生活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一种进步。相反,却把民主的阶级性和民主政治客观规律所要求的运转机制混为一谈,于是简单地把美国的宪政民主机制否定为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因而对如何建立真正保障与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民主政治运转机制考虑不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只是理念、口号、原则,而在实际生活中未能得到很好体现。

五、要以普世价值与宪法权威来凝聚社会与规范行为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思考:西班牙能够和平实现民主转型离不开国王胡安.卡洛斯的特殊影响力和特殊作用,而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结构都决定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结构性人物。

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看,经过300多年的时间,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上发展出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背景的民主理念及其模式:新教伦理文化的自由主义民主及天主教伦理文化的承认服从权威与以集体权力制约权威相辅相成的民主。西班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文化国家。天主教认为,政治可以是权威主义(authortarian)的,需要有权威来领导,但从来不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在天主教文化中,政治共同体不是一种严格的压制性制度,而是一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它要求的服从能够带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完善。天主教民主观中对国王权威的理解,使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以一种良好的天主教风格使他的象征性统治与民主结构既相辅相成又有所交迭,共同构成西班牙的民主宪政体制。这一体制结构中包含国王、政党、选举、议会、公共舆论和欧洲式的民主制度,这就使国王获得超越社会政治纷争的权威力量来协调矛盾。

但中国有这样的超越世俗社会政治歧见的结构性人物吗?当我们在宪政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有类似的力量来进行协调吗?中国没有。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国王。正因为如此,当改革中出现大的社会危机时,什么东西才能获得这种超越性的力量来化解社会危机?我觉得就是两条,一条是普适价值。这次在十八大报告当中,把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公正写进去了,这值得我们很好地推进和大书特书。确认普适性价值,就推进民主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对于中国和平实现宪政改革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第二条是宪法。,西班牙在民主进程中的修改宪法是各党派参与,经过全民大讨论,最后公决投票通过。因此各党派都承诺在宪法框架内参与政治谈判,参与民主进程。中国现在的这个宪法是不行的。

而我们现在的宪法,是主要由执政党主导起草和修改,想改就改了,缺少广泛的社会公认。因此,我们要制定严格的社会广泛参与宪法修订的一种法定制度和操作程序,以此提升宪法的高度权威性。这就使普适价值和宪法权威可能成为未来改革中用于凝聚社会力量、规范社会行为的思想和法治基础,以使中国社会避免大革命、避免大的社会危机动荡。

然而有的人以民主模式不具普世性来否定民主趋势和民主价值的普世性,并且反过来要把自己已经僵化过时的理念强加于社会民众,打着政治旗号推出貌似“神圣”、“正确”的一些僵化观点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设置底线。然而,中国社会民众对这样的僵化教条在心理上早已十分反感,这就非但难以在政治底线问题上达成一致认识,反而使执政力量与社会民众在心理上的相互容忍程度日趋降低,社会政治信任危机日甚,和平推进民主宪政改革所需要的共同心理基础相当脆弱。正因为如此,把形成共识作为和平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条件,以和平实现宪政改革,就显得尤为紧迫、尤为重要。这就需要执政党放开眼界、拓展思想空间,以博大的政治胸怀,尤其是高层的思想解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党的历史转型,使执政党的思想观念、组织形态、运转机制等都更加适应中国社会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进步的需要。一是要发展党内民主,从传统的政治集团转向现代的政党组织;执政党二是要坚持先进的政治价值理念的追求,遏止内部某些人因追逐利益而把党拖入功利集团的政党蜕变倾向,真正坚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民族大义至上。由此,党才能真正把握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执政领导主动权。总之,只要确立了大的基本理念,至于执政党领导中国推进宪政民主建设的技术性问题都是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蔡教授最后用一句名言结束了文章:“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手里”。
 

薄名如纸  近年可好?

来自共识网,作者为该网总裁的周志兴文章《两年过去了,他在狱中还好吗?》,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二名。老编认为,虽然作者在文中没有点出他所“关心”人的大名,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他说的是谁。不管是问候也罢,挂念也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用在这里确是再贴切不过了。

总裁自问自答地写道,2013年的922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两年,他在狱中还好吗?从万众瞩目到形影相吊,他能适应吗?其实这个问题不用问,当然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无论从狱中传递出来什么消息或者是什么消息也没有,人们心中都是明白的。也许生活待遇不会怎么糟糕,但是,心里的那种冷,一定是寒彻骨髓的。

总裁指出,时间再往前推两年,他还炙手可热。街头巷尾议论的,不是他被判处什么徒刑,而是在探讨他是不是只是入常,也在给他分配入常后的工作,到底分管什么?尽管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是,这颗闪亮的星即将升的更高,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后来的事情发展是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的。

总裁认为,不过,在这两年里,中国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却逐渐被淡忘了。其实,在我看来,周永康也好,令计划也好,都是过去的大人物,眼下他们也都在狱中呆着,相信他们都是百感交集。而我们这些看客,何尝不是百感交集呢?

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有这样一段:"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充满无奈。

然而,尽管世事无常,但不能怨世事无常,因为虽然世间任何事情都有定数,但是人的智慧其实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命运的。

总裁担忧,怕只怕把聪明当成了智慧。很多聪明人的跟头就是摔在了聪明之上。想到了我那时写的一篇短文《聪明和智慧》,重新读来,也还不算过时,算是凭吊那段历史吧。

那个风流倜傥的明星

2011年9月,我在重庆和当时那里的一把手见过。那时候,他正在向中国权力的巅峰前进,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尽管不能这样搭配词组,我还是要说,这是个风流倜傥的官员。长相俊朗,反应机敏,谈吐文雅,举手投足间,颇有领袖气质。

说实在话,在中国的官员中,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他自己,也是以一个政治家的形象来展示自己。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政治家是稀缺品。

听说,他在重庆非常努力,办公室的灯常常彻夜长明。所以,晚上在饭桌上,我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偶像。

当然,多少是为了找补我下午对他的不敬。

下午是一个座谈会。一把手从北京开会回来,据说下飞机后还去视察了一个地方,风尘仆仆进的会场,很谦恭地和在座的老同志打招呼寒暄。有人很有点献媚地说,昨晚看了红歌表演,真的不错,只是有的还不够专业。一把手反应很快,立即说,不专业就对了,这才显示是群众的业余演出。真是聪明的回答。

出席这个座谈会的,除了我以外,大都是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记得有前中组部长张全景,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还有温铁军、李希光、程恩富、崔之元、苏伟、房宁等人。他们说了很多赞扬重庆的话,这也可以理解,在那个场合。

 一把手很认真地听,不时插几句风趣幽默的话。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也是唯一一个说了不中听的话的。

记得我主要说了这样几条:一是说,群众是分层次的,一部分群众因为收入增加,住上了廉租房和公租房而满意的时候,也许另一部分群众为不能畅所欲言甚至不能开口表达而不满意。二是说,我刚刚从美国回来,美国学者说,重庆打黑打了1000多亿财产,不知道哪里去了。三是说唱红。我说,我看了红歌会,很多并不能算红歌,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等,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我说,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

一把手脸色有点不好看,因为他的脸色本来就黑,我真的没看出来,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把椅子挪动了一下,更加正面地朝向我,一脸凝重。但是,他只回应了我的最后一条。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做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晚上吃饭时,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端着酒杯来找我,说,我们知道你是好意,但是,我们不怕那些议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怕是不怕,但是很不满意。据说,当时在场的有的记者汗都出来了,而一把手则质问秘书长,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谁请他来的?

