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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改史   鲍彤留踪迹！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是来自纽约时报、作者为吴伟的《鲍彤奉命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原标题为〈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四〉。全文如下：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通过了赵紫阳报告中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意味着这场由邓小平提出、赵紫阳主导的政治改革得到了全党的授权。赵紫阳认为，他当选总书记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实施十三大通过的方案，推动中共已经实行了近40年的党国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

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总的情况看，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国内外媒体，广大知识界精英都是热烈支持的，认为这个方案的实施，将有力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也有知识界的一些人认为，方案与他们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另外，在几个月前极力主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党内左派则认为这个方案将“动摇党的领导”。

11月10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的中央政改办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政改办负责人鲍彤主持，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负责人和全体研究人员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鲍彤在会上介绍了赵紫阳对于下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他说，紫阳同志最近讲，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下一步怎么展开，只有一点想法，还要与中央同志商量。鲍彤说，紫阳认为，有些问题要搞实施方案，有些就可以直接搞了。

　鲍彤接着说，紫阳的倾向性看法有这么几点：

　第一，党政分开已经着手进行了，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如何工作，要制定工作规则，党中央要从制度建设上带头。

第二，党政分开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实际上党内对这个问题思想并不一致，一致了才会搞好，不一致就有可能出问题。重点要放在企业，要理顺企业的制度。6号下午紫阳讲，他想亲自抓一下企业法。在两权分离、党政分开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实行厂长负责制，但要对厂长有所制约，到底制约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有制约不行。党委保证监督，厂长与工会、与党委、与国家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参股者与企业是什么关系?企业应该实行什么样的人事制度?等等。紫阳同志想亲自组织力量进行调研，拿出意见来，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是不是要考虑搞一个关于社会协商对话的若干规定。哪些问题应该协商，哪些方面在哪些层次上协商，包括新闻发布制度等等，要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建议。

第四，就是机构改革。现在国务院已经成立以李鹏同志为首的机构改革小组，人事部、行政学院、公务员制度的研究，都要开步走。(作者注：这些问题，十三大只确定了方向和基本原则，具体实施方案和时间还要由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研究和确定。)

第五，明年各省市换届。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也要进行研究。

鲍彤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现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央和紫阳同志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在座的同志们有一部分将会留下来，参加中央将要正式成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的工作(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是负责为中共十三大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临时机构)。我希望，无论是回原单位的同志，还是留下的同志，都能够像过去一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那样，踏踏实实努力工作，为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内容，继续作出努力。

　就在鲍彤讲这番话的时候，中共中央的一个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常设研究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已经在筹备之中了。

早在十三大之前的7月底，研讨小组办公室在一份向中央研讨小组提出的“汇报提纲”中，就曾经说到，十三大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后，后续工作量将非常大，看来需要从总体上研究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关系，组织有关方面抓紧制定各项改革的实施方案。为此，是否需要提请中央设立专门的综合研究和实施协调机构，建议研讨小组考虑。

　十三大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即从1987年11月至12月)，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共召开了四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讨论到了在中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专门机构的问题。在第一次常委会上，赵紫阳就提出，为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第二次常委会决定撤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设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11月14日，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确认。在此后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了新设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任务、人员编制和负责人名单。

　1987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内部文件，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以下简称中央政改研究室)，明确研究室的职责是“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同时承担中央交办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鲍彤在传达这个文件时说，这个机构的名字是研究室，无权“主管”政治体制改革;它的责任，是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就像国务院有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一样，中共中央确实需要有一个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有一个研究和协调机构。

　根据这个中央文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为中共中央正部级机构，主任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兼任副主任。研究室的局、副局、处、副处级研究员编制为20人。根据工作需要，原中央政改办临时借调的30几个研究人员中，大部分回到了原单位。其他未回到原单位而正式调入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有12人，他们是陈群林、孙方明、黄海、高山、顾云昌、王绍贤、吴伟、徐冲、周大力、沈荣华、张伟、白慧敏。陈小鲁仍然以借调方式留下工作;吴国光作为特约研究员仍参与政改研究室工作;不久又根据需要，调入李元(原中办调研室工作人员，十三报告起草组成员)、何家成(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成员)、唐欣(原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石肖岩(原《中国政协报》副总編)。实有正式在编研究人员共为17人。研究室下设综合局、党的改革局、行政改革局、社会改革局、办公厅等五个局级单位，另设一个资料室。原贵州省委副秘书长陈群林任研究室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

　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地点，暂定在原中央政改办的驻地，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原定不久后迁入中南海，使用已经撤销的由邓力群任主任的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房子。但是，由于当时任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的宋平收留了书记处研究室的近半人马搞了个“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占了房子迟迟不肯让出，所以直到1989年6月被撤销时为止，中央政改研究室一直在中办招待所办公。

12月1日，鲍彤召开了中央政改研究室成立的筹备会议。参加会的有周杰、贺光辉两位副主任，和原中央政改办留下的10几位同事。鲍彤在会上说，近几天中央将下发文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正式成立。今天开会，我们酝酿一下机构设置、工作方式、课题安排等筹备工作。在我们这个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紫阳曾经出过三个题目，一是企业制度。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企业内部应该设哪些机构，应该是个什么制度，结合企业法的制定，要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一下。紫阳抓了两个班子，一个是袁宝华(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等人，考虑企业法的修改;一个是吕东(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等人研究国营企业的承包租赁;紫阳出的第二个题目是协商对话制度问题，要搞一个文件;第三个题目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排排队，分出轻重缓急，确定由哪些部门来做。还要研究一下，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有哪些问题要提出来。

　鲍彤又对几件应该尽快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安排。他说，还有几件事要研究，一是袁宝华建议，在人民大学基础上成立行政学院，请几个同志研究一下;第二是中纪委改革的意见，一是内容;二是方式，都要研究。但要注意，内容限于十三大报告总体设想中的框子;第三，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这两个党委的工作改革问题。将来这两个党委要改为工委(“工作委员会”的简称，指十三大后改设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这两个“工委”，不是中央的领导机构，而是设在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党组织，与各省、市委平级。按十三大党章规定，这两个机构不经选举，而是由中央直接任命产生，所以称“工作委员会”)，是中央的工作部门。请黄海(党的改革局副局长)找几个人议一下，提出意见;第四是中组部关于换届问题的意见。鲍彤还在会上转达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意见，他说，薄老认为，省市机构太多，人员太多，是不是改变一下。紫阳提出，请宋平找人研究一下，换届问题上可以做哪些改革。这个题目请顾云昌(行政改革局副局长)负责，看看我们能提出哪些意见。鲍彤说，他曾经和宋平讲过，换届时，省长、副省长、厅长、副厅长中是不是可以增加点非党员。一个是要有;二是不凑数。与其让民主党派人员做人大政协的领导，不如实际一点，当个厅局长。

鲍彤说，第五件事，明天上午书记处有一次会，研究工会、青年团代表大会的问题。据说工会有一个改革方案，步子迈的比较大。团中央也提出了改革意见，讲党群分开，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关系，与妇联、工会同党的关系不一样。怎么处理，要研究。

鲍彤最后说，近几次政治局常委开会，几乎每次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很紧迫。改革在中央已经提上日程，已经在不断的出台了。第一次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就研究了常委、政治局的工作规则。政治局开会后，发布了新闻。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的工作应该怎么展开?要争取主动。今天开会就是这个目的，大家要想一想，提出三个方面的工作清单;一是中央已经拟定了的，代表大会、政治局会、常委会定了的有哪几件事，要理清;二是中央已经提出了的，我们还没研究透的有哪几件事，比如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哪里开步走?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动态的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工作已经开步走了，情况如何，多长时间能完成，实施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提出建议。现在我们研究室同志文章写了不少，还参加宣讲，那么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到底应该搞些什么?现在有哪些文章、观点对我们有启发，哪些讲的还不够、不透，哪些讲得不全面、不适当，这些都要注意一下。

12月8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鲍彤、周杰在会上讲了话。鲍彤布置了下一步工作的任务，提出各部门要研究一下明年工作，要列出个计划。

鲍彤提到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任务：第一，基层企业的党委与行政关系问题要研究，要搞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写入二中全会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第二，社会协商对话，紫阳很关心，最后要有一个向中央建议性的东西;第三个是各省市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原则上在各省市党委领导下组织运行，上边不授意。遇到省市决定干的事，有什么把握不定的问题来找我们，我们也要尽力提供帮助。因此要有意识的与下面建立一些联系，跑一些地方搞调查研究，第四，紫阳说，新闻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么问题。可否找三大报(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社、新闻出版署座谈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则，需要中央、国务院提供哪些支持。这个座谈由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负责，鲍彤是其成员)秘书组组织，我们(指中央政改研究室)可以参与一下。

鲍彤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出台，四面八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我们要掌握，一是报纸上的文章;二是收集一下下面群众对政治改革的议论。要掌握宣传工作的动态，和群众较为模糊不清的问题。将来要有两个刊物，一是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二是互相通报情况的。

　鲍彤这里说的两个刊物，是指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后决定编发的两个内部刊物，一个是对上的，叫做《政改要报》，发送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全体成员，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主要负责人;另一个，是对下的，叫做《政改通讯》，发送至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治体制改革相关机构作为工作参考。这两个刊物，由综合局负责编发。

由鲍彤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就这样开张了。在由此至1989年5月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它作为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参谋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破题和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起步，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在推进中国向现代民主政治政治转型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足迹。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中国经济，六大瓶颈？  

      来自VOA、作者何清涟的《“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瓶颈》，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4名。虽然作者搜集资料费了不少功夫，但老编还是从文中嗅到了“崩溃论”的气味。文章说明和正文如下：

【说明：本文是我于 5 月 3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咸氏国际论坛”的公开演讲。由于《世界华人周刊》 5 月 7 日登载的“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首席记者萧元凯”的报道《何清涟：新常态下的政经突围》 一文错误太多，特意将讲话稿写出，以备查谬。温哥华《都市报》（《星岛日报》旗下）记者董清霞根据同一场演讲采写的《何清涟：细数影响中国未来的六大瓶颈》，基本符合原意（只去掉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可作为本讲稿佐证。】
    今天，有幸来到温哥华这个美丽的地方，感谢主办方与温哥华中领馆，能容忍我这样的“反革命”在这里公开演讲。在美国大纽约地区举办我的公开演讲几乎不可能，比如纽约领馆，只要听说我在某大学演讲，就想方设法破坏，比如宾大两次演讲被阻，连学生会主席都给撤掉。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六大瓶颈》，算是为大家盘点一下中国的经济家底，这六大“瓶颈”是否能够突破，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先讲一个好消息，从 2014 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世界 GDP 总量超 10 万亿美元俱乐部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只是中国政府对此似乎不太高兴，从 GDP 总量超过日本那一年开始，就一直谦辞老二地位，说某些国际势力夸大中国 GDP 总量是个阴谋。但事实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再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数据灌水，最后导致人家计算出这个结果，怨不得别人。

