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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争议大   江雨看法准！

由于连续多周名列选网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南海的复杂真相、東海、中印、中越戰爭》、上期第2名的《田戈：则西案显“曙光” 何清涟发三问？“台独”和“打台”，为何都不能？》，往期已作专门介绍，我们这期就依例学习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3名，来自洞见、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的《我对南海仲裁案的看法》。老编认为，这是一个海外学者对南海仲裁案结果的真实看法，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际法的敬重，作者对仲裁案的基本看法，特别是对仲裁后的应对及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处理国际问题，化被动为主动，变危机为转机，值得主管部门思考和借鉴。文章全文如下：

 

南海(专题)问题现在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在外交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涉及到两方面：第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自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他反复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但因为南海矛盾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在应该说已经相当紧张。另一个就是南海涉及到中美关系，可以说南海争端现在已经基本上转化为中美之间的争端。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但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这几年的争端突然开始升级。但这个事情真正为各国所关注并作为国际争端浮现出来，是在1960年代末。当时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太平洋调查石油资源，得出的报告称南海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之后各国就开始关心南海。在1970年代以前，各国关注要少得多。

 

　　1970年代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略为知晓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越南和菲律宾开始大肆在南海占据岛礁，而且很成功。越南占了29个，菲律宾占了8个。中国当时一个都没有占，因为当时中国忙于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有拿出这样的人力物力、甚至都没有拿出这样的关注度去抢占南沙岛礁。后来中国跟越南进行了两场海战（1974年和1988年），一次是把西沙群岛全部拿下，第二次在南沙也占了一些岛礁，最近实际控制的就是黄岩岛。

 

　　但即使197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抢占岛礁并提出申诉，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甚至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南海问题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应该说不是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重心。不像现在已经真正地成为重中之重，比如说成为中越之间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甚至成为中美之间目前最重大的争执。

 

　　南海问题成为一个重大争端，应该说是从2009年、2010年以后开始的。这里边有两个原因：其一、根据相关规定，各国要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一个对自己的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或单独或联合地提出了主张，它们的主张肯定是要深入到“九段线”以内。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且对他国的主张提出了反驳。中国在2009年时向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了正式文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官方文件里提到“九段线”这个概念。

 

　　其二是国际政治上的原因，美国奥巴马政府从2010年、2011年开始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或称“重返亚洲”战略。“重返亚洲”战略基本上有三只腿：一是全球的军事部署从欧洲占60%亚洲占40%，逆转为亚洲占60%欧洲占40%，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二是在经济上，要跟亚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主要的是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夺回对亚洲经济一体化议程的主导权。

 

　　第三就是所谓的“巧实力”，即联合小国结成同盟。关心时事的人应该都知道，奥巴马和希拉里(专题)屡次发表相当强硬的演讲，提到南海也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而且指名道姓说中国在南海霸道，欺负其他国家。在这个时候，越南和菲律宾对它们自己的主张，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不能让步，正好新任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也比较强硬，有走出“韬光养晦”的架势。

 

　　南海的争端开始变得严重，转折点是2012年黄岩岛事件。黄岩岛以前是美军的靶场，美军基地撤出来以后，菲律宾军舰时不时到那里去巡游一下。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菲律宾是实际控制国，虽然它的控制也很松散。以前发生中国渔民被捕、渔船被掀翻等事件，中国基本上通过外交手段处理。但是201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菲律宾的军舰要驱赶中国渔船时，中国海警船渔政船这一次不再退让，迅速过去跟它对峙。一场对峙之后，菲律宾到最后退让了。从那时起，中国就实现了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等于是把菲律宾挤出了黄岩岛，把黄岩岛拿下来了。硬生生地把一个岛屿拿下来，这对菲律宾、对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来说都是相当震惊的一件事情。

 

　　中国实际控制黄岩岛之后，就开始驱赶菲律宾的渔民。说实话，那里也是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我也跟菲律宾的学者谈过，因为菲律宾的渔民很多是家庭作业的，不像中国家庭作业的不是很多，都是公司化的。这些家庭都以捕鱼为生，中国不让这些渔民在那里捕鱼，等于让他们的家庭生计出了问题。菲律宾政府也面临很大压力，而且美国在背后提议肯定是起了一定作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也说的很清楚，从和中国的对峙中撤出，也是美国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对黄岩岛和整个南海可能已有一种战略性的安排，美国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

 

　　之后，菲律宾马上着手起诉中国。菲律宾正式起诉中国是在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传召中国大使发出正式通知，当然这肯定遭到中国大使的当场驳斥，但是这个法律程序就开始了，就有了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之所以被称为南海仲裁案，因为这是第一个案子，以后别的申诉方，比如说越南也有可能起诉，那么就恐怕要称为“南海仲裁案二号”了。

 

　　菲律宾起诉的内容大概就是三个大的要求。第一方面，菲律宾要求仲裁判定中国跟菲律宾一样，只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享有权利。也就是说中国根据“九段线”的主张都是无效的，你也可以推定说，菲律宾主张整个“九段线”都是无效的。菲律宾的第二个大的要求，就是要求仲裁庭对有关岛礁，比如黄岩岛、太平岛、美济礁等等，根据海洋法公约去判定它们究竟是岛还是礁，还是所谓的低潮高地。这个在法律上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岛的话，就是陆地，根据以陆定海原理，你有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如果是礁石的话，只有领海没有专属经济区；如果是低潮高地，那你就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能拥有主权。菲律宾第三个大的要求，是说中国在南海的建设，如围海造田、建人工岛的行为是非法建设，而且中国渔民的捕鱼行为侵犯了菲律宾根据公约所享有的主权、和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相关权利，菲律宾要求中国终止这些活动。

 

　　这里在法律上做一个解释。我想我们一般的公众可能对仲裁庭做出的裁决的性质有误解。我听到很多说法说，中国是大国，菲律宾是小国，国际法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实力让中国来实际执行它；还有“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裁决本身的误解。菲律宾的这三个要求，其中前两个可以说不需要执行。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内民事诉讼中的宣告性裁决，宣告性裁决就是法庭去认定一个事实本身，这个判决公布后实际上就等于是执行了。比如说，这个案子如果法庭正式认定黄岩岛是岛或者是礁，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执行，法庭也没有权力执行。需要执行的只是第三个，菲律宾要求中国停止所谓的非法建设以及捕鱼活动，这个是需要执行的，但是这个当然没有前两个重要了。

 

　　中方的立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四不”立场。2014年12月7日发布的那个立场文件还提出了一系列法律上的解释说明，有三个要点：第一，中国主张菲律宾提出的仲裁实际上是关于领土主权问题，而领土主权问题确实是被公约所排除的。也就是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肯定管不了主权，和主权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这个是关于领土主权的话，那么国际仲裁庭完全没有管辖权。中国主张的第二个要点是，中国已经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各方达成了双边协议，说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提交强制仲裁来解决，所以菲律宾提交仲裁是违反大家的双边协议的。第三个主张，就是说中国已经在2006年根据公约做出了保留，把海洋划界这些排除出去，海洋划界问题是不能适用于仲裁的强制程序的。这是中国的三个主张。

 

　　下面谈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即从法律上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我的第一个观点涉及到中国的不参与、不接受的立场。主权国家对国际争端解决不参与、不接受并不鲜见，这种事情经常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具体到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不参与”不是很明智，这种“不参与”态度，和中国今天在这个案子上面临的被动局面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你不参与，一开始就在国际社会造成一种你对国际法完全置之不理的国际形象，而这种国际形象是非常要不得的，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大国崛起或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现在的国际秩序还是在迈向规则导向的体系，你不参与本身就是授人以柄了。尽管你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但别人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铁定地认为你是忽视国际法的，你企图以强权解决这个问题。再加上美国有回归亚洲的战略，美日在这个问题上会大肆炒作，你就授人以柄，留下口实。这一点是不参与的一个成本。

 

　　不参与的另外一个成本就是眼前的损失。因为如果你参与的话，你就可以去指定仲裁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相关程序，五个仲裁员，首先双方可以各指定一个，其余三个由双方协商来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话，由国际海洋法庭的庭长去指定。首先你就可以保证一个仲裁员，而且根据公约的规定，这个仲裁员甚至可以是你本国的国民，你就可以指定一个中国人。其余三个你要跟他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应该说可以保证排除你特别不喜欢的仲裁员。如果你参与的话，在仲裁庭的组成上，你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这是一个法律机会。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充分地到仲裁庭去阐述你的观点。应该说，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都是争端解决的一个惯例——假如你不出庭的话，受到歧视性的待遇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对方在，说他自己的道理，而仲裁庭很容易受他的影响。尽管仲裁庭或者法庭，他有义务去查明事实。但律师的作用也就在于此，要不然要律师做什么用呢？假如你自己都不在场的话，你有很多道理是说不出来的。实际上，仲裁庭这个裁决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但这些问题，只有你在场去指出来，或者通过跟菲律宾的代理人在互相辩驳的过程中把自己的道理讲出来，才能够充分阐述你的观点，对仲裁庭产生最大的影响。要影响仲裁庭判决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场，就是把你自己的道理充分阐述出来。

 

　　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假定说仲裁庭就一定是带有偏见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到双方代理人、双方律师的影响的，好律师与坏律师的区别就在这里。比如说你去看那些庭审记录，不管是管辖权阶段的，还是关于实体问题的庭审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仲裁员在很多地方实际上起到了中方律师的角色，在很多问题上以一种非常犀利的态度，非常敏锐地去指出菲律宾代理人的一些观点在法律上的不足之处，可能比你自己请的律师还厉害。但是他这种做法的效果毕竟不如你自己在场。虽然理论上讲，仲裁庭应该去查明事实，可是有没有律师，有没有好律师，你自己在不在场，去充分阐述自己观点，这中间差别是很大的。所以，这是我讲的不参与所造成的另外一个损失。

 

　　但现在事已至此，就这个案子本身而言，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纠结当初为什么不参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要往下看该怎么走下去。在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之前，我对于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稍微谈一点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在法律上属于一些技术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管辖权问题的中方的主张。我们这些学者在海外面临一种所谓的“一年四季严相逼”的环境：老外在东南亚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中国没有道理，中国是恶霸，中国在霸凌别的小国家，好像中国一点道理都没有似的。其实不管是关于管辖权还是关于实体问题的主张，这种看法都是很偏颇的，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不管是在管辖权问题还是实体问题上，中方都有自己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强的道理。我自己个人在用中文发表观点时，对中国目前的立场提出批评意见，我坚定地认为，这些是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在英文世界发表观点，每一次都是在竭尽全力以理据为中国立场辩护的。这也造成了我，以及和我类似的学者，“两边不讨好、两面不是人”的情况。当然，这个辩护也是要实事求是地根据法律去分析。因为我自己觉得，也不能说中国的立场就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中国就不对，其他国家就对，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立场。

 

　　简单地说，就管辖权问题，中国提出，这实质上是主权问题。菲律宾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它把所有的主张包装在一起，然后提出说，我们这个主张最主要的是第二点，我们要求仲裁庭在技术上认定南海的石头是岛、是礁，还是低潮高地。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涉及主权，他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自然而然，仲裁庭就该有管辖权了吧。这是菲律宾的一种形式上的和技术上的说法。你不能说他这个说法不符合公约，应该说这是非常符合公约的，你判定他属不属于公约的使用范围，首先要从技术上、从形式上、从字面上去判定，这是国际法的原则。

 