也许一把手真的不知道,重庆市委办公厅给我打电话时,说的是领导想请你到重庆来参加一个座谈会,可以主要谈党群关系。那个时候,重庆有意识地约请一些也许持不同看法的人来参观,希望尽可能多的人为他们说话,起码是站台。有一个较为知名的学者,一向是给人以偏右形象的,一次碰到我,悄声说,我到了重庆,那儿搞得真不错。我说,那你写篇文章?他连连摆手:那我被骂死。不过,他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当有机会到重庆去时,我没有犹豫,缩短了在美国的访问,到了重庆。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把手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李庄案。他说:按道理说,我不应该整李庄,我知道他是傅洋和郑小虎的人,傅洋和郑小虎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尤其是郑小虎,文革中我们住一个牢房,我个子大,吃不饱,郑小虎把自己的粮食省下来给我吃。但是,我不管这些,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从重庆回北京后,很多人问我对那个聚光灯下的人印象如何,我一般是这样回答:这是一个想做事情的人,这是一个极聪明的人,这是一个缺少民主与法制精神的人,这是一个追求个人崇拜的人。

总裁谈到了一场审判大戏里的小聪明。看到了聪明,没有看到智慧。当然,智慧这东西,很多人是没有的。真的智慧,是要对历史有透彻的理解,知道哪条路是走过的不通路,因而选择更加合理的路线。不能大张旗鼓地重走错路,更不能高举着一面旗帜其实夹带了许多不属于这面旗帜的私货。当然,除了智慧,还有品格,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我在重庆时写了四篇《雾都日记》,曾经很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是这么写的:"重庆的带头大哥们,他们为重庆人民殚精竭虑,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心到底怎样?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仆人呢还是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我说的是心而不是口,口上的话,谁都会说。这才是关键。"

总裁叹息,一晃,两年过去了。这两年里,围绕这座西南城市,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就不必多说了。日历翻到了2013年的822日。济南。

一场大戏开演了。 主角是谁很清楚,还是一把手。他的演技如何,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还是印证了这个判断,聪明,缺少智慧。

也许,最高当局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想法,就是以贪腐和滥用职权的罪名为主来审判,就是这两个罪名所涵盖的内容,也是斟酌过的。斟酌的结果,是忽略许多不容易上台面的罪行。

但是,"聪明"的一把手从来是不甘寂寞的,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他要占据制高点,掌握话语权。以他的聪明和口才,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确实赢得了喝彩。

但是静下来想,这叫做智慧吗?中国有句老话,语多必失,或者说,祸从口出,他的滔滔宏论,其中不知卖出了多少破绽。其实,早在去年三月两会期间,一把手在记者会上,用两个"一派胡言"回敬了那些传言,但是,明白人都知道,那些传言很多是真的,可叹的是,明白人很多。这个时候,低调一点不是更好?

总裁指出,聪明的人以为可以一下子反击得手,智慧的人要多想想退路。这次审判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个"暗恋",一个"如胶似漆"问题的性质悄悄转移到了儿女私情上。分析起来看,暗恋,是王立军承认的,如胶似漆,是一把手感受到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此说无懈可击,观众们起码看到了一把手很难被称作一个"男儿"

聪明的人会选择路径,平常时也许不会走错,但是老祖宗留下一句"慌不择路",是适用于许多人的,慌乱时需要大智慧应对。一把手显然是慌了,尽管不少人认为他表现可圈可点,但是我不这么看。为了跳过眼前的水塘,他先说自己出轨,再说属下暗恋自己的太太,进而说属下和自己的太太如胶似漆。这实际上是掉进了更大的一个深渊。

仔细分析,暗恋和如胶似漆不在一个层面上,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暗恋其他人,但是不能和其他人如胶似漆。再加上他后面说的:"3号楼是在市委大院里我的家,包括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领导也没有不敲门就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又不是大杂院,实际上王立军能随便来,那实际上是他们俩的一种极特殊的关系,我烦透了。"

难怪有网友把一张他和太太参加民族活动时戴花帽子的一张照片染成了绿帽子。这是他自己戴上的。

总裁认为,这完全没有了政治家的风度,把责任推到了自己的夫人、下属和朋友身上,因为想摆脱一个麻烦,用尽心机结果陷入一个更大的麻烦。历史将怎样记录这样一个人?家族将怎样回忆这样一个人?朋友们将怎样评价这样一个人?

总裁指出,可以说,这是小聪明制造的大问题。

正如中纪委的一个官员所说:"多年来力图将自己打造成政治家的薄熙来,却以力辩自己并未涉嫌贪腐的被告角色而落幕。229页的庭审实录证明,过于注重仪表和谈吐的薄熙来,展现于世人的最后定位:既不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悲剧英雄。" 某位一把手的老友,看过庭审后这样评价:作为一个具有贾宝玉或者哈姆雷特的内在性格和气质的人物,却硬要扮演毛泽东或者凯撒大帝的角色,怎么能不演出一场既可悲又可笑之闹剧呢?这两段评论,都是中肯的。

这次庭审,堪称世纪审判。不只是说开创性以及被告人的级别影响力,还有复杂性。被告人的罪状未能全面展现,贪腐和滥用职权中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严肃审判中又添加了一抹桃色,在庭审之前之中和之后,被告人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很坚定,等等。

总裁总结称,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主角的面目更加清晰了,原来的面纱已经褪去。

理想之争  网上“肉博”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四名的,是来自凤凰网凤凰资讯的《团中央与任志强的网上“肉博”》。老编认为,说“肉博”有点血腥,说“口水仗”有点低看,实际上也是主义或意识形态之争在网络的交锋,或是主流媒体过时执着与现实民意落差的撕逼对话。