　　第一大瓶颈：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衰落，复兴无望，产业结构调整极为困难。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了 2001-2010 年的十年辉煌，终于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最新报道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出现第二波企业倒闭潮，据说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低于 4000 家企业关门。世界工厂衰落的转折点是 2008 年，从 2008 年至 2012 年，公开的数字是，东莞有 7.2 万家企业被关闭。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东莞企业大量倒闭，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外贸、内需，如今这三驾马车早已齐齐死火，今年一季度，外贸增速同比下降了 15% ，表明外贸这驾马车再也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得另想出路。
    过去 20 多年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从前年开始，高度泡沫化的房地产业陷入停顿，虽然政府、企业努力撑住房市不让下滑，但房地产带动的几十个上下游企业却陷入全面产能过剩。比如离房地产最近的钢铁业、水泥业产能过剩高达 30% 左右；距离较远的地板、家具、纺织业等相关产业也严重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危机，被比喻成“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即像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经济危机。因此，中国现在要发展“一带一路”计划，成立亚投行，向外输出过剩产能。这是另一个大话题，我今天只就此讲一点：这个计划成功率可能较低，因为纳入这计划的几十个国家，大多是主权信用不好的国家，除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合作另有目标之外，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可能会打水漂。
    上述问题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无望。所谓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政府想调整就能够调整到位的。早在 2005 年，广东省就开始号召腾笼换鸟，想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结果是笼子空了，旧鸟离笼，新鸟没能进来，目前是珠江三角洲产业空心化。

　　第二大瓶颈：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失业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剑。文革时期，即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就存在严重的就业困难，当时城市年轻人被迫使上山下乡，能招工、参军就是好出路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也还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比如农村过剩劳动力高达 1 亿多。目前世界工厂衰落，失业问题就更严重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都不高于 4.5% ，这个数据不说明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第一，这个数据只计算了城市中去政府部门登记的人口，没有登记的不算在内；第二，这个城市登记失业率将农村的失业者排除在外，而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相当庞大。排除了这两部分人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有严重遗漏。
   目前，中国失业大军由四个层次的失业者构成。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随着世界工厂的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现象严重；二是外资白领，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渥的白领失去工作；三是失业大学生，由于学校里要求大学生提供就业证明才发放毕业证，学生被迫想方设法让父母或者亲戚单位提供假的就业证明，学校提供的就业率已完全失去了意义。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青年，这些人，中国媒体将其称之为“啃老族”。
    中国的失业者到底是多少？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前总理温家宝曾在 2010 年 3 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 2 亿。另外一个数据由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提供。今年 1 月，林毅夫在 2015 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 1.24 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 9.4 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 3 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 32% 。
    这么多人没有工作，意味着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的“面包契约”已经失灵。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是个专制极权国家，所谓“面包契约”的内涵是：统治者逼迫老百姓“让渡”自己的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以保证让老百姓吃饱饭作交换，这就是所谓“面包契约”。如今这么多人失业，说明老百姓既未得到权利，也没能得到面包。任何 一个国家，面对如此高比例的失业人口，都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第三大瓶颈是：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的环境污染是立体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全面严重污染，这方面资料多，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谈了，只谈资源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矿产，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中国都对外依赖严重。

石油号称“经济的血液”，中国现在 60% 以上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比较高，这里不一一列举具体数字了，只需要指明一点，即中国经济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因素。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一项来说，中国农业人口占 60% ，但粮食自给率到 2014 年已经降低至 87% ，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撇开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污染不谈，仅就量上来说，中国有接近 2 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连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灾人祸，比如战争等使产粮国减产，中国粮价就会上涨。

关于粮食对外依赖严重的不安全性， 20 多年前美国生态环境学者布朗写了篇《谁来养活中国》，提醒中国注意粮食安全，但是中国却将这个研究报告当作“反华势力抹黑中国的阴谋”，是“中国威胁论”，大批特批，批了好几年。近几年意识到粮食安全终于成了问题，对布朗态度有改变，曾邀请他来中国演讲，但最终还是接受不了人家许多观点，于是又冷了下来。对布朗这位学者态度的冷热变化，说明在中国讲真话很不容易。

加拿大是个资源大国，有种类丰富的各种资源，水资源特别丰富。在座的商界人士可以未雨绸缪，投资这些产业，中国总有一天会需要进口这些资源。

第四大瓶颈：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地方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痛。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在我写这讲话稿时，麦肯锡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这里有个故事，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第五大瓶颈：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镕基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 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 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 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家宝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 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 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 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
    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 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共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 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2003-2013年的10 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 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 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 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 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 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嘛，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 《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从西方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应该用这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机。但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周小川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届央行行长，驶过了许多金融业的激流险滩，在危机预期中努力推迟危机的到来。今后如何，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六大瓶颈：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况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够感知，我在此只列举一组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津巴布韦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社会。

　如果在民主国家，只要遇上这六大瓶颈中的三个，政府就会垮台，内阁就得辞职。但是，中共依靠专制与强控制，统治依旧坚如磐石。不过，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自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
    在1949年 之前，中国有这种推倒重来的革命，那就是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与共产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试图通过战争对外扩张解决国内危机。第 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方式，即加强国家干预，用提高税收、扩大赤字财政、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国民购买力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国政府实 际上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与凯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并不太好。
     未来中国到底用哪一种方式解决危机？在此我将问题留给在座各位。与后两种方式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观念都与第一种最贴近。 马克思主义对类似中国目前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 财富。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制度路径、文化土壤、政府意识以及人民的思维习惯，来共同寻找中国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第一夫人”      遭人嫉妒？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的，是来自美国之音的《“第一夫人”出访引起的网上波澜》。老编妄议，这是西方媒体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中国“第一夫人”的反应，其中的酸甜苦辣或者羡慕嫉妒恨，除了受众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和西方媒体当然是感同身受了。在作者同为华人的眼中，好像中国大陆从上到下、从男到女、从官到民，恐怕都是洪洞县没好人了？老编倒是同情这类人，不骂中国估计其会失业失酬了，呵呵。           

文章声称，最近，彭丽媛女士随夫出访俄罗斯引起的网上热议，正好成为一扇观测中国舆情与各方评论者水准的窗口。

新华社自我陶醉于“第一夫人”魅力

北京将此视为宣传中国领导人“清新形象”的好机会。新华社发表专文“新角色  新舞台——彭丽媛将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文章反复称，“彭丽媛将会带着新的角色，在新的舞台上展现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 “一个多才多艺、人美心善的‘第一夫人’，一定可以为人民爱戴，为国家加分。从此，可以说，美国有米歇尔，而我们有彭丽媛。”

新华社这篇文章的弱智之处在于：误将国家形象视为“面子工程“，以为目前这个政治上专制腐败、人权恶劣、污染遍地，且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状态的中国政府，有了一位“人美心善”的第一夫人随夫出访，就可以一美遮百丑，让世界陶醉于第一夫人引起的观感盛宴当中，从而忘却中国那不堪的丑恶现实。

也有一些其实并不真了解“第一夫人外交”的人发表高论：“抛开了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至少在最感性、最人本的层面上，彭丽媛与世界上其他最发达国家的第一夫人一样，平等、优雅、谈笑风生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段话的搞笑之处在于，言者不懂“第一夫人外交”主要是礼仪上的，而非实质性功能。第一，国际社会当中不同国家能否获得“平等”对待，其实与第一夫人的容貌及“优雅”举止没多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一国的国家形象和政府行为。当年江泽民携夫人王冶坪女士出访，真正在意江夫人形象的并非外国政要，而是中国人，各种讽刺不绝于耳并绵延至今。第二，就目前公众可见的有关外交的电视、视频，除了在第一夫人们能单独出马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有谁见过第一夫人在元首会面等重大外交场合“谈笑风生”的？显然，这些附和新华社的言论除不知所云之外，实在无法体现作者之智。

海外媒体对“软实力”的妄解

不止一家海外中文媒体称：“有海外媒体认为，彭丽媛打破了中国大陆历任主席夫人默默无闻的传统，将展示中国‘软实力’”。

援引“海外媒体”，当然为了证明这一说法之权威。只是我记得，无论是“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提出者，还是后来加以发挥者，都没有将一国“第一夫人”的气质、容貌纳入一国“软实力”加以考量的。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另一位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欧维纳的阐述是：“军事以外的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如果北京及这些外国媒体评论非得认为第一夫人的歌喉确实是一种“软实力”，那就请他们听听自2005年以来彭丽媛演唱的革命歌曲，尤其是是那首《江山》，听听那“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谋幸福，送温暖”。这首充满了中共经典谎言的歌曲不管是谁唱，体现的都不过是强行洗脑的“实力”，除非听众都不懂歌词，只愿意听那婉转歌喉。

至于一些女网民为“第一夫人”服装得体感到骄傲，犹如当年中国一些女网民争相要嫁普京一样，属于这波中国第一夫人热中最不值一提的八卦花絮。

 Lily Kuo式的“第一夫人”魅力狂想

不过，要说这种莫名其妙的第一夫人热只是体现了我中华国民见识之浅陋，倒也有点冤枉。因为就在习近平正式接掌中共掌门人位置前后，好几家有名的外国媒体也登出专家评述，言之凿凿地论证，他们预测习近平一定会改革。理由有三：习的父亲习仲勋是党内改革派，因此习有改革基因：习将女儿送往哈佛，此举表示习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习有一位魅力四射、深受中国人民欢迎的歌唱家夫人。尽管这些预测因习近平宣示“三个自信”以及“不走邪路”，让这些名评论家脸上无光，但就在习近平携夫人访俄罗斯之际，好些外国媒体又同样自作聪明地表示，彭丽媛会为中国形象加分。其中美国《大西洋月刊》3月14日的报道“China’s Hip New First Lady”堪称马屁经典，作者Lily Kuo（华人，北大毕业）极尽赞美，最后引出如此荒谬结论：“彭丽媛身上具备第一夫人应有的所有良好特质，……出身平民家庭并且早就取得知名度的彭丽媛，有可能帮助共产党摆脱掉特权、腐败和脱离群众等负面形象。”

我相信，Lily Kuo以及与她同样水准的人或许以为，第一夫人的无穷魅力有疗治中国各种社会伤痛之效；在第一夫人的光芒照耀之下，外国人也会忘记中国政府的高度腐败与恶劣的人权纪录。还好，这位Lily Kuo没有引申阐述：中国癌症村的大多数病人们因为有了这位第一夫人减轻了病痛，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

   文革50年  本禹先走了！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6名的，是来自经济观察报、作者为叶永烈的《戚本禹没活到516就走了》。

【开放网编者按：曾任毛与江青秘书的文革勐将戚本禹，于4月20日8时在上海因癌症病逝，终年85岁。至此文革核心班子「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离世。文革研究专家叶永烈先生发来独家报导，特予刊发。】

等不到“文革”50周年纪念日--2016年5月16日，“文革”要员戚本禹走了！

笔者致电戚本禹的女儿以及原江青秘书阎长贵先生，得知戚本禹先生在今天上午（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在上海病逝，终年85岁。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都离开了人世。

20天前，我去看望过病重的戚本禹。

那是2016年3月27日，文友施蔷生告知，戚本禹病重，在上海住院。征得戚本禹的同意，我便与他约好在30日下午前去探望。

戚本禹出狱之后，改名，所以一般的医护人员并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和身份。我过去跟戚本禹曾经多次见面。这一回，山东汉子戚本禹看上比往日消瘦，一头白髮，精神尚可。他毕竟已经85岁高龄了。

戚本禹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个“中央文革小组”虽然逊称“小组”，其实在“文革”中权力之大相当中共中央书记处。我曾多次採访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也採访过副组长刘志坚将军，组员王力、关锋，还有那个虽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是跟他们走得很近的《红旗》杂志编委林杰。1967年8月1日王力、关锋、林杰因起草《红旗》杂志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而被打倒，当时被称为“王关林”。1968年初，戚本禹被打倒，人称“王关戚”。如今王、关早已经离开人世，只剩下戚本禹了。