　　但是根据国际法的一些判例，尤其是最近刚出的一个判例“毛里求斯诉英国(专题)”（Mauritius vs. UK），中国所主张的菲律宾提出的争端实质上是一个主权问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这里，技术上的判定和主权是难以分开的，比如你说渚碧礁是低潮高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以陆定海，连陆都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中国说，我对这个东西是主张主权的，或者说中国的主张说双方已经有协定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争议的。但是问题在于，归根结底这个争议必须是在庭上提出来，才能够影响仲裁庭。你影响不了仲裁庭的话，他这个判决做出来了就做出来了。这是根据合法程序建立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你能把它诋毁到哪里去？所以如果参与的话，中国的很多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仲裁庭。如果当初参与的话，这个案子甚至在管辖权问题上，中国都可能赢，或者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纠缠着管辖权问题，而不会这么快地一致意见地判下来。

 

　　再简单说一下实体问题，我觉得其实这还不如管辖权问题更有把握一些。前面说过，裁决是不会执行的，它不会改变各方实际控制的状况，你控制的还是你的，这个不会改变。但要紧的是，裁决以后“九段线”的主张在国际上的依据是什么，合法性是什么。也就是说，裁决以后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在黄岩岛上把菲律宾硬生生给挤出去。裁决做出以后，你这样做的话，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就会非常大。

 

　　但实体问题上，中国有一个主张是历史性权利。在这方面，中国国内有一些说法似乎过于言之凿凿了，认为中国具有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好像很强。但是实际上，这个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比较弱的。其原因第一个就是国际法上关于历史性权利的相关论述很少，没有特别成形、成系统、成理论的东西；第二个是，即使现有的有限的论述、原则，也不是完全就支持中国的，它也支持其他国家。中国说自己有历史性权利，其他国家如越南说自己继承自法国殖民地时期，也有历史性权利，而且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渔民人家世世代代在南海周边捕鱼，靠着南海生活。

 

　　对这个案子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呢？大家现在普遍都认为，中国在这个案子上是必输的，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在现有情况下，我自己希望仲裁庭至少在两点上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判决。第一点是关于太平岛是岛还是礁的问题。这一点台湾(专题)的马英九政府做了很多很扎实很有用的工作，包括中华国际法学会向仲裁庭提交的法庭意见，主要目的是说明太平岛是岛而不是礁。太平岛面积那么大，有人在那上边生活了60多年，马英九自己也登上岛，向国际媒体展示太平岛自身能养鸡能种菜。

 

　　另外一点，就是我个人希望仲裁庭尽量不要去碰“九段线”，或者说对“九段线”少说一点、模糊处理。因为“九段线”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法理上讲，都是中国对南海整个主张的基础。如果说仲裁庭赫然说“九段线”是非法的，就会给中国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但是仲裁庭也不见得一定要去碰“九段线”，一是“九段线”在国际上关联太大，二是“九段线”本身一定是涉及到主权问题的。

 

　　当然目前的问题是中国自己对“九段线”的性质没有说清楚，有那么三种说法，我就不细说了。因为我们对“九段线”说得还不是很清楚，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假如中国真的当初发狠说“九段线”就是主权线，就是海疆线，“九段线”以内连着水、石头、岛礁都是我的，就是明确主张主权的话，这个当然会石破天惊的，国际政治上也许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法律上它却是有用的。就是说，假如你当初说“九段线”就是主权线、海疆线的话，那么它一定就是关于主权的问题。只要它是关于主权的问题，仲裁庭就是没有管辖权的，哪怕你再不合理，它也是没有管辖权的。当然现在不说这些了。我就简单总结下，就这个案子本身的展望，中国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就是希望仲裁庭在我刚才讲的两个方面上稍微手软一点。

 

　　关于整个南海的未来，我就讲两点。第一，南海到现在也不过就是几块石头，所谓的油气资源到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开发。我也跟石油公司的人聊过，真要把那些油气资源开发出来的话，开发的成本价可能是现在市场上石油售价的两三倍以上，经济上不是那么划算。未来就不好说了，但是它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需要。我的观点是，假如因为这些问题跟周边国家搞僵关系非常不必要，得不偿失。因为南海问题，周边国家都很警惕。上一次在云南开会的时候，东盟居然第一次要一致发表一个声明，几乎等于是谴责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

 

　　当然我说这个的意思不是说中国在自己的主权主张问题上退让，你也没有必要退让，你自己该争的利益要去争取。但一定要在外交上精细地操作，不要让它成为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如果它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而又解决不了的话，那你跟周边国家还怎么相处呢？

 

　　为什么周边国家很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处，在亚洲真正宏大的目标是要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亚洲的一体化还和欧洲的不一样。亚洲的一体化是自下而上的，是市场驱动的一体化，欧洲的一体化是进行了顶层设计的一体化。所以亚洲的一体化，首先，它的进展过程中碰到的阻力应该是比较少的，除非你在国际关系上自己去制造阻力；另外，它一旦成功的话，必然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有些说法是，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中国的经济后院——当然你可以说是互为后院。但是如果真的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在这个区域中处于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外来的势力是破坏不了的。而现在一体化，还未能有大的成就，就被TPP、南海问题这些打断了。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讲过法律还有情理。情理的问题是，我们要认识到南海不光是中国的南海，那些周边国家的人也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周围，他们也在靠南海的资源生活。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考虑到这么些以后，其实还是要回到共同开发的老路上来。以前的共同开发不是很成功，就是因为大家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主导力量。我说的这个共同开发，就是中国要发挥主导力量，要拿出一些创意，要积极主动，制定出一个南海的战略、南海的蓝图。美国在拉拢周边国家，中国也要去拉拢周边国家，共同去开发南海资源，你自己强力地去推动它，只要你推动就一定会有结果的。这是我对这些事情怎么解决提出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建议。

 

　　“洞见”轻学术沙龙问答环节

 

　　主持人亚云：现在我们进入问答环节，我们之前收集了一些问题，现在由我代为提问王老师。第一个问题，当前南海舆论战我国面临的形势怎样？如何打好南海舆论战？

 

　　王江雨：谢谢亚云。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很大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就实话实说了。第一个问题是南海舆论战我国面临的形势怎么样，答案很简单，不怎么样，很艰难。应该说在四处被别人指着鼻子骂的状况，据我国自己所说是得到了多少多少国家的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哪个国家非常明确的，公开正式的声明支持中国的立场，大家的立场很简单，就是说要友好解决，和平解决，要符合国际法。

 

　　（如何打好南海舆论战？）实际上，因为中国不参与的原因，在第一步的舆论战中已经大大的落后了，可以说一开始就输了，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去弥补的问题了。至于说如何打好舆论战呢（笑），这是确实是有点比较中国化的问题了，把它视为一场战争，（笑）视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下，这样问是可以接受的啦！不过我可以提建议呢，第一点，一定要去改变那些比较僵化的陈旧的话语体系，要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语言，尤其是要用大家可以接受的国际法的语言去阐述你的观点。现在有很多各国大使在报纸上，国外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说实话，内容千篇一律，而且比较教条，比较僵硬，没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我觉得很难为当地的受众所接受。而且有些发表的文章，在发表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就被当地的报纸啊、或是当地的专家啊批驳，而且人家的批驳都是引用的国际法的观点，所以一定要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上做一下改进，在很大程度上你要去说国际法的语言，一定要speak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law !也不是做不到，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因为西方国家有一些人抵制奥运会，所以傅莹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那篇英文是很好的，很感人的，很讲道理的，按照像我在英美国家长期生活的人的感觉，也可以接受这种说话方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官或政府官员也不是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说一定要用心啦！

 

　　亚云：王老师说的我们都感同身受，的确因为南海问题我们都在国外受到了不少的责难。但是危机也是转机。目前我们的舆论和话语体系，也是在很艰难的突围阶段。speak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law !

 

　　王江雨：对的，亚云说的很对，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改变的，要改变，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亚云：在舆论方面，很多西方观众一看电视，看到九段线的地图，就误以为中国是把九段线里都归为己有，然后得出中国太霸权的印象。我这里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在九段线问题上为什么模糊化，不给明确定义？用意在何处？九段线未来在国际法上怎么取得法律地位呢？

 

　　江雨：第二点呢，就是要去影响他们的学者，说实话，（南海问题）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西方社会，国际社会一些法律问题是非常依赖学者的表述，政府的表述都不是很全面的，而且政府的表述本身都不是很可信的，说实话，中国政府有观点，美国政府也有观点，但是在公众眼里边，各方政府都是都是利益相关者，而且政府本身在西方就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恶，并没有像在中国这种，政府是带着一种天然的尊严和可信感，对吧。

 

　　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派自己的学者，而且是功力比较深厚的学者，研究的很扎实的学者去跟国外的的学者去接触。我前面说过，这个裁决本身是有很多问题的，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这个裁决出来之后，有一些英美的学者，包括牛津的一个副教授，就发表了一篇蛮好的文章，就指出了仲裁庭在法律上的一些缺陷，他的文章我看了，很扎实，很有道理，你也不用去收买他。有很多一些客观的人士愿意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分析。学者影响别人的前提是自身的研究比较扎实，而自身的研究要扎实的话呢，说实话要在国内有一个宽松的，允许说话、允许讨论的研究环境，说实话，很遗憾我自己的观察是没有。在南海问题上，在一个外交无小事的气氛下，一些国际法律问题就被转化成了一个极其神秘的，极其神圣的外交问题，就不能谈，不能自由讨论。甚至是在体制内部都没有一个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在体制内部都无法集思广益，那么你也拿不出最佳方案来。所以呢，要放开国内的舆论环境。

 

　　王江雨：关于九段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专业。中国在九段线问题上为什么模糊化，我自己觉得有两个原因，完全是个人猜测。第一个原因是，很多包括我，因为我是做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交叉研究，所以跟一些国际关系的学者有交往，我感觉到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呢，因为战略模糊，而不显露自己的底线，不显露自己的心事，就能够让对方不明所以，所以取得一些战略利益，我对这个逻辑 也不是看的很清楚。但是很显然这个观点在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决策者中有一定的市场。第二个模糊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技术问题，包括两方面：第一，九段线怎么划？说实话，现在人家全世界，美国人都知道了，说我们的九段线连具体的经纬度都没有公布，九段线到底划在哪里，地图上有，但是每段线具体的经纬度是什么，说实话都没有。另外一个与九段线技术相关的问题就是实力问题，你如果明确了以后怎么办，比如说你明确它是你的领海，海疆线，全球贸易的一多半都从南海过，那么从此以后，人家都算是从你的内海通过，但你也不能怎么样，人家飞机也来，军舰也来，美国的双航母也都来了，你也没法执行。既然无法执行，那么你的法律也没有用，有点自取其辱的意思，对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应该主张对九段线以内的岛礁的主权和对相关水域主张主权，我不宣布九段线以内都是我的领海，但是土地都是我的，然后根据“以陆定海”的原则呢，我该有领海的有领海，该有专属经济区的有专属经济区。这个听起来很顺畅，但是在法律上一定要注意，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既然说它不是你的领海，你把九段线划了以后，说这里面的陆地什么都是我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法律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在菲律宾所提出的问题，它到底是岛、是礁还是低潮高地，这还是应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如果它不是岛，而只是礁的话，它只有领海但是没有专属经济区，如果它是低潮高地的话，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还是什么都没有。相比之下，你说它是我的领海，九段线是我的领海线，里面的东西不管一草一木，一条鱼，一根珊瑚，什么都是我的，这个主张当然就很清楚了，但是在国际政治上无法说通。所以九段线的地位中国自己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有很大关系，九段线怎么定，首先要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南海到底想要什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是想把它全部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的领海呢，还是与他人共享？理论上讲你把它全部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的领海也可以，而且这样法律上最简单，但第一是实力问题，实际上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像领海一样去控制它。另外一个还有国际影响的问题，这个是根本性问题所在。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给九段线下明确的定义有很多困难，不管是在总体战略方向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有很多困难。