资讯惊呼,共青团中央与任志强近日“撕起来了”,双方关于信仰共产主义与否的争论起源于921日的一条微博。当日上午1013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布题为“信仰”的微博,指出“对于我们共青团人来说,共产主义既是最高理想,也是实现过程”,并发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讨论,附上中国青年报21日文章《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伟大旗帜》。而昔日现役军官、今日著名地产商任志强211246在微博转发并评论道“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此评论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共青团中央238:59@共青团景临写的长微博“与任志强先生榷”并置顶,文中写道“作为整个共青团组织的一员,有必要认真严肃、平心静气地对任志强先生进行回应”,同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共青团员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指接过奋斗的班,而不是坐享其成的班。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共产主义就一定能实现”。

对此,任志强2321:58发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长微博并置顶,他写道:“团中央发表了一篇与我榷的文章。心平气和的送了顶反党反共产主义的大帽子。只好再写几句。千万别让团中央用愚昧再去欺骗年轻的一代。千万别让改革开放退回到改革之前。我不在乎别人骂我,但团中央不能用无知欺骗社会!也许这个笔手根本就没认真看过我的长微博。或许团中央应该聘用个更明白些的枪手。”

任总声明:一、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至少在目前还是优秀共产党员。我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反对共产党的话。只有对历史与现行政策的一些表述和看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的文件中有明确和肯定的结论的。不要以为对党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批评就是反党。二、我更不反对共产主义理想。文章中我非常明确的提出的是我也希望实现共产主义!只是问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这一目标。这么明确的话,居然成了“郑重其事的反对共产主义理想”?太有些“莫须有”了吧!三、团中央的文章中极端错误的将共产主义的目标理解为“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胸怀和远见,更是一种否认历史的无知!四、中华民族确实有“天下大同”的传统。但这个“天下”不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天下,不是一个国家的天下,更不是一个地域或一个文化中的天下!五、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中包括团中央文章中提到的“老有所养,少有所敎,病有所医,居有其所”。而这恰恰是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愿望。

任总还谈到,十三亿中国人在盼着改革能建立新的制度,解决社会中现存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在未解决眼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时,空谈接共产主义理想的班。全世界也都在紧盯着中国的改革;十三亿中国人不需要空谈什么共产主义,更希望看到的是如何跨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不要一个伟大的理想追求,而是要脚踏实地的走好当前的每一步。否则不但理想不能实现,连现在已有的成果也会丢失;改革只能前行而不能后退,早已是十三亿中国人的共识。视目以待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建立一套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经济发达的国家行列。

任总最后强调,仅以此回复团中央的榷文。千万别用愚昧来欺骗年轻的共青团员们了!

 

发展有快慢 改革无停步!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五名的,是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中国经济放缓不会妨碍改革》

华尔街日报编者按称,今夏中国股市大跌以来,习近平首次接受外媒采访。习近平很少会与国际媒体接触。在这次书面采访中,《华尔街日报》通过中国外交部向习近平提了12个问题。外交部承认对答案进行了一些事实性整理和研究。习近平对答案做了修改和审阅。采访中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干预股市暴跌是必要的,以“化解系统性风险”。习近平希望国外投资者能够将目光放长远,并将中国经济比作汹涌大海中的一艘船。“在大海上航行,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

习近平1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默多克时表示,中国将继续对外国媒体持开放态度,欢迎外国媒体和记者来华采访报道,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展,帮助世界把握中国发展机遇。默多克表示,美国及国际媒体都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闻集团旗下《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将全面报道此次访问。

书面采访全文如下:

《华尔街日报》: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在推动新的经济和安全安排方面表现得十分活跃,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是取得明显进展。中国是否正在有意将此前以美国为主的全球治理结构加以调整使其更向中国倾斜?

习近平: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一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合作。因此,我们应该为国际发展事业作出贡献,很多发展中国家朋友对中国提出了这方面的强烈愿望。建立亚投行,主要是为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亚洲各国在深化合作方面的愿望。据世行、亚开行测算,2010年到2020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8000亿美元。亚投行可以为这种需求多提供一种资金投入选择,因而受到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面对这么大的需求,亚投行只是一个渠道,不可能包打天下。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将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除了域内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也都加入了亚投行。中方欢迎美国参与亚投行,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这个态度。

我不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也不认为这样做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联合国马上就要举行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一道,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华尔街日报》:中国在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越来越自信,从中东到非洲到朝鲜半岛都是如此。中美在哪些领域利益一致,在哪些领域又存在分歧?中方如何看待最近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您是否担心朝鲜的核野心?

习近平: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努力。当今世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方面,中国都没有缺席。这是国际社会的希望,也是中国的责任。

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存在广泛共同利益。中方愿同美方携手应对重大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己经做了很多事,还将继续做下去。中美在应对朝核、伊朗核、巴以和谈、南苏丹、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全球性挑战方面开展了密切协调和合作。当然,中美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思路和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不同才能相互补益,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中国坚持平等、公平、正义,倡导以和为贵,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有关问题。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和政策,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我们不赞成强行干涉别国内政,认为很多事情应该商量着办。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复杂的情况,国际社会都应该坚定信心,持之以恒坚持和平努力。

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取得重大成果,中美为此进行了共同努力。这说明我们的主张和方法是有效的。中方将同各方一道,推动全面协议得到有效落实。

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是坚定的、明确的,同时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中方愿同美方及相关各方继续就妥善处理半岛事务、实现东北亚地区长治久安等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华尔街日报》:中国梦是您就职后最早提出的概念之一,这个提法现在在中国很流行,同时也让人想起我们在美国常会提到的美国梦。您曾经说过,中国梦是强国梦也是强军梦。您觉得中国梦和美国梦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习近平:中国梦最根本的是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来认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外族侵略、战争磨难,但中国人民始终自强不息、顽强斗争,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看待当今中国,一定要深刻认识中国近代以后所遭受的民族苦难,一定要深刻认识这种长期的民族苦难给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所以我们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有梦想才有希望。上次访美时,我在艾奥瓦州马斯卡廷的老朋友们也向我提起他们的梦想。我深深感到,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对未来有着共同梦想:世界和平,社会安宁,生活富足。当然,由于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梦、美国梦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想内涵不尽相同,实现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也可能不完全一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各国人民对梦想的追求,不论有什么异同,都是激励他们顽强奋斗的强大动力,也为中美合作和各国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华尔街日报》:中美两国间的关系近年来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如南海岛礁建设、网络间谍、美国跨国公司认为在华业务受到不平等待遇等问题。在美国国内一些人甚至提出要对中国采取新的遏制政策。您如何回应这些涉及中国的批评意见?您认为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如何能使得两国之间的纽带更加紧密?