不知怎麽搞的，在我看来，眼前的戚本禹，跟晚年王力有点相似。

据戚本禹女儿、侄女告知，戚本禹是2015年在深圳因胃痛查出胃癌，已经是晚期，而且癌症转移、扩散，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深圳医生建议不做切除手术。但是他的胃与肠之间堵塞，不能不做一外科手术，打开通道。戚本禹希望回上海做这一手术。他体弱，血红素不够做手术的标准。在深圳休养了一段时间，待血红素增加，来到上海。手术是在上海做的。他住院已经近一个月。术后情况稳定，术后一直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做手术时，施行全身麻醉，造成失忆，而且讲话困难。

　我坐在戚本禹床头，告诉他“我是叶永烈”，他马上就知道了。往日跟他交谈，他风趣、睿智，谈笑风生，而如今只能他吃力地用含溷不清的声音跟我交谈，有点像我当年採访高士其那样用嗯嗯喔喔喉音说话。不过，他的话音有时候显得很清晰。一开始，他就很清楚地提及了江青。我告诉他，他关于江青的回忆文章，我已经仔细读过。他关于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回忆，我也读过。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他提及另外一个人，那名字听不清楚。我拿出纸和笔递给他。当年，我採访高士其时，遇上听不清楚的话，就跟他笔谈。戚本禹曾经给我写过信，文笔潇洒。眼下写出的字却歪歪扭扭，勉强可以看出是“顾准”两字。我告诉他，我有《顾准文集》，也有顾准的传记。戚本禹写下一个“毛”字，以为毛泽东与顾准的关係值得研究。

戚本禹又写下“红与黑”三个字，但是不明白什麽意思，他的话听不清楚，连他的女儿也听不清楚。

接着，戚本禹还写下几个字，实在无法辨认。当年的风云人物，当年身兼毛泽东秘书与江青秘书的他，曾经何等的显赫，在高层灵活地游走于诸多大人物之间，而眼下的他，显得那麽迟钝，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

戚本禹昨日逝世

拓展阅读：微信君：

昨天上午7点56分，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成员在上海病逝，终年八十五岁。

在文革爆发50周年、结束40周年时去世，戚本禹的死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事实上除了戚本禹之外，文革中的很多重要人物还活着，比如谢静宜、蒯大富、王海容。唐闻生、林豆豆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红人是毛远新，他化名李实，1993年出狱后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退休后还是在上海。在狱中，他落下双腿残疾，不知道有没有对他有过虐待。

《红楼梦》是很危险的。本来打倒王关戚的时候想留下戚本禹，因为江青与戚情同母子，结果戚送了套《红楼梦》给李讷，让江青误以为戚对李讷有所图，江青就对毛说此人不可留，戚就给关进了秦城。此事见《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

戚本禹，1931年生，山东威海人，建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后任《红旗》杂志历史编辑组长。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戚本禹是调干毕业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时，写出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批判太平天国史研究者罗尔纲，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对戚本禹大加赞扬。戚本禹随后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升任历史组组长。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文章发表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关锋等人时，予以了高度评价："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戚本禹其后又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的文章，指翦伯赞为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又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1967年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批判走资派刘少奇。文章在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后，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随后，全国各大报也予以了转载。戚文发表后，各大报相继开展了矛头对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6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称这篇文章"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8月1日，王力、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组织编发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强调目前的斗争大方向是"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叛运动。"

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请假检讨"，随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投入秦城监狱，自此作别政坛。1983年7月14日，戚本禹因所谓"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戚本禹从1986年出狱后一直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由于他五十年代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图书馆领导人很尊重他在收藏历史书籍方面的建议。平时也化名撰写历史方面的文章。他有一女二子，女儿在北京东城某商店当职员，已与一高干之子成婚。大儿子已去日本留学，戚本禹和妻子邱云英及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邻居国家搬不走    中日关系要正常！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7名的，是来自环球网、作者丁刚的访日手记：《中日是搬不开的邻居（共五篇）》

　　 环球网对该文比较重视，编者专门加了按语: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舆论对日本的关注有增无减,中国赴日旅游游客也继续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我们真的了解日本吗?——在参加4月3日由环球网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共同组织的首届“中国网络名人日本行”活动时,《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丁刚表示,“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才刚刚开始”。今日起,环球网陆续推出丁刚老师的系列评论文章——《如何认识我们的近邻日本》,每天一期,共五期,欢迎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参与!丁先生的文章正文如下：

　　第一次去日本。

　　做驻外记者二十多年,走了五十多个国家,但没有去过日本。这次去是参加环球网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组织的活动,与日本媒体人对话。

　　听一位去过日本的朋友说:没去日本的都说日本的坏话,去了日本的都说日本的好话。还有一个现象,微博跟帖骂日本的多,微信群里说日本好话的多。

　　说来也巧,去日本前一天,正好有个从日本旅游回来的亲戚来看我。五十多岁的人,见面就说,“我这辈子恐怕看不到中国赶上日本的那一天了”。下完结论,开始细数日本人彬彬有礼的细节,还一件接一件地讲了在日本买的东西——厕所除味剂、电饭锅、空气清洁器……

　　亲戚的见闻,与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中国人讲述的日本游的经历大体相似。每个人的细节可能不一样,但主题却是相同的。这些有关日本人如何有礼貌和日本制造如何精美的故事,已经开始构成中国人心中日本映像的重要部分。它最终会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整体印象吗?现在还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政府放宽对中国人旅游签证的决定,肯定不是只考量了经济因素。

　　中日是搬不走的近邻,中国对日本的认知也并非今天才开始。日本是中国当初打开国门后首先接触的一个“外国”。很多至今仍在中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日企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企。可当我看到那么多同胞与我一起拿着护照过关,忽然有一种感觉,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才刚刚开始。

　　其实,随着中国走出去的脚步在延伸、在加快,近邻的意义已经远远不是地理概念所能囊括的。日本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中国人、中国企业,出现在世界的角角落落。在我驻外的二十多年里,其实根本就没有摆脱过这个影子,日本永远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主题。

　　我在泰国常驻近三年,每一次从曼谷国际机场去市区,都要经过两个巨大的广告牌。一个是中国海尔公司的,上写“世界最大的家用电器供应商”。另一个是日本三菱公司的,上写“支持泰国制造业发展”。两句广告语,生动地展示了中泰、日泰的不同关系和两家企业在泰国的不同地位。

　　记得2011年日本近海大地震发生的消息传到泰国的当天,有不少泰国人立即开始在街头募赠。在泰国的日本车企,还出现了泰国工人与日本经理相拥而哭的动人场景。据统计,泰国为日本提供的捐款超过6亿泰铢(当时约合2000万美元)。这个数据公布出来后,据说让中国外交官颇为感慨,因为泰国为汶川地震的捐款还不到3亿泰铢。

　　在缅甸北部,我在采访中了解到,日本的慈善组织为缅北少数民族独立武装提供了以停火为条件的援助。在菲律宾,我听说来自日本的善款被用于安置放下武器的棉兰老岛的穆斯林地方武装人员。

　　今年一月,我刚刚结束了在巴西两年多的常驻。在巴西,从100多年前开始,陆续有100多万日本人远涉重洋来到这里。他们在极期艰苦的环境中,为巴西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的巴西,之所以能依然保持着全球最大的咖啡出口国,就与这些日裔的艰苦奋斗密不可分。日本移民也为日企的进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2014年巴西举办的世界杯C组比赛中,日本队以1比2输给了非洲的科特迪瓦队。

　　日本输在了球场上,却赢在了球场外。比赛结束后,有人很快将日本球迷披着雨衣在场内捡拾丢弃垃圾的照片传送上网。这些照片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被传向世界各地。一位巴西人写道,“日本球迷这样做,简直让我们巴西人无地自容,我们只知道狂喊乱叫。”

　　在日本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忘记那段不应被人类忘记的历史。在荷兰,我曾听过老兵讲述二战中在日本战俘营里的非人经历。在新加坡,我在孙中山纪念馆里看到了当年日本侵略军在“肃清”时屠杀华裔的资料。

　　日本人真的就那么轻松地走出了那段历史吗?没有。

　　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工作的三年里,我常常会从日本送给联合国的一尊石雕前走过。那是天主教圣女安格尼斯的雕像,她右臂折断,浑身伤痕累累,后背布满深深的划痕。

　　雕像的说明牌上写着:长崎,日本,1945年这座被毁坏的圣女安格尼斯的雕像是在当地一座被夷为平地的天主教堂的废墟中发现的。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就在距教堂大约500米的地方爆炸。雕像身上的斑痕是极强的热辐射造成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座雕塑就竖立在高大明亮的落地窗旁。窗外是一个日本花园,花园一侧古色古香的亭子中央,悬挂着一口“和平钟”。站在石雕前向庭院里望去,不难体会到日本人送给联合国这一组礼物的良苦用心。

　　后来,我从著名作家伊恩·布鲁玛所写《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书中,知道了为什么日本人对二战的认知与我们无法“连通”的原因。布鲁玛在对日本人与德国人做过对比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不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柏林之战,而是在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珍珠港或中途岛之战,而是在广岛的原子弹。

　　最近,G7峰会外长会在广岛召开。日本特意突出这段挨炸的历史,并在全球范围召集青年无核大使,将通过峰会这样的场合,用志愿者将日本的国家形象推上国际舞台。这种巧妙的国际公关,不但使原爆的悲惨历史情感在日本国民中得以传承,还在国际层面通过反核来转移议题,遮掩其侵略者本来的面目。原爆变成了一张具有说服力和合法性的外交牌,日本用这张牌周旋于有核与无核国家之间,主动设置议题,为己所用。

　　战后的日本,在大国的冷战对峙中,借助于与美国的结盟,逐步地甩掉了战争之罪的包袱,改变了国家形象,但中日之间也因此而失去了建构信赖的政治基础。

　　七十年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日本则通过不懈的努力,在亚洲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中日两国的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却越拉越大。中国人看日本人脱不开当年日本鬼子的影子,日本人看中国摆脱不了被巨大中国影子笼罩的恐惧感。

　　我很想知道,这个在世界上与我们的文化有最多相近之处的国家,为什么总显得离我们那样遥远?短短五天的访问,不可能准确地测量出这段“距离”,但我想由此开始,让自己的“测量”一直延伸下去……(作者是《环球时报》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丁刚访日手记(二)：日本经济真的那么糟糕吗？透过GDP看日本故事另一面

　　飞机在中午时分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十五年前，我有过一次在这里转机的经历。迄今记忆犹新的是机场的分类垃圾桶。那时我已在欧美工作多年，对垃圾分类做过采访。但日本机场垃圾桶的干净程度、分类之细、标识之清晰，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资料表明，从1970年代日本就开始实施垃圾分类。

　　日本一居民垃圾回收点

　　从机场去酒店，我们乘坐的大巴经过了市中心。没有堵车、行人不多、很少大型户外广告，也看不到塔吊。这个有着3800万人口的全球最大都市，至少从外表看，有些出乎预料。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两个和经济有关的词：“转型”与“人气”。

　　从持续四十多年的垃圾分类到城市建造的固化与运转的井然有序，这与转型相关。而中国人比较看重的人气，则与这个国家的人口及其文化相关。

　　我与同行的北大教授张颐武的交谈很快就转移到了人口问题。张教授在日本留学多年。他说，日本人口现有1亿2千多万，比五年前下降近100万，“他们非常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人口会跌到1亿以下”。老龄化被很多学者用来确定日本经济的黯淡前景。
    恰好当天的《日本时报》刊有一篇文与人口问题相关的文章。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由于老龄化，日本缺乏劳动力，目前在日本的外国劳工已近百万，其中有35.5%为中国人，其次是来自越南、菲律宾和巴西的劳工。尼泊尔赴日劳工近年来增长显著。