 

　　主持人亚云：王老师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两个角度去公允、视野开阔地思考问题。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南海状态的危机系数有多高？各国应该如何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美国川普当选，若执行全球力量收缩，南海争端国又会做何反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裁决结果出来之后，对中国不利，那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或反制措施？仲裁案输了，关系搞僵了，中国能够从哪里着手作为切入点来改善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以最终实现共荣呢？

 

　　王江雨：谢谢亚云，谢谢你对我的评价。我确实希望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些国际问题。关于南海的危机系数有多高，目前来看对抗是很明显的。具体回答你这个问题，危险系数有多高要看中国的态度，而不是看美国的态度，为什么看中国的态度而不是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明显。美国的军机、军舰、双航母大摇大摆地进来，双航母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的也大模大样进来，美国就是一副大模大样地和你对抗的态度，只要你敢轻举妄动，就随时可以和你开战。所以美国就在观察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假如中国不要和美国开战的话，就不会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假如中国也要孤注一掷跟他战的话，当然中国也有这样的权利这样做，你美国既然采取这种霸权的姿态，强硬的姿态，也没有理由要求中国退让，毕竟中国在南海还是有合法权益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两军相逢勇者胜的问题。所以涉及到双方对各自的实力与自己的战略目标做一个详细的盘算，你决定要怎么做。我觉得中国目前肯定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跟美国对抗的，比如说美国派出一个航母舰队，然后中国也派军舰和他大模大样去对抗，或者说把东风21D，东风26这些所谓的能够导弹打航母的杀手锏摆出来。是不是要这样做，是不是值得这样做，那就要看中国方面对自己的判断。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美国这样做，他其实是一只纸老虎，摆出这个架势就是为了吓人。你要真去跟他干一仗的话，他说不定也就退让了，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比如说1988年的时候那个“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美苏对抗传说。当时美军舰进入黑海苏联领海，苏联海军应对美舰的两艘护卫舰，虽然吨位远小于来犯美舰，但在警告之后，果断撞向两艘美舰，当然各自都有部位受伤。据说苏联军舰在撞击之前非常英武地对美舰发出警告说，“我舰奉命撞击你舰”（也有说苏舰说“打击”的）。不管是不是说过这原话，撞击事件是真的。此后1989年美苏就达成了一个关于避免危险军事行动的协议。所以，果断而有智慧地迎击也是一个选项，这个涉及到一种战略判断。

 

　　关于如何实现稳定的平衡？我前面也讲过，南海问题是一个被人为炒作大的问题。而且是被大国势力炒作，说实话现在大国势力不仅仅是美国了，包括美国的仆从国包括日本在内。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日益成为一个霸权了。这些大国背后另有战略目标，所以要借助南海问题把他炒作大。在这个时候炒作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南海自身的重要性的问题。要是它重要的话呢，在六七十年代你就可以像现在这么干，或者说你再过三十年去解决南海问题，也是可以的。南海问题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问题，它的稳定的关键，在于大家在战略上要达成互相的谅解，要明白彼此的战略目标，要关注对方的利益，但是也要各自作出退让。在战术上呢避免引起直接的冲突，尤其是军事冲突。这个就需要中国跟美国去谈了，南海问题现在已经被转化成一个中美对抗的问题，但它的出发点其实是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的问题。现在迫在眉睫应该做的呢，一方面是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另一方面也要尽快与菲律宾和越南进行对话。不把矛盾再进一步激化了，否则是得不偿失的。

 

　　关于川普当选，美国会不会全球收缩？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对政策作出调整，但是我觉得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不会作根本的变化，如果做根本变化，那么美国所主导和维持的全球体系就会坍塌了。川普要求的其实本质上讲的是钱，要求盟国多出钱，比如要求日本多出钱，反正你压一压呢，它也会多出点钱。如果他要改变美国历届政府在全球，具体而言在亚太在亚洲，达成的安全结构，他个人作为总统是实现不了的，军方也有它自己的利益在，美国总体有他的安全目标和战略目标在，它的体制的巨大力量也是可以把他拦住的。

 

　　关于仲裁裁决本身，我是有这么几点想法的。如果裁决出来之后对中国不利那中国怎么样去应对。第一点呢，是关于裁决本身，裁决本身不利也就不利了，对于裁决本身你也改变不了。它也没有什么上诉机制去更改它。当然你一定要去反驳它，它肯定是有的缺陷，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这个裁决做的再好，它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对中国不利的部分的一定要去批驳，但是批驳不应该是像外交部那种的，指着鼻子去骂人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像某些官媒那种的去指责人家政治动机，动机不纯之类的。真正有意义的做法，是组织学者讨论，甚至说都不用去组织，说实话只要你放开讨论，让国内的学者自由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国际上自然也会有很多人，许多立场比较客观的学者也会主动去批判这个裁决的。当然你自己也要有意识去做一些推进工作，比如说编一些书，鼓励学术文章的发表，当然要是纯学术地去分析，实事求是地、客观的根据学术本身的规范去分析，然后把它组织成册，出一些实在的东西，让大家很容易的从某一本书能够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人担心说，越南把菲律宾的起诉书改个名字，换一些东西，就可以拿来照样去起诉。很多人担心越南这样做，其实我自己倒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越南起诉，这次你就派出一个国际法团队，找一些国际国内的优秀的国际法的律师、海洋法的律师、学者，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堂堂正正的从一开始的阶段去参与，把自己的观点亮明，充分阐述出来，这实际上是中国把自己的法律立场进行说明的一个大好机会。

 

　　这里要讲一个所谓的惯例，也可以说是一个权谋性的东西。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主张，就是说大国有一些自然的特权，可以参与程序，但不一定接受裁决。我参与，尤其是参与管辖权阶段，影响仲裁庭的组成，然后我强大的律师团队把我的观点呈现出来，去影响仲裁员的思考，但是如果我预感到裁决结果在实体问题上对我不利，我还可以不接受，简而言之就是“参与不接受”，这个可以说是大国的特权，不仅中国这样做，美国也这么做过。在著名的“尼加拉瓜”案件当中，在管辖权阶段美国是充分参与了的，他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了，管辖权问题输了之后呢，他就跑了不参与了。但是，国际法院有一个美国法官，Schwebel法官，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法官，这个法官曾经在美国政府工作，做过国务院的法律顾问。他自己支持美国的观点，虽然说在尼加拉瓜案中美国输了，但是Schwebel法官自己写了反对意见。要紧的是他的反对意见要比判决长一倍以上，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的，长达五百三十多页，洋洋洒洒道理说的很充足的，而且他说的都是国际法语言，他是根据国际法作出分析的，也就是说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两面说的，因为大家对事实的理解，对法律本身的理解都会有差异，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说理，但是也要注意这个行业有它自己的规范，不是说你任性的说理，你要依据它的规范去说理，这样至少你在形象上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讲到要以这个为切入点去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还是我前面所说的，要真心实意的去和周边国家谈，尤其是那些“声索国”，谈一些真正能够互利的措施，而且要讲情理。比如说菲律宾起诉的一个原因就是黄岩岛，菲律宾渔民不能捕鱼了，黄岩岛是他们的传统渔区，很多渔民都是依靠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它的国内就造成很大的压力。我的观点就是，你可以主张主权，政府的船只、公务船和军舰你可以赶走，但是渔民的捕鱼船就没必要去干扰它了。这些不仅适用菲律宾，包括中国跟马来西亚都有这样的纠纷。说实话，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些岛礁的主权问题，我自己感觉应该不会敏感到像中国长期以来的观点“什么地方是我们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它有些地方是可以商量的，就是你利用一切机会跟他去谈。比如说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去和菲律宾的新任总统谈，你给他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换取他在南海问题上不要去大吵大闹，不要拿裁决过多的说事儿，这都是有可能的。

 

　　亚云：我知道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跟王老师自由交流，我这里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都很关注的最新动向：中俄针对“某些”国家发表声明，并提出修正国际法的提议，会对未来南海问题的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

 

　　王江雨：好的，谢谢亚云。我觉得中俄今天发表的这个声明是挺有意思的。当然他强调的都是一些国际法的基本原理了，对我们写学术文章很有用。那么你就可以去引证它，中国俄国这些大国不是国际体系的“反贼”，不是国际法的反叛者，至少他在名义上，形象上，大的原则上是遵守国际法的。我觉得这个声明应该是根据中方的要求去发布的，或说是中国所推动的，但是这个声明本身，也许是我看的不够仔细，我没有找到俄罗斯明确支持中国在南海立场的条款、文字，甚至是支持中国不参加的立场，或者至少说一声支持争端双方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文字我都没有看到，也许是我看的不细致啦！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域外国家，他发这个声明，就南海问题而言，他是为了配合中国目前的需要，这也不伤害他什么。但是俄罗斯在东南亚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可能无条件的，或者说非常坚定地去支持中方，去火中取栗。

 

　　“洞见”轻学术沙龙自由提问环节

 

　　主持人亚云：现在进入自由提问环节。

 

　　宋XX：谢谢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菲律宾新总统会对南海问题有何影响？会改善还是把中菲问题弄得更严重？

 

　　王江雨：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菲律宾的新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强的投机心态，就是他要看好处的啦。前面我讲过，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这其中大有可以交易的成分，菲律宾总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如下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中国跟他的双边谈判中，从中国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包括一方面帮助他经济发展经济援助的好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南海的争议，尤其是黄岩岛的争议，中国能够做出多少让步，比如说允许他的渔民去捕鱼；第二个要考虑的要素呢就是美国的压力，单纯从中国这里取得好处，但是美国给他压力，他也是撑不住的。

 

　　蔡XX：谢谢，我想问我们声称的历史性权利国际认可度有多高？

 

　　王江雨：谢谢，这个关于历史性权利的问题。国际认可度说实话不很高，当然这个不是说单单对中国的主张的认可度不高。而是对历史性权利说法本身在国际法上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相关的国际法论述、literature本身就很少，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胡伯法官(Huber法官)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Palmas）中提到的几句话而已，零零星星还有一些国际法学家的说法，但它不成体系。所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实际上没有提到过历史性权利的，如果你了解海洋法公约的话，它没有说什么historical right，它只说historical title,你对某些地方有一些主张、权益，但并没有提到历史性权利本身。说实话中国政府自己从来没有正式提过历史性权利这个说法，你去查中国政府的主张，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他都说我们的权利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从来没有历史性权利这个正式的说法。关于历史性权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其实不光中国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当然是有历史性权利的，但是周边的其他国家也可以说自己有历史性权利，毕竟他们的人民也是在那边生活很久了。当然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肯定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原因在于中国有文献，而其他国家像越南、菲律宾的文献是不足的，中国的文献可以最早追溯到汉朝，当然那个时候帝制时期，封建时期有没有主权这么一说是另当别论了，但中国对南沙的历史性记录是最多的，就是说中国的documented evidence最多，这是中国的强项了。

 

　　娜XX：谢谢王老师！我的问题是：各国为了实现对南海岛屿的实际占领都采用了哪些手段，中国的手段真如周边国家所说是最强硬的吗？

 

　　王江雨：关于对南海的实际占领都采取了哪些手段呢，七十年代的时候，越南占了很多，菲律宾占了很多，手段呢就是建高脚屋，派兵驻守、修跑道，其他国家都干过。我自己在一篇英文文章里指出说，说你不能指责中国建人工岛、修跑道的行为，其他国家早就做了，越南还一直在做，最近一次是几年前。但是，中国做的规模最大。中国做的规模非常大，你在一两年内做的，人家几十年做的东西加起来再乘以几十倍也没有你干得多，所以这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但是性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跟其他外国朋友讨论的时候，也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理由去指责中国，在性质上讲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中国。