习近平: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这两个“大块头”不合作,世界会怎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13年夏天,我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作出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抉择,其核心内容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两年多来,围绕这一共识,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深化,水平不断提升,双方就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全球性挑战保持着密切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利益己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国关系发展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力促进了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当然,一个家庭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中美两国难免会存在一些分歧。双方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可以解决的问题,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加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以建设性方式善加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防止对两国总体关系和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合作大局造成干扰。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对此有着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了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不应过度解读。中方岛礁建设主要是为了改善岛上人员工作生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也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

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企业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上有共同关切,我们愿同美方加强合作。

我将同奥巴马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共商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大计,希望这次访问能向国际社会发出中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信息。

《华尔街日报》:中国在亚洲地区军事实力和军事行动的扩张引起了美国政府关注以及部分亚洲国家担忧。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中国的意图?美国及其盟友在亚洲的军事构架是否让中国缺乏安全感?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做些事情以照顾中国的安全利益?

习近平: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并不是为了穷兵黯武,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在国土之外,中国在亚洲没有任何军事基地,没有任何驻军。中国是一个大国,领土、领海、领空广阔,具有漫长的边界线,需要对国防建设保持一定投入,也需要保持适度规模的军队。为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我不久前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中国早就承诺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军队在亚丁湾护航、打击海盗、参与叙利亚化学武器外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军队在周边最多的行动,就是应邀帮助一些国家应对自然灾害。中国军队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中美都是亚太重要国家,亚太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中美两国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这符合两国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亚太应该成为中美加强协调和配合的合作社,而不应该成为中美互相角力的角斗场。我们的态度是,凡是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我们都欢迎:凡是可能导致地区冲突和动荡的事,我们都反对。

中美双方应该在亚太地区积极践行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中国军队2014年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中美两军正在推进“两个互信机制”建设,期待中美在亚太地区寻找更多契合点,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华尔街日报》:今年夏天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多事之夏”:股市直线下跌,人民币贬值,实体经济发展也在放缓。全球很多投资者都在担心中国经济要比官方数字所显示的更为疲软,他们也想知道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有效控制局面。您如何解读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提升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习近平: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居世界前列。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在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这是来之不易的。根据我们设定的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可以做到。

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需要的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以利于走得更稳更远。我们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倚重消费拉动。我们希望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国经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保持强劲发展动力。

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困难,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想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我们将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风物长宜放眼量。分析中国经济,要看这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在大海上航行,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只要投资者全面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近期中国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制定的战略以及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和趋势,就会作出正确判断。上海美国商会今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约95%的受访企业计划加大或维持在华投资。这是300多位美国企业家的选择。我相信,聪明的投资者都会作出同样选择。

《华尔街日报》:您任职伊始,就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承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今夏因股市波动采取的救市措施看起来似乎跟贵国的改革承诺背道而驰。您觉得政府干预救市的必要性有哪些?在未来的几个月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中,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还有哪些我们值得期待的举措?《人民日报》等一些官方权威媒体都有报道称目前的改革遇到了一些阻力。您觉得阻力来自哪些方面?

习近平: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言之,就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预。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股市长期稳定发展,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前段时间,中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这主要是由于前期上涨过高过快以及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引起的。为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境外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做法。在综合采取多种稳定措施后,市场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波动而改变。

 2014年,我们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此外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出了70多个重点改革方案。915日,我们讨论通过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加快完善价格机制、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等改革方案。我们今年确定了100多项重点改革,还要继续出台一批重大经济改革举措,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改革举措往前排,将在财税、金融、开放、司法、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

中国这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经过努力,一些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了。这些改革是真动了奶酪、动了真格。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改变一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当然会有难度,不然就不叫改革了。所以,我说过,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改革关头勇者胜。同时,改革要扎扎实实干,想入非非不行,哗众取宠不行,蜻蜓点水也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实现改革目标,风雨无阻,勇往直前。

《华尔街日报》:中国政府正在就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货币篮子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讨论。今年8月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也被看作是迈向更为灵活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举措,但此举同时也吓坏了全球市场。中国是否会完全放开资本账户,使人民币成为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您是否担心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以及资本外逃?

习近平:中国一直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这次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就是其中一步,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做市商对人民币汇率走势预期明显分化,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市场汇率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偏离。完善中间价报价使中间价形成更加参考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从机制上防止中间价和市场汇率持续大幅偏离。811日中间价报价完善以来,偏差矫正己初见成效。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会继续朝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

中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朝着资本项目可兑换方向努力。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不开放的交易已经不多,中国正在稳步有序向前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相关工作。

近期,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下降,主要反映了境内银行、企业、个人等本外币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调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外汇资产由央行转向境内银行、企业等机构及个人持有,如今年前8个月境内银行各项外汇存款余额增加569亿美元,其中8月份增加270亿美元。二是境内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增长较快。三是境内企业等市场主体稳步减少境外融资,有助于降低高杠杆经营、货币错配等风险。这些变化都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动,在适度可控的范围内。真正以长期投资为目的的外方投资者仍在进入中国。中国外汇储备依然充裕,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很高水平。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国外汇储备有所增减是正常的,不必过分担忧。

《华尔街日报》:很多在中国有大规模投资的美资以及其他外资公司都反映近年来在华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很多政策都会大幅向他们的中国同行业竞争者倾斜,因此对他们产生不公平影晌。美国商业团体多次提到诸如思科这样的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常常会成为类似不公平政策的受害者。您如何回应这样的质疑?您对外资公司的期待有哪些?华为这样的中国信息科技公司也在抱怨他们在美国受到不公平待遇。您觉得两国是否有必要出台一些专门规则来处理信息技术公司面临的问题?

习近平: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吸收外资给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宝贵的管理经验、众多的国际化人才,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商惯例,遵守国民待遇等入世承诺,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欢迎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形式合作。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投资便利化,大幅度取消限制类项目,推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及时解决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权威机构调查表明,中国依然是当前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有关中国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外资对中国失去信心的说法很不符合实际。2014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居世界第一,达到1200亿美元,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今年头8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853亿美元,同比增长9%。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同时也要健全外商投资监管体系,修订外商投资相关法律,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

希望外国市场的大门也能对中国投资者敞开。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性政策,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积极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

《华尔街日报》: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互联网相关政策和法律进行了调整和强化,出台了很多针对互联网的言论,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的禁令。包括《华尔街日报》网站在内的很多外国网站在大陆地区陆续被封。之前发布的相关法律草案也让外国非营利组织机构担忧其在中国的活动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中国还是否会对外开放,或是中国政府担心外国的影响会导致中国出现社会动荡?