　　走进日本，老龄化就不再只是数据。酒店外指挥停车的是老人，风景区打扫卫生的是老人，开出租车的还是老人。连酒店的电梯中都摆着一个圆凳，据说是为了方便老人。

　　在日本停留期间，也像往常一样，总会从报纸上读到经济发展的负面消息。日本央行公布的今年一季度企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日企信心几乎降至三年来最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似乎都在谈论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长达20多年的停滞还会延续多少年，安倍的刺激政策能否扭转颓势。

　　日本央行

　　可当我走进日本，短短几天，就感觉到了GDP之类数据无法显现的日本故事的另一面。有“日本通”之称的蒋丰先生告诉我们，有人对中国新建大楼与日本老建筑做比较，结果发现，中国有些窗户的外框表面会划破手，日本的内外框同样光滑。

　　同行的环球网副总编石丁引用了另一个数据来说明日本企业的强劲，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日企有40家入榜，超过有35家的美国。甚至看上去负面的老龄化，也在成为下一个增长点。全球6万多种老龄产品中，中国市场有2千多种，而日本则有4万多种。

　　从数据上看，日本政府早就入不敷出该破产了，欠的债是GDP的240%。但是，这些公债一是掌握在日本企业手里，二是存在日本老百姓的帐户中，是全体日本民众在替国家扛着债务的负担。只要他们对这个国家有信心，就不会出问题。

　　这个数据也让我立刻联想到了在日本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场景。每当遇到路口，就会看到所有车辆一个跟着一个整整齐齐地排队等候，有的时候会排成长达三四百米的车队，没有一辆汽车抢到前面去加塞，中间和右侧的车道畅通无阻。我去过很多欧美国家，从未见到过这样井井有序的场面。当秩序被一个民族视为集体行为的准则，这个民族就一定会生发出非同寻常的凝聚力。高速公路上的场景虽与经济无关，却是我们在分析日本经济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谈到经济。在日本生活了28年的林先生还说了四点，一是物价十多年基本稳定；二是贫富差距不大：三是房价涨幅很小；四是收入虽多年未增，消费也低迷不振，但失业率很低。

　　林先生告诉我，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有时一个季度GDP就掉下去两位数，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很多人都拿不到年终奖。最严重的莫过于失业。但即使失业，生活也不至于一下子落入深渊，因为大家都能拿到一定的救济金。在日本，只要有固定地址，就能申请“低保”。钱虽不多，但吃饱饭没问题，孩子上学也是免费的。日本实行全民医保，覆盖了绝大多数人群。交多少钱根据参加人年收入来定，穷人交的少，富人交的多，体现了社会公平。

　　记得以前有位美国记者对各国都市街头行人步行的速度做过测量，结果发现日本人走得最快。由此推论出日本人工作节奏快，很勤奋，也很辛苦。但这只是一面，我在东京一个小区中看到的是宁静而舒适的生活。与几位大阪的同行交谈，了解到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年轻就业者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承负着沉重的压力。

　　一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中国年轻记者说，他最羡慕的是日本年轻人择偶并不看重对方是否有房。在东京、大阪等都市，选择偏离市中心的地方，租一套五六十平米的房子，月租大约五六万日元（3000—3500元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人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如果是买房，按揭最高可达35年，利率只有2%到3%，甚至更低。有了孩子，上学几乎不要钱。有了固定工作，就会有医保，也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两个人的月收入如果合计能达30万日元以上，会感到很稳定。

　　1968年，日本GDP总量超过西德，达到1000亿美元，从而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但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20位。1971年，日本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3年后增加到了3000美元。日本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再增加到3000美元所用的时间分别只有6年和3年，不仅在速度上大大快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日本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是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只是因为日本经济发展快、日本人更勤劳、日本公司效率更高，更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

　　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以后，在80年代的经济泡沫尚未破裂之前，日本就已经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建立起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这些年来但凡西方国家出现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日本都没能躲过，有时甚至经受危机的时间比别的国家更长，但日本都没有一蹶不振，谜底就在于日本分配制度的“基础建设”比较好。

　　也许，是那些吓人的经济停滞的数据，让我们总以为日本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衰退生活之中。但你不能因为不喜欢这个国家，就总是把它不好的一面展现给读者。你不能因为这个国家总和你捣乱，就肯定它会一天天烂下去。如果一个国家能坚守四十多年的垃圾分类，建立起顺畅的交通系统，都市中不再有塔吊林立；如果二十年来大多数人收入稳定，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却能享受到较完备的社会保障，我们又该如何定位它的经济呢？

　　这不是在给一个与中国相距遥远的国家做评估，而是要给一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经济大国作出准确的估计。这个国家必定是“中国梦”实现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极为重要的外部能量。

丁刚访日手记（三）：日本民意造就了安倍对华政策？

　　抵达日本的当天下午，我们采访了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五十九岁的鸠山先生被视为“亲中派”。他历来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09年大选前曾明确表态称，如果成为首相，决不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将约束阁僚的参拜行为。2013年，他以个人身份访华，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给鸠山先生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对于日本侵略史的认识为什么在日本得不到广泛认同？二是怎样向日本民众传达正确的历史观？
     鸠山先生认为，大多数日本人有错误的历史观，主要原因是战后的教科书上没有充分、正确地说明钓鱼岛问题和南京大屠杀等事件。钓鱼岛的归属《波茨坦公约》讲的很清楚，但大多教科书上没有。

　　鸠山先生还说，“我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后有机会还会去，去那里就是为了谢罪。至于死亡人数是否是30万，不重要。杀一个人也是犯罪。我会一直谢罪，直到中国人说‘够了’为止。这也是我在韩国烈士纪念碑前下跪的原因。”他表示，不管日本媒体和政府给他施加多大压力，他都会坚持向民众说明历史真相。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有利于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

　　鸠山先生虽然当过首相，但他在日本是极少数，在网上更是常被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网民辱骂。

　　我在访问中听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与中日关系相关的人士聚会，鸠山先生也在其中。可他一走进会场，有些日本人就忙着躲开，甚至不愿与他打招呼。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一位中方人士告诉笔者，日本民族文化中有“抱团”的一面，但另一面就是孤立“不和大家一致行动的人”。一个村子，大家很抱团，有人犯了村规，就要被逐出村子，这是最严重的惩罚。现在有些日本学生自杀，就是因为受不了同学们对他或她的孤立。

　　鸠山先生能够身处孤立之境而坚守信念，的确值得我们敬佩，但这也从另一面反映了日本舆论右倾化的严重程度。

　　鸠山认为，右倾化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GDP超过日本，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一些人由羡慕产生嫉妒，由嫉妒产生焦虑和恨。而每当日本经济出现危机，日本国内右倾化倾向就会抬头。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常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日本人对华心态的变化。他说，中国就像是日本人住的独门独院的小楼后面的一座小山包，一夜之间小山包突然变成大山，让日本人顿感无法适应。

　　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反映并且借用了这种民意变化。2006年，安倍刚当上首相就宣布访华。2013年，他再次当上首相，却立刻改变了对华态度，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就是民意变了。

　　最近我看了一家中国电视台播出的对话节目，谈的是中日关系。主持人说，“看来安倍那一套东西，日本老百姓还是接受的”。这个话其实应倒过来讲，是老百姓这么看，所以才会有安倍的对华政策。

　　一位中国外交官说，现在的中日关系是在年轻一代手中。从日方情况看，带着负罪感来推动中日友好的老一代已经走下历史舞台，新一代大多没有接受过正确的历史观教育，而且是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已经远离他们的记忆与思考。

　　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方人士在与日本青年议员对话时提到了向中国道歉的事，有位议员脱口而出，“那是我爷爷犯的错”。话虽没错，但言外之意却是“这不是我的义务”。这位日本青年议员的话代表了今天日本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知。

　　与我们交流的日本媒体人士也大多对安倍表示支持。尽管日本媒体人总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大都认为，相对于过去走马灯式轮换的那些日本首相而言，安倍得到了近20年来未曾有过的支持，他的带有浓厚保守主义倾向，甚至被称为激进保守的“政策风格”也得到了民意更多认同。一位日本同行告诉我，日本人也认为，安倍的对外政策是符合亚洲大流的。

　　在这个所谓的大流背后，站着的是举着民主人权和国际法旗帜的美国人。日本副外相木原诚二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就明确表示，“美国（在南海）的作法是基于国际法的，所以日本支持美国。”

　　不少国人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心服口服地承认败于美国，是因为美军的强大。其实真正让日本人“服输”的不只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是美国的制度优势。美国的原子弹摧毁了日本人的信心，使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为美国思想和制度的俘虏。

　　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改造下迅速实现崛起的事实，更加深了日本人对美国的信服与顺从。现在的日本人普遍相信，在民主、人权、和平等方面，日本与美国有共同语言。因此，尽管日本国内会出现用拥有核武器换取美军撤离的声音，但这并非意味着日本要与美国分道扬镳，而是要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形成一种更加平衡而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式的紧密互动。日本深知，这是成为政治大国的第一步。

　　日本学者松田武在《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一书中写道，“霸权的构造是，让非霸权国家接受作为普遍原理的意识形态和规则，以及与政治结构相吻合的各种制度，使双方在关于某种秩序上基本达成一致，以使这种秩序能够更为长久地得到维持。当然，霸权绝不排除使用武力”。正是这种“软硬兼施的对日政策最终形成了日本60多年来难以割舍的对美国的依存体质”。

　　战后建立的这套体制经过多年运转，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信奉美国价值观体系的民众。在面对中国崛起和南海争端这样的问题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站在美国一边。这一点我们在与日本媒体同行的对话中明显地感觉出来。我们讲历史观，他们讲价值观，很难找到共同点。

　　日本是一个岛国，传统中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容易用零和心态看周边、看亚洲、看世界，同时又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优越感，自认为是“解救亚洲”的领导者。日本自明治维新实行“脱亚入欧”政策之后，这种危机感与优越感交错上升，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最终成为引发侵略战争的主要动因。二战结束后，美国迅速将日本拉进了自己的冷战同盟，使日本失去了对其民族性与战争关系的全面反思机会。

　　今天人们看到，日本与东盟、与中国等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关系，的确比战后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日本与东盟的关系，近30多年来稳定发展。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日本的巨额援助在发挥作用。其实，援助不过是一个因素而已。另外一些重要因素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重新重视亚洲的思潮。福田纠夫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日本首相时，推出了“福田主义”。福田向东盟国家承诺日本决不会作军事大国，并表示愿意将力量集中在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上，以“和平、心与心、对等”为原则开展与东盟的合作，这奠定了日本企业进入东盟的基础。

　　同样也是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崭新阶段。1978年，福田纠夫促成实现了邓小平的首次访日，中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是，这样的政策变化仅仅停留在内阁政策的地步。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反映了战后和平主义的民意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延伸到整个民族从战争发动者而不是受害者的角度做出更深刻的反思。

　　如果给现在日本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做一个定位，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参数：一是视自身为“最优等”民族，是亚洲的领导者；二是视中日竞争为“零和游戏”，三是自认为已经是美国和西方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这些参数决定了中日关系改善的难度。

丁刚访日手记(四)：日本，一个被传统与现代“撞”出来的国家

　　日本之行，最吸引我的不是清水寺的古色古香和樱花灿烂绚丽，而是东京市郊的一条小街。小街靠近一座购物中心，时间在这里倒退回旧电影中的景象。行人稀少，房屋低矮，整洁宁静，看不见中国都市街区如今已习以为常的送货三轮。小巧玲珑的店铺一个挨着一个，理发店、书店、杂货铺、邮局……。这不是京都清水寺旁那些专为游客而修复的古老街区，而是普通日本人生活的普通街区。

