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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戈:书记没白当,受贿两亿多;师傅也柔情,小贾要留下!

作者:田戈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6年06月24日

本站发布:2016年06月24日

点击率:4044次


本站看点(80

        聂案雷案不断  皆因权力任性!

             

       由于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何清涟:魏则西案“社会化办理”的背后》,在上周本站看点已作介绍,本周我们就怕依例率先推出来自作者赐稿、丁咚先生的《从聂树斌到雷洋,中国怎么了?》。文章全文如下:

       公检法系统连续发生几起引发全国轰动的丑闻。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曾任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雷洋“被嫖娼”并在北京警方拘押过程中身亡,广西律师吴良述到南宁市青秀区立案未果反遭多名法警殴打致裤子被扯破,而深圳宝安区警察非法盘查并猥亵、恐吓女路人。

       作为个例来说,它们的曝光是“偶然”,相信还有更多的同类情形没有机会成为社会热点事件,从而规避了社会和舆论监督。但从一个现象角度来分析,在它们背后存在着某种必然逻辑:多起事件的主角都是国家执法者,他们理应更懂法律,模范地遵守法律,并文明、依法依规执法,但他们为什么敢于知法犯法,成为公民人身安全的直接伤害者?

 人身安全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赖以维系的最基本保障;维护公民的人身安全,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然而,这些事件的当事人恰恰都是政府中履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职责的“执法者”。

它们最严重的破坏性结果是,让所有人都失去了底线的安全感,对社会安全失去基本的信心,同时,也对政府失去最低限度的信任和依赖。如果不全面反思其原因,从政治层面推动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公民最终唯一能相信的就是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小圈子,并寄望抛开政府执法系统,通过自卫来保卫自身安全,由此引发暴力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都将陷入失控局面,公民的人身安全更无从维系。

人们注意到,与这些事件同期,最高法院决定重申聂树斌案,多年前,聂树斌疑被执法者所污犯故意杀人和强奸罪而处以死刑。在近期发生的同类事件中,受害者的遭遇有些得到正视,比如雷洋案的警方有关当事人被立案审查,而深圳警方非法盘查、猥亵威胁女路人事件的有关警察也被处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案件都受到公众舆论高度和持续性的关注。可以说,在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有关部门不得不对有关案件展开审查、重审或进行处理,仅具有“个例”性质,无法推而广之,解决司法系统广泛存在的滥用权力和腐败的源头问题,保障更广大公民关切的人身安全问题,重树民众对公共安全的信心。

   对一些个案进行个别化的清查,洗雪冤屈,捍卫正义,是必须的。但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十八大后,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反腐败也在推进,其中司法系统深化改革和反腐败是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时过多年,为什么改革成效难以彰显,执法者的滥权和腐败有增无已?有人更进一步提出疑问,以前可以将问题归咎为周永康的“劣政”,如今再也不能从过去找理由了。因而,在清查个案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一桩桩具体案例,认真、系统反思它们发生的原因并提出治本举措。

      正如前述,无论是聂树斌案,还是雷洋案,在推进它们公正解决的过程中都已有了一些进展,但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它们都受到公众舆论的持续性的强烈关注,促使政府下决心解决它们,而且,就像一些论者所指出的,在其过程中,法治元素并未凸显,主导案件取得进展的仍是政治力。这就意味着,在这些案例中推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具有“普适性”,无益于改进法治落后的状况和全面施行法治。

  我们注意到,深圳宝安警方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对两过路女子进行盘查,不符合《居民身份证法》对盘查公民身份证所作规定的任何一条。而《居民身份证法》在2011年修改后,对警方查验身份证就已进行了“扩权”,当时就曾引发民众对有关警察权力和公民权利如何平衡的大讨论。今次深圳宝安警方的行为无疑是对该法的滥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维稳目标下对警察无限制使用权力的鼓励策略。

在此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旁证。国家行政学院一本针对城管的培训教材中,对城管如何在进行暴力执法的同时规避社会监督进行详细论述,提出“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的目标和“几名城管执法队员一起行动”的要求。这个事实说明,鼓励执法者“依法”无限制使用权力成为国家最高级别培训公开的教学内容。这反映了政府鲜明的政策导向。

从聂树斌,到雷洋,到吴良述,再到深圳两女子,他们的遭遇背后隐含了执法者们的无所顾忌和有恃无恐,设若他们有一点点忌惮、畏惧之心,就不会敢于以身犯法,下手狠辣,或者恬不知耻到口无遮拦。当下中国人多数,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政治信仰,所以既没有对神的畏惧,也没有政治道德律令的约束,能够对他们产生作用的,唯有法律制度和坚决制裁能够制约他们的行为。其行为说明,他们对法律制度和施行法律制度也已失去了基本的敬畏。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

可能有两个心理诱因。其一是,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对他们的强烈需要。其二是,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在执法者中很普遍,法不责众。对执法者的依赖,随着中国社会矛盾达到临界点和政府的政治安全感降低,进一步增强。最高领导人直管公检法系统是其重要佐证。在危机局面下,能够顶上去维系社会安全的,是执法者们。对执法者们的依赖,助长了他们对法律的漠视。第二个因素有诸多事实为证,就不一一例举了。这个心理诱使执法者目无法纪,知法犯法。

更深一层看,导致执法者滥权的,固然心理诱因很重要,但体制性和机制性因素才是决定性原因。在对执法者的执法权力失之宽纵的同时,对其制约的措施却不健全甚至缺失。同时,对社会监督采取排斥态度。君不见,在此次舆论曝光警方滥权情况后,多地警方社交媒体上发表抵触性声明,非议公众舆论的监督,并为警方的滥权辩护,就是其证。

 

生命诚宝贵  自杀能了结?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3名的,是来自财新网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小华自杀身亡》的新闻。老编妄议,按理说,一个省委副秘书长走上自尽之路,固然遗憾,但也不至于引起全国性的社会和舆论关注,这里有两个元素值得研究,一是刘任过广东省湛江市市委书记,二是刘曾长期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个中缘由,值得研究。新闻全文如下:

 

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小华612日身亡。公安机关初步确认其为自杀。官方尚未通报其死亡原因。

 

刘小华曾担任广东省湛江市市委书记五年有余。据《南方日报》325日消息,刘小华于当日被免去湛江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亦不再担任湛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告别湛江后,他即出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一职。

 

3月26日,《湛江日报》发表了刘小华的告别辞。他说:“特别要衷心感谢省委对我和我的家庭的亲切关怀,让我能够调回广州工作,更好地照顾患病的妻子,从而结束长达15年夫妻分居的生活。”

 

公开资料显示,刘小华今年57岁,是广东兴宁人。他于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即进入广东省委调查部,此后一直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

 

1990年,刘小华调至广东省委办公厅,一路升任至综合督察处处长。2002年,刘小华出任河源市委常委。他在河源共工作9年,先后担任过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又于2011年调至湛江,出任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湛江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直至20163月。

 

附:刘小华简历

 

刘小华,男,195912月生,汉族,广东省兴宁市人,19852月入党,19767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文学学士、管理学硕士。

 

 1976.07 兴宁县叶塘公社胜青大队团支部书记、生产队会计、叶塘公社团委副书记

 

1978.02 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01 广东省委调查部六处科员(期间:1982.02-1982.06参加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情报骨干训练班学习)

 

1983.08 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一局科员(期间:1984.09-1986.01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两化”企业华南科技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1988.01 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一局六处副科级侦察员

 

1990.04 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调研员、副处长

 

1999.03 广东省委办公厅综合督查处处长(其间:1996.09-1999.07参加广东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经济学专业学习;2001.09-2002.01参加广东省委党校青干一班学习)

 

2002.01 河源市委常委(分管政法工作)

 

2002.07 河源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2004.05 河源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

 

2007.01 河源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2005.09-2008.07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学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7.11-12在英国剑桥大学“小康社会领导者”培训班学习)

 

 2011.01 湛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湛江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6.03 不再担任湛江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

 

   讲政治正确    掩暴恐真相?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4名的,是来自凤凰评论、作者林达《廉价的政治正确会遮蔽暴恐真相》。老编心想,这个题目虽然吸引眼球,内容也很丰富,但绝对会引起争议。因为暴恐很可恨,成因很复杂,不是一篇文章能解读清楚的。记得上午在网上阅读时,已见到数篇与之争鸣的文章。这也是好事。林达的文章及编者按如下:

 

编者按:当地时间612日凌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遭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一家同性恋夜店遇袭,50人死亡,53人受伤。嫌疑人在枪战中被击毙。有报道指出,嫌疑人极可能是阿富汗移民后代,目前,IS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为这次袭击负责。

 

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袭击,使得穆斯林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再度以血腥撕裂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为何穆斯林热衷暴力圣战的入口。

 

2016年327日,复活节。

 

巴基斯坦最大最富有的旁遮普省,它的省会城市拉哈尔的一个游乐场,发生大爆炸,至少70人死亡、300人受伤,是5天前的322日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爆炸死亡总人数(34人)的两倍。但是拉哈尔爆炸得到的关注,远远低于布鲁塞尔。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爆炸的322日,是举国震惊与悲悼死难者的一天;大爆炸的巴基斯坦,氛围完全不同。拉哈尔爆炸的同一天,首都伊斯兰堡爆发数千人大规模抗议示威。民众抗议他们的“英雄”,穆斯林枪手卡德里,在一个月前被处以绞刑。“英雄卡德里”之所以被判死刑,是因为卡德里在五年前刺杀了旁遮普省的塔希尔省长。

 

这两个事件有着内在关联:如何对待非穆斯林宗教。

 

“杀死那个女基督徒”

 