 

　　陈XX：老师能不能讲讲日本在南海争端的主要做法和动机？

 

　　王江雨：关于日本的主要做法和动机，日本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日本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始终是追随美国的，现在日美安保条约的升级了，日本追随美国追的就更紧了。所以美国既然这样做，他就会积极配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心，这几年非常的明显，伴随着它失去亚洲经济第一的亚洲老大的失落感，日本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安倍上台之后，尽可能的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去败坏中国的一切事情，大到去构建民主之链，民主之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遏制中国的扩张野心，小到去争个修建高铁之类的，日本这几年展现出来是“能坏事就坏事”，几乎成为这几年日本政策的惯性了。还有一个说法是，是搞国际关系的人的自然的猜测了，日本介入南海就是希望在减缓的战略上牵制中国，因为日本与中国主要还是钓鱼岛问题，所以就是在南海把中国纠缠住，让你陷落在那里，你就无暇顾及钓鱼岛问题了。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船只在东海频频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一种反牵制。

 

　　主持人亚云：其实我也想问一个自己的问题：这次南海仲裁案，给中国国际法的发展，有哪些反思和启发呢？

 

　　王江雨：谢谢大家。关于亚云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两句。对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虽然南海问题上仲裁案我们陷入了被动，但是对中国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的研究是所谓的一个unintended benefit，一下子使国际海洋法成为显学，今年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年会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得益于亚云他们创办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功劳，我也看到很多报道，包括好多中国搞国际法的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也听到了许多说法。显而易见，国际海洋法现在成为一个热点，连带着国际法研究整体跟着也受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十五到二十年后，中国优秀的国际法学者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到时候你就可以派出一个强大的国际法团队去解决中国面临的任何国际法层面的问题，这个事情对国际法本身是很好的，有一点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思！

 

　　陈XX：可否请教王教授一个技术问题，仲裁庭仲裁员现有组成成员的专业性和倾向性如何评价？

 

　　王江雨：对于仲裁庭的专业性和倾向性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国内以前有几篇文章，甚至是官媒的文章，有一些说法都不是很得体的。当然，任何仲裁员，任何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家国感情，宗教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国际法学界的专业人士，他对这个专业基本的规范，基本的原理，基本的伦理是会有一个共识的。那就是说国际法的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专业修养相当高程度的，包括这几个仲裁员在内的，他专业本身，行业本身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职业伦理，基本的职业自尊，都要求他要根据法律本身，要实事求是地去审这个案子，所以总体上讲我对这几个仲裁员个人的操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或者出于我刚才讲的几个原因，有强烈的偏见，你也可以看他们发表过的文章，看他们过去裁过的案子，他们中有几个人过去裁过一些很有名的案子，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很公正的。而且你去看庭审的笔录，我前面说过因为中国没有派人出席，所以对于菲律宾一方代理人提出的观点主张里的法律缺陷，仲裁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是穷追猛打的，是非常犀利的对他们提问的，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中方律师的作用了。因为中国没有参加，所以很难对他们的观点有直接影响。目前看不出来这几个仲裁员在专业上，职业态度上会对中国存有偏见，绝对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至少在我看来。

 

　　柳X：王教授，还想请问一下，有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北极理事会模式来管理南海，您觉得适用性多大？有什么挑战？辛苦教授了。

 

　　王江雨：关于这个借鉴北极理事会模式的问题，北极理事会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其特点在于北极本身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主之地。当然，加拿大、俄罗斯等北极周边国家现在都开始提出自己的声索了，北极理事会虽然它也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很多问题还是能够说得到一起去的，所以他们的运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在南海的问题上，各方的主张冲突比较大，这些冲突还是需要磨合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的任务是平息事态，第一是不要让冲突演变为激烈的军事冲突，去损害和平；第二，就是不要让它损害你的长远利益，比如说中国应该明白自己和周边国家的长远利益，远亲不如近邻，你的长远利益是实现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你把它绑上你经济的战车，让它成为你经济的后院，那么很多问题到时候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提出一个南海战略，就是你在南海要实现什么样的长期的战略目标，然后你的短期、中期、长期规划是什么，现在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很多事情都是临时抱佛脚，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失误，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提高。（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苏格兰公投  对中国有启示?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4名的，是来自VOA、作者为何清涟的《苏格兰公投的中国启示》，原标题为《花钱买安定不如还权于民》。老编认为，同民主亦有极端或任性一样，公投也有双重性。苏格兰经过公投确定留在英国，是“还权于民”，是民主的胜利，那当下英国经过公投确定“脱欧”，给世界治理带来了隐忧，多数国家不看好，那又是什么呢？还是要就事论事、就事论理，不要动不动外国搞个什么，就拿中国的体制、意识形态说事，呼吁放弃“一党专制”。因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文章全文如下：

　　 

苏格兰公投，中国人从中得到不少启发：苏格兰人选择留在英国的原因，是英国对他们自决权的尊重。有条微博说明了国人的感悟：“苏格兰公投，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君子之争，一边没有恫吓与镇压，一边也没有上街砍人；我们也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强大力量，一切政见的分歧最终都由人民做出裁决。与其说是利益或亲情的纽带留住了苏格兰，不如说是对民主制度的共同信仰……”

 

　　中国政府也许应该思考：与其花钱买稳定，不如将权利还给人民。在形成国民的凝聚力上，尊重权利比面包契约更重要。

 

　　*财政转移支付：花钱买稳定的制度设计*

 

　　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号召者实行动员的理由当中，当然有利益，比如税收的自主权，独享苏格兰的石油利益让苏格兰人更富裕，等等；但参加者大多数不是经济学家，也非财政税收专家，他们从英国三大党今年9月15日联署的承诺书中中，与其说看到了利益，还不如说看到了尊重与挽留的诚意。

 

　　至今为止，中国政府在处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还未脱离花钱买稳定的思路。一些地方督抚级大员总结的经验是：凡能够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以为这一思路只是最近十多年发明的，那是因为不了解中国财政制度中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了。

 

　　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是：政治家通常利用转移支付犒赏自己的支持者或是“收买”那些易受诱惑而支持他们的人。在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共政府几乎从建政开始，就实行了这一制度；特别是当分离势力崛起，国家统一受到威胁之时，在受到威胁的地方，中央政府向该地区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就成为抑制分离的重要手段。

 

　　财政转移支付并非中国独有，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都实行，但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使用频率与使用范围比民主国家既多且广。2006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成果据说是形成了“财政转移支付之道”，8年过去，我们可以看看不断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即花钱买安定，究竟换来了安定没有。

 

　　*残酷的现实：花钱买不来安定*

 

　　由于是花钱购买支持，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必然引致以下结果：越不稳定的地区，财政转移支付越高；地方政府也会以此为由，要求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同是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安定的广西、云南的财政转移支付相对少得多，富裕的新疆从中央政府拿到的财政转移支付与其相比就高得多。今年8月29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新疆这五年】公共安全，新疆要花多少钱》一文，指出，新疆高达3000多亿的年财政支出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高达60%以上。但这在西北五省中并非孤例，2008年至今，中央转移支付在西藏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则在70%-80%之间。这篇文章还指出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实：即新疆与西藏地区用于公共安全支出的开支（即俗称“维稳经费”）越来越大。以新疆喀什为例，在东突势力较盛的喀什地区本级财政中，每花100元钱，就有约13元用在“公共安全”上。

 

　　这充分说明，花钱买不来稳定。在这一策略实施初期，可能有效；过了临界点，边际效益下降，趋近于无，最后成了“落雨背稻草，越背越重”的局面。因此，中国政府实在有必要研究花钱买安定的策略的转变了。

 

　　*中央与地方：建立分级责任政治*

 

　　中国政府的政治思维是全国一盘棋，对所辖国土采取三种治理方式，内地是中央-省-市（县）-乡四级垂直的直接统治；港澳划为一类，一国两制；新疆西藏等地则纳入“自治”范畴，各有一套少数民族政策。港澳经济与财政完整独立，政治上香港虽有要求普选权的占中运动等，但并无独立要求。抑制化解西藏与新疆的离心离德，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制度成本的代价尽管越来越昂贵，中央政府却不得不继续付帐单。原因无它，国家统一，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占有无可质疑、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二十四史评价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君王时，创建或者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就是一条相当重要的评判标准。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意念支配下，尽管历史上中国分分合合不知凡几，最后总会走向统一。出于这种政治文化惯性，没有一届中共领导人愿意承担让国土分裂这种几乎不被原谅的罪名。

 

　　新疆和西藏的“分裂活动”（这两个少数民族及一些国际NGO将其称之为“民族独立”或“民族自治”的要求），对北京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为了让少数民族确信，与中央政府合作比分裂出去对他们的发展更有利，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借助于财政转移支付，希望通过利益羁绊来平抑民族或宗教独立情绪。结果是：财政转移支付这根胡萝卜越来越大，大棒也变得越来越粗，最后，胡萝卜的安抚效用完全消失，少数民族只感觉到大棒敲击的痛楚，积累的怨恨日甚一日。

 

　　在财政转移支付政治效用几乎失灵的情况下，必须寻找更好的治理方式。也许，让各省自治（包括让少数民族地区自治），财政上中央与地方实行赵紫阳时期的“分灶吃饭”，是比较好的方式。中央政府不再充当全能政府，除外交、军事等权力之外，治权下放给各省区，允许地方居民自选市县一级行政首长及人大代表。各省区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中央可通过国家赎买的方式购买控制权与开采权，其余普通资源则交由地方自主开发。从中央政府来说，容忍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变全国一盘棋的统一为包容差异，让各省区自我发展、自我平衡、自我负责，虽然在短期内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会减少落后地区对中央财政的高度依赖，让地区政府建立起相应的责任机制。落后省份通过完全的自治，会慢慢明白，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从而得以提高自治能力。少数民族地区在高度自治之后，自己对自己负责，可结束民族间的怪罪游戏。这对落后省份与少数民族地区是种解放，对中央政府与发达省份来说，则是一种解脱。

 

　　在上述地区中，西藏新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中牵缠着民族矛盾，解决起来难度会相当大，西藏尚有达赖喇嘛做为谈判对象，也有条“中间路线”作为谈判基础，新疆除了缺乏这些条件之外，还有数百万汉族居民如何与维族人和平共处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依赖中央政府的大棒与维族极端势力的暴力袭击，得互相以包容的心态慢慢化解对立。这个过程，既需要伊力哈木这种维族知识者参与，更需要中国政府容得下伊力哈木。

 

苏格兰独立运动与英国政府的双赢（前者表达了诉求，后者对苏格兰地区公民自决权充分尊重），对花钱买安定的中国特色策略是个讽刺，也是个启发。放弃一党专制，迈进民主政治，无疑是中国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在中共尚未准备放弃执政权之前，至少可考虑改变单纯依赖胡萝卜和大棒的治国方略，通过逐步还权于民，如此才能使中国社会以震荡最小的方式转型。

 

南海起硝烟  战争或发生？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的，是来自手抄报、作者评论部老徐的《也许明天早晨醒来战争已经打响》。老编心想，徐文能荣登三甲，恐与中国上火、美国来劲、菲国叫阵的南海紧张局势有关。文章全部内容如下：

 

　　战争从来没有离得我们这么近。我似乎已经闻到了战争的硝烟味，听到远处处隆隆的炮声。

 

　让我们看看南海的态势：

 

美国动员二战以来最大的海空战力

 

美国正在南海巡游的“里根”号和“斯滕尼斯”号都属于美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们还集中了1.2万名官兵，6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及140架飞机。阵容可谓强大。21号，美国海军发布消息称，驻扎在冲绳嘉手纳空军第18联队也加入了航母打击群在菲律宾海的演练。公开资料显示，美国空军部署在嘉手纳的作战力量包括两个飞行中队、大约40架F-15战机，以及数量不等的KC-135空中加油机。