　　问过一位日本同行，他说在东京市区也有这样一些小街。无法想像，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公认最忙碌、最繁华的大都市--东京，居然会有这样一些保留着传统慢生活韵律的街区。显然，这样的生活也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们所渴望维系的。

　　日本在历史上有两次因受到外国文化剧烈撞击而惊醒、奋起，一次是七世纪遭遇中国文化，一次是19世纪受西方文明冲击。这使得后人自然而然地认定日本是世界上最善于模仿也最善于将外部冲击化为内部动力的国家。

　　中国的日本研究也有很多是从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的渊源入手，并着重于寻找日本文化中与中国相通因素的。提到改善和中日民间关系，人们想到最多的也是这些因素。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日本是在所有文化中与中国文化最相近的文化，也最容易引发共鸣的文化。但结果可能是，两种文化的碰撞最终产生的综合作用。

美国学者霍尔在《日本史》中有这样的分析，“单从中国化考察日本的七、八世纪，就忽略了日本历史上的国内成分。这两个世纪里的主要政治及社会变化，绝不能简单解释为急剧倒向中国文化的副产品。645年的大化政变，认为是有意识地追赶中国的开始，但也是努力搞中央集权化、使新兴贵族阶级的特权制度化的开始。”

　　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人一到日本，首先会感叹的是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的会如此干净。垃圾箱虽然很少，但没有乱扔垃圾的现象。在京都清水寺的旅游区里，我看到有日本人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塑料袋，把冰激凌的包装纸放进去，再装回背包中。朋友告诉我，他们会一直背着这个塑料袋回家，放回家中的垃圾袋。

　　日本人的卫生习惯也与外力的影响相关。因为大瘟疫而改变公共卫生体系和民族卫生习惯的例子中，最典型的当属日本。1858年，美国海军一位感染了霍乱的水手把病毒带到日本，一场大瘟疫在日本暴发，3年中共夺去28万人的生命。因瘟疫所迫，日本解除了对西医的禁令。而在这之前，日本人的医学知识主要来自于中医。公共卫生的概念从此伴随着西医进入日本社会，日本人对疾病和健康有了全新认识。

　　1868年，明治政府宣布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这场改革也意味着日本人卫生观念的大变革，它促使日本民众更加重视公共卫生，把保持健康与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与民族能否强大联系在一起。研究日本史的美国学者苏珊·伯恩斯认为，从那时起，日本人不再将疾病看作是个体和私人的事情，而是蕴含在民族力量和威望这些新兴的概念之中。

　　除了战后的社会变化，制度重建也为日本文化坚守维护传统创造了条件。为什么日本能够在大规模地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保留或恢复了很多传统社区呢?

　　日本东京大学西村幸夫教授曾在《再造故乡魅力--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一书中，讲述了17个故事。我走在那条不知名的小街上，就想到了这17个故事，也想到了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社区民众。战后日本政治和制度的重构，使得这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成为决定自己社区面貌的主要力量。

　　传统上，日本基层的自我组织能力就比较强，而美军占领期间推行的制度建设更是加固并且提升了日本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力。美国学者霍尔在《日本史》中写道，“没有一次占领是如此注意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日本的文化评论家加藤周一也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只能是采取民主主义原则、科技文明和日本的传统文化的结合的形式。加藤所说的民主主义原则就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变革相关。

　　我想再用一个时髦的词--工匠精神来说明这一问题。在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的成员经常赞叹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短短几天，我们就感受到，日本人对生活和工作的精致追求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火车站旁的一个小便当店，柜台左下侧装有一个只有一尺来宽的洗手池;旅馆里提供的梳子有一定的弧度，正好可以贴着头梳理;牙刷是小头的，可在口腔里灵活地转动;所有的公共厕所小便池旁都带有一个装着除味剂的小盒子;咖啡杯有把，茶杯无把，原因是手摸茶杯不觉烫时，杯中的茶正好在60度左右，是茶香最浓的温度;木筷子不是一头粗一头细，而是两头都细，一双筷子两头可用，既当公筷又做私筷……

没有生活中普遍的精致，很难有各行业工匠的高度精致。没有一种能够让精致的追求在生活与工作中充分张扬的体制，传统的工匠精神就有可能会被对利润的追逐所磨灭。工匠精神是道德的产物，也是体制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现代制造的灵魂，绝不是靠高工资、高投入就能换来的。

　　撇开表象看日本。今天日本这座高楼，是在外力与内力综合作用下砌成的。今天的日本仍然可以找到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些因素，但更多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外部冲击的融和、碰撞中构建而起的。

　　很多中国游客来日本，看到有很多汉字，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感觉很亲切，像是找到了知音。这只是表象。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日本仅仅看出是尾随美国的“贴身仆从”，以为搞定了对美关系就可以搞定对日关系，对日本的认知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中国不能小看日本，而应该在这个小而强、细而精的邻国的映照下，反思自己，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著有《日本第一》一书的美国著名“中国通”傅高义说过:“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并已经取代日本成为GDP‘世界老二’。尽管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中国仍然应该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非‘学美国不好的地方’。”

丁刚访日手记（五）：日本，还会是帮助中国发展的正能量吗？

　　在与日本媒体的交流中，有两个数据被不断提及，一是去年中国赴日游客达469万人次，比2014年翻了一番。二是日本最新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极低，持负面看法者高达80%以上。

　　469万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额1.4万亿日元（约合800亿元人民币），拉动日本经济近0.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化成日本媒体的一个新词——“爆买”。

　　一位大阪媒体人士如此评价：“以前他们进商店会说，除了这个、那个要，别的不要；现在他们说，除了这个、那个不要，其他全要！”朝日放送会社报道局长大岛尚先生在与我们交流时首先表示，虽然有时酒店会住满中国游客，给报社的商务活动带来不便，但还是要对中国游客的增多表示感谢，“他们给日本经济增色不少”。

　　中国游客还会持续增加吗？全日空的董事长伊东先生告诉我们这样一组数据，去年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达2000万人次，差不多四个人中有一个中国人。日本政府的新目标是，到2020年奥运会，吸引外国游客4000万人次，希望中国游客仍保持在25%，也就是要比现在翻一番，达到1000万人次。

　　在久居日本的林先生看来，这是安倍政府的一个明智之举。放宽中国人签证，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机会到日本来看一看，多买一些日本货，这在日本的对外史上和中日两国交往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日本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是政治利益，持续下去，将会有几千万人有机会到日本一游，最终这很可能会改变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

　　但是，与中国赴日游客的急剧增加相比较，到中国的日本人数量却没什么变化，去年大约为保持260万人次，与前两年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中日贸易额开始下降，2015年下滑到了2786亿美元，与2758亿美元的中韩贸易额已相差不大。未来韩国极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关系显然已经从政治关系冷冻的“单冷”进入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双冷”。

　　与久居日本的华裔人士交谈，他们大都认为，日企对华看法急剧负面化与3年前的钓鱼台事件相关。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国有化”钓鱼岛，造成中日关系恶化，激起中国各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在长沙、青岛等地，抗议活动失控，出现了打砸抢烧日资商店和工厂的现象。

　　一位长期研究中日关系的人士告诉笔者，有两家日企被烧或被破坏让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是松下在青岛开发区的工厂。松下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日企之一，也是松下幸之助先生按照邓小平先生的要求做出的安排，成为用先进技术支持中国发展的典型案例。另一个是永旺超市。永旺集团的老板支持中国环保，长年在北京长城和青岛近郊等地开展植树活动。汶川地震发生后，永旺集团是向中国捐款最多的日企。

　　破坏日企的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后遗症却一直在延续。它与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门槛增高并列为三大影响日本对华投资的因素。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减少38.8%；2015年日本对华投资再度下降29%。

　　无论是从中日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来看，还是从中日经济的互补性来看，这都是不正常的。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日本对华技术贸易最多，今天中国制造中的很多技术也都是从日本学来的。有位华裔人士不无担忧地说，长期下去，中日“经冷”的获利者恐怕只有那个在远方进行离岸操控的国家了。

　　中日关系向前推进的希望在哪里？

　　这次访问中，我们了解到，虽然日本人多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但有7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中国国际台的记者张晖用自己的数据说明了这种关切的程度。去年阅兵式，国际台与日方联合直播，点击率高达1.4亿次。今年两会期间，对李克强总理报告的直播又达到了1.6亿的点击量。

　　中国人对日本话题的关注度也同样很高。就在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环球网副总编辑石丁发来了一个数据，专为这次中国媒体人士访日团开设的微博公号——#日本微报#的点击量已经上亿！

　　在与日本媒体的对话交流中，双方都没有回避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合作的可能。朝日电视台外报部记者桥冈可绘建议，双方媒体应当更多地挖掘中国游客“爆买”背后的故事。日本受众很羡慕中国人的购买力。“爆买”背后的故事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比如中国人重视人脉关系，来日本一趟总会带些东西回去送给亲朋好友，也会受他们之托带很多东西回去。

　　中国媒体名人代表团还拜访了《圣斗士星矢》作者、日本动漫大师车田正美，并参观了车田正美漫画工作室。

　　日本时事社外信部记者北条稔则认为，日本的动漫有1.5万亿日元的市场，卡拉OK市场仅有4000亿日元，酒店业为1.5万亿日元，报业1.8万亿日元，电视则有4万亿。相对而言，动漫与中国合作的潜力很大。如果中日联手，一定会使动漫市场有更大发展。

　　在与日方的交谈中，大家都常常用“搬不开的邻居”来形容双方的关系，既然搬不开，那就只能交流、合作。

　　正如一位中国外交官所言，在所有的双边关系中，中日关系无疑最复杂、最敏感，任务也最艰巨。中日关系考验的是我们的耐力与战略引导力。中国如今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经济总量第二大的国家，具备了重塑中日关系的优势和能量。怎样才能使中日关系最大程度地成为中国发展的正能量，化为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动力，是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是《环球时报》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郭张关系 钱令权行？

来自团结湖参考、作者蔡方华的《郭文贵：让张越2小时赶来 他不敢迟到》，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8名。

文章指出，河北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落马之后，多家新媒体第一时间推送了揭秘性质的稿件。他们之所以动作如此迅速，是因为坊间早有传言。他们的稿子一直存在稿库里，几乎晾成了“腊肉”。一家新媒体在推送旧稿时，因为太过兴奋，连文中的日期都没来得及修改。但这也怪不得他们，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一个副部级腐败官员的落马竟然会延宕这么久。

张越身居高位，又在公安系统浸淫多年，能量自然了得。他和政商两道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又粗又黑又隐秘的利益链。有人认为正是这个缘故，导致他很难被“扳倒”，但我觉得这个想法稍稍有点幼稚。他的上级已经倒了，他的同僚也倒了，完全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砝码。在我看来，张越也不过是反腐败斗争中的一块“腊肉”。他之所以没有被及时“端”出来，大概只是要为周本顺的落马留出足够的档期。这大概就是传说中高手的节奏感。

张越被收网之后，河北省在十八大以来已经有四虎落马，几乎每个人都是硬角色。这是很特别的现象。河北并非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看起来并不值得利益集团去深耕。但由于其拱卫京畿的独特政治位置，它历来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原省委书记周本顺，以及张越，基本上都是由周永康安插在河北的。所以，张越落马其实可以看作是肃清派系和打掉团伙的一种延续。

有一位团结湖参考（ID:Talkpark）的资深读者，大约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在张越落马之后给我发了一个链接。内容是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全程参加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的报道。文章很长，但我还是很耐心地读完了。看到当时还在位的“四虎”的自批和互批，内心忍不住嘿嘿坏笑。如果有机会采访他们，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当时是否已经有了某种预感？