习近平: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性。但是,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同样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遵守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充分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构建良好的网络秩序,这也是为了更好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空间。只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在华发展,尊重和保护外国企业合法利益。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中国肯定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欢迎和支持他们来华发展,我们愿继续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协助。中国重视境外非营利组织在华活动的服务管理工作,依法规范他们在华活动,保障他们在华合法权益。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活动应该遵守中国法律,依法、规范、有序开展活动。

《华尔街日报》:大规模反腐是您在国内最受欢迎的行动之一。如何确保反腐行动能够更加以规则和机制为基础?官员财产公开是否会推行?有商界人士认为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您是否会为了提升经济而放松在反腐方面的努力?

习近平:反腐败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拥护,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党内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腐败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顽症。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我们必须顺应民心。所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大了反腐败斗争力度,依法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包括查处了曾经身居很高职位的一些人,赢得了中国人民支持和赞扬。

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句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随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我们要着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我们正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扎细扎密扎牢制度的笼子,真正把权力关进其中。关于官员财产公开,我们在2010年就通过有关规定,将领导干部收入等涉及财产性内容列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现在核实的比例不断提高,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不如实报告的人,我们有硬性的处理措施。我说过,反腐没有休止符。我们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病的决心不减、刮骨疗伤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反腐败不会影响经济发展。惩治腐败,打击权力寻租,可以推动建设廉洁政府,推动清除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促进规则公平,创造更好的投资营商环境。

《华尔街日报》:作为中国国家主席,您出访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您的夫人彭丽媛女士因为她作为联合国亲善大使的工作被大家熟知。从您个人经验来看,您觉得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而中国老百姓又对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

习近平: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曾率团前往艾奥瓦州考察农业技术,那是我第一次到访美国。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美国人民的热情友好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我多次来过美国,也在中国接待过许多美国友人。从这些交往中,我切身体会到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怀着十分友好的感情。我的夫人长期从事声乐表演和教学工作,近年来担任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机构和人士有很多交流,她也有同样的感受。

国与国交往始于人民。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源远流长。早在230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70多年前,在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美国人民跨越海洋和地心引力义无反顾前来中国帮助我们。36年前,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新的一页。实践证明,中美两国友好可以跨越时空。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国与国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不理解的问题,但这就是生活。既然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制度、发展水平、生活方式,那就肯定会存在一些相互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一切看上去不可理解的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想去理解并努力去理解,而不要排斥。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中国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在发展中谋共赢,在合作中同进步,让中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人民共享和平与发展成果。

左转倒退 歪曲理想?

来自读者推荐、作者为中央党校蔡霞的《左转倒退正是歪曲共产主义理想》,名列选网文章访问量第六名。

蔡霞教授谈到,习近平总书记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各种解读都有,各种行为反应也都随之发生。一方面有些民间企业家产生深深疑虑,加快资产出逃;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开始制定“向共产主义努力”的政策措施,似乎又要取消商品经济。这些解读真那么合适吗?有必要做些思考。

首先,共产主义作为中共的最高理想写在中共党章里,从1921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作为现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党内领导干部强调这点,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政党的理想信念是凝聚党心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倒了,党心必然就散,组织上的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那别说有8000万党员,哪怕是一亿党员也没用,遇到重大冲击就散就垮,几乎是必然的。就此而言,前苏联党的轰然垮塌,并非是“竟无一人是男儿”,那是苏共党内没有可以凝聚党心的共同政治信念的必然结果。此为其一。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含义究竟是什么?多年来,中共和中国社会的解说含混不清,就可能字面理解,以己之见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中国人最普遍的说法是: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有这些理解有很大的肤浅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请读《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最后,说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多年以后,恩格斯还说到,有人问他如何用一句话概括共产主义?他认为,最准确的还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请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有2个根本含义:一是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人作为具有独立性的主体而联合起来而相互合作,而不应是依附于任何人或物的被控制被奴役的对象。二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前提性条件。马恩强调的是”每个人“,抛开”每个人“这个前提,回避”自由而全面发展“去讲共产主义理想,不仅曲解背离马恩的共产主义本意,而且已经带来党内思想混乱。因此,不真正讲清楚共产主义的本质含义,就不可能使全党真正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有人简单地抓住一句话,说就是”剥夺剥夺者“,搞”共产“。按中国文化思维的理解,就是穷人瓜分富人的财产,就像水泊梁山好汉”劫富济贫“。五十年代初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因打着实现共产主义的旗号而获得正当性。现在富人一听中共再讲共产主义,自然生出恐惧心理,自然加快资本外逃。

也许是中国人长期深陷贫困之中,所以特别关注物质财富,而恰恰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实质含义丢置不论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第一步是工人阶级争得民主。暴力革命是为了争得民主权利,使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即国家权力归社会民众所有,每个人首先实现和维护好作为公民应该有的民主权利,而后利用国家的力量建设新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人类政治文明是个逐步进步的历史过程。1840年代的欧洲,民主还没有发展到社会公众无分贫富贵贱都享有公民权利的程度,工人阶级还没有制度性渠道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暴力革命观点。而当经过40年的变迁,民主政治在欧洲有了长足的进步,恩格斯根据1870年代到1880年代德国工人斗争的胜利,指出工人阶级应该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开展议会斗争,来争取改变法律和政府政策。恩格斯当时对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的观点,事实上在思想上已经有所改变。今天,我们再把共产主义简单化理解成”共产“,实际是给抢劫别人财富寻找正当性借口。尤其是当今中国需要极大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国家改革建设,如果还以各种貌似政治正确的理由,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搞强拆强行没收以及并吞民企资产,无疑是在毁坏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道德底线。

学到这里,老编心想,教授的担忧不无道理,但过度的担心则没必要了,因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理想欺骗  中国没有?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七名的,是来自环球时报、级别为社评、作者为本报评论员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这是社会上事关共产主义理想争论特别是共青团中央微博与地产大享任志强微博争吵的再开战。

社评声称,“共产主义”近来成了舆论场的热词。一些报章响应党的正式论述,发表了关于为共产主义长远目标奋斗的文章。网上有些大V则对“共产主义的说教”冷嘲热讽,有的甚至宣称自己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社会泛起,并不在意料之外。

社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共产主义不再是中国报章和人们口中的热门口号。中共强调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路线,为实现社会进步开展了脚踏实地的工作。但党的长远目标没有变,中国实际上进入用积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果向长远发展目标慢慢靠近的可持续模式。

社评指出,共产主义不再是口头禅,但它作为高远追求,仍在社会的前方。我们低头拉车,但也要抬头看路,巩固全社会的政治信念,否则社会就缺少凝聚力,也会迷路。实际上中国的民生越做越好,但恰恰是思想上比较乱,西方的那套要改变中国方向的激进主张回流进我们的社会,被一些人指称为中国应有的国家理想。客观说,这是社会不同选择和不同道路的根本探讨,这种探讨正逐渐积累深远的影响。