对拉哈尔爆炸负责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他们的爆炸是针对基督徒:那天是复活节。可是,基督徒在巴基斯坦是少数,所以,在游乐场被炸死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妇女儿童;再看卡德里枪击案:他刺杀塔希尔省长的理由,是塔希尔省长反对《巴基斯坦刑法》中的“渎神法”, 他在电视里,公开为一个因“渎神罪”而被判绞刑的女基督徒辩护。塔利班和在首都抗议的数千民众,都一致认为:非穆斯林的基督徒是应该杀掉的。

 

这名女基督徒叫诺林,大家叫她比比,一个38岁的贫苦农妇,抚养着丈夫和前妻的三个孩子、自己生的两个,共五个孩子。她就住在距离爆炸的拉哈尔30英里外的小村庄。基督教在巴基斯坦是宗教中的少数,比比一家是村里唯一的基督徒家庭。

 

2009年6月的一天,比比和一群同是雇工的穆斯林妇女,一起在农场打工,在摄氏四十五度的太阳下采浆果。大家都渴了,叫她去一口井打水,她顺从地去了。打水的时候,她顺手捡起井边一个旧金属杯,舀了水,刚把水杯送到唇边。只听见一声尖利喊叫:“Haraam!”这是伊斯兰律令中“禁止”的意思。那是一个以前和比比家有过纠纷的邻居,她对其他女工们造谣说,这个基督徒用我们的杯子喝了水,还一次次用这杯子再去井里舀水,“就是因为她,现在我们都不能喝这口井的水了!”因为,基督徒是“不洁”的。

 

其他穆斯林女工也跟着一起愤怒指责,就这样,争执起来。她们一起诋毁比比的宗教信仰,情急之中,比比回了一句:“我信仰我的宗教和耶稣基督,他为了给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为救赎人类做了什么呢?”

 

就是这句话,给她引来杀身之祸,还是以法律的名义。

 

先是一群穆斯林村民闻讯冲进比比的家,见人就打,比比的脸被重击,满脸是血,直到最后警察赶来把她从暴民手中抢出来。谁料,灭顶之灾还在后面。接着,是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暴民不必追究,而比比违反了巴基斯坦刑法中的“渎神法”,必须起诉。“渎神法”被控的“违法者”,绝大多数是巴基斯坦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信仰者,例如基督徒。

 

2010年11月,比比被法庭判定有罪,必须绞刑处死,外加1100美元的罚款。在1987年到2004年的17年里,就有超过1300人被指控违反“渎神法”,主要是被控亵渎了《可兰经》,其中60人在审判前就被狂热的穆斯林民众私刑处死。假如比比被执行死刑,她将是第一个被《渎神法》处死的女性。

 

从法庭记录看,庭审时曾要求证人描述当时双方究竟说了什么。证人们都不敢再重复一遍当时的争论,她们说,如果在法庭上重复一下比比的话,害怕自己也会被定为“渎神罪”。就这样,比比稀里糊涂就被判了死刑。

 

比比对记者回忆说,听到审判结果,“我把头埋在手里,独自哭泣。我无法再忍受满目是充满仇恨的人,为杀死一个贫苦女农工而鼓掌庆祝。我不再看着他们,但是还是听到他们的欢呼。他们起立对法官鼓掌,大叫‘杀死她!杀死她!真主是伟大的!’法庭的门被民众冲破,他们高呼‘为先知穆罕默德复仇!真主是伟大的!’……我像一个麻袋包被扔进了车子,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一个人。”

 

她进入上诉程序,上诉审理被推迟五次以后,拉哈尔高等法院,终于在20141016日裁定:“维持死刑原判”。国际社会在关注比比死刑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巴基斯坦总统曾经要求塔希尔省长为他做个调查,塔希尔省长曾经公开表示,比比有可能获得总统大赦。拉哈尔高等法院立即表示,假如总统大赦,他们将再发一个禁制令,反对大赦。律师把比比的案子又送到了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就在去年,最高法院决定,案子发回高等法院重审。

 

今天,比比还在等候最后的结果。她被单独关在一个7.2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囚室里,已经将近七年。一个当地穆斯林领袖,以相当于一万美元的悬赏,给任何一个能够杀死比比的刺客。根据一项调查,有上千万巴基斯坦人表示,他们愿意亲手杀了比比,有的说是为了奖金,有的只是因为宗教理由。

 

伊斯兰世界两股力量的拉锯战

 

宣称对拉哈尔大爆炸负责的,是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他们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占领区,在那里,苛严的宗教律令成为法律:阻碍女童教育,禁止妇女购物,禁止接种疫苗。电视、音乐更是犯了大忌,修剪胡子违反宗教律令,凡理发师、卖音乐CD的店主和窃贼,均要处死。TTP随时抓男童进入“学校”,除了灌输宗教极端思想,就是把他们训练成自杀炸弹手。

 

在巴基斯坦经年的北部战争中,政府军俘虏了一大批这样的少年,关起来不对,又不敢放,最后建立一个过渡学校,对他们思想解毒,请来老师给孩子们教《可兰经》,告诉孩子们《可兰经》是“提倡和平、反对杀人”。那位男老师,很快就被TTP杀掉了。

 

可以看到这个国家两股力量的拉锯。

 

我们已经看到,反恐战争很难打赢,尤其是正规军打恐怖组织这样大炮轰蚊子的打法。巴基斯坦政府军和TTP的战争就是这样。第一场斯瓦特战争打到后来,中央政府不堪压力,以支持TTP在斯瓦特地区实行伊斯兰律法而不是现代刑法,以交换TTP的停火。最终,TTP认为总统签署的伊斯兰律法,还远达不到严苛的伊斯兰教法(Sharia)标准而拒绝停火。即便是支持“渎神法”的中央政府立法和司法体系,也难以接受对TTP的司法妥协。巴基斯坦扎尔达里总统和恐怖组织塔利班失败的交易,也显示了邻国阿富汗政府对付阿富汗塔利班的困境:打,打不下来;谈判,双方没有可以妥协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像犹太人要和希特勒谈判,肯定不会成功。现在听得最多的外交辞令,就是“希望某某和某某,双方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而在现实中,有些对立是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而阿富汗塔利班之所以打不下来,和民众的支持度有关。

 

在巴基斯坦两股势力的拉锯中,可以看到伊斯兰极端思潮、极端势力,在大家远没有去关注之前,就在推进。

 

 “渎神法”进入巴基斯坦刑法,是在1987年,十四年之后,才发生9·11事件。201114日,塔希尔省长只因公开反对“渎神法”,就被穆斯林极端分子卡德里用一把AK-47冲锋枪,开二十七枪杀害。卡德尔并不是一个塔利班军事人员,他只是塔希尔省长的警卫员,只是一个受了极端宗教思想影响的、所谓“孤狼”式恐怖分子。

 

在这样的国家,像塔希尔省长这样的政治家,是较量中非常关键的人物。但是在恐怖战争的时代,对方用极低廉的、一个小混混的代价,就可以除去此方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恐怖组织甚至不需要去培训“圣战战士”,在宗教极端思潮之下,他们自己就会走火入魔,自己就会自动变成枪手和炸弹,炸掉自己,也在所不惜。塔希尔省长被杀之后,有五百个“拜勒维”教派的神职人员,禁止其教徒参加省长的葬礼,而在巴基斯坦,百分之六十的穆斯林属于“拜勒维”教派。巴基斯坦有反恐法院,虽然卡德里最后被反恐法院判处绞刑,可是,他仍然是大批穆斯林民众心中的英雄。

 

所以,就在死难者为布鲁塞尔两倍的拉哈尔大爆炸当天,巴基斯坦首都,是数千民众在抗议他们的“英雄卡德里”被处了死刑。由此看来,卡德里不必担心后继无人。

 

伊斯兰教派中极端一支在扩展,其中的行动派终于打响了恐怖主义战争。恐怖战争只是宗教极端思潮推出的结果。它有着宗教上的千年根基,有着宗教国家的基础。任何所谓权利真空的出现,只是一个占据空间的契机。

 

正如在纳粹德国打出去之前,极端思潮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德国的角角落落。直到二战结束,世界才知道纳粹集中营;直到基地组织、ISIS等恐怖组织冲出来,才知道大刀一个个切下头颅的中世纪行刑公然存在。其实,它以国家法律的名义,一直存在。

 

就在今年12日,一个新闻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头条,伊斯兰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沙特阿拉伯,公开处决了47名“恐怖分子”。全世界都被两大伊斯兰国家,沙特和伊朗,代表的两大教派激烈对抗所吸引。因为这47人,包括了曾经在2011年领导反沙特政府运动的知名什叶派教长,而伊朗是什叶派的国家。有人从政治角度,指出这是假借反恐镇压异己,也被如伊朗这样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认为,这是逊尼派的沙特对异教派的迫害和挑战,愤怒的伊朗民众还在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放了一把火。还有人认为,这个伊斯兰两大国间的激烈争斗,令ISIS渔翁得利,因为沙特还在参与打击ISIS

 

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强调一个细节:这47个人是怎样处死的?