说到张越，不能不提到郭文贵和他的“盘古会”。“盘古会”和“西山会”一样，都是典型的权贵集团。不同之处在于，“盘古会”中有多位强力机关的显赫人物，因而其行事做派带有强烈的江湖气。在争夺地盘和攫取利益时，“盘古会”无所不用其极。窃听、跟踪、偷拍、劫持、刑讯逼供、巧取豪夺，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无论是高官还是富豪，一旦挡了他们的财路，要么退避三舍、要么锒铛入狱、要么逃亡海外。张越利用其在政法系统的位置和人脉，就多次扮演清道夫的角色，他也因此聚敛了巨大的财富。

　“盘古会”的根脉到底有多深，媒体可能尚未完全发掘出来。但从大量的新闻碎片中，已经可以拼凑出一个印象，那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吓死宝宝了”。以往的那些年里，利益集团的攻城掠地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白热化程度。利用其掌握的、以及可租借的权力资源，他们把天量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并且开始觊觎国有资产。而像张越这样的政法败类，则扮演着合伙人和打手的双重角色。这是很可怕的景象，是普通人蒙在鼓里被剥夺的梦魇。

经常有人问我，反腐败和我们这些普通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在他们看来，好像只有把贪官的赃款都分给老百姓，才算是发生了意义。这种心态，有点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腐败的气息中呼吸得太久，腐败也变得有那么点甜丝丝的味道。但从“盘古会”这种利益集团的滋长、扩张中，却可以明显地看到，民众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最终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倒进了少数人的大锅里。社会的剥夺感从何而来？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这里。你虽然不知道被谁剥夺了，但你感觉到自己的血正在被抽干。所以答案就在这里，只有清除了腐败现象，每个人才能活在公正的社会里，才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那个由全体国人所共有的梦想才可能实现。

张越在官场上有着“河北王”的称号，但在庞大的利益网络中，他又只是一颗棋子。张越在帮助郭文贵“清障”时所表现出来的嚣张和肆意，让人看到权力失去控制之后究竟有多么危险。怎样才能不让公权沦为撕逼的利器，是横亘在法治社会面前的一道深远课题。

拓展阅读：盘古会大员张越涉滥用职权细节，来自第一财经日报

[某次李友在郭文贵办公室，后者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对李友说，“我让张越2个小时赶来，他绝不敢迟到”。两个小时之内，张越果然从河北赶到郭的办公室。]

由神秘商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牵头的“盘古会”，一度聚集了诸多高官巨贾，借由这些大佬的帮助，郭文贵多次得以扫清政商宿敌，拓展财富版图。不过，后来也正是因为郭文贵的牵扯，“帮助”过他的大佬或入狱或接受调查。而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成为了新近落马的那个。

刚刚过去的周六，4月16日18时过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媒体报道，张越被调查，或与其利用权力帮助郭文贵扫清宿敌、北京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投资”）原实际控制人曲龙有密切关联。

多位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曲龙作为郭文贵曾经的“第一马仔”，因实名举报郭文贵侵吞国有资产，而被张越“干预”，后者通过河北政法系统有关单位以“职务侵占”罪对曲龙定刑。

判决书显示，曲龙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外，天津华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73.2%股权、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全部股权，以及价值1164万元的四套房产被判予郭文贵旗下的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政泉置业”）。

然而，和曲龙相似，张越也曾是郭文贵的马仔之一。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除曲龙案件外，在收购民族证券以及其他商业纠纷中，张越曾多次帮助郭文贵摆平“障碍”。作为所谓“盘古会”的一员，张越在郭文贵的面前甚至就像一个随从。

　　助郭文贵抓捕曲龙

2011年3月31日，在北京东四环某酒店内，张越的手下、郭文贵的保镖以及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下属等一行十几人，将曲龙所乘车辆围堵，并暴力砸车，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名将其异地抓捕到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

　曲龙被抓捕，距离郭文贵收购北京首都机场股份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仅一天之隔。当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多位了解曲龙案的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郭文贵是为了防止曲龙这一知晓内情的人对其收购民族证券构成威胁。

有接近曲龙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曲龙早就与郭文贵相识，最初为合作伙伴，曲龙曾帮助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在湖南融资达一亿元。但后因郭文贵失信曲龙因该笔债务被捕，这是双方交恶的起点。

由于在2008年郭文贵收购天津华泰73.2%股权以及和达创新股份归属问题上两人利益产生严重分歧，关系正式破裂。

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2011年3月中旬，正值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即将成功之时，曲龙以实名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以及中纪委相关部门举报郭文贵侵占国有资产。材料中有这样的描述：郭文贵第一时间得知此事，并对曲龙进行恐吓称：“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

而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前述张越手下带头参与的暴力抓捕曲龙的事件。

据接近曲龙的人士及一直实名举报郭文贵的商人谢建升所述，曲龙被承德市公安局刑拘在某看守所期间，曾被多次带离看守所进行非正常审讯。对于这一状况，曲龙同监室的人曾出具了证言。

“他们要求我对民族证券的事闭嘴，并将华泰公司无偿转给郭文贵，否则就置我于死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接近曲龙人士处获得的其本人口述材料中找到这样的表述：张越高度“重视”抓捕曲龙，并对抓捕过程做出直接指示。

　　全程干预曲龙案

接近曲龙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张越授意承德市公安局，在没有案件管辖权的前提下，就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名将曲龙逮捕，但最后并未提供任何相关犯罪证据。

其他知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张越、马建等人随后协调郭文贵及其律师，以政泉置业股东是承德人为由，用相关经济罪名向有权审批的部门申请案件管辖权，随后管辖权被授予承德市公安局。承德市公安局再以“职务侵占”的罪名对曲龙进行调查，最终在张越等人指示下，以“张书记指示”、“国家安全部要案”等为理由，干涉承德市、围场县检法部门。最后，承德市围场县人民法院采信了承德市公安局相关民警提供的侦查证据，对曲龙先进行定罪，后开庭审判。

谢建升向记者提供的其调查情况以及接近曲龙的人士陈述均显示，实际上，在曲龙案一审期间，承德市公安局相关人员曾到围场县“做工作”，直接干预案件审理。记者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一个细节：在案件一审的第一天，因程序违法，曲龙代理律师曾当场提出质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的审判曾休庭半日。

谢建升还透露，张越对曲龙案件的干预不止在河北本地。2014年8月，曲龙曾被河南焦作公安带至焦作协助调查谢建升和郭文贵之间的相关案件。但张越为保护郭文贵以及自身利益，曾多次派遣手下前往焦作阻挠办案，叫嚣“涉及郭文贵的案件都不能碰”、“曲龙涉及国家安全，必须带回河北”等。随后当年9月，张越两度派人前往焦作“抢人”，最终在没有正规手续的情况下深夜将曲龙带回河北邯郸监狱。

2012年4月18日，一审判决后，曲龙家人及其代理律师随即提出上诉。但承德中院宣布“维持原判”。

承德市中院判定曲龙侵占的财产合计人民币约8.55亿元，数额巨大。

有曲龙案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二审期间，张越曾直接打电话给时任承德中院相关领导，要求对曲龙处以“最高量刑”。后来，曲龙一方不服再次上诉至河北省高院，但案件一直未被受理。

知情人士透露，从被抓捕到判刑，曲龙曾多次被转狱，甚至曾被秘密收监。谢建升向记者提供的材料则称，张越对参与曲龙案件的相关人员给予了升职加薪等承诺。在案件结束后，这些承诺或多或少得到兑现，有人甚至因此立功受奖。

　　郭文贵的“随从”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前往河北任政法委书记之前，张越经人介绍与郭文贵相识，后又经郭文贵结交权贵，也顺势加入了郭所建立的“盘古会”。

张越在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的过程中也是得力“马仔”之一。本报获得的相关举报材料显示，2009年至2011年，正是在张越的干预下，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底价转入郭文贵手中。

　有媒体公开报道，张越河北在任期间，曾直接下令拨款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二环建造豪华游泳馆。不仅如此，张越因结交权贵而自视甚高，脾气暴躁，工作中也常爆粗口。

但高高在上的河北“政法王”，在郭文贵面前就像一个随从。

熟悉两人关系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透露，在方正集团原CEO李友与郭文贵刚刚交好期间，某次李友在郭文贵办公室，后者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对李友说，“我让张越2个小时赶来，他绝不敢迟到”。两个小时之内，张越果然从河北赶到郭的办公室。

“（张越）一进门，郭坐在办公桌前身子都没有抬一下，对李友介绍说，这就是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然后对张越说，你就在那个椅子上坐吧。那把椅子就在门边，而客人坐的沙发还空着……据说李友当时彻底被震撼了。”该人士称。

一位熟悉本案的律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称，若张越干预曲龙案件的事实成立，其本人则涉嫌“滥用职权”以及“受贿”等罪名。该律师认为，最终罪名则要看相关部门最后的调查事实和司法认定。

在张越被调查之前，郭文贵早已滞留境外，至今去向不明。

五十自述  政治学缘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9名的，是来自来函照登，作者任晓的〈我与政治学的因缘〉。原标题为五十自述。

      我出生于1965年，迄今已过了五十周岁。为了方便起见，仍然“号称”五十。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悟得天命（无论作何解），但既已到这个年纪，对人生应该已基本参透。兹叙述既往，就算立此存照。

　我与政治学的结缘开始于1982年。那一年，我作为浙江考生被录取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政治学专业念本科。其实，我参加高考并得知考分后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政治学并没有出现在我的志愿表上。实际上，当时刚上完高中的我完全就是一片懵懂，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政治学”这三个字。后来知道，我们班上这42个人是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的第二届本科生，来自全国各地。

在此之前的1982年上半年，复旦大学受恢复重建不久的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开风气之先，举办了全国首个政治学讲习班，为期四个月，因其60名学员回到各自单位，后来都成为了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因而被戏称为中国政治学的“黄埔军校”或“黄埔一期”。我们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得到恢复后正儿八经招收的本科生，仿照上述说法，或许可称为政治学的“复旦二期”，在国内各大学中是属于相当早的，因为那时还只有很少的大学有师资力量能够办起政治学专业，只有北大大概与复旦比较类似。

入学后，像我这样的非第一志愿情况可称普遍，于是出现了“专业思想”问题。针对此一情况，系里政治学教研室的老师们作出了不少努力，试图说服我们安心学习政治学，为此，他们大多会举出政治学的崇高性来，以说明“风物长宜放量眼”等等。我们呢，不管内心里有没有信服，既然已经进了复旦这所名校，也就既来之，则安之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可以申请转专业的制度，既然“木已成舟”，这四年也就“从一而终”了。

这里应该说说我的老师们。王邦佐、孙关宏二位老师是政治学教研室的正副主任，是复旦政治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他们能力强，有眼光，相互密切配合开展工作，二人合写的论文则署名为“王宏”。此外，浦兴祖老师教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郁景祖老师教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竺乾威老师教行政学。作为“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员，王沪宁老师1981年在复旦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进入政治学教研室。那时的研究生为数甚少，质量也高，不像现在是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王邦佐老师后来有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的是政治学专业白手起家，年轻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也并不很好，不容易。但无论如何，如此这般地，政治学专业的架子毕竟搭了起来。

还有一位左益寰老师，专长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课也教得不错，不料我们入学后时间不长，就因罹患癌症而病逝，大家都不免难过。后来，班上的几位同学相约，到虹口公园附近的一处地方去看望了左老师的未亡人，说了左老师不少好话，引得她伤心得当面哭泣起来，我们几个人一时都不知所措。想起来，真是“少不更事”。