社评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的表象因此对一些人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阶段,马克思早就论述了共产主义的远景,这代表了人类的长远追求和胸怀。尽管苏联式社会主义运动在创造成就的同时也曾出现偏差,但如果人类因苏联和东欧的挫折就此放弃追求,相信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那将是莫大悲哀。

社评指出,当年在中国跌到谷底、试尽各种出路而不成的情况下,人们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召唤。这一理想先是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它又作为社会理想经受了考验。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中国勇敢面对复杂实践的收获。因此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共产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正面精神力量事实上远大于我们对它不成熟认识导致的那些后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学说,近一个世纪后回首,它没有辜负我们这个民族。

社评也认为,共产主义当然不是应当无限消费的口号,我们有很多现实而迫切的任务,然而完成这些任务与实现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的辩证关系却是牢固的。我们不能只谈共产主义理想而漠视当前的尖锐问题,也不能因为买到了假货或是遇到个腐败的坏领导,就认定共产主义理想是“扯淡”。

社评认为,中国需要弘扬共产主义理想,并且不断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以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论全人类的这一美好愿景。不能不说,在西方政治观念的渗透有所扩散的时候,坚持在中国社会这样做并收获实效,是一项长期的挑战。如果各级思想政治工作者以为只要他们呼喊了共产主义口号,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那将是极大的误解。

社评指出,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肯定更有凝聚力,也更加积极向上。然而让这一远大理想真正扎根于社会,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坚实条件,又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对此我们要有客观、求是的认识。

社评强调,社会名人以国家的现实问题为噱头攻击共产主义理想,是非常无聊的行为。中国要解决问题,致力于实现阶段性目标,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决不可成为面对大历史的精神流浪儿。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的集体信念,信念的含义就是它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动摇。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尤其应在基础信念上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就是向理想的迈进。

管控分歧  期望可达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八名的,是来自凤凰时局观、作者为陈芳的《习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分歧在哪》

作者称,尽管有2013年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尽管去年瀛台夜话奥巴马表态“美国无意遏制或围堵中国;美方愿意同中方坦诚沟通对话,有效管控分歧”。但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双方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依然明显。

作者谈到,中国著名的美国问题学者王缉思,在2014年初一次中美对话会上(发言整理成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的文章)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秩序”,即中国要维护的国内秩序,以及美国所倡导并维护的全球秩序。王缉思分析了中美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理解的不同。他认为,中方在对美关系中一贯强调的“相互尊重”原则,首先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即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及政治秩序。中美关系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敏感问题,包括台湾、涉藏、涉疆、人权等,都可以联系到“国体和政体”上去。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从维护国内的长治久安出发的,对美政策尤其如此。

反观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界定和期待,都关系到它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它所维护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人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实力和世界影响,造成对美国地位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作者指出,中方高层丝毫不避讳这种分歧的存在,也不认为有分歧就不可以讨论。去年的瀛台夜话,习近平就表示,双方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彼此信任,才能做到相互尊重,避免战略误判”。

作者注意到,在中国外交部举办的蓝厅论坛的演讲中,中国外长王毅也表示,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各异,两国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随着彼此交往不断加深,还会产生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重要的是,双方应在各个层面随时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消除战略疑虑,避免战略误判”。

对于美国担心的中国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王毅明确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没有理由去挑战在战胜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动机去推翻自己全面参与其中的国际体系。但强调,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以顺应国际关系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更好应对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为推动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王毅同时表示,中国也是亚太和平稳定的坚定维护者。他表示,中美两国完全有条件,更有必要在亚太地区实现积极互动,开展互利合作。并进一步阐释,“中国的周边外交奉行亲诚惠容理念,坚持睦邻友好政策。中国的发展不是去动别人的奶酪,而是要与各国一起做大合作共赢的蛋糕;中国的目标不是去搞所谓‘势力范围’,而是要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去争什么主导权,而是要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完善现今金融体制,克服融资瓶颈;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开展必要的建设不是去针对谁,而是要改善驻守条件,提升驻守能力,并履行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作者认为,但显然,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中方越来越从过去的被动走向主动,更加追求平等的大国关系,即中方强调“相互尊重”的深意所在。王缉思认为,如果中美两国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就能够避免可能的战略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这里的“同归”,是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并行发展且相得益彰。

作者认为,在今年6月在美国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期间,中国副总理汪洋坦率承认,中美不会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但两国利益高度融合,谁也承担不起放弃合作、全面对抗的代价。在谈到两国分歧时,中国副总理刘延东指出,等到两国能够在总体上做到“尊重和适应彼此的核心价值”,分歧就可以被管控。

作者还联系到去年的瀛台夜话中,习近平曾对奥巴马阐释中国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中国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习近平还阐释了中国对主权的重视,“历史多次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安宁、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一旦国家混乱,就会陷入分裂。老百姓的灾难最惨重。我们对主权看得更重些,原因就在于中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中国人民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往往最为敏感”。奥巴马当时表示,美国无意遏制或围堵中国;美方愿意同中方坦诚沟通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误解和误判;美方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但对“相互尊重”,美国一直避而不谈,也从未明确表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国内秩序、发展道路的尊重。

对此,中国著名美国问题专家阮宗泽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表示,新型大国关系有不同的层级,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双方可以先从“不冲突不对抗”做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积累,向前迈进。但他强调,相互尊重很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更能理解王毅所说“增信释疑,将是习主席此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合作共赢为核心

习近平17日会见出席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时指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两国拥有许多重要共同利益,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物中有许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经济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凤凰网从外交部拿到的一份材料显示,中美两国元首去年的北京会晤达成了近30项共识和成果,内容涵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双边经济关系、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气候变化领域、两军高层交往、打击恐怖主义等双边关系,亦包括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阿富汗问题等地区和全球性事务。

第七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成果同样颇丰,仅战略对话列出127项成果清单,涵盖高层交往、两军关系、反腐败合作、执法合作等在内的双边合作,及包括朝鲜半岛、阿富汗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反恐合作等在内的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还有气候、能源、环保、海洋、卫生、科技与农业等方面的合作,相当广泛。

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5500亿美元,双向投资额1300多亿美元。备受关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已展开20轮谈判。阮宗泽告诉凤凰网,中美双方迫切需要BIT,过去6年,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增长5倍,中国赴美投资已超美国对华投资,越来越向一个投资大国转换,“如何确保中国投资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置于一个有法律效用的管道”。

两军关系确立了“两个互信”机制:双方已签署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今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期间提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核心内涵应该是“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

阮宗泽认为,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意义,在一些地区问题以及全球性问题上,中美的参与合作必不可少,“中美关系,合作是大势所趋,共赢是人心所向”。