 

ISIS的行刑方式完全一样,47颗脑袋,是被阿拉伯大刀,公开地、在砍头广场被砍下来的。最近,一个冒死拍摄的英国纪录片《解密沙特阿拉伯》面世,终于有机会让大家有个重新思考的机会。沙特学校的课本教育每一个孩子:“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被处死,直到一个不剩为止”。不但是鞭刑、砍头,妇女不仅不能开车,也没有基本权利,它就是实践瓦哈比极端思潮的中世纪宗教国家: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律令替代世俗法律,他们“解放世界”的理想,就是杀尽异教徒和异教派。

 

回头一看,这就是ISIS的诉求,ISIS是“伊斯兰国”的意思,他们的诉求,他们要成立的国家,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罢了。它们的区别,只是一个大肆宣扬、一切公之于众;另一个不接受游客、更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秘而不宣。它们之间也在互杀,却并不是一个是“恐”,一个“反恐”,只是因教派不同而互不相容。再说,本·拉登本人来自是沙特最富有家族,他的恐怖组织资金,大部分来自沙特,这早已经不是秘密。今天的局面,正是伊斯兰极端思潮,假借各种机会,成功地“输出了革命”。

 

所以,不仅是巴基斯坦,整个伊斯兰世界在两种势力的拉锯中。留在中世纪野蛮落后中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及,如塔希尔省长这样的现代穆斯林进步力量,在对峙和较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溢出的那部分,只是一座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块冰的顶尖。

 

穆斯林群体的三个圈层

 

出生在巴基斯坦,在卡拉奇大学完成学业,在1989年移居加拿大的记者拉希尔·拉扎,就是这个伊斯兰进步势力中的一个。她写了一本书:《他们的圣战,不是我的圣战:一个加拿大穆斯林女性的声音》,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反对极端伊斯兰对妇女的压迫,她二十年来致力于警醒世人: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崛起。

 

拉希尔·拉扎非常坦率:“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对任何议题都可以文明讨论,偏偏是最重要‘激进伊斯兰兴起’的议题,却不能触碰。”因为,在当今西方社会某种语境氛围下,这会使人担心自己是不是有种族、宗教歧视,冒犯了穆斯林,进而政治不正确。拉希尔·拉扎认为,这样的氛围“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判断力,甚至因此令无辜者支付生命代价。”她举了最近在美国加州圣伯纳迪诺发生的“孤狼式”恐怖袭击,一个移民进如美国不久的穆斯林女子,她和拉希尔·拉扎一样,来自巴基斯坦。婚后不久,还有个两岁孩子,夫妇就策划了这场打死14人、打伤17人的恐怖袭击。一个邻居在事前就发现有问题,只因为怕被指责为种族歧视,不敢报警。一个可能阻止一场屠杀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拉希尔·拉扎,清楚地给讨论划出界限:“我们讨论的不是伊斯兰教,我们讨论的是威胁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教激进派,它怎样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生病和感染病毒,你要治疗就要确认病症。所以必须说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是暴力、极端、激进伊斯兰主义。”

 

她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可是,既然当今大多恐怖袭击多少牵涉到穆斯林,既然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安全,就必须有公开、诚实、以事实为基础的讨论。”

 

她的事实基础,是著名的中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做的一系列穆斯林调查数据:世界上有十六亿穆斯林,是世界上教徒增长最快的宗教。在本世纪,穆斯林的数量会超过基督徒。拉希尔·拉扎说:“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是激进分子,但是其中有一定比例是激进的。”那么,这个比例是多少?她引入了《醒来》一书的作者,山姆·哈利斯的分析。

 

山姆·哈利斯把激进穆斯林分为同心圆的三层。

 

核心是暴力圣战者,“他们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不顾自己性命地要去杀死叛教者,相信殉教会入天堂”,他们是ISIS,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孤狼式攻击者等等。拉希尔·拉扎补充说“他们袭击了圣伯纳迪诺,德州,巴黎,伦敦,德里,耶路撒冷,渥太华,内罗毕,马德里,波士顿,当然,还有纽约。这些是恐怖分子。”

 

皮尤研究中心根据世界主要新闻机构的统计数字,仅投身ISIS和基地组织等五个主要恐怖组织的圣战者,就在17万和47万人之间。拉希尔·拉扎指出:关键是,“他们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造成巨大破坏,甚至改变社会运行规则。”

 

11恐怖袭击只有19个袭击者,造成了近3000人的死亡。而且,他们无孔不入:圣伯纳迪诺恐怖袭击的妻子,最初是作为未婚妻移民进入美国;巴黎恐怖袭击的主犯是难民身份,他自诩能够自由出入叙利亚和欧洲。同时根据调查,愿意为ISIS作战的穆斯林英国公民,是愿意加入英军的两倍。根据美国本土安全部的报告,9·11以后,有122起本土策划的恐怖袭击,所幸的是,大部分在事先被破获。

 

山姆·哈利斯分析说,“在这个暴力圣战者的外部一圈,是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也相信殉教可以上天堂,也想把自己的宗教强加于人,不过,他们打算在制度内行事。他们不会在公共汽车上把自己炸碎,但是他们想改变政府,利用民主制度来反对民主。”他们和圣战者在理念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法不一样。拉希尔·拉扎举了加沙的例子,“在2006年,巴勒斯坦人选出了哈马斯政府。哈马斯是一个激进恐怖组织,就是通过民主获得权力。”又如,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穆西在埃及当选。他当时就宣称,自己想推行伊斯兰教法,限制妇女权利。穆斯林兄弟会和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都有联系。

 

拉希尔·拉扎提到北美的美伊关系咨议会(CAIR ),“它曾经或者现在还是北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 CAIR总部在华盛顿,在全美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他们自己公开的宗旨,是通过媒体和政治游说、教育,推动伊斯兰教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活动。我自己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在1997年,CAIR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兰开斯特写信,要求把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镌刻的默罕默德浮雕像凿去。

 

1932年建造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门楣上刻有世界历史上对“建立法律”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它的立意显然是“立场中性”的:不管是谁,也不管它建立了怎样的法律。其中有穆罕默德,也有中国的孔子。CAIR提出,伊斯兰教不容许出现默罕默德的“形象”,还有,这个浮雕的穆罕默德手里除了经典还有一把剑,被CAIR认为,这是“强化了穆斯林是不宽容征服者的长期偏见”。所以,要求凿去浮雕。结果,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

 

11以后,CAIR庞大的资金来源(2007年为三亿美元)、它和海外伊斯兰组织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受关注议题。拉希尔·拉扎指出,CAIR 和前面提到的伊斯兰主义的形式不同,“CAIR以温和派、在美国代表穆斯林争取权益的姿态出现,但是细看之下,许多问题浮现出来。”它被阿联酋列为恐怖组织,它涉嫌为恐怖组织募捐,它以各种方式“令那些敢于讨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人噤声”。

 

 

拉希尔·拉扎曾经参与一部名为《名誉日记》的纪录片制作,影片介绍了九个妇女在伊斯兰激进势力统治下的恐怖经历。起名《名誉日记》,是因为内容涉及伊斯兰教法对妇女的所谓“名誉处死”。但是这部电影被CAIR扣上“恐伊斯兰”帽子,成功封杀了它在密西根大学的放映。拉希尔·拉扎也被冠上“恐伊分子(Islamophobia)”的帽子。在拉希尔·拉扎看来,CAIR只是因为在北美,所以必须小心掩盖自己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质上,他们也是在利用民主制度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服务,“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山姆·哈利斯提出的激进穆斯林同心圆的最外一层,拉希尔·拉扎说:这一圈“人数最多,最令人担忧。”他们是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显然不像ISIS,他们也不像穆斯林兄弟会要去推翻一个政府,但是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在你我看来,必属激进无疑。他们是谁?他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激进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例如ISIS,他们的一个最基本诉求,是如沙特阿拉伯一样,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2015127日的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

 

在受调查的39个伊斯兰国家中,赞成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穆斯林人数,在50-60%之间的,有突尼斯、加纳、塞内加尔、喀麦隆、利比亚;赞同者占60-70%之间的,有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肯尼亚、马里;赞同者占70-80%之间的,有泰国、印度尼西亚、埃及、约旦、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赞同者占80-90%之间的,有马来西亚、巴基斯坦(84%)、孟加拉、巴勒斯坦、摩洛哥、尼日尔、吉布提;赞同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伊拉克(91%),阿富汗(99%)。也就是在被调查的三十九个国家中,有二十五个国家中的穆斯林对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支持度超过一半。

 

拉希尔·拉扎引用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穆斯林中对“离教者必须处死”的赞同者超过一半的,有马来西亚(62%),阿富汗(79%),巴基斯坦(76%),埃及(86%),约旦(82%)。他们占全体受调查国家穆斯林的27%,也就是说,有两亿三千七百万人。 她引用的数据还有:“39%的受访穆斯林认为‘荣誉处死’是合理的。”所谓“荣誉处死”就是认为“妇女在婚前或者婚外有性行为的,应该处死”,这样的信仰者,有三亿四千五百万人。

 

在同一个调查中,对居住在西方国家的青年穆斯林(十八岁至二十九岁),问到“是否支持恐怖主义和圣战”,百分之35%的英国青年穆斯林、42%的法国青年穆斯林、26%的美国青年穆斯林,他们回答“用自杀炸弹攻击平民,可以是合理的。”

 

支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应该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的法律的穆斯林,占总数的53%。在他们中间,支持“偷盗者应该接受鞭刑或者斩手”的,超过52%,这样的信仰者是两亿八千一百万人;支持“伴侣不忠要用石头砸死的”占51%,这样的信仰者是两亿八千九百万人。”

 

拉希尔·拉扎问道,“你不认为这样的信仰是极端的吗?”这样的研究描绘出了伊斯兰世界的图景,显示了这部分人和现代世界脱节。她说,“当然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这样认为,但是,这就是数以亿计的穆斯林的信仰。数字在这里,向我们说出事实。现在到了对当下最重要问题进行诚实讨论的时候,禁止人们讨论激进的伊斯兰信仰,等于是我们抛弃言论自由、宽容社会的核心理念,为了满足‘政治正确’而放弃人权。”

 

最后她说:“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希望你加入我们。”

 

封杀讨论是对穆斯林民众的戕害

 

可是,如此重要议题,要讨论却是千难万难。

 

几天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尝试在朋友中讨论激进伊斯兰势力,很快在美国被人扣上同一顶帽子:Islamophobia(恐伊主义者)。扣帽子的人完全回避谈论具体事实,只关心是不是“政治正确”。这种道德压力令人难以置信,在西方却真实存在。这也深刻影响到美国大选,政治人物的表态,常常罔顾事实而一心“正确”,纷纷要表示自己没有种族歧视。所以,希莱利·克林顿曾经多次表态:“穆斯林都是和平、宽容的人,和恐怖主义毫不相干。”奥巴马总统更是一再表示:“基地组织的根源不是伊斯兰教”,“ISIS和伊斯兰教无关”,“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如此诠释伊斯兰教,99.9%的穆斯林和我们有共同追求,和他们站到一起,这对我们很重要。” 在这些调查数据面前,拉希尔·拉扎问道:“真的有99.9%的穆斯林不支持极端伊斯兰主义吗?”