谁都知道，“政治学”概念大而“国际政治”概念小，国际政治是政治学这个学科中的组成部分，可那时的设置就是“国际政治系”中的“政治学专业”。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历史造成的。

1963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十四国前夕，亲自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了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问题，并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名义，于当年的12月15日向中央上呈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报告称，“开国以来，随着外交活动和国际斗争的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做出不少的成绩。但是，目前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还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不能很好地为国际斗争服务。”12月30日，毛批示“这个文件很好”，随后就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同时还成立了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由廖承志任组长，周扬、张彦为副组长，姚溱为秘书长，共由成员二十一人组成。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校同时把政治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那时，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但即便是在那样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复旦的国际政治系也还是做了不少实事，出版了一些属于有真才实学的作品，比如《美国政府机构》、《英国政府机构》、《法国政府机构》、《日本政府机构》等。如《日本政府机构》1977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1月所写的“编者说明”中称，“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75届部分工农兵学员、历史系日本史组和国际政治系部分教师”，署名为“《日本政府机构》编写组”。那个时候都是讲集体而不讲个人的。除此之外，还曾把一些外国学术作品翻译为中文出版。

由于这一历史，政治学在复旦的重建和发展还是有一定底子的，比如专业性的图书资料就是如此，美国政治学会（APSA）所出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和PS通讯等，那时系资料室就已订阅，是一扇向西打开的窗。这种情形大约也就是北大及人民大学等不多大学的相似系科可以比拟。在一次政治学界的会议上，有人问起复旦政治学方面的图书资料情况，与会的王邦佐老师很智慧地说：“我们不行，乱得很”。北大的赵宝煦教授在旁边听了，马上接上一句：“老王这是话中有话啊，书多了才会乱的”，周围众人听了，无不莞尔。这是听邦佐老师亲口说的，他当时是颇有点自豪的。

1964年，在复旦大学还同时成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室。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内有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室，其最出名的研究成果是出版了多卷本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人员有刘同舜、姚椿龄、阴巧云等教授，很显然，由于专业领域的接近，他们与国际政治系的教授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也有合作。改革开放后，该所改名为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支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在世界经济研究所内则似乎属于“另类”，后来人员只减不增，直到研究室的人员陆续退休，这个研究室也就不存在了。拉丁美洲研究室的情形也类似，它作为一个机构设于历史系内，也属于“枝蔓旁出”，不是“正宗”，自然处于较边缘的位置，后来，该研究室的人员也是随自然规律而陆续退休离职，只减不增。再后来，成立于2000年的国际问题研究院聘任了这研究室的“余绪”—一位青年博士—作为研究拉美事务的专门人员，不幸的是这位同事在2011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英年早逝，于是就再也没有专人搞拉美了，这是后话。

　那时，政治学处于草创阶段，没有多少“专业书”可看。除了按部就班的学习外，有一本书成了我的政治学启蒙读物，这便是许崇德、何华辉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篇幅不大，共192页，分十章，分别为“宪法——民主制度的法律化”、“人民共和国（一）”、“人民共和国（二）”、“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元首”、“代表机关的组织机构”、“代表制与代表的职责”、“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自主权”、“宪法规范的准确性和鲜明性”以及“保证宪法的实施”。这本小书在今天看来实在平淡无奇，可在1980年代初可是政治学方面少有的著作之一，阅读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对政治学的兴趣，至今记得。

还有印象深刻的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联合其他一些出版社共同出版了“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其中的每一种书扉页均印有一个出版说明，称：“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有的书还加上了“内部发行”字样，这“内部”真是很妙、很有意思的两个字。该译丛所选的书包括像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英国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日本不破哲三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南斯拉夫爱德华×卡德尔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等，至少出了几十种，有的是过了若干年后才拜读的，如法国知名记者、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所著、朱邦造等译的《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该书法文版出版于1980年，应该说中译的反应还是相当快的，主译者朱邦造的名字后来变得很熟悉了。现今我手头还有一本书也是列入这套“选译”的，即《印尼九×三O事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2年，该书副标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报告”。不过，直到50年后的今天，围绕“九×三O事件”的种种事情依然云遮雾绕，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没有完全弄清楚，还有待来日。这套“选译”自然都是翻译著作，内中颇涵盖了一些好书，翻译也较精准可靠，可说经得起时间检验，成为当时拜读的重要书籍。

在校园里听学术讲座是当年吸收知识的一条重要渠道，所听讲座为数颇为不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听了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庞朴先生的“儒家辩证法”系列讲座，实际上成为一门课。庞先生是历史系朱维铮教授请来的，学问做得很深，讲课地点记得是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我居然完整地听了下来，感觉学习到不少。后来，每当有人谈到道家辩证法之类的问题时，我总会马上想到当年听过的儒家辩证法及相关的问题。还有印象深刻的是哲学家、思想史家李泽厚先生的学术报告，听者甚众，以致一个大教室都装不下，需要换到相辉堂。李先生本人大概也为这景象所感动，谦逊地说大家听了以后会觉得“不过如此”。我至今认为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第一人。

我的英语起点并不高，不过在本科阶段也算较有长进。那时有幸进了提高班，任教的经少英和钟桂芬两位老师教学经验丰富，水平也高，尤其钟老师教《新概念英语》，十分专业，对学生的提高大有帮助，我学下来长进不少。教我们“专业英语”的是容再光和谢延青两位老师，前者后来迁居香港，后者现居美国。

　1986-1989

四年似乎很快地就过来了，我与同班的郭定平因成绩优秀，一起免考成为了政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是1986年。因做了研究生，宿舍相应迁往复旦东门外四幢楼中的一幢，同住的还有周伟嘉（现日本产能大学教授）、胡伟（现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毛桂荣（现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郭定平（现复旦教授）。后来南区研究生宿舍建成，又搬往南区，条件改善，合住的不那么多了，住同一室的是臧志军（现为复旦教授）和刘国深（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由于成了研究生，自然得做“研究”了，于是开始写出一些小文章发表。不过我的第一篇文章产生于本科之时，发表于1985年3月15日的《政治学信息报》上。该报系由政治学界老前辈石啸冲教授主编，大致是每月出版一期。我的小文其实是关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利本德所撰《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中译本）的书评。初次发表专业性的文章，虽属“豆腐块”，对于本科三年级的我来说还是高兴得很。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报纸，展开来看，同一版面上竟还有端木蕻良的篇幅更短的文章“不应忘记发展地方特产”，看来是一个名为“花信风”的专栏。估计该文作者与作为主编的石老是多年的老友，因而应石老之邀为《政治学信息报》写了一个专栏。

　那时的研究生教学，读书颇成系统，形成了两三个系列，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基本上都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中，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第二个是西方政治思想原著选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较为晚近的狄骥、克拉勃等。经过系统的阅读和课堂讨论，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学术底子，用“受益终生”来形容似不为过。今天回过头来看，读得不够的是中国诸子百家的经典，成为一个缺憾。这跟当时的师资力量有关系，也跟当时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外国政治学的氛围有关系。到了21世纪的今天，学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政治学者终究要更多地回到中国和中国问题自身，包括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等。

当时王沪宁师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副秘书长，与北京方面人士关系甚为良好，经协商，确定在复旦设立一个“中国政治学会通讯联络部”，由沪宁师负责，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中国政治学会通讯》。承蒙沪宁师的信任，由我充任责任编辑。这在我是平生第一次当编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一“工作成果”，每期十六开的版式，四个版面，主要登载中国政治学会及各地政治学会的活动情况、会议信息、重要来访、出访、成果出版信息等，创刊词称，“我们希望，《通讯》能以信息来贯通学会的左右、上下与内外，用信息把广大会员、各地学会平时的分散活动连接成一个整体，从而看到中国政治学会生机盎然的全貌”。仔细查看，创刊号上居然没有印上出版日期，这显然是个疏漏。第二期是1986年11月15日出版的，推测起来，创刊号当是1986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后出版的，也即我刚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沪宁师为我的研究生导师，同届且同门的还有三位，即毛桂荣，目前在日本任教；王羿，后来前往挪威留学，我曾在奥斯陆与她见到过一次，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王金支，听说已经全家移民加拿大了。《中国政治学会通讯》一般是由我编好后，送交沪宁师的朋友兼合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陈军先生，由他安排排版、印刷，印出后由我取回，再通过邮局寄往各地的人士手中。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政治学会通讯》一共出版了六期，从1986年秋至1987年末，之后就交给了别的研究生。以后，就出现了“王沪宁重用研究生”的议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担任系领导，也只能指挥指挥我们这些研究生，“重用”其实也是培养锻炼。

我那时也翻译过一些东西，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国外政治学》等刊物上。那时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建立，拥有了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图书馆，图书由美方选好运来，很快就成为国内算得上最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方面的专业图书馆。那时我对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方面的问题颇感兴趣，从那里复印了L×派伊的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书，与比我高一届的王元一起翻译，该书也很得到当时供职于南京大学的朋友段小光的肯定，以为是“扛鼎之作”，大致说好列入由他主持的一套丛书出版。不料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顿时物是人非，变化巨大，中译《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的出版亦大受影响，一直拖到二十年后的2009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交稿给出版社之前，我又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因时隔多年，派伊教授所写的中文版序言居然都没能找到，而派伊本人也已在此前的2008年9月辞世了。

　那时候，研究生并没有很多机会参加学术讨论会，但后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开始和升温，这方面的研讨一下变得很“热”，尤其是1987和1988两年，各地都召开这方面的研讨会，讨论很热烈。印象颇深的是1988年中国政治学会在江西九江召开学术会议，记得我是跟着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等老师一起由上海登船溯江而上赴会的，一路上坐在诸师边上，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学到不少。到九江的会议上一看，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基本上都到会了，包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等。作为政治学界前辈的张友渔先生时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

　那时（至今亦然）中国政治学会的秘书处设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其时，政治学所已兵强马壮，办起了《政治学研究》和《国外政治学》这两份中国政治学界的翘楚刊物，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中也很有影响，一时颇有点“独大”之势，难免惹人注目，比如我就听到了“先有政治学会，后有政治学所”的议论。说这话的人大约意在提醒人们要饮水思源，政治学研究所发达了以后，应该勿忘政治学会在政治学所发展过程中所起过的重要作用。

　　1989-1994

1989-1992年，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那时，获批博士点难度极大，即便是复旦，也尚未获批设立政治学博士点。在这一情形下，我只能到已经设立的国际关系博士点攻读更高一级学位，这次也是免试进入，拜刘星汉教授为师。这是后来人称的我“跨二级学科”之始。我一向以为，学问都是相通的，社会科学绝对如此，更别说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当然，研究的侧重点会有不同。

　读博期间，我获得一个机会前往英国学习，这在我个人是一件大事。那时，现今教育部的前身国家教委设有一个以“联合培养博士生”为名目的留学类别，由国家出资，前往国外学习一年。当时我已经联系好了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校区，那边的迈尔斯×凯勒（MilesKahler）教授是复旦的老朋友。1989年四、五月间，他来到上海讲学，因此有机会与他面谈了此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此事。返美前他回请了一次，地点是在他下榻的锦江饭店，在座的有倪世雄、王沪宁、凯勒及我本人。那时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还不长，国家财政并不富裕，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生活费偏低。凯勒教授觉得中方安排的奖助金额在加州生活是不够的，因此又专为我向美中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CIRSPRC）申请了一笔资助，事情的进展似乎一切顺利。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走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中美关系一时大为恶化，国家教委也下来了新精神，我不能前往美国了，必须改国家。没办法，只能照办，于是转而再联系英国。那时通讯远没有今日便利，没有电子邮件可用，联络起来颇为费事。向英方请求帮忙的都是与复旦有交往的英国教授，有两所大学愿意接受我，即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和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最后决定去埃塞克斯大学。其时，曾经到访复旦的安东尼×金（Anthony King）教授在那边任副校长，经他帮助作了恰当的安排，还很慷慨地为我免掉了“板凳费”，最后终于得以成行。我的第一次出国，经过了诸多的折腾，同时也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帮助，至今心存感激。