面向普通民众展习式亲和

习近平此次国事访问还有一大亮点,即面向美国人民,亲和普通民众。习近平将着眼于民众视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涵之一,认为“中美友好的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他曾说美国民众的真诚好客让其深受感动。      此前习近平曾六次访问美国,1985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首次访美,在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小镇,住在普通居民家里。2012年,时隔27年,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重访马斯卡廷小镇,与当年老友叙旧,《华盛顿邮报》形容“这是一次充满爱的外交,习近平展现了他温和亲切的一面”。

习近平此访从西雅图开始,将投入大量时间与美国地方省州、工商企业、友好团体、各界人士互动,面向社会各界发表演讲,同企业家代表举行座谈,同学校师生交流。双方还将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为来往于中美两国的学生、游客等各界民众带来好消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向凤凰网透露,西雅图之旅,习近平照例会请来很多老朋友。苏格说,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地位上升的大背景下,凭借习近平本人的魅力、以及第一夫人的高雅,定会让美国人民更多了解中国,在美国民间掀起一阵旋风。苏格还指出,尽管媒体对中美关系有一些忧虑、负面因素似乎在上升,但总体来讲,美国对华为“美式橄榄球型”,大多数民众希望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关系发展。

目前中美两国已结成43对友好省州和200对友好城市。去年双方人员往来近430万人次。两国在对方国家的留学生总数超过50万,目前已有超过10万名美国青年在华学习和1万多名美国学者来中国访问交流。中国在美国开设的孔子学院已超过100所,美国有数十万中小学生正在学习汉语。

中国会更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改革

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邀请,习近平将于926日至28日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这也是习近平首次到访联合国总部。此访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不久前,中国刚刚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有外媒解读中国当然希望和平,但不准备为此而牺牲一切,因此不能挑衅它。

王毅在蓝厅论坛的演讲中透露,习近平将首次在联合国总部全面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系统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王毅指出,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继承,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超越和创新,对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于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表示,中国并非是另起炉灶、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是中国自身发生变化,中国人的心态发生变化,从原先国际体系中边缘化、沉默的国家,越来越成为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参与者,并愿意拿出更多公共产品。

在阮宗泽看来,今天的中国也不适合再像过去那样保持沉默,中国越来越多需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国际社会需要。中国30多年的发展得益于现有国际体系,现在积极融入甚至更深层参与现有国际体系,中国没有必要挑战它,更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对于这种变化,阮宗泽认为恰恰是美国没有适应,还在以零和博弈的视角来看待,“美国一方面强调,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当中国成长起来,积极融入并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美国又担心中国的倡议是不是要稀释其国际社会主导权”。阮宗泽也强调,对中国来讲,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是,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不要被人误解,“本来对现有国际秩序是一个有利的补充,却被视为挑战者”。

陆克文在其上述报告中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不对称世界的出现,即最大经济体和最强军事国不再合而为一。中国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地位正在重塑国际准则、规章和机构,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中上水平的增长。他同时指出,不可否认现有秩序亟待改革,中国在这一秩序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大有裨益,问题在于中美如何互动、合力和平地塑造国际秩序。

王缉思在上述文章中指出,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渐过渡到当前的“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显示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

阮宗泽强调,中国的路径是清晰的,认定就是要推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会因为你不高兴就不走这条路”。

主席访美忙   学者关注啥?

来自人民日报的采访《习主席今日访美,10位中国知名学者最关注什么?》,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九名。

党报披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22日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此访,中国学者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期待的成果是什么?近日,国内10位研究中美关系的知名学者接受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中央厨房)记者采访,用简短、明晰的表述回应了以上问题。

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这是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奥巴马任期内最后一次接待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代表团,将起到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作用。我最关心的是,这次“习奥会”将如何回答“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问题。

习主席此访,两国领导人将进行战略交底,即政治安全上互不为敌,经济上相互合作,文化上共促友好。中美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今年以来,太平洋彼岸出现了有关对华政策的大辩论,美国朋友开诚布公地讲到他们对中美关系的一些担心和忧虑。正因为有担忧,所以两国领导人如何向国际舆论发出正面声音,就格外引人关注。

习主席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在大家对中美关系都有不同看法时,访问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要发出这样的信息:中美可以成为合作的伙伴。这是我最期待的。

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最高领导人的会晤,理应“抓大控小”。用“控”而不是“放”,所谓“控制”,就是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解决,不要寄希望于一次首脑会晤。应该让经济合作、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超越一些美国媒体常常炒作的所谓网络、南海等问题。比如谈经济问题,当前美国经济脆弱复苏,中国股市出现新变化,全世界都期待着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能够形成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格局,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中美两国领导人理应起到一个引领性的作用,共同释放积极信号。

四、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习主席这次访问,最大的预期是解决美国人心中“Who is he?”和“What is his vision?”的问题,就是习主席自身是什么风格,以及他对中美关系的愿景。主席将要传递的这两方面信息,关系到美国人对习近平个人以及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阶段,中美关系的时代背景也在发生变化。习主席将与奥巴马总统,商界、智库精英乃至普通百姓沟通,直接告诉他们,中国想要什么。

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虽然中美之间目前存在一些小麻烦,但还是不要过多为当下某个问题较劲。我们要对整个行程和结果作出综合评估,并且把画面拉长,把此访的意义和影响放在一个长时段里去考察。我特别期待两国媒体、公众、外交官,以及广大民众能够通过观察此次访问,给国际关系史在新时代的进步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今年上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焦虑上升。我最关心的是,习主席此访能否扭转当前中美关系中比较消极的气氛,让合作而不是分歧始终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否通过会面和深度对话,就下一步如何推动双边关系达成共识,为今后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明确一个路线图。

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让美国普通老百姓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魅力,有一两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就好。

八、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周文重:一段时间以来,网络问题成为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其实,中美都是网络攻击行为的受害者,需要携手共同应对,制定一套具体的规则来应对网络安全问题。中美打击网络犯罪的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美关系是重要且复杂的大国关系,但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必须在互信的基础上求稳发展,达到共赢。

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最期待的是通过此访,双方能够加强互信。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焦虑不安,美方也不太理解习近平主席的执政理念。习主席此次访美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奥巴马任期还剩一年时间,但习近平访美将为中美两国未来五年、十年的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方倡导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持续下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框架,但首先美国政府面临换届,二是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因素,美方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疑虑在增加,此框架面临着挑战。中美两国元首此次会晤,对如何巩固共识,提升在共识基础上行动的坚持性和坚定性,具有长远的意义

事有难上难  法有高中高

来自联合早报、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中美关系的难中之难》。

作者写道,南中国海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总体上看,中美关系涵盖了各个方面,南中国海问题似乎只是很小的问题,且也不是中美的直接关系问题。不过,现在它竟然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对南中国海问题有不同的认知,而不同的认知又源于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不同国家利益观念所致。