 

伊斯兰极端势力祸害一直存在,只是它积累了力量打出去了,才引起世界注意。在9·11袭击之前,巴基斯坦的“渎神法”已经存在了十四年。沙特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国家,始终存在。最近《纽约客》乔治·帕克对于突尼斯的长篇调查《输出圣战者》,就提到最近那里大批年轻人在不断消失,投身ISIS。在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实行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塔利班迅速在1995年掌权,大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塔利班的主张深受大量阿富汗民众支持。这些事实,和皮尤研究中心对这几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情况密切吻合。必须看到,调查数据不包括沙特,因为它固若金汤的统治,使得需要接触大量民众的民意调查,根本无从做起。

 

人们在竭力否认一个事实:穆斯林民众接受极端思潮已经达到不可忽略的比例。他们否认的是什么?它的后果是什么?是他们站在了广大穆斯林民众一边吗?他们只是满足了自己的道德感。中世纪的伊斯兰主义还存有相当大的势力,控制了相当大比例的穆斯林民众,否认这个现实,以“支持异民族、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等种种道德理由,封杀对这个现实的揭露和讨论,无视宗教极端势力是给世界带来最大危险的根源,这是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都不负责任,更是事实上鼓励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其控制下的穆斯林民众的戕害。

 

作为巴基斯坦裔的逊尼派穆斯林,拉希尔·拉扎目睹她的祖国,不仅在1987年到2004年,有超过1300人被控违反了“渎神法”,比比因此被判绞刑;近几年,巴基斯坦200所女童学校被炸毁;2014年,仅7个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一所学校杀死141人,其中132名学生;至于生活中日日发生的“荣誉处死”、斩手、对女性生殖器行割术等等,根本无法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拉希尔·拉扎说,“我自己是穆斯林,我不需要别人为我的宗教辩护,我需要有人保护我免受极端分子的伤害。极端穆斯林以死对我相威胁。他们砍人头,焚烧活人,向妇女泼腐蚀液体,以我的真主的名义杀人。”

 

 各宗教从中世纪走来,教会、寺庙都是信众的聚合,都有假借神的名义迫害异端、推行极端思维的历史。天主教教会曾经是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宗教法庭、火刑柱,都是宗教极端势力的恶果。依靠基督教中的勇敢者站出来,说出、批评自己宗教内残酷的极端势力,更靠现代社会的发展,推行政教分离。宗教行为必须受到现代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容许借宗教名义谋杀、伤残肢体、禁止女童入学等等妨碍个人自由。

 

恐怖袭击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些伊斯兰国家,恐怖袭击已成常态,在拉哈尔大爆炸的前一天,326日,巴格达南部,一个乡村足球场发生自杀炸弹,杀死至少30人;同一天在也门亚丁,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2人死亡,人们已经对这样天天发生的新闻麻木。即使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人们也已经开始麻木。

 

在巴黎《查理周刊》事件和最近一次爆炸案发生的时候,几乎大家都出来写分析评论文章,从历史写到今天。但是,在布鲁塞尔大爆炸发生后,评论数量大减。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股市反应。20019·11事件,当天美国股市暴跌5%,五天内暴跌12%;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当天股市跌2.3%,十天后恢复;在巴黎发生《查理周刊》和音乐厅恐怖袭击时,美国股市持续上涨一个月,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反恐战争是特殊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世界各地,但是,对于某一个国家和城市,它受到的袭击是有间隔的。在布鲁塞尔被袭击的当天,媒体上一片惊呼道:“活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但是,它接下来会有相当长的平静间隔,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悼念,堆满鲜花,点燃一片蜡烛,乐队回到恐怖袭击的音乐厅演奏,回过神来对自己说:恐怖分子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表现自己的勇气,就是不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特殊性,使得人们很难把恐怖战争当作真正的战争,只有在局部地区,例如叙利亚,ISIS有了军队和常规战争的形态,大家才把那一个部分当作战争。

 

如果你把战争当战争,你会发现,仅仅以照常生活的勇气去面对,是远远不够的。9·1119个恐怖分子的袭击,就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超过二战期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全部人员和经济损失,这只是小试身手,他们还没有动用化学武器和核脏弹。

 

如果把战争当战争,现在拒绝此类讨论的实质就是:在希特勒上台后,我们应该拒绝谈论纳粹、法西斯思潮,和它们的极端势力对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的鼓动和影响,应该拒绝讨论这种影响将对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因为:“希特勒、党卫军不能代表德国人民,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随者不能代表意大利人民”,我们不应该“种族歧视”。

 

伊斯兰世界两种势力在拉锯,而且情况复杂。一些伊斯兰国家,因各种原因,原来世俗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一些是随时代进步而逐渐发展,一些则是以专制、甚至极残暴的专制强行遏制宗教、或者遏制宗教极端势力。但是在国家的条件被改变,或者专制压力被撤除后,本土甚至强大的外来宗教极端势力,反而利用权力真空或者新的自由空间,迅速填充、扩张,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伊拉克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阿富汗也是在苏联十年专制统治撤离后发生大幅逆转。一些原来相当稳定的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国家,也开始受到极端势力发展的挑战,例如土耳其。而在控制严酷的国家,弱小的进步力量,也在时代推动下不断尝试从内部突破,例如沙特、伊朗和巴林。一些国家是处在摇摆状态,相反的外部力量的正面和负面支持,有时会很关键。在这些不同的困难复杂形势下,先要正视、面对和讨论。

 

站出来讨论是困难的,在巴基斯坦,因为站出来谴责极端分子、呼吁女童上学的马拉拉被枪击头部;拉希尔·拉扎说出真相,哪怕身在加拿大,都受到死亡威胁;只是因为反对“渎神法”,塔希尔省长已经被谋杀。

 

看上去,他们指出了伊斯兰教危险的那个部分,指出了他们对相当大比例穆斯林在精神上的洗脑和毒害,事实上,他们是在试图挽救这个宗教,救穆斯林于水火、炸弹之中;而阻挡他们站出来却很容易,即使在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美国,揭露伊斯兰激进势力残害妇女的《名誉日记》纪录片,照样轻易就被封杀。廉价的“政治正确”,似乎是站在很高的道德立场上,在为他人宗教辩护,在为穆斯林说话,而事实出来的结果,是阻挡了真相的揭露,阻挡对极端宗教思潮和现实全球危机的讨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千千万万个穆斯林。

 

这就是那个真实的、拐了弯的逻辑。

 

 (作者简介林达:凤凰评论首席评论员,著名旅美作家,已出版“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以及《历史在你我身边》等书。)

 

隔山观“胡”斗    高人实在高!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6名的,是作者赐稿、高人的时评《我看吴、胡斗》。这是一篇外人旁观吴、胡之争的文章,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悲伤,吴人已逝,何谈之斗,但网友们关注此文,也是对逝者的另类悼念。全文如下:

 

是非由吴建民批评球报“极端”挑起,胡锡进则以“鸽派”反唇相讥,这次我基本认同胡编的观点。

 

吴之题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的演讲,空洞依然,浅薄照旧--面对“需要懂世界”的外交学院学子,尽管不再说“‘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了,但闭口不谈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战火,恐袭,老调重弹其“开放、发展、和平”的“老三篇”,不接地气,没啥干货,无甚高见,缺乏深度。

 

吴的问题是,一贯的“挟洋自重”,以为凡事只要涉外,立马就“高大上”起来--“外交无小事”这话就被他一再祭出,以强调国际关系兹事体大,甚至被他视为“唯此为大”了。因此,只有外交部谈得,他人不得置喙,不得染指。殊不知,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外延,没枪杆子和钱袋子给戳着,耍嘴皮子何用?克里米亚问题殷鉴不远,乌克兰,欧美,除了制裁,对俄国新沙皇还有啥外交招数!

 

他似乎不懂得,在对外关系上,军人与文官缺一不可,理该一致对外演好“二人转”才是。军人的天职就是打仗,对外就该强硬,尽管咱家的“鹰派”多不着调,但也是对外交官的策应,就别给自家人扣“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的政治帽子了。

 

可见,“软硬都是手段,哪个难?软难。”这话,很是片面。因为,硬也不易,金枪不倒更难;而且,只有软硬兼施,也才管“用”,有疗效--“争取不到朋友还得罪不少人”的问题,并非由于“不擅长交流,讲话打动不了人,就不能很好地让人接受观点”,而是源自“利益”和“利害”冲突。拉夫罗夫和克里,撒切尔和希拉里,他(她)们的牛逼,是光靠会讲故事么?将南海礁岩填海成岛,既树了灯塔,也建了机场,岂是“交流”便能“让人接受”的。我看早该这么做了,让别人说去吧。

 

至于“外交,从来大权在中央--哪一件事情是外交部自作主张的呢?没有。大事儿全是中央定的,你对中央有意见不对中央说,拿外交部撒气算什么本事。”云云,更是失态,不仅给人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感觉,不该出自一贯以文雅示人的吴大使之口,也是推脱责任的不经之谈--不错,外交大权,权在中央;外交大事,中央决定。但外交人员的建言献策,乃是决策依据。或许中俄边界谈判这类事关领土的大事,真的没征求过吴大使们的意见?反正我怀疑。即便没有,也该在得知后上书支持或谏诤呀!还有朝鲜和南海问题,之所以演变到如今这棘手地步,“历史遗留”难辞其咎,我倒是很想见识吴大使们的“本事”,即当初有哪些“预见”和“应对”之策呢?