 

这样，美军在南海投入的军机可达200架。

 

　和航母一样，常常被用来威慑潜在对手的另外一种武器是战略轰炸机。

 

据美国专业军事网站《飞行家》披露，在双航母实施联合演练前几天，美国空军的两架B-52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在西太平洋上的塞班岛以北，与美国海军的“宙斯盾”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实施了联合攻击训练。

 

“斯普鲁恩斯”号的母港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今年4月出发前往西太平洋巡航。值得注意的是，该舰目前已经进入南海。

 

　B-52与宙斯盾舰合练意在试验对岛礁和陆上目标打击，因为宙斯盾舰可发射“战斧”导弹，毁伤能力已经得到证明。B-52与宙斯盾舰若快速形成合力，将对南海岛礁形成重大威胁。

 

二战以来，这是美国少有的动员集中这么大的战力。

 

中国三大舰队南海实战演练

 

媒体报道：7月8日，我国海军组织三大舰队上百艘舰艇和数十架飞机以及部分岸导发射单元，分成红蓝双方，在海南岛至西沙附近海域举行实兵实弹对抗演习，全面提高海军部队新形势下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记者在红方编队的指挥舰合肥舰上，演习刚刚开始，蓝方就派出多个兵力群，从空中、水面、水下和电磁空间，对红方进行轮番袭扰。

 

红方舰艇编队迅速采取反干扰措施，在空中预警兵力的协同下，及时侦获蓝军行动。红方航空兵多架战机前出，对蓝方来袭机群进行拦截，夺取了局部制空权。在航空兵制空作战中，红方多型舰艇和飞机发射导弹对蓝方来袭战机和舰艇实施精确打击。

 

此次演习，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海上局部战争为演习背景，课题设置紧贴实战，重点演练制空作战、对海作战等信息化海上作战相关内容。参演兵力以南海舰队为主，包括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部分兵力，涵盖航空兵、潜艇、水面舰艇和岸防部队等各类作战平台。

 

演练中，蓝方多艘潜艇悄然出动，逼近红方舰艇编队。红方多架舰载反潜直升机，与舰艇密切协同，锁定蓝方潜艇踪迹，并抓住有利战机果断发射鱼雷，对蓝方潜艇实施精确打击。与此同时，红方两艘深海待机的潜艇发射鱼雷，对蓝方两艘潜艇成功进行伏击。

 

此次演习中，蓝方兵力在哪里，舰艇如何出击，飞机什么时候起飞，潜艇在哪里，红方都不知道，必须通过自主搜集情况，自主判情，综合定下决心，这样才能获得战场主动权，“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场实战化的考验。”

 

演习中，蓝方还对红方附近的要地实施了突袭。红方岸防兵力对来袭导弹实施分层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干扰与反干扰、侦察与反侦察，接踵而至的敌情，各种火力运用一波接一波。红蓝双方的舰潜机共进行了多个波次的对抗，演习海空域导弹怒射，鱼雷逐浪，霹雳震天，一个个目标被准确摧毁。演习实射各型导弹、鱼雷数十枚。

 

　中国已经发出最后警告

 

中美南海对抗已经几年，步步升级，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南海仲裁案可能是点燃南海战争的导火索。

 

6月2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署名为“钟声”的评论员文章，就美军向西太平洋派出双航母表示，“华盛顿必须搞清楚，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线的，一旦玩过了火就要付出代价。”（作者错误，此文应该是发表于2016年7月6日。2016年6月22日钟声发表的文章题为：“美国，炫耀武力就是搞霸权！”）

 

文章最后写道，“中国将继续严密监视有关海空情况，并视情采取适当和必要措施，防止发生危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情况。中国的意志和行动力意味着什么，美国应该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让他国由着性子在事关南海和平稳定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来。”一旦玩过了火，“美国所要应付的复杂局面恐怕就不会像搞一两场军事演习、放几句狠话那么轻松了。”

 

日前，外交部长王毅应邀和美国国防部长通电话说：南海仲裁的闹剧到了收场的时候。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也在美国有关场合讲，南海仲裁就是一张废纸。即使10个航母都进南海，中国也不会害怕。

 

仲裁案公布前的中国大规模南海军演，是对警告行动对美国的直接。

 

美国开始焦灼不安

 

中国对美国的警告来自最高层和最高领导。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第一个活动是到中国驻前南联盟大使馆现场吊唁17年前被 美国炸死的三名中国烈士。

 

这是对美国挑衅行动发出的最明确清晰的信号。

 

7月1日，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也说：中国绝不会吞下别人制造的苦果。

 

中国决心一战的决心，实际上已经让美国焦灼不安。

 

南海之外，7月以来，中国周边还发生了这样几件事：

 

1、东海风浪不小。钓鱼岛上空，中日舰船一度对峙，中日飞机更是雷达锁定，险些开战。

 

2、台海树欲静而风不停。“误射”的导弹，显然瞄准的是厦门；台独的不加节制，意味着随后的两岸关系即将地动山摇。

 

这两件事几乎是同一天发生的。

 

3，黄海（朝鲜半岛）有麻烦。萨德部署在韩国，毫无疑问是在窥视中国战略纵深，严重损害中国安全。这是昨天才发生的。

 

有人说，这个7月，中国外交似乎被逼到了墙角，突然面临四线作战：从黄海到东海，从台海到南海，四海联动，同时遭遇危机。

 

但我认为，这是美国的小动作，声东击西，干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同时也是转移南海的焦点。

 

中国也在为南海降温，做菲律宾的工作，停止国际仲裁，但是美国愿不愿意收场，能不能找到妥协的退路？

 

这些现在都无法判定。

 

现在正是千钧一发之时。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永恒的命题，离战争时间越远，就是离战争时间越近。

 

战争是毁灭，谁也不愿意战争，但谁也摆脱不了。

 

南海和美国相距遥远，与美国没有关系，可他就是要插一杠子，航母飞机就黑压压的涌来了，他不跟你商量，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就说不高兴，美国是老大，不高兴他就动手打。美国天天在国外打仗，打遍全世界。

 

难道，你还认为美国军舰飞机到南海是旅游观光的？

 

中国有首歌：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如果明天早晨飞机呼啸着从天上飞过，导弹在我们的身边爆炸，摊上了，躲不过，勇敢地面对吧。

 

美国盘算大   中国又上当？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6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中国著名国际国内问题研究学者丁咚的《在南海中国又上了美国人的当？》。原文标题为《我对“王江雨南海仲裁案看法”的看法》。

　　

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就南海仲裁案专设的仲裁庭于12日北京时间午后发布了此案的裁决。原本就计划对此进行一个分析和评论，正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提出，让我点评一下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博士最近关于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演讲，所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谈谈本人对仲裁案裁决的看法。

 

该项裁决首先严密论证了法庭对菲律宾起诉的南海争端相关问题进行审议和裁决的法理依据，并指出其合乎程序要求，因此具有终局性和约束力。

 

裁决总体上符合外界预期，不利于中方对南海的主权声索。它认定中国基于“九段线”对南海拥有的“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认定中方主张的南沙群岛相关岛礁无一能够专属经济区，并可据此裁定某些海洋区域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而与中国任何可能的权利并不重叠；认定中国在南沙群岛相关海域的人工岛屿建设、妨碍菲律宾的捕鱼和石油开采及未阻止中国渔民在该区域的捕鱼活动等行为，违反了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权利，并进一步认为中方执法船的执法行为“非法地”造成了严重的碰撞危险；认定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建设活动，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并在中国渔民采取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方式进行捕捞的过程中，知情而不阻止，违反了其相关国际义务；认定中方近期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填海造岛活动不符合缔约国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义务，并破坏了部分争端南海岛礁自然状态的证据。

 

这些认定符合王教授关于此案“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展望，不过需要稍微提出的是，可能还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判断或愿望，他原本期待仲裁案的裁定对太平岛和“九段线”的说法作出例外处理。

 

我认为，王江雨教授的演讲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比较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了南海主权之争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情况，在对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研判时就令人感觉很扎实，很有说服力。这大概是一些学者认为它的这篇演讲在目前的流行观点中“最中肯”的原因所在。

 

我对王教授这篇演讲中提到的两个观点特别赞同。一是他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从很早开始就在“下一盘很大的旗”，二是他认为的主权争端就目前来看对中国来说并非那么重要，如果因此搞坏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非常不必要，得不偿失，也影响其在亚洲的长远目标。他的这两个观点跟本人可说是不谋而合的。

 

第一个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中美战略规划和对外关系决策的差异。美国拥有丰富和成熟的对外交往和处理地缘政治关系的经验，同时也拥有完备、科学、健康的决策及决策咨询体系，智库向政府和公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和理论。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政府、情报系统和智库在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上形成了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体制和体系，这就避免了决策和规划中的“长官意志”泛滥和决策失之于随意、短视和无效的倾向。美国有条件从它决意介入亚太事务开始，就系统地规划其在东亚的政策和策略，并逐步实施。

 

但大陆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地缘关系时，既缺乏具客观性的科学而独立的理论与思想指导，在决策体制方面又实行党委中心制，立法机构、智库未能在重大问题决策和规划中发挥应有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说还停留于长官拍脑门决策的原始阶段，即令有些参与机制，也是流于形式，没有实际内容。比如我对大陆的智库有一个基本的评价，认为这些智库的学者主要做的事，一是解释上意，以圆其说；二是揣摩上意，迎合建议。至于原因，你懂的……这样的智库就发挥不了美国智库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且会误导国家的大政方针走向“异化”和扭曲。

 

所以，决策体制的因素是造成中国对外政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决策和规划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其牵着鼻子走，比如王教授提到，在当年的中菲海上对峙中，后者接受美国的建议，主动退出对峙并随即向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提出了诉状。这可能是美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上了美国人的“当”了。这就源于中方的决策体制没有美国的发达。

 

王教授的第二个观点，在我看来，就是中国领导层没有全面有效地权衡当前各种利益及其关系，正确厘清国家战略的优先次序。南海相关岛礁的主权争议对于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来说，是局部的非中心的利益。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进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跟西方相比，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还比较落后，所以，实现全面发展，并维系其外在保障——和平的外部环境，是当下中国压倒一切的核心利益。任何其他利益都要为之让步，在当前正处于危机边缘的中国，集中精力解决发展的问题尚且不够，哪有余力和资本跟周边国家斗？何况，要维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在亚洲推进经济一体化，建立共存共荣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具长远价值的方向性课题，怎可因南海疥癣之患，让区域所有国家跟中国离心离德？

 

我还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以国内思维处理对外关系，是南海仲裁案后应当反思的另一个焦点问题。现存国际体制是二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既定的，中国没有能力改变它们，却欲将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在国内行得通，但在国外却是注定要碰壁的，国际关系体制也好，外国也好，是不可能吃中国的这一套的。你说要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这个法是什么“法”，不就是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嘛。

 

你从一开始就断言“不参与，不接受”，到后来又增加了“不承认，不执行”，在外界看来，你无视甚至蔑视它们十分看重的国际法、国际规则，又如何依靠它们来保护自身权益？

 

你说要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通过国与国的双边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但你整个过程中都是采取军事手段、军事方式去应对，如何取信于人？

 

到了最后，裁决公布了，你又大谈和平，那么之前在南海大张旗鼓地调动军队进行部署，算怎么回事？这就让人摸清了你的底牌，至少在眼下，你不敢真硬，真打。

 

所有这些，可以相信都是在美方的规划和预测中的，美国就是如来佛，大陆再怎么折腾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

 