那一次的出国，必须先到北京，前往国家教委属下、设在北京语言学院内的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办手续。那时当然还有别的留学人员也在办类似的手续，大家互相交流各自的办事过程和经验，都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同感。

到了埃塞克斯大学，才知道host我的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颇有学术地位。根据英国的大学系科评估，它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政府系一起，都获最高的五颗星评价。欧洲政治研究协会（ECPR）的专门机构（Central Office）也设在那里，于是我还有机会参加了一次欧洲政治研究协会的年度学术会议（Joint Sessions of Workshops），如同别的学术组织一样，年会期间举办书展，展示本学科领域新出版的著作，可谓琳琅满目，当然在我还是第一次见识。会议期间，我遇到之前曾访问过复旦因而认识的挪威卑尔根大学斯坦因×库勒教授，记得他在书展的现场，笑说“大家都写得挺多的呵”。

在这一年间，使我最感光荣的是我获得了国际政治学会（IPSA）的斯坦因×罗坎奖助金（Stein Rokkan Fellowship），出席了1991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IPSA第15届世界大会（World Congress）。这世界性的政治学组织，三年才开一次世界大会。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像我这样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到重要国际会议上出头露面机会还很少。与我同时获得该项奖助的是一位菲律宾青年学人，显然，国际政治学会设立和颁发这一奖助，意在扶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学者，让他们有机会进入世界政治学界主流的学术活动当中。负责该项奖助评选工作的是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皮埃尔×阿兰教授。记得在大会期间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让我们两个获得奖助的青年学人亮了亮相，各讲了几句话。那位菲律宾朋友先讲，我后讲。为了这一先后顺序，阿兰教授专门向我解释我的姓氏首字母“R”在那位菲律宾朋友姓氏首字母之后，而若论我的名的首字母“X”则更是在后面了，我连忙说没问题。由此可见，从法治国家走出来的人士是如何地讲究正当程序，令人起敬。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举行的国际政治学会执委会（Executive Committee）会议上，台湾海峡两岸的两个“中国政治学会”发生了一次交锋。台北的中国政治学会申请以“Chinese (Taipei) Politica lScience Association”的名称加入国际政治学会，大陆方面坚持认为不能有这两个括号，于是在执委会会议上出现争论。我方的胡其安先生时任IPSA的副会长，在这次会议上据理力争，但最后会议的决定仍然接受了台北方面提出的名称，于是我方决定退出IPSA。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同一会议的美国戴维×伊斯顿教授事后告诉我，执委会上的讨论就是为了这两个括号而争执不下。（大会期间与伊斯顿先生交谈，给我一种如沐春风之感。此后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他，直至他于2014年以90多岁高龄辞世。）胡其安先生则更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整个过程，还提到他为此事向北京请示时，还在电话中跟李慎之争了起来，在李看来好像胡是“斗争不力”（胡的原话）。多年以后回看，我方的思想实在太不够解放，再怎么说，台北的学会名称中都还有一个“中国”吧。如此零和博弈，是由当时总体的思想水平和对台政策决定的。

前已提到，国际政治学会的世界大会三年才举行一次，那年之所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学会会长G.奥唐奈是阿根廷人，因而为阿根廷争得了一个机会，后来奥唐奈一直在美国的圣母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听说大会的整个组织过程不是那么顺畅，毕竟阿根廷是发展中国家，为条件所限。我参加过的有的会场，椅子已坏，却没有修缮，仍然让它坏着，给人的感觉就有点不太好。那次我由英国前往，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万里迢迢。在西班牙马德里转机时，遇到一位同样前往出席IPSA大会的美国年轻学者埃里克×琼斯，后来我们仍保持联系，在他任教的霍普金斯大学的意大利博洛尼亚中心，还曾见过面。英阿之间曾经在1982年打过一场马尔维纳斯战争（英国称“福克兰战争”），结果英胜阿败。当时两国间领土问题悬而未决，我在阿根廷也有那么一点实地的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人以一种曾经辉煌过，但已“美人迟暮”的感觉。在世界上颇有名气的阿根廷牛排，对我却没有吸引力。大会期间一次在一家餐馆用餐时，正好在国际政治学界颇有名望的英国人苏珊×斯特兰奇走了进来，同桌有人示意我说“那就是斯特兰奇”，我就这么唯一一次看到过她，但并无机会向她请教问题，直至她病逝。布宜诺斯艾利斯之行是我的第一次南美之旅，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

在英国结束学习回国后，我于次年（1992）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复旦国际政治系念完博士学位，我算是最初的几个之一。之后就进一步展开学术生涯了。

有一次，沪宁师和我同在北京出席了全国青年行政管理研究会的成立会（他被推举为会长）后，应“体制外”学人邓正来之邀同往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赴一个饭局。邓当时正在酝酿一个重要动作，即筹划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邓邀王加入他的编委会，并在上海方面为《季刊》组稿。因此之故，我跟这家即将诞生的刊物发生了关系。这次饭局是我参与该刊工作的缘起。《季刊》之所以带有“（香港）”字样，是因为在香港注册，出版者为“香港九龙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但实际上编辑部设在北京，编辑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以主编邓正来为首，成员有宋新宁、张小劲等，不过时居香港的“监制人”徐泽荣（复旦国际政治系1977级校友，我1991年首度访问牛津时，承蒙他接待过我）也出力甚大，尤其是在筹资和印制等方面可说发挥了关键作用。《季刊》创刊号于1992年11月出版，邓正来所撰的“创刊辞”谓：“中国要走向世界，不能没有学术的走出国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能缺少理论的作为先导；然这两种‘不能’，更不能缺失学理探索自由的作为基础。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办目的之一便是要为海内外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提供自由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场所，使所欲言者，有所以言”。又称“直面中国，以学术为本；求索发展，弘理性精神”是《季刊》始终不变的宗旨。此后，我参与了为《季刊》组稿的工作。

《季刊》做得最成功的，可能是其“主题研讨”，即为某一期确定主题，邀集相关领域学者根据各自的专长选择题目撰稿，一般均能在该主题上有所深入，也颇能引起学界的注意。这一团队做了但又感觉不满意的，是书评栏目，于是决定专门创办一个《中国书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姊妹刊物，编辑班子为同一班人马。《中国书评》创刊号于1994年9月出版，邓正来所撰的创刊辞，谓其唯一宗旨是“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又说，社会科学知识欲突破其限度而获得新的增长和拓宽，就必须以严肃地评介或批判已有知识为基本手段。在社会科学批判机制尚未形成或完善的汉语学术世界、在书评文评基本上尚处宣传广告层面的中国大陆学术界，专门从事书评文评的《中国书评》创刊，无疑是颇有意义的一件事。创刊号有邓正来的“评《南极政治与法律》”，通过中英两本书的对照，证明1989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位梦华和郭琨“编著”的《南极政治与法律》一书存在严重的剽窃行为。该期也发表了我的“政治文化的反省”一文，文章结合白鲁恂的《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及《中国政治的精神》（1992年新版）二书写了若干心得，我自认为这些看法确实是得自于“心”的。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两份刊物在“体制外”创办和出版，形成了一股新风，在1990年代产生了可称重要的广泛影响，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功不可没。然而，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体制外”的缘故，若干年后出了“状况”，先是被人“收编”，不几期后就停刊了。

多年后的2008年，邓正来被礼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并任复旦新设立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由此进入“体制内”，《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也复刊为“院刊”。其“复刊词”谓：“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应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中国学人……以我们别具一格的理论创见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以中国化的‘理想图景’去型构或影响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新的时代使命！”

恢复后的该刊因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以书号出版，遂略微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为总第25期，以示与过去所出的各期相延续。于是我与邓正来之间在多年后又有机会合作。复刊后，原先便已广为人知的《季刊》一时又风生水起，从2008年12月到2012年3月，相继出版14期，连同之前所出版的各期，一共出版了38期，均厚重扎实。不幸的是，天不假年，邓正来于2013年1月病逝，享年仅56岁。由于主其事者的这个大变故，《辑刊》也就无法再延续出版了。

写到这里，这篇自述已经感觉有点长，暂且打住，就算这自述的上篇吧。

老戚虽古 网友感新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0名的，是来自读者留言、作者诚言的《网友闻戚本禹之死有感》。全文如下：

一、诚言：闻戚本禹之死

少年读书，颇具文才，妖雾弥漫，十年文革。

上了贼船，何等痛快，手忙脚乱，紧跟统帅。

摇旗呐喊，巧言令色，无良文人，国家祸害。

血口大张，拳脚放开，四处出击，如狼似豺。

引发众怒，谁来抵灾？主子英明，走狗必宰。

悲哉小丑，苦哉奴才，丑恶一生，青史记载。

僵尸未埋，幽灵犹在，极左思潮，今又成灾。

奉劝世人，眼光放开，以史为鉴，迈向未来！

二、微友帖子：我去年跟戚本禹先生喝过茶

我去年8月18日和戚本禹喝茶，本来打算过后再和他做一些交流。但是，没有联系。

他昨天去世了。

他坐了十几年牢，思路还是清晰。

我建议他好好写写真实的毛主席，他说自己在写，但是还不适合公开。

他崇拜毛主席，他微信头像还是用的毛主席手书的“戚本禹”。

　他认为毛主席是伟人，看问题要超前一般人100年。

　我问题如何看毛主席发动文革，发动批林批孔等运动。戚认为毛主席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国民性，不是有的人简单理解的为了打倒刘少奇。

　我还问了他对江青的印象。他说江青和毛主席感情好。

戚本禹生平（1931年－2016年4月20日）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和《紅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

　1931年戚本禹出生于上海，从小学到高中时期一直留在上海，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整风运动，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他们借反右运动对这八个年轻干部进行批判，称他们“反党”。毛泽东得知此事，用唐朝“八司马事件”的故事解救了戚本禹等八人。

196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时偶遇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新近受到的冤枉，毛泽东随即让秘书田家英进行调查。戚本禹得知道毛泽东爱读史书，就开始关注历史书籍。

　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戚本禹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的论文“忠王不忠”，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誉，并且引起当时史学界的相当重视。

1966年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文革发起初期，由于田家英在一些观点上与毛泽东相左，遭到罢免，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

1967年4月14日，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其最终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

1967年7月20日，七二零事件发生。周恩来开始向毛泽东进言解决“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戚本禹为求自保，将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甚至是江青等人身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

在被毛澤東批示為“壞人”和“小爬蟲”後，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

　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出狱后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育有二子一女。再婚后与妻子居住在上海浦东。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由吉林省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曾引起一阵风波（因疏漏在版权页署上了他的名字）。曾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并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退休后除继续钻研学问、应邀讲学外，曾涉足商海，对金融和银行特别有兴趣。

　　2016年4月20日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

此外，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2名的《田戈：邓公功过，任人评说；负面反应，正面威慑》、第3名的〈 田戈：毛左与反毛，新常态与六瓶颈〉，因往期已作介绍，按惯例本期就不专门领读了，因兴趣的朋友，可前去阅读，享受独立思考的清静。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老编借此也给各位体力、脑力和为国家及世界治理操心的劳动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附：4月18日---4月24日文章访问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