 

出没出过国,去的国家多与少,并不是能否开放的根本原因--三胖倒是留学西欧见多识广了,但其集权、专制和乖戾不让乃父乃祖,便是例证。同理,郑和七下西洋后便嘎然而止,康熙只是学了点子天文地理数理化的皮毛,完全出于个人兴趣,绝不会把“科技强国”作为国策,这些都有着复杂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句“两千年只看内不看外的惯性”就能解释通的。

 

还想起徐中约所撰《中国近代史》关于耆英的描述,说他与璞鼎查的私人关系处得很好,吃喝,拥抱,收璞子为养子,互换老婆画像,等等,都很开明,也很“亲善”,意在“羁縻”。但璞的继任德庇时却觉着他“令人讨厌”“颇为幼稚”而不与之交往。他的做法,更让英法联军的英军统帅额尔金看不起--当他被咸丰派去天津谈判,还没轮到他施展“个人魅力”,便被额派去的部下当面戳穿,并当众羞辱了一番。他只得退出谈判,落下“违旨开差”的罪名,被锁回京受审后自裁。

 

风光共辉煌   牢狱接踵止!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7名的,是来自澎湃新闻网、作者为“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的《康师傅服刑之后是儿子和媳妇》的新闻。原标题为《审了周永康“心腹”的法院又审他妻子和儿子》。

 

继周永康被执行无期徒刑满一年后,他的妻子贾晓晔和儿子周滨也相继被判。

 

昨天,“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文《周永康曾插手干预过哪些事情?》,讲述了周永康在任时非法插手干预的一些典型案件,虽然这些案件当时都因为周永康的插手而没有得到及时处理,但最终司法还是呈现了公正的一面。

 

今天,先是媒体在下午翻出了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在8日发布的一则消息:近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贾晓晔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贾晓晔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其受贿所得赃款赃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贾晓晔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临近傍晚,央视新闻再次发出重磅消息,周永康之子周滨一审获刑18年,被处罚金3.5亿元。法院认定,被告人周滨和其父周永康共同利用周永康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80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系周永康受贿共犯,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周滨伙同他人,利用其父周永康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4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

 

最后还特别强调,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了周滨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旁听了宣判。

 

 法庭上的周滨

 

贾晓晔正是周永康的妻子,在周永康被执行无期徒刑满一年后,其妻和儿子几乎同步正式踏入各自的狱中生活。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并不常见,对贾晓晔和周滨来说,他们的影响力无疑是来自于周永康赋予的隐性权力。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了解到,周滨并非周永康与贾晓晔所生,而是周永康与前妻之子,其前妻因一次车祸意外身亡。

 

2015年6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三宗罪进行了一审宣判,数罪并罚被执行无期徒刑后,周永康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进入司法调查以来,办案机关依法办案、文明执法,讲事实、讲道理,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使他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再次表示认罪悔罪。而周永康妻子贾晓晔与儿子周滨同样也是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2015年522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时,曾播放周永康长子周滨、妻子贾晓晔的作证录像。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贾晓晔系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曾有多家媒体报道,她在2001年前后嫁给了周永康。贾晓晔曾在央视工作,一位曾与贾晓晔共事过的央视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她在1995年前后进入央视,此前她并未从事过媒体行业。进入央视财经频道后,她曾在《每日财经》等多个栏目工作过,职位是栏目编导。

 

将时间往前再倒退246天。20151013日,同样还是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法庭认定被告人郭永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郭永祥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郭永祥是谁?

 

他正是周永康的“心腹”之一,前后跟随周永康工作长达十多年,在中石油、国土资源部和四川省委有多重交集。据媒体报道,在周永康的众多秘书中,郭永祥最得周永康倚重。

 

1998年,周永康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期间,郭永祥为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1999年周永康调任四川省委书记,随后,郭永祥跟随周永康来到四川,先后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等关键职务。

 

据媒体报道,周永康2002年离开四川后,扶植郭永祥走上四川省委常委、四川副省长等位。2009年,郭永祥年满60岁,被安排到四川省文联任主席。

 

判决书显示,2001年至案发前,长达12年内,郭永祥为他人在承揽工程项目等事项上牟利,非法获利4347万元。其收入与个人和家庭财产中,有3620万元不能说明来源。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郭永祥开始有问题的2001年,正是前述周永康二婚前后,也就是贾晓晔嫁给周永康的时间段,作为周永康最倚重的“心腹”和妻子,郭永祥和贾晓晔二人之间,虽然在官方和媒体公开报道中没有存在“勾连”,但交集应该是有的。

 

至于周永康之子周滨与郭永祥的关系,媒体已多有报道,周滨“利用父亲职权”,与郭永祥的儿子郭连星结成关系利益网,共同谋利,而郭永祥无疑是他们利益堡垒的守护者。

 

因此,也不难理解,非“老虎”的贾晓晔和周滨为什么也被放到宜昌受审。

 

 十八大后落马的“老虎”大多采取了异地审判的模式,并且这种审判模式的比例高达97%,前述郭永祥就是其中一例。

 

书记没白当  受贿两亿多!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8名的,是来自安阳中院微博《白恩培被控受贿近2.5亿 当庭认罪》。老编窃笑,现在社会上崇拜所谓的“网红”,没想到白书记稍不留神,也成了“网红”,只不过给党国天朝和白家带来的是抹不掉、洗不净的耻辱罢了。微博全文如下:

     

2016年616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安阳市中院周四(616日)发布消息,指白恩培在20002013年间担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国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时利用职权便利为17个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并直接或通过其妻非法收受财物共计合人民币24676.4511万元。

 

法院表示将择期宣判。

 

白恩培在20128月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实施大规模反腐行动时查处腐败官员所用的措辞。

 

在白恩培下马前,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率先被查。他在去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法院又表示,白恩培的家庭财产和支出远远超过合法收入,且不能说明来源。

 

“依法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白恩培的刑事责任,”法院官方微博说。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70岁的白恩培在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党委副书记以及青海省省委副书记、省长等。

 

他在2011年起任云南省委书记,2011年被任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被调查消息公布后,他在20149月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

 

一些中国媒体在白恩培下马后指出,白恩培与多名“大老虎”有交集,据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其中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以及其子周滨。

 

就在白恩培受审前一天,中国媒体报道,湖北省宜昌市中级法院对周滨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非法经营罪案件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周滨有期徒刑18年。

 

师傅也柔情  小贾要留下!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9名的,是来自作者公共微信、聂圣哲的《从“让小贾留下”想到的……》。让老编感叹的是,作者不仅想法多多怪怪,而且联系古今中外,既有恨钢为何不保铁的本色,又有羡慕嫉妒爱的男人本能,让人爱不成、恨难立,也是多情而已。文章全文如下:

 

媒体上公布了这么一个细节,贾晓晔第一次采访周永康,采访时间不长。采访结束时,周永康说:“其他人可以走了,让小贾留下!”

 

这是极具画面感的描述,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遐想。

 

大多数人会想到周永康的这么霸道,是专权下的“性独裁”。其实,对我这样一个热爱情景再现的人来说,想了解的是:

 

1、周永康说完“让小贾留下”后,在场的其他人的反应——央视同行的反应,保卫人员及秘书的反应,贾晓晔本人的反应,康爷的反应……

 

2、贾晓晔留下后,康爷的第一句话怎么说的?说去开房,这显得太通俗,不符合正国级的身份;说,小贾,我们相好吧,似乎太民间;一把将小贾搂到怀里亲嘴,小贾会不会惊诧?先喝茶,谈人生,谈感情……似乎前戏太长,不符合康爷的一贯作风……莫非康爷一把去扯小贾的裤子?可能我想得太邪恶了。

 

 3、小贾面对和自己父亲同年,和皇上同级的老年男子,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是惧怕后的屈从,还是觉得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而窃喜?或者,心里想,赶快完事,太衣冠禽兽了,烦人!也许,小贾就是一个听话的“乖乖女”,眼睛一闭,心里自我安慰,这比刘胡兰上刑场好一些,快结束吧、快结束吧……最好像雷政富叔叔那么快。

 

4、我们确实不能把小贾想得太邪恶,她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他家所得到的一切貌似都是康爷主动给予的。她嫁给康爷后心情一定复杂——哪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不想有个白马王子来爱她,偏偏遇上愁容满面的老头康爷。也许小贾心想,等康爷百年后再找一个心仪男子。可看到杨振宁成天在外面游山玩水、胡说八道,虽然皮肤像蟒蛇的皮,但身体越来越硬朗,小贾的心一定是凉透了。

 

5、小贾可能是个有事业心的人,有句话到了嘴边,没有勇气说出口:周书记,我还有公务在身,下次有机会……宝宝心里苦,宝宝不敢说。

 

不多说了,作为一位长者,我只想告诫其他年轻女子,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有预案:

 

1、不屈从肯定不行,必竟这个国家,权力还是“啪啪啪”的。先屈从,再想办法。

 