再回到裁决本身。五个“认定”一出，中国可满盘皆输。中方诉求的核心依据，包括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之说，被予以否定，等于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有关主权。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是非法的，是对菲律宾主权的“侵犯”。这些结果，都是根源于中方单方面决定不参与仲裁案，而仲裁案决定一作出，就是不可改变的，就成了既成事实。

 

中国如何面对？有人说要强势反击，有人说要兵戈相向，但中国古人说得好，师出有名。按照国际法，你的主权是不合法的，以何理由这么做？全世界都会反对你，除非你有足够的钱去摆平所有的国家。那么最后，你只能变相接受结果，吃个哑巴亏。

 

历史不能忘  文革要反思！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7名的，是来自凤凰评论、皇甫欣平的《文革反思万言书》。

 

文章写道，201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距离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正好五十周年；而距离文革结束，是四十周年。五十年前发动的文革，历经十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四十年前结束了文革，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因此，说到改革，就无可避免地要说到文革，这是个无法回避也无法割裂的话题。文革的结束，基本告别了割裂社会的阶级斗争，文革结束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否定文革成了中国社会的共识，是个最大公约数。而进一步深化改革，则是要寻找最小公倍数。

 

但是否定得彻底与否，要看有没有真正彻底的反思。没有彻底的反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否定。一味地回避反思，那么如何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都会成为问题。近些年围绕文革所出现的不同声音，正是这种表现。

 

一、文革让我们认识到专制的危害

 

在文革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对于文革的反思，一方面，基本集中在把“四人帮”当作箭垛和痰桶，所有仇恨的箭支都要射在他们身上，所有的脏水都要吐到他们脸上:人们普遍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本意是好的，是“四人帮”阳奉阴违，在执行的过程中跑偏，才导致了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则集中在对苦难的控诉。当时有个著名的曲啸，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有一部电影《牧马人》，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他。曲啸在国内做过不少巡回演讲，后来还到了美国，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作为党的儿女在遭受了种种不堪、九死一生之后，仍然痴心不改、忠诚爱党的事迹。曲啸说：“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这番话，当时在场的台湾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不禁发问：“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就这样，曲啸的正宣传变成了负能量，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匆匆结束了美国之行。他回国后大病一场，此后从演讲台上消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当时对文革的反思何等肤浅。人们对文革的批判，基本停留在对现象的批判上，而较少触及本质。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决议以后，一般认为，文革十年动乱，是极左思想干扰的结果，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法拉奇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至今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解释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事物发展到典型或完备状态（也应包括极端状态），对于认识事物及其发展某个阶段的意义，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往往只有在其发展完成时，才能被充分认识。正是文革，使我们认识到专制主义的极度危害。

 

二、文革不是凭空而来

 

文化大革命，第一因素是专制主义个人崇拜的盛行，第二是阶级斗争的思维。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对法治的深度破坏，造成了无法无天的局面。

 

文革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一连串错误的必然结果。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成了真理的化身，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个人崇拜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个人崇拜的兴起，可以远溯到延安时期。正是那个时期开始出现的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作风，在建国这样巨大的胜利之下，愈演愈烈，最后才导致极左，导致文革发生。

 

陈坡在他的文革前史中写道：“文革前史，就是文革起源史……文革起源于1959—— 1963年5年大饥荒的党内争议，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关节点。因为这次大会是60年代中共内部对大饥荒集中而全面的检讨与反省。这在《文化大革命沉思录》有所论述。而造成大饥荒的祸根是1957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进’，‘反冒进’是1956-1957年八大以后中央多数的决定。反‘反冒进’打乱了原有的经济计划与安排，使毛凌驾于政治局，一言九鼎，党内高层逢迎之风兴起。八大二次会议上，周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大跃进是反‘反冒进’的直接产物。从反‘反冒进’到文革，实质上都是中共党内斗争，是党祸。毛治国理政27年，朝战3年，大饥荒5年，文革10年，27年中战争、饥荒、动乱有18年，其余9年亦是运动不断，从土改到四清，大运动套小运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所有这些给同胞带来史无前例苦难的折腾，毛的说法从来是为了六亿人民，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林彪私下评毛，毛自认为代表人民，以人民自居。”

 

为什么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几乎占据了党的核心地位?为什么极左的错误路线能够大行其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形成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权，一言可以置人于死生异境，到了后来发展成一句顶一万句，他本人成了真理的化身，党内外无人敢于也无人能够反对他。文革的发生，充分说明，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

 

个人崇拜，是一种现象，其实质，也还是专制主义。说一个人是红太阳，和说他是真龙天子，有什么区别？廉价的掌声，即使潮水般响亮，也代表不了民意，免不了最终遭受历史的嘲弄。对个人崇拜保持高度警惕，其实就是警惕专制主义。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都出现过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一些国家搞个人专制，比如苏联东欧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异常现象，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结束文革以后，共产党认识到了个人崇拜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危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开放，这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这一改变是历史性的。中国社会呈现出空前团结的气象，百业待兴，“破碗也能盛满水，”人民对改善生活有了盼头。

 

三、十年文革，亿万人互相诬陷迫害

 

另一个方面，阶级斗争理论也是文革重要的思想根源，并一直贯穿着整个文革期间。长期阶级斗争的巨大惯性，以及传统观念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使党内分歧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色彩，以至最终导致文革的发生。

 

文革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然后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对待他们。走资派、牛鬼蛇神、叛徒、内奸、保皇派、地富反坏右、打砸抢分子、五一六分子、臭老九、文艺黑线、教育黑线、右倾翻案风等等，名目虽然不同，但都以阶级敌人的面目被推到世人面前，成为全民公敌。有谁一旦位居其中，免不了要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

 

1966年底以后，社会分裂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两派都宣称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而对立派别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敌人。一旦一派占据上风，则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决不手软。

 

文革受难者高达一亿人，其中，两派斗争的受害者，也就是是当初积极投身于文革的社会大众，占绝大多数。因为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很多地方留下了枉死的红卫兵墓园。在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也令人瞠目。夏衍仿《剃头歌》写了首《整人歌》：“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语带俏皮，语带无奈，语带黑色幽默，能看出当时斗争的残酷性以及人们不能免于恐惧的心情。因为文革期间，今天是革命阶级，明天可能就是反革命阶级。迫害和被迫害的角色转换可以在顷刻之间。所有人都提心吊胆。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大大缩小了打击范围，整倒的实际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上千万。

 

文革结束后，老作家叶圣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作家秦牧说：“我是个交游不广的人，但后来计算了一下，我握过手的相识的人，横死者竟达二十七名。从这一点推论，全国牺牲者数量之巨，也就可以想见了……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余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余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被毁。

 

可以说，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开始失去道德底线和人性控制的标志。十年文革，亿万人互相诬陷迫害，如此胡编乱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进行的残酷屠杀，在人类历史之中也极为罕见。

 

四、阶级斗争思维为什么错了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继续运用阶级斗争思维的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这里，《决议》已经明确地指明了照搬革命年代的对敌斗争方法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就是滥用敌我矛盾、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将党内意见分歧放大为阶级斗争的结果。

 

1997年修法的时候，取消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示了符合常理的政权属性。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法律不会允许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不允许分裂国家、武装暴乱、颠覆政权和推翻现有制度等“革命性”行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本错误在于，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因而还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种典型的敌对思维，错误地将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扩大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邓小平所说的安定团结，正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拨乱返正，以及对经济建设的渴望。

 

文革之后，国门渐渐打开，中国人发现自己在轰轰烈烈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却在努力发展经济，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始腾飞，比如像亚洲的“四小龙”，中国由于搞政治运动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了。坊间传言邓小平曾反思：二战以后，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而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受穷。这可能也是一般老百姓心中想说，却不敢说出口的话。

 

五、民主政治是新型国家建立的逻辑基础

 

我们为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的目的，就是要结束专制王朝的更替，建立现代新型国家。而民主政治，正是现代新型国家建立的逻辑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府的建立，正是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什么叫划时代？用徐友渔的话说，就是国家取代了朝代。

 

王朝政治应该到此而终，中国的历史应该翻开全新的一页，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弥合社会创伤、进行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上。但是毛泽东没有，他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強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而对于1957年后发展起来的错误，当时党内外都已有所认识，党内也存在着与之对立的正确发展趋势，但都没有阻止住“左”的错误发展。而且，每一次纠“左”的努力，都导致了它的反弹和再次膨胀。

 

暴风骤雨般革命时代造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思考问题，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很难否定自我，放弃传统的斗争思维和革命方式，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神力和武力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文明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枪杆子，只能来自于民意和民心。权为民所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认识的局限性，体现在对“以党治国”的迷恋上。“国家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指示”，造成“党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扭曲，极易产生专制主义，阻碍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前进。

 

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撰文说，近年来我国政法领域发生了不少引入注目的的争论，其中包括党与法的相对位置之争、政改前进还是倒退之争、严厉压制言论是否必要之争、宪政正当与否之争，等等。这些争论看起来是孤立的，实际上都源于治国理念内部要素间关系的紧张。说得更具体些，就是源于“以党治国”的传统治国理政方略，同中共十五大之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方略的冲突。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当初改革启动时的先天缺陷有关。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深化改革的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依法治国来取代以党治国。

 

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分野，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分野，就在于专制还是民主，在于权力的合法来源，合法使用，合法交接。在合法的前提下，社会发展处于可控的相对确定的范围之内。这种确定性，可以使身处其间的人们，免于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从而获得身心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争取民主自由，为告别专制和落后，为建立文明和先进的现代国家而奋斗，我们不能成为我们最初所反对的那种人。

 

六、不能把法律当统治工具

 

1955年1月间，刘少奇曾经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1955年7月间，刘少奇说：“检察院当前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他还再三强调：“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从刘少奇的上述指示和讲话来看，他是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看待法律和法制的，而且明显带有党权、政权高于法权的倾向。一旦认同党权、政权高于法权，那么法律就只有工具属性而没有价值属性，进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陈云对新闻立法的反对，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可见，在当时的认识里，法律只是实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能把权力关进去的笼子。这或许就是文革前三十年，法律制度建设几乎一篇空白的根本原因所在。

 

　制度建设的成本可能会很高昂，在极端的条件下，甚至需要流血牺牲。但是一旦建立起来，维护社会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以党治国，必然会带来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的后果，再好的制度也会沦为摆设，从而妨碍法治的实施。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反腐败的制度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多的。新加坡只有一个反贪局，香港只有一个廉政公署，为什么这两个社会很清廉？中国反腐败制度有多少，党有纪检，政府有预防腐败局、反贪局，人大有，政协有，每一个大学都有，但是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反腐败的人是最腐败的。我以前看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他是北京反贪局的局长，他自己最腐败，这样的情况哪行？所以王岐山提出一个思路就是先治标后治本，我是非常赞同的。如果从制度来说，也不是说制度越多就越好，中国的制度已经太多了，关键是什么样的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腐败就是因为一党制，因为太集权。我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内部分权太多了，党内那么多的正副职位，那么多的反腐败机构，但谁也不负责，反而给腐败的人很多的机会。到底谁负责？新加坡很简单，如果出现腐败了，就是反贪局负责，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其它什么机构。香港也是一样。”

 

郑永年教授看到了现象，但是没有触及根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反腐制度不在多，关键看谁负责，让腐败官员去操作照样会腐败。而我们认为，这恰恰就是以党治国的后果，是制度没有权大的结果。当然，有一点他说得是对的，他强调了人的因素：清廉的人去建立的制度才叫好的制度，腐败的人建立起的制度还是不好的制度。但即使是好制度，如果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充其量也是花瓶而已。想想当年毛泽东作为党主席手举党章要求发言，和刘少奇在文革中作为国家主席手举宪法要求权利的情形相比，有何霄壤之别?