作者认为,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的认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主权问题。这对其他几个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也是一样的。主权问题有两个层面的认知,即“历史”和“近代”的。“历史”层面指的是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概念,“近代”层面指的是近代从西方发展出来的主权概念进入亚洲之后,亚洲国家对领土领海权利的认知。对中国来说,主权问题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退让的空间。当然,这对其他主权声索国也一样。正因认识到这点,中国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邓小平以来,一直主张对那些具有主权纠纷的领海进行“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其次,中国坚持,主权问题是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双边问题。中国这样做,并非没有理性。自近代主权概念诞生以来,主权问题一直是两个国家双边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双边谈判成功地划定了和俄罗斯、越南等国的陆地边界。这也使得中国更具有信心,通过双边来解决海洋的争端问题。其三,中国相信南中国海问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不喜欢把它国际化。中国因此反对菲律宾等国把主权纠纷提到国际法的层面。近代以来的国际法既不能解释历史问题,也很难解决主权纠纷。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不想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不管如何,美国本身也并没有承认国际海洋法。(小国家都倾向于把纠纷诉诸于国际法,而大国则倾向于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其四,中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大国政治化”,主要指美国的卷入。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不关美国的事情。历史上,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中国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事情。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亚洲,南中国海成为日本的“内海”,由日本设在台湾的总督府管理。日本投降后,南中国海回归中国,国民党政府接管南中国海,这个接管过程更和美国相关。这也是今天“九段线”的来源。中国认为,今天南中国海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卷入过多,因为美国的卷入改变了其他主权声索国的立场,企图依靠美国来应对中国。有美国和没有美国,主权声索国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

     作者指出,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尽管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始终一致,但就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具体方式,中国其实也有变化。早期邓小平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不过很长时间没有其他国家理会中国的倡议或者感兴趣。后来,中国也努力和越南、菲律宾等国试着做一些共同开发的项目,但没有很好的进展。原因可能是一些主权声索国并不把中国的倡议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中国没有显示其有很强大的意愿和能力这样做,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自主行动,也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任何压力。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改变,中国开始了对南中国海进行石油勘测和填海等工程。直到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直非常被动。

作者认为,中国的被动性很明显反映在填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早就在填海了。中国并不是不知道,但中国总是诉诸于所谓的“私下外交”,就是“私底下”和这些国家交流意见。现在看来,这种息事宁人的外交非常不明智。如果当时中国也把这些国家的填海活动公开出来,现在的情况就会很大的不同。至少,国际社会的认知就会不一样。今天,当中国开始填海的时候,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是中国在挑衅。很多人甚至并不了解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早就在填海造岛了。即使这样,中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认识也是有进展的。早先,南中国海问题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今天,中国主张使用“双轨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把主权争议和海上航道安全区分开来。中国意识到,海上航道安全都是很多国家的关切,并且这些国家也有权利关切。很多国家相当一部分的海上贸易都要通过南中国海,而中国更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海上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从这个角度说,南中国海航道的安全关乎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保证南中国海航道安全问题上,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可以达到共识的。不过,对主权问题,中国仍然坚持是双边问题,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

作者认为,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认知又是如何呢?第一,对美国来说,最主要的是其地缘政治利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地缘政治哲学深信不疑,他们不仅创造出地缘政治哲学,而且也根据这个哲学去制定其国际战略和发展海外势力。对美国来说,至少在两个层面,南中国海对其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第一,东亚秩序是美国冷战地缘政治秩序的延伸,能不能维持这个秩序,是对美国作为全球唯一霸权的能力测试。第二,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东亚地区一直会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能否在这个地区继续发展和深化其地缘政治利益,更是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亚细安)在今后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维持比较高的增长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这个地区。不仅美国在“重返亚洲”,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也在这么做。历史上看,哪个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心,该地区也必然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地区。东亚局面表明,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这种激烈的地缘政治之争。第二,美国面临同盟问题。同盟是美国追求和维持地缘政治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英国对于美国的欧洲利益,正如日本对于美国的亚洲利益。如果美国要确保其地缘政治利益不受影响,就必须支持其盟国。今天,围绕着东海和南中国海问题,美国的同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在东海问题上,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果美国不能对其盟国或者那些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给予有效有力的支持,美国的国际信誉就会解体,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就保持不了。

作者强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力量从来就包括两种,即硬力量和软力量。美国的国际信誉就属于软力量。只要其他国家继续认知美国的这种软力量,美国仍然是它们心目中的霸权,否则美国很难继续其霸权。保卫在东亚的国际信誉,已经成为今天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美在东亚以外流失国际信誉。反恐战争以来,中东已成乱局。美国解体了中东的区域秩序,但无法再有能力建立新的秩序。美国在中东的信誉已经解体,很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确立起来。在欧洲,尽管欧盟各国和美国对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但无能为力。西方对俄罗斯所施加的制裁,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改变俄罗斯的行为。就是说,美国在欧洲的国际信誉也已经打折扣了。而在非洲等地,中国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走出去”在日益增长。尽管中美两国在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并非零和游戏,但美国感觉到了中国力量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能否保持其在亚洲的国际信誉,影响到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此看来,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很难放弃这些盟国,而和中国妥协。其三,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对中国做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把中国和国际海洋法绑在一起是有其原因的。如上所说,美国本身并没有接受国际海洋法,为什么要中国接受国际海洋法呢?美国本身超然于国际法,只是当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有选择地接受。但美国仍然需要国际法。对其他国家使用国际法不仅便于美国对这些国家形成制约,也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做一判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要对中国作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是不是成为一个扩张性国家:其根据就是中国是否按照国际法行事。其四,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是中国的能力问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历来秉持能力原则。它们相信整个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国家能力基础之上的,而非国家的主观意愿之上。对美国来说,中国填海所形成的岛礁不仅会变成中国“人造”的主权,更是显现了中国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社会进行“扩张”。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填海已经有年,但进展相当缓慢,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填出这么多陆地来,表明了中国的实际能力。这种能力都可以构成对美国的巨大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对美国的一些力量来说,既然南中国海问题发生了,就要把它做成一个有效的议程,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这背后有几股势力,包括传统上强硬派,往往是现实主义者(类似于小布什总统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对华不友好和反华的势力(包括各种倾向于支持民主制度,而反对美国人所谓的专制主义的力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力量一直是存在着的,也在找各种机会来应付中国。

作者认为,现在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国内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情绪”。这些力量必然要利用这种“中国情绪”来设立中国议程。简单地说,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中国政策”。美国的中国政策历来就是其国内各种力量角力较量的结果。当不利的“中国情绪”盛行时,这些力量就会顺势起来,造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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