2、可以保持联系甚至关系,但一定要记住女人的命运多舛。江青牛不牛?都把毛搞到手,只要结了婚,就是众矢之的,最后还是判了个死缓。前车之鉴啊,要牢记在心里。

 

3、你们都看到了,小贾嫁给康爷以后,也没有风光几年,平时在康爷面前一定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和帅哥说话,肯定都不敢和芮成钢打招呼……自己牢狱之灾不说,还被罚款100万,家里人还受尽耻辱。其实,就小贾这颜值和气质,哪怕悄悄在“天上人间”兼职,再遇上个煤老板,都比这强得多。

 

4、领导要和你保持关系你无法不屈从,但要守住底线:绝不结婚!这样,领导对你有新鲜感,甚至更迷你。你也要利用这层关系,为人民为国家出力:首先成立自己的智囊团,要有自己的“班子”,收集基层民众的呼声,提出高水平的建议和方案,解决民间疾苦。帮助发现下面官位较低、有正义感、有能力的干部,然后求你的爷逐个提拔,这些好官员上位就是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但可以到处吃喝消费,甚至挥霍,但绝不收钱收物。你这样做了,就做到“床上汗水最大公益化”,中国古代不少名妓能做到,你们为何做不到?可惜没有高人指点。

 

5、你可能觉得这样划不来,吃亏了。我只想告诉你杜月笙的人生秘诀: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愿小贾狱中平安。

 

明年,我想约几个人,去监狱看看小贾。因为我不去看她,还真每人去探望她。也希望哪位知道小贾具体关在哪个监狱的朋友,到时候告诉我一声,这不是玩笑。

 

去探望小贾,我是认真的!

 

东方要崛起  数据告诉你!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压轴之作的是来自作者赐稿、刘学伟的《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这是一篇探索性文章,虽然不像上文那样充满情趣,引人入胜,但也是下了一番功夫,值得一读。文章全文如下:

前言和绪论摘要

第一节耶利问题和学伟问题

我先来解释什么是耶利问题。耶利是地处东南亚最东端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当地土著的领袖,在领导他的人民在他的土地上赢得独立之前,他很不明白,也显然很不服气地向一位在当地长期工作的西方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创造了那么多的货物(goods)而其它地方的人创造的那么少?” 这个问题在1972年被提出。到25年后的1997年,这位西方学者,人类学家嘉瑞德·艾蒙德写了一本长达570页的名叫《钢铁、枪炮和细菌》[1]的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再概括一点,就是:环境决定发展道路,与智商无关。

这个环境因素,他讲得十分地全面,但最核心的精神是所处环境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尤其是亚洲西部,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地带,得天独厚,所以就先发展了。

我当然觉得这个结论是过于矫情了。环境自然会严重地影响到文明发展早期的道路选择。但在类似的环境中,成长出来的文明却可以大不相同。(比如同在新月沃土周围成长出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可是与其它的东方文明大异其趣。)而且现在的动植物资源乃至先行的西方文明的所有基础性的发明创造(比如电动机、内燃机、公路铁路航空交通、比如电脑、互联网),早已是全球共享。那现代的那些同样后起的各个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速度、程度的区别又从何而来呢?而且这种不同的发展程度、速度呈块状群体分布。这并不能用应当以国家为单位的治理水平的不同来解释。(就说,你无法解释那么一大群挨在一起的国家的治理水平为什么都不好或都好。)

那么我这本书试图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笔者先斗胆把这个问题也起个名字,叫做学伟问题。它的完整阐述比耶利问题长一点,有如下关于经济发展和西式民主两段:

关于经济发展:(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在亚、非两大洲,不靠石油,为什么只有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日本+四小龙+将来时的中国),可以臻至发达、现代化?相应地,除了东北亚、除了产油国,为什么亚、非两大洲(第三世界、南方世界)就没有一个发达富裕(定义:人均两万$以上)的国家?

关于西式民主:同样地,在亚、非两大洲,为什么成功复制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政体仅有寥寥三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2]),而且它们都在东亚(东北亚)?相应地,除了东北亚,在亚、非两大洲(第三世界、南方世界),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发达富裕的西式民主国家?

其实,答出了第一个问题,同时也就基本上答出了第二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发达富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富裕的无论哪种式样的现代民主国家。因此,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就是:在非西方的世界里,为什么只有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已经(或有把握)追赶西方成功,建成现代化的国家?(这里,已经把那些比如阿拉伯半岛上的产油富裕君主国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我认为那些国家无论多么富裕,都不能算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因为它们始终是依附于其它那些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的。)

笔者还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可以解释更多的问题。本人花费数年的光阴,研究了浩繁的数据,也不应当仅仅限于回答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都是正反各一对,其实是四个问题了。事实上,本书对以下一系列的问题都有解答,而且是一个统一相关的解答。

第五、东北亚以外,非产油的非西方国家中,发展到半发达状态(人均1$上下)的极少数国家(比如南非、土耳其),为什么必与欧洲文明深切相关?

第六、为什么拉美的发展会介于发达西方和除东北亚之外的其它亚非国家之间?

第七、在东北亚之后,东南亚为什么似乎会比其它亚非国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八、同在东北亚,比起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先且不与日本相比)为什么会至今落后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扩大一点,为什么越南、老挝、柬埔寨比起它们的东南亚邻居,经济发展水平同样落后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扩大范围,为什么东欧的发展,比起西欧也有明显差距?

第九、作为反题,为什么上述那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其中地处东亚者,更尤其中国,近年来(都)表现出一种令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超级的而且持续的发展速度?

第十、在非西方世界,除了东北亚,为什么较多的西式民主(比如印度)并不能像西方世界那样与富裕并行?为什么西式民主在东北亚以外的非西方世界的含金量会小那么多?

第十一、为什么亚洲非洲的产油国的巨额财富也带不来西式民主?

其实,林恩/万哈林和同一学派的许多西方学者的书和文章都已经涉及了上述各个问题和大量本人没有论及的其它问题,结论都相当近似。本人将要提供的答案中的相当一部分其实称不上独创。不过,只要你读下去就会知道,本人还是有许多与他们不完全相同的思考。这其中,一部分来源于本人的东方人/华夏人的身份,一部分来源于本人在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的前半生的亲身经历。这种身份和这段经历是那些西方学者不可能亲身体会到的。然后是本人的后半生在西方度过,对西方的长处和短处又有一直居住国内的人所不可能有的亲身体会。

这些独特之处,再加上本人的努力学习,努力思考,希望本书能对这个学派的共同思考增加一些新的篇章。同时我想对这些前辈的精彩思考表示敬意。我尤其想对他们甘居少数,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违逆许多阻碍认识真理的“政治正确”,说出那关系全体人类命运的严肃甚至严酷的至少是他们自己坚信的真相的勇气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二节三个世界的初步新定义

为了让大家对我的问题理解清晰,笔者现在接着来解释一下自己的有些独创的三个世界的新概念。

三个世界的说法通行已久。在冷战时代,第一世界自称自由世界,当然就是西欧北美澳洲之意。第二世界则是指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苏联集团-华沙条约集团,现在得称是前苏集团了。余下的几乎统统处于发展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则号称第三世界-亚非拉-发展中世界/国家。

1950-1960年代,这个划分唯一的不妥之处就是日本。它显然身处亚洲,属于华夏文化圈,却的确已经发达,且有着与西方类似的政治制度。到了1970-1980年代以后,接着发展起来的东亚四小龙的身份也尴尬起来。因为它们也已经那么富裕,如何可以继续称之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体?

到了1990年柏林墙倒塌,东欧集团瓦解,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个国家以外,其余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奋不顾身地排队先后投入了欧盟的怀抱。冷战时代的第二世界不复存在。

第二世界不再存在,第三世界的称呼就失去了逻辑性。但是事实上大家依然在继续使用这个第三世界的称呼。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个前苏集团遗留下来的第二世界头衔的继承者呢?现在笔者在本书中就想来完成这个任务。下面本人开始第一次简略陈述自己的三个世界的新概念。

我们这个地球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下一级的属概念其实最准确的是文明。但是笔者下面要划分的世界有些会跨越几个文明,因此并不方便称之为三个文明。好在三个世界的提法流行已久,笔者借用它,不会显得突兀,只是需要注入自己的确切新定义即可。

这第一世界就是西方世界。这个概念十分传统,一直就是欧洲美洲澳洲。

新颖一点的有两处。第一是东欧,包括现在的俄国,都属于这个笔者重新定义的西方世界。虽然俄国现在与传统的以西欧为渊源的西方还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看,它只能属于西方。它现在已经近乎完全被孤立,已经很难自称一个单独的文明/世界了。

第二点就是笔者把拉丁美洲也划入西方。理由是它的确也无资格自立为一个文明。不把它划入西方世界,还能划入哪里呢?有人会说,因其发展程度较低,一贯上它都被划入第三世界。你怎么把它改了?这个事情后面会反复解释,直到结论。这里暂且打住。

为了让西方世界的这三个细分更有逻辑性,本人从此把传统的发达西方称作西方1、拥有计划经济负遗产的东欧称作西方2,拉丁美洲称作西方3

下面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合在一起,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地盘。

第二世界就是东方世界。这里就是一个总的文明,本人把它称之为东方文明。它覆盖的区域是所有亚洲东部,是同一个种族的人居住的地方,简称东亚。在其下,笔者还划分了富裕东亚、前公东亚和其余东亚三个子区。

富裕东亚就是日本+四小龙。这五个政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比起发达西方,还是稍有逊色,但比起所有非西方世界的非产油国,那都是奇迹。

前公东亚是指那几个曾经施行过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东亚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共有六个。现在除了朝鲜都已放弃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自此以后,这些国家都出现发展飞跃。