 

七、以开放心态对待各种社会力量

 

以党治国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拒绝甚至压制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使得执政党难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而成为问题本身。

 

中国共产党拥有八千多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共产党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社会的其他力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同的利益诉求，国内矛盾进入多发期。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无疑会给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应该认识到，这也是进行自身建设、避免僵化的动力来源。

 

执政党的自信，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在打压和钳制其他社会力量上面。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发展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不同社会力量公平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家独大、笼盖四野的结果。一个文明的社会，绝对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社会，而应该是各种社会力量合理相处的社会。

 

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民主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是精神，更应该是制度安排。民主最根本的体现，是宪政框架。是否能够把执政行为置于宪法的框架之内，是民主与否的试金石。可以说，宪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小公倍数，是按照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订立的契约，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基石。最小公倍数，才可能构建社会共同体。既然是共同体，就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平等参与。不应反对、限制、打击中国社会其他也想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作用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会带来共同体的解体，只会进一步巩固共同体，从而带来社会的稳定。

 

不同社会力量的参与也意味着责任的分担，执政党把一切都抗在自己身上，总有一天会不堪重负。除了共产党外，没有其他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动，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同舟共济，不应当只限于八个民主党派，八个民主党派也不能只是陪衬。不能像过去国民党一样，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应当容忍、允许、支持、鼓励其他正常和社会组织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发展、参政议政。

 

民主政治是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新形态的政治，它以民众的选举过程中的噪杂喧闹，来代替了暴力屠杀的血腥，“以数人头代替打破人头”；民主能驯化权力，而不是不要权力。它是要把权力放在笼子里，不让它随便出来伤人。而放在笼子的权力，对于掌权者本身也是最安全的，因为它免除了其最大的威胁：被另一种暴力取代的可能性。如此，才能告别政治野蛮，迈入政治文明，实现共同体的长治久安和政治安全。

 

民主不是对既有体制的剥夺，而是对既有体制的保护。危言耸听地警告当政者民主如何如何坏，实行民主会失去权力、失去利益等说法，毫无历史观和现实性，只能使之离时代潮流越来越远。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保卫公民的自由，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际政治中实现永久和平的美好理想。

 

八、结束以党治国从依法治国开始

 

童之伟教授认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以党治国”，是完全对立的治国理政方略。改革开放前，执政基本上采用的是“以党治国”方式。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向“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向转变。

 

揆诸历史，共产党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共十五大的事情。此举标志着中共治国理政方略的根本性创新，同时也是对“以党治国”执政方式的直接否定。十五大后，全国人大随后修改宪法，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此之前，中共党章已具体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并在十五大用党章修正案的形式，规定了后来写入宪法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方略。

 

其实，此前宪法第5条的下列规定，已经在不小程度上表达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以党治国”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看起来它们两者也有些可以并存的地方，但总体而言是严重对立、无法兼容的。“以党治国”的典型表现，是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不分、党产与国家财产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且以党代国（政）、以党权代法等等，这些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能相容。

 

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用宪法、法律明确党权范围，规范党权的行使程序，并从法律关系主体、机构、财产、人事等方面分开党与国。万万不能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旗，行 “以党治国”之实。

 

诚然，一切新制度都脱胎于旧制度，旧制度必然会在新制度中留有辙痕。改革路径的选择免不了历史的作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它们也限制了当前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不赞成以党治国，并不意味着不赞成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执政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上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组织上重要干部人事的选拔、举荐、决定，以及思想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并不是要包办代替国家机关，即人民权力机关和行政、司法、检察机关的工作。党的领导有宪法依据，也必须依法领导。党通过立法或修法行为，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让法律成为包括执政党自己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虽然法外有党规，但党规只是执政党内的规矩。在法治时代，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强调行为规则，即法律制度和社会行为的通则，这是法治社会全体成员包括执政党成员在内的行为准绳。

 

中国是有宪法的国家，一部合乎全体中国人民利益并且能够切实实施的宪法，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最小公倍数。前一段时间，政府官员在就职时面对宪法宣誓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结束以党治国，就应该从依法治国开始，而宪法，是最大的法。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要把所有社会力量，包括执政党，置于宪法的权威之下。

 

南海仲裁结果发布   美前高官亦有说法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8名的，是来自VOA的《坎贝尔谈对南海仲裁的看法》。全文如下：

　

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北京正悄悄承认对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裁决对中国来说是个严重挫折。但他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采取剧烈反制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曾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主要执行者的坎贝尔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依靠小圈子决策，阻碍了美中之间的沟通；他表示，最令他沮丧的莫过于同零和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共官员进行谈判。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就菲律宾诉中国案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九段线的有效性。

 

剧烈反制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这个毫不含糊的裁决从许多方面损毁了所谓的九段线，并使之无效，这显然引起了中国、还有台湾的严重关切。”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对冲裁庭的裁决非常愤怒，但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

 

“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采取剧烈的严重步骤。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行动。我也不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佳国家利益。我认为他们了解这一点。”

 

坎贝尔说，之前中国大肆宣传有60个国家会出来挺中国，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他认为中国本身正在默默接受现实，进行反思，

 

“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承认了这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认为它(裁决过程和结果)引发人们去思考这一程序的价值。”

 

坎贝尔说，讽刺的是美国不是《公约》的缔约国，坚持中国要遵守裁决；而中国是缔约国，却不愿意遵守裁决。在争取美国批准《公约》的过程中，保守的共和党议员反对国会批准《公约》的理由跟现在中国的说辞一模一样。

 

习近平小圈子决策更不透明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坎贝尔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曾在4年里出访亚洲79次，20次是陪同国务卿希拉里去的；他有着丰富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说，习近平上台后在短期内就打破的过去的集体领导制度，从而使得高层决策更加不透明。

 

“多数决策都在是很小的圈子里产生的，其中多数人不与外界联系，他们有目的地保持不与外界互动，他们跟习近平出访时总是非常小心地避开与美国人或西方人接触。”

 

坎贝尔表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美国官员搞不清过去的中国官员是否仍扮演以前的角色，他甚至发现，许多中国高级官员也都搞不清他们的高层在做什么。

 

非黑即白、零和思维

 

“有时候，在北京跟中国高级官员在一起，你感到他们跟你谈话的目的之一是想打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干什么。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紧的是必须跟习近平有更多接触。”

 

坎贝尔在总结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时说，最难的莫过于跟零和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国官员谈判。

 

“在内心深处中国官员有着深刻的对任何事情都持零和观点的态度，极其困难的是跟一个看事物只能非黑即白的国家(政府)谈判：你赢了、我输了，极难发现一个真正可以双赢的局面。”

 

坎贝尔说，美国和其它国家在过去40年里建立起来一个和平解决争端、谈判经济协议、自由航行的操作系统，这是“过去40年人类历史上普遍分享繁荣的复杂网络，“在贸易、商务和交流上建立了显著成就，中国可能是从这个体系中，除美国外比任何其它国家得到了更多好处的国家。” 但中国现在却认为，美国处处在围堵中国。坎贝尔认为，重要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将现有的操作系统继续下去。

 

坎贝尔说，40年来许多国家在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后,总是低估了美国的力量，认为美国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中国也下大注，赌美国不会再成为一个强大国家。因此，他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低估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

 

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四为坎贝尔举行了他撰写的新书《重返亚洲——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国之道》的介绍会。会上，该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跟坎贝尔进行了问答对话。

  

      何为新“汉奸”    老丁有说法！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9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作者丁咚的《何为汉奸？》。全文如下:

 

　　好吧，今天专门来谈谈何为汉奸。

 

　　《解放军报》近日用整版篇幅来谈“汉奸文化”，说明在一些人心目中“汉奸文化”已成现实问题。毋庸讳言，平日里不少读者也给我贴上“汉奸”标签。比如对昨天刚发的文章，为数不少的读者就作如是反应。

 

　　应该说，对这样的称呼，我既感到困惑、不解和小小的不快，又隐隐觉得有点荣幸。所谓汉奸，说一千道一万，必须具备两项条件，有能力，并作出了出卖国家利益行为。就“汉奸”一词的本义，是指出卖汉族利益的人，但现在一般是指出卖中国利益的人。

 

　　一些人把我称为汉奸，这就意味着，我有能力，并作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刹那间我不由得生出那么点虚荣心——老丁也有能力出卖国家利益了。但接下来就是曼衍而来的不快以及困惑，我老丁何德何能，竟有资格出卖国家利益？吾人既不掌握政治权力，也没接受任何外国的委托干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凭什么把我称为汉奸？

 

　　有人会说，你批评权力者就是汉奸，特别是在涉外事务上。确实，在最新的《在南海中国又上了美国的当？》一文中，我据理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对待南海仲裁案问题上，当局在决策体制、厘清战略优先次序、用国内思维处理对外关系三个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对外政策决策失误，彻底输了南海仲裁案这场官司。可能让某些人更加不爽的是，我指出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在这场仲裁后，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国际社会将会普遍认同，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索不占理。

 

　　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者，长期的战略观察者，我有一条基本的准则：一切论述都必须基于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判，不因你是权力者就为尊者讳，也不因你是权力者就求全责备。

 

　　这篇文章是应有关约请，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王江雨教授最近以南海仲裁案为主题进行的演讲所作的点评，并借此机会谈点个人看法。可以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我和王教授虽是隔海相望，却是心心相印的，不谋而合地认为权力者失策在先，南海仲裁案不利结果在后。

 

　　如果你以事实为依据，以批判主义为立场，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指摘权力者的不当作为，并叙述与此相关的客观现实，就是汉奸，那么我想请问，是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重要，还是你们口口声声的国家利益重要？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重要，还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重要？

 

　　过去的皇权社会帝王常讲一句话，朕即国家，但在如今，这已经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是过时的观念了。“朕”，亦即权力者，可代表国家，但并非就是国家。批评权力者，批评权力者组成的政府，不意味着批评国家，更谈不上所谓的出卖国家利益。

 

　　反过来说，和那些动辄维护权力者脸面和威仪，讳疾忌医，掩耳盗铃者相比，据实指出权力者的过失，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利益，是真正的爱国。甚而可以说，在一个普遍以批评权者为汉奸的社会，在一个畏惧于权力者而万马齐喑的社会，敢于直面现实，勇于剖析弊端，直言社会痼疾，评判为政得失者，更难能可贵，更值得爱护和尊崇。

 

　　我想这样的批评，这样的爱国，没有胸怀和理想而只顾蝇营狗苟的利益的为政者是看不下去，入不了耳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利用掌握的公权力和相关技术，竭尽全力屏蔽这样的批评。他们可能以为，批评看不见了，问题就不存在了。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护住了，这个国家就有荣光了。恰恰相反，批评不在了，问题不仅将继续而且势必愈加严重，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护住了，这国家的未来将愈加黯淡。

 

　　近些年来，智库建设被置于国家战略地位，对它的认识不可谓不高，但现实情况如何呢？我想重申一下对当下智库的观点，即我认为他们现在基本上只干两件事，一是解释上意，以圆其说；二是揣摩上意，迎合建议。这种情况不是随着对智库的强调减轻了，而是愈加如此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不是因为他们就没有学者的尊严，就没有学者的智识，而是如同一句老话说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任何一个有点学识的学者，都希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希望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搞研究，做学问，都希望通过智库平台为国家建言献策，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汉奸？有人留言，周永康们才是真正的汉奸。他们是国家的蛀虫，把国家公器当作私物，肆意以权谋私，把国家掏空，伤国家元气，损害国家利益，削弱本国实力，等于是造就了别国的强大，他们要比那些“带路党”更“汉奸”——顺便说一句，这些所谓的“带路党”反对的不是国家，而是权力者。还有人说，那些直接把国土送给别国的才是汉奸。至于哪些国土被无偿送给别国，近代史上比比皆是，互联网上不少此类资料，有兴趣的可以慢慢查。