其余东亚就是剩下的五个非富非公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发展成绩参差很大。

如同对西方世界的细分,本人把富裕东亚称作东方1,前公东亚称作东方2,其余东亚称作东方3。当然如果只按素质分,则整个东北亚+包括中国,可称为素质东方1,其余东亚可称为素质东方2 。按具体场合,我将分别使用这两种分法。

第三世界笔者称之为南方世界。这里包含三个子区,其实是三个文明,就是南亚文明、中部穆斯林文明和撒南非洲文明。

笔者要把它们划在一起,首先是为了简化结构的复杂程度。因为笔者的核心关注在东方,在东方与西方争夺对世界的主导权的准备过程的描述。第三世界/南方世界,或其余的世界,笔者也关注,但的确是第二关注,就觉得不必要分得那么细了吧。

其次,这下面的三个子世界真的也有好些共性。最大的共性就是经济发展不足,发展困难。除非你有无量的石油,而且小国寡民,否则就很难很少寻得机遇,靠发展产业富起来。西式民主,在这三个子世界中,运转得大都不是那么顺畅(西式民主运转不畅)。还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国民综合素质偏低)后面也会详述。这将是这个第三世界/南方世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共同点。

唐人孟浩然留下过一首诗,正好可以表达本人此时的感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苏联的业绩,已成丘墟。而我们华夏人的业绩,则正待开创。笔者现在要去登临的胜迹,全在电脑中。不过它们可不是虚拟,而是人类切切实实走过的历史的足印。这期间的风云激荡,实在可以让人心旌摇曳、目眩神迷。找出其间别人没有看见或看清的真实路径,则是本人的雄心壮志。

第三节关于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

个人认为,政治,当然是人类组织社会的集体生活的最高的一种形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每一个团体都追求一种善。而城邦则追求至善。”[3]

但是,在政治之下,其实还有着丰富得多,实质得多的社会的、文化的、尤其是经济的生活。(当然还有家庭的、个人的生活等。本书不准备讨论到那么深入。)它们是人类存在形式中更基础的部分,其实也是更重要的部分。它们同时是社会的更形而上的部分的基础,就像楼房的地基和底下的楼层。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政治结构(以及建构它所依赖的意识形态)真的是这个整体的文明结构的最高楼层。它的确有能力统帅其它层。(所以它非常重要。)但它必须以其它的楼层为基础,并为其它的楼层服务。如果没有这个意识,而是以为整个社会都应当为某种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必是一种暴虐的政治(意识形态)。

宗教的地位则与政治相类。不过本书不会讨论宗教问题。原因前面已述。

为了提纲挈领,这里先把关于发展方面本人达至的一些基本结论作为“大胆的假设”在这里先行提出。以后再慢慢地论证。

首先:本人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没有一种刚性的,单向的因果关联。就是说,不能认为政治是因,其它比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果。不能认为其它一切的发展,都是由政治(制度)的类型或其发展所限定或确定的。说到底就是说,无法论证,在某种(政治)制度形式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一定会好,或一定会坏。

所谓“路线是个纲其余都是目”的说法,是标准历史唯心主义,本人完全不取。

那个“人生而平等,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诸般权利……”,并据此建立制度,然后要推行到全世界,说来也是类似的历史唯心主义。[4]

其实,倒是如果把上述立论反过来,可以得到多得多的现实的支持: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现实的基础,会极大地有利于、相对地有利于、相对地不利于甚至极大地不利于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自上而下的影响和自下而上的约束都是存在的。但自下而上的约束远远大于自上而下的影响。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通常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政治就是胳膊;其它的一切,就是大腿。胳膊拧过大腿的事态也确实发生过。但它们都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最多数十年过去,大腿就会把胳膊重新拧回来。

这和一般人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可能不符。但如果你能站得高远,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长时段的生活(数十年就行),你会发现,这是真理。比如请你想想,为什么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会被放弃了呢?是不是大腿又把胳膊拧回来了?

这套观点其实并不新奇,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笔者的感觉,冥冥之中,还是自有天道。只是为了寻到这个天道,有时人类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耗费的时间也太长。迷途之长,可能超过一个人的整整一生。

笔者发现,社会的变迁中有太多的自然的,非人力(尤其是一时的,有意识的,政治的人力)可挽的因素。社会当然是由人构成的,但社会的运动,很多时候是由广大的人群凭借下意识的本能在运动。(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造富运动。)领袖们担负的只是开启阀门的责任。但闸门打开后,有多少水可以、可能或成功地流出来,则是在漫长得多的历史中积淀而来,不是一代领袖所能真正左右的。(比如中华民族在当代中国和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经商和科技才能。)(1990-2010年代的西方资本势力全力支持的经济全球化,可作如是观。西方当年的殖民运动,也可作如是观。)

有一个说法叫做历史的迷雾。说的是人们的认识很容易被困在当下。错非有大智慧的人,无法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现在许多事情的对错,更难清晰地看到将来。但数十年,上百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过去,就容易得多,因为他只需要归纳确凿的过往事实即可得到相对可靠得多的结论。

这些自己得到的结论,经反复考量,还是决定在陈述证据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举证结束以后,再行完整归纳。

第四节民本与民主/民意与民心

西方意识形态在民主这个概念上太过强势,由他们定义的民主的第一要素就是合符西方标准的普选,第二要素就是执政党的轮替。没有这两个标志,他们都不承认是(西式)民主。

这种定义造成我们在讨论非西方的民主时的困难。比如在讨论现实的中国制度民不民主时,双方就陷入了无法达成基本共识的困境。中国学界和官方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的制度当然是民主的一种,叫做中国特色的民主,更具体是以制度化的协商为主要特征的协商民主。

本人觉得中国的特色民主的最核心特征其实还不是协商,而是向人民负责。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太过口语化,以致让人无法注意到其实它比民主这个概念更有包容性。它可以包容西式民主和中式民主,或者更多样的其它民主。西方也有一个传播极广的民主口号,叫做民有(of peuple)、民享(for peuple)、民治(by peuple)。这个向人民负责可以直接或十分近似地相等于民享(为了人民),大体上包含民有(属于人民)的实质。所明显不同者,就是民治,即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人民,让人民自己来治理自己。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使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了。在华夏的意识形态传统中,与民主最接近的概念是民本。其基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民被称作“苍生”、“黎民”。整体地位极高,人民安居乐业,从来是一切良治的最高目标。但中国传统的确从未把人民视作天下的主权者,认为主权者是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天”,皇帝以“天子”的身份统治天下。但又承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自秦以来,虽然君权极盛,但君主的合法性始终或最终还是建立在他能否为苍生黎民提供善治上。

依笔者观察,这个民本主义,已经被当代的中国良好地继承。现实的意识形态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民主的本质。中式的民主,十分地近似于民本。当然还有发展。这个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协商。就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向人民负责,要与人民协商。

那么为什么不能或不便让人民像西式民主主张和实施的那样通过直接选举和政党轮替,自己当家作主呢?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一对更深入的概念:民意和民心[1]

这一对政治学概念比起民本和民主就复杂许多。主要是它们还没有被讨论清楚。

民意好懂,就是通过选举、民意测验、公众舆论等表达出来的直接的公众愿望。民心也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古老政治概念,比如“得民心者的天下”。它表达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对某一政治势力或政治主张整体认可或不认可。实践证明,民意是完全可能出错的。而民心则可靠得多。“得民心”必须“符合人民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因此,民心应当是人民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在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心中的正确映射。

民意在表层,时时变动,是现象。民心则深刻得多,它可以相当于民意的本质。当代的西式民主政治实践表明,它并不能被民众用选票简单地表达。两者之间,经常有着遥远的距离。怎样跨越这个距离,对西方的西式民主政体和东方的民本政体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和考验。

西方的选举民主,太过表面化、太过形式主义,太过追随民众的眼前利益,对选民的平均综合素质要求过高,现在已经陷入明显的困境泥潭。东方的民本主义,则还需要现代化。

人民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就是民心。如何去把握它,说句实话,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民主理论在极大多数的时间里试图去解析的范围。因为西式民主说来说去也就是要满足民意。但民意(比如总是要求更少的工作时间,更多的福利。)并不一定符合人民的整体根本长远利益。因此这个民心并不仅仅存在于人民的心中。毋宁说,它更应当存在于一些能超越己身局限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或者他们的群体心中。他们肩负人民的重托,在思考中、实践中,在与人民不间断的密切的交流/协商中,慢慢地去摸索寻找这个最符合人民整体根本长远利益的思想体系和施政方略。如果大体找到,他们就能得到民心。

依笔者看,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人类政治追寻民心的两大流派。我们中国完全有资格把民本主义这个流派推向现代化。我们的确不妨把这个现代化的民本主义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或协商民主。我以为,这条路追求的实质更应当说是“民心”。或者可不可以说是民心主义?