 

　　我想最后说的是，那些堵塞言路，妄图在毫无监督之下为所欲为者，也是”另类”汉奸。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不仅不会做出正确决策，而且造成更多失误，更多失败，更多国家利益损失。

 

 

         要做“爱国者”     不当“爱国贼”！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0名的，是来自格隆、作者青朴山的《爱国主义，还是恐怖主义？》。

 

一

 

最近几件不是事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越看越不正常，细思极恐，故有必要说几句。

 

社会热点被关注，人之常情。但社会（或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从哪个角度在看这个热点，则截然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环境氛围与未来的趋势。

 

比如雷洋案，如果你关注的是警察滥执法以及如何让私权得到有效保护，你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因为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公权天生就是用来被批评、被监督和被限制的。但如果你关注的是雷洋到底有没有嫖娼，有意无意地为公权越界辩护甚至声张，你就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因为你在逆人类的进化趋势而行。

 

二

 

最近被热炒的三件事：1、南海事件；2、赵薇事件；3、法国尼斯恐袭事件；

 

这三件事互相独立，也都不复杂，但最后事态的演绎却极不正常。

 

之所以说不正常，是因为这三件事最后都假爱国主义的名义，绑架、恐吓甚至攻击普通民众（这地方按惯例应该用人民两个字，但我我完全不确认这个词到底真是一个整体，还是一群乌合暴民，因为行绑架恐吓民众之实的，恰恰也是所谓的人民），行的是义和团的恐怖主义之实，其情形颇类似文革，“与（自己）人斗，其乐无穷”，逮住一点屁大的小事，上纲上线，帽子和棍子乱飞，必欲从肉体上消灭而后快，前一秒还情意绵绵、你侬我侬的鱼水“人民”，瞬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首先是南海事件。菲律宾杯葛中国南海九段线（原本是十一段线，建国后为了照顾“同志+兄弟”的越南，我们大度地去掉了两段，变成了今日之九段。事后证明，所谓的“同志+兄弟”，比“人民”还不靠谱）立场，向海牙国际仲裁庭提起仲裁。

 

这事本质上就是一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作为国家，当然寸土必争。普通民众参与其中，虽帮不了多大忙，但平日难得有对国家大事参政议政的机会，此时发发声反映一把爱国情怀，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外部（南海）还没什么事呢，内部先热火朝天打起来了：网络上迅速形成一股宣扬抵制美国货、谁用美国货谁就是汉奸的“爱国恐怖主义”。一段南海仲裁当天，大连地铁上一男子莫名其妙殴打邻座男子的视频广为流传，从两人边打边对话不难得知，该男子动手殴打这个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同胞”的原因，只是因为对方穿着一双耐克鞋。

 

抵制对方货品绝对不是爱国，而是闭关锁国。美国公司在中国赚钱一样要向中国缴税，再说互联网、交流电也都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不可能都抵制吧？朝鲜是全世界抵制洋货最彻底的国家，全境几乎买不到任何其他国的产品，但从未见这个国家创造什么奇迹，反而是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么浅显的道理，要说多少遍才懂呢？

 

很多时候，抵制“chun”货，要比抵制美国货有实际意义得多。

 

赵薇事件也并不复杂。今年4月，赵薇公布了她执导的第二部电影《没有别的爱》的演员名单：里面有台湾艺人戴立忍和日本艺人水原希子。这两个人，一个疑似“台独”，一个曾为辱华照片点赞。

 

我相信99%的中国人和我是一个懵逼状态：谁是戴立忍？谁是水原希子？

 

我是做投资的，如果不是这次沸沸扬扬的事件，我应该永远也不会不知道谁是戴立忍，谁是水原希子？他们是多大一个人物，做过什么，有多大能量，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破坏？更不会知道水原希子与苍井空老师到底谁更受中国“人民”的欢迎？

 

正常商业社会里，这事应该是这么个演进逻辑：假定这两个演员真的是反华的，那ok，你赵薇脑子进水，投一大笔钱去请这两个跳梁小丑拍电影，等电影出来，“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广大“爱国人民”自然会自动坚决抵制，让你的电影零票房，让你的投资打水漂，你赵薇咎由自取……

 

这样至少做到了让赵薇损失最大化，让她明白“不爱国”将付出怎样的惨重代价。

 

问题是，“爱国人民”不。爱国人民本着坚决不能让赵薇亏钱的逻辑，根本不给赵薇烧钱拍出电影，然后让市场检验的机会，而是直接帮赵薇做止损：重新翻出了赵薇15年前的“军旗装事件”，翻出了她有两家上市公司，翻出了她可能有66亿资产，翻出了她与王健林、马云、王林等都是朋友，翻出了她有可能是“新加坡人”，甚至翻出了赵薇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个神秘组织，能“控制世界”的共济会……

 

只要赵薇不认错，我相信“爱国暴民”会把她祖宗八代都翻出来，并找出她是共济会安插在中国的铁证。

 

好在赵薇剧组发表了声明，取消戴立忍做主演。这事用投资术语翻译一下，就是：赵薇这个脑子进水的，原本是要重仓买进欣泰电气（已被证监会要求强制退市，未来也不得重新上市）的，硬生生在下单前被好心肠的爱国人民拦住了。

 

至于法国尼斯遭遇恐袭，80人遇难，这事就更没有什么好复杂掰扯的了：恐袭就是恐袭，这事突破人类基本底线，是反人类罪，是一件完全无需争论的事，与奥运会巴黎圣火无关，与法国曾就新疆发表过什么声明无关，与法国干过多少“罄竹难书”的事都无关（如果它干过的话）……

 

事实上，法国从来都是西方世界中的一个另类，它的特立独行甚至让美国人都既恼火，又无可奈何。新中国成立，法国是西方铁板阵营中第一个力排众议，第一时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哪怕是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德国，1945年2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为加速战争的结束，针对平民与伤员为主要人口的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轰炸，德累斯顿这座曾经美得让人惊叹，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被彻底摧毁，超过25万人死亡，直到今天依然被看成二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视为战争罪行。战后被称为“屠夫”的英国空军司令哈里斯也承认，这是杀戮人民，但他强调空袭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方案也不是由他制定的，他只是执行而已。同样辩解的包括丘吉尔。1945年3月邱吉尔致信英总参谋部，试图为轰炸开脱责任，但总参谋部“基于显然的人道灾难”拒绝接受这一文件。

 

    或许，邱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的阐述真正反映了他的道德挣扎：“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但在我们这，事情又变得匪夷所思的不正常起来——尼斯恐袭这事竟然莫名其妙又与“爱国”扯上了关系。格隆汇昨天刊发了一篇《丧钟为谁而鸣》的文章，但引起我注意的更多是文章下面的留言，大部分让人看得脊背发凉：一上来就是阶级、敌我、西方、美帝，法国活该，咎由自取，谁同情法国，谁就是汉奸，是西方走狗，就是不爱中国……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绝不会找到这么多的冷漠、嘲讽与幸灾乐祸。

 

尤其这些评论是出现在格隆汇这个平台上。以我长期对格隆汇的拜读，这是个有思想的平台，其文章，要么是深度证券市场研究，要么是有情怀的家国思考，文章既不八卦，也不心灵鸡汤，而且动辄几千字，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有时间和兴趣来关注。能真的坐下来读格隆汇文章的，逻辑上应该都是有思想、能“治孤”、能独立思考的人群。

 

这是不是意味着，即使是思考，在“爱国主义”这个无处不在的隐形红线线下，也注定无法独立？

 

三

 

我在想的是，“爱国主义”，为何会演变成一种人人忌惮的“红线”？到底什么是爱国？到底是谁在“爱国”？

 

我们可以回到2012年的那个“反日游行”的秋天。在西安街头，一个名叫蔡洋的90后，用一把沉重的U型锁，将西安丰田卡罗拉轿车车主李建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V字型的洞，而辛苦了半辈子的李建利只是路过去给大儿子的婚房选装修材料。

 

李建利一家并不富裕，早年间他和妻子都是莲湖区电器厂职工，但这家工厂早已倒闭。那辆丰田卡罗拉轿车是夫妻俩辛苦半生买来的。当人群开始砸车的时候，李建利的妻子一遍又一遍地哀求着周围的“爱国人民”：“求求你们了，我们也是中国人，都是老百姓辛苦攒钱买的车，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了，好不好”？

 

然而并没有人理会这个“民族罪人”，打砸继续，其中就包括每天为了200元工钱忍气吞声的90后蔡洋。在李建利保护自己车的时候，蔡洋用沉重的U型锁狠狠砸向了李建利的脑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看着倒在地上的丈夫的脑袋咕噜咕噜地往外冒血，血迹很快在路面摊开了一个巨大而恐怖的面积。李建利的妻子当时就崩溃地哭了出来，这个可怜的女人，跪在全身是血的丈夫身旁，祈求围观的人群能帮一下他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啊”！

 

在一场名为“反日”的爱国游行中，出现的，竟然是中国人跪求中国人手下留情的场景！

 

但蔡洋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是爱国，抵制日货”，这是每天为生计奔波的蔡洋安慰忧心忡忡的母亲的话。而当二姐训斥他“你砸人家的车，是要赔偿的，我们可负担不起！”时，蔡洋义正言辞地回答二姐：

 

“我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这个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者，仿佛在那一日的“爱国游行”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一呼百应，应者云集。他不再是那个nobody，不再是每天为了200元工钱忍声吞气的屌丝，不再是从无存在感的普通一员，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自己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抗日的爱国英雄”。

 

但，就是这个振臂高呼爱国的热血青年，却以令人咋舌的暴戾方式，用一记重锤砸穿了一个遵纪守法同胞的头颅，并彻底毁灭了他自己，以及他人的幸福生活。

 

而就是当天，在隔壁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大学生，只因穿了一件日本品牌川久保玲的外套，被“爱国人民”痛骂为卖国贼，同时将他扒的只剩内裤，赤条条地丢在西安冰冷的日光下。

 

2013年，蔡洋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58860.06元。

 

四

 

义和团的行为，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视作是“爱国”，但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

 

真正的爱国，是多读点书，多干活，多创造财富，多给国家上缴税收——国家的强大，无论是经济，还是航空母舰，靠的都是持续不断的税收，而不是你偶尔脑子一热，信誓旦旦说要捐的多少钱。

 

真正的爱国，是推己及人的仁慈怜悯之心，是至少对自己的同胞好，是爱你的同胞，是不苛责、不为难身边的每一个中国人，因为你并不比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在道德上更高尚，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普通，都很艰难，都在为生活而奔波，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根本没有你上纲上线的“卖国”的资本；

 

真正的爱国，是不要再过煽情的嘴瘾，说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当今世界，犯我强汉的，多了去了。日本天天犯，而且就在隔壁，你去诛过吗？你只有在自己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吧？

 

如果你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却行恐怖主义的行为，而且还假爱国之名绑架、攻击、恐吓身边的同胞，你不是爱国者，你是“爱国贼”！

 

此外，连续两周名列选网文章访问量第1名、来自微信、作者佚名的《南海的复杂真相、東海、中印、中越戰爭》，以及往期本站看点、上周名列选网文章访问量第2名的《田戈：则西案显“曙光” 何清涟发三问？“台独”和“打台”，
为何都不能？》，由于上期已作介绍，这次就依例不专门学习了。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前去阅读，定有新的收获。

 

 

附：7月11日---7月17日文章访问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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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海的复杂真相、東海、中印、中越戰爭	3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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