第五节关于西式民主,关于(政治)制度

先要解释一下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区别。亨氏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后简称《文明的冲突》)[5]一书给笔者的第一个教益就是明白了这个区别。

现代化很好理解,就是器物层面的一切进步,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那个“用”。它包括一切物质方面的进步,包括火车飞机轮船电灯电视电话,但却不包括精神,也不包括电视里讲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西方化呢?当然是在精神层面被西方人同化了。一旦彻底完成这个西化,那些非西方文明的人种(比如被自小收养的其他种族的儿童)就除了肤色体型之外,不剩任何自己的东西。概况起来说,西方化就是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制度上被西方同化。对东亚人来说,就是变成香蕉人。(黄皮白心。)

在本书中,经常会用到西方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请大家时时记住它们的区别。

笔者绝不否认,现行的西方的以多党、普选、轮替为基本特征的西式民主制度在满足一定的基础条件的前提下是一个不错的制度。但鉴于上节所述本人服膺的方法论和本书将详细陈述的大量事实,本人的确并不认为,这种特定的西式民主模式可以或应当“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

按理说结论只应当放在本书的末尾。但是为了读者在审阅时,能够提纲挈领,笔者还是打算把本书的部分结论先行披露。就仿佛是先贤胡适所说,先“大胆假设”,然后再“小心求证”。

其实说去说来,西式民主制度要良好地运行,可以简化到只需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因为用这个条件,就可以把人们常说的其它条件都概括进来。比如要有足够的经济发展水平,足够的教育水平,足够的法治水平,足够的公民社会,足够的西式民主习惯……笔者以为,在中产阶级成长到足够强大的过程中,这些东西都会一起成长。还因为足够一词也足够模糊,可以让笔者避开一切逻辑陷阱。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大发明家爱迪生的一句名言:“给我足够的金钱,我可以发明任何人需要的任何东西。”如果发明不成功,他总是可以说:“给的钱不够。再给我更多的钱,就会成功。”笔者也自我解嘲一下:如果哪个西式民主政体运行得不好,自己总是可以这样辩解:那里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

而这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只能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中,在工业、商业和文化产业或者说第三产业中生存。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该国/政体必须足够地城市化、工业化甚至第三产业化。在一个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型,甚至倒T型的社会中,在一个以手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中,在一个还充斥着文盲的国度里,西式的普选民主制成功运行的概率极低。

一个富裕的,呈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是当代在西方盛行的普选民主制度得以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中产的多数选民,才能足够理智,足够稳健地使用他们手中的投票权。而西方当下的许多宪政困局,就来源于这个橄榄型的中产社会背景,由于长年的经济困难,已开始趋于涣散。

有人马上会质问,西方的西式民主制度并不是在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橄榄型以后才开始发展的。笔者马上就会回答他,在西方社会还不是橄榄型以前,他们推行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现在的普选民主,而是选举有限制的共和制。

基本上,这个选举范围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而扩大,当中产阶级扩大到超过人口的半数时,普选权就可以实施了。显然他们忌讳的就是占人口多数时的下层人民通过选举制度侵犯创立这个制度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利益。有大量奴隶时(比如1860年前的美国南部各州),自由民绝不可能同意人数多过他们的奴隶拥有选举权从而推翻他们的统治。然后当无产阶级占多数时,有产者们也绝不会接受无产阶级通过投票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

直到中产阶级占了多数,有产者(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方面)知道通过投票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可能被侵犯了,于是就容忍了普选权。这不是他们今天才看到了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布普世人权已经超过200年。)而是普世价值直到今天才不会妨碍他们的基本利益了,于是他们就可以让它付诸实施了。

这个本来可以有广泛适应性的制度的关键核心应当是:无论中产阶级有多少,都必须让他们成为社会的核心,主导力量。当中产阶级远不及人口半数时,就必须想办法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加权。

问题是在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已经家喻户晓以后,后进国家已经无法去复制西方用几百年光阴才完成的选举范围逐步扩大的道路,而必须一步到位地去建立直接普选民主。

整个地球的社会结构有没有发展到橄榄形的一天,实在非常可疑。现代西方能在10亿人口的规模上,在数十年间,基本建立并维持橄榄形社会,很可能是一个充满特殊先决条件的例外,它很可能既不能被复制,也不能长期维持。换句话说,宝塔形很可能才是永恒的社会常态。我们应当争取的,很可能只是下面那个底座,尽可能地小一点。

西方的普选制度基本都是在那“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中建立。那个时代,西方经济蒸蒸日上,中产阶级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投起票来,自然温和而稳健。问题是当整体文明态势进入下行通道以后,穷人日增,超过半数。国民投起票来,就会慢慢变得极端。那个时候,普选的西式民主制度就会陷入真正的困境了。

换句话说,西式民主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各方面的资源,你很难把它玩转。它真的好像那个莫泊桑写的《钻石项链》,挂在有钱人脖子上的才可能是真的;挂在穷人的脖子上的,只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也是借来的,过了今夜就必须归还的。

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或称漏洞,就是它太过挑剔,它对赋予主权的公民集体的素质,有太高的要求。因为现实说明,即使在发达的西方,那些富裕的、有文化的,并且与西式民主制度一起在几百年的时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公民集体,还会时不时地大发神经,做出种种激情冲动、目光短浅的行动或决策。过于强悍的公民集群还太过经常地在街头演出(准)暴力的戏码,用比如阻塞高速公路、瘫痪公共交通,围堵炼油厂等绑架公共利益的方式来替个别社会群体争取权益。而且像公众贪欲这样的痼疾,哪怕西方公众再清醒、再反复思考,再反复努力勒紧裤带,至少至今,也没有找到治愈之方,或者是还没有看到一个成功治愈的病例。

这个制度还有其它好些弊端。比如对时间和空间上不在投票场域的人的利益,会被忽视。(比如还未出生或长成的后代必须承担的前辈借下的长期债务。比如外国人甚至居住在境内的外籍人的利益没有选票代表。)

这种制度对它所依托的社会还有一种特别的苛求,就是这个社会一定得有足够高的同质性,一定不可以有太过僵硬的种族、民族、宗教或教派的对立和冲突。在这四个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占足够优势的主导力量。多党分立,必须在这个主导力量的内部生成。因为,如果不同的党派分别建立这四种之一的极其僵硬而不可能在数年之内改变的对立之上,西式民主的多党轮替必不可行(马来西亚和伊拉克的情形)。如果改变了,那似乎也就永远改不回去。(黎巴嫩和南非的情形。)有幸的是,中国不属于这类情形。

依据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近年的政治发展/演变中观察到的事实,笔者还发现,作为并非真实独立的政体,它们的各自政治/政体发展会受到它们从属的主权国家的重大牵制/影响/约束。更多或更少地偏向那个主权,都可以成为这种从属政体的内部(西式民主)政治/政体发展的难以撼动的类似上段所述种族/宗教分立的僵硬分野。

据笔者观察,这种制度能够较好地处理的重大社会矛盾,其实只有一种,就是贫富、或者说阶级矛盾,或者说精英与大众的矛盾。而且这还要以中产阶级发育到足够强大,或至少握有足够的权利/权力为前提。

西方人最得意的,就是它们的制度能用民权把官权认真地约束起来。这一点当然已经了不起。但笔者以为,这又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比如承担民粹风险、降低行政效率)才换来的。很抱歉本书不会详细讨论这些代价。那是下一本书的内容。

本节的结论两千三百年前,西方最伟大的学者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给出,他是中产阶级-西式民主基础核心理论的鼻祖。他那笔者认为至今颠扑不破的理论用现代语言概括起来就是下面一段话:中产阶级是西式民主制度的根本社会基础,同时必须是西式民主制度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强大,西式民主制度就可以强大。中产阶级弱小,西式民主制度绝不可能健全。只有中产阶级当家,才可能同时照顾到所有阶级的利益。穷人或巨富人当家,都只能导致专制。

那么什么才是欠发达[6]国家的理想的政治模式?对此笔者只能暂时提出这样四个原则:第一、相对于发达西方社会和它们的政治制度,欠发达国家更适合拥有的一定是一种更加倚赖精英、领袖的,更加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第二、这些精英和领袖的权力一样应当受到足够的制度性的约束。(比如禁绝终身制、适当范围的任期、选任制度。)第三、有限发展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应当得到某种形式的适度加权。第四、普罗大众的利益应当得到足够的照顾,虽然本人不主张赋予他们太多、太直接的政治权利。具体的形式则有待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形,自行探索。笔者已经把这种自己推荐的大致模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加权民主政体。

为了避免混淆以多党、普选、轮替为基本特征的西式民主和其它式样的民主,本书中凡是特指这种西式民主的地方都会无一例外地加上西式这个限定词。在表格中,在一些更加复合的词组中,限于长度,必要时我就用西民这个缩略词来代表西式民主这四个字。其实本书对其它样式的新的民主形式也并没有详加讨论。在某些情况下,本书中使用的民主一词也有超出西式民主的更宽泛的含义,这时当然就不会有西式这个限定词。

本书中还会不停地使用制度一词。在不会引起混淆的语境下,它特指政治制度。若是指其它的制度,前面一般都会加上定语(比如社会、文化)。

前言的以上部分的核心思想,都成型于2013年及更早以前,表达的是那之前本人的思考达到的高度或境界。

2014年初以来,在阅读了一批书籍之后,本人的思想方向有了一个飞跃。关注的中心,论述的立足点,开始从贫富的差异、从中产阶级,向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转移。

本人早已有相当的察觉,在阅读了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之后,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这样一个领会:西方文明和非西方的文明是在相当不同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两类文明。它们不可能完全同质化,在政治方面尤其如此。

笔者倒是赞成亨氏的这个观点:西方的文明,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些价值,无法普世,但必须精心地加以保存。(他的言外之意是:西方文明的价值,独特而宝贵。但它们非但不能普世,而且,若不精心保护,还有绝种之虞。—你不相信吧?笔者后面会慢慢更仔细地介绍亨氏的观点。)

也因此,人类社会的将来,很可能拥有多种至少部分不同的政治体制。它们分别更加适合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和其它非西方的文明、社会、国家。至于其中的细节,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许多端倪。更多详情,都要等待将来的历史发展来确定厘清。这方面的论点,本书的许多地方,都会加以阐述;要到总结论之中,才能充分发挥。


此外,名列上周选网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何清涟:魏则西案“社会化办理”的背后》、第5名的《艾江山,陆军中将的学术挫折》,由于上期已作介绍,我们就依例不专门学习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去阅读,肯定会有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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