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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戈:政治组织改革,共青团打头炮!道路有三条,笑蜀有高谈?

作者:田戈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6年08月19日

本站发布:2016年08月19日

点击率:5742次


本站看点(88

         

                       


        

       建三江被拘  王全章自述        

     

       由于名列上周选网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田戈:炎黄继续,春秋停了!成熟民族,理性表达?》上期已作介绍,我们就依例阅学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于2014年度、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2名、作者王全章的自述文章《建三江被拘遭遇记》。全文如下:

      “不许动!警察!”在半睡半梦中,我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当时是2014329日凌晨330分左右,我正睡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七星拘留所大门口的睡袋里。我是一位人权律师。当夜,在七星拘留所门口守候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人士。我们的目的是救助前几天被黑龙江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公安部门拘留的江天勇、王成、唐吉田和张俊杰四位人权律师(或前律师,因为有人已经被吊销了律师证),他们是在探查当地黑监狱,以及为被当地公安非法拘押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时被拘留的。

 “黑监狱”指的是这里的青龙山法制教育基地,该基地是建三江公安部门为转化法轮功学员而专门设立的羁押场所,类似的机构全国有几百个。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以某种方式隐蔽而低调地运转着。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后,这些法制教育基地被认为是变相的劳教基地。

       一股强烈的灯光照射在我们脸上,我来不及恐惧,就被两人从睡袋里拖出,“把手机交出来!”我说:“让我穿上鞋子,我的眼镜呢?”没有人理我。两个人用胶带麻利地捆住我的胳膊,我被反扣着,戴上黑头套,没有穿鞋,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拘留所里面的狗猛烈而狂躁地叫起来,试图要冲出来。有人喊,把里面的灯打开,里面没有回应。

       我穿着袜子,被送上一辆大巴车,他们开始清点人数,核对身份,我又喊让我穿上鞋,还是没有人理我。问我的名字,我说,我是王全章。我的头被压得有点紧,隐隐感觉在我的左前方一个人一直在抽搐,我稍微仰起头,透过黑头套,看到她的两手一直在不停地发抖,旁边一个女人说,她叫秦兰英(),大巴车一直没有开,有人在给她做简单的治疗,一个女的说,打完针就好了。

      我这是在哪儿?我来干什么了?我努力地回忆着刚才的场景,好像一场黑白的电影。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大巴车开始迅速地向前驶去。

       我是在322日在微博上看到四位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在建三江被拘留的消息。当时我没有太在意,甚至自私地庆幸多亏这次没有过去,更多天之前,有被非法拘押人员的家属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建三江青龙山,那里有个洗脑班(指法制教育基地),关了几个人,这些被关押的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当时我正好忙着另外一个案件,抽不出身来,就没和他们一同去,否则这次被拘留的肯定也会包括我。

       舆论继续在发酵,赶去救援的第一批律师蔡瑛、胡贵云、蒋援民等人赶过去却被拒绝会见,第二批律师伍雷、青石、李金湘赶过去也被拒绝会见。伍雷等律师开始宣布绝食,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大家开始踊跃捐款以鼓励和资助更多的公民和律师能够赶过去援助,我捐了1000元,由于很多密集的工作学习安排,我确实不打算去了。

    但是,我时时注意着他们的消息,前去的律师陆续回来,张俊杰被放出来了,他被打断三根肋骨的消息迅速地传播。我想,我不能回避了,我必须赶赴建三江参与救援。因为我在靖江被拘留的时候,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在声援我,这些人成为我的朋友,现在他们出事了,我如果躲避,实在不够朋友。

      另外一个原因,我特别关注任意拘留的问题,我也一直在倡导拘留制度的改革,我曾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向拘留制度宣战”的微博,现在的阅读量达到两百多万了。我希望通过此事让社会重视公安机关任意拘留的问题。

      328日凌晨1点,我从佳木斯市登上了去建三江的路。行前,我试着在我一直处于禁言状态的新浪微博大号上发了一条消息:“在奔赴建三江的途中”,这条消息得到了迅速地传播。路上,我就接到了北京市司法局官员的电话,一番关切之后,他明确表示要我回去,然后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一路,也没答应他返回去。

       328日凌晨6点,我被列车员叫醒,告诉我快到站了,准备下车。这时,同一个包厢的一个人突然跟我说话:“你是去拘留所的吧?

        我记起来他是昨晚一起从佳木斯上火车的乘客。

         我回答道:“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大巴车上打电话,我听到了,”他说。原来这人跟了我一路。

        我问道:“你是公安吧?

        “不是,我是别的单位的,”他说。

      我接着问:“那你怎么对这个事情这么熟悉啊?

      他说:“这个事情影响很大,我们都知道。”

      于是我们坐起来聊天,感觉他对王成、唐吉田、江天勇很了解,我断定他是警察无疑,因为一般情况下,也只有了解情况的警察这么熟悉这几位律师。

      马上要到站了,他说:“下车后就当我们没见过面,不要说认识我,要不然我就得跟踪你。”

       328日上午九点,我和付永刚律师一起去建三江七星拘留所递交申请会见手续,遇到了袭详栋律师和一些声援者,大部分人我都没有见过面,有些只是在网路上听说过。因“要人权不要奥运”而被判刑的袁显臣、杨春林也在这里(袁显臣是大陆人权律师,因为在20083月援助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下岗工人杨春林“不要奥运要人权”的签名运动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杨春林被判处五年徒刑),袭律师在此已经坚持了72个小时,我们彼此寒暄着。

       拘留所的人出来,把我们的手续拿走了。

       我们站在门口等待着。黑龙江的春天,大地开始解冻,黑色的土地上渐露绿色的生机,路边的冰雪已经融化,风沙很大,吹打在脸上,仍然感到寒冷,警察在我们四周游荡,对面车里便衣不停地对我们拍照摄像。

      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听口音不是本地人。他们说是要打听下这个事情,问我有什么诉求。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公安上层下来的人,说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会见到王成等四位律师。

       等待了一个上午,拘留所也没有答应我们的会见要求。

       下午三点,我回到宾馆。休息了会儿,我起草了一个《拘留制度改革倡导者共同宣言》。我深感公权机关滥用拘留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做出努力,必须要改变。我在“宣言”中呼吁:

     1. 立即停止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刑事拘留的决定权,保留其拘留的执行权;

      2. 在司法系统中设立治安法庭裁判轻微违法案件;

      3. 在司法系统中设立审前羁押法庭裁判刑事拘留案件;

    28日晚上,北京市律师协会的陈副秘书长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催促我回去。我说我已经向拘留所递交了会见手续,拘留所不安排我们会见是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侵犯,希望陈秘书长利用资源协调解决这个事情。陈副秘书长说,你到哈尔滨来我再给你解决。我说,这边去哈尔滨路途遥远,也只会增加费用,你能否给协调一下,见完了我马上就回去。

      我们就在电话里扯来扯去,一直扯到手机没电。

      在七星拘留所门口,我和其他前来的律师和援助者们闲聊着。很多人是从网上知道律师被拘的消息后,自发地赶了过来。其中一个叫赵远的,戴着着眼镜,胖乎乎的,是个理工男,在北京做网络技术。

     我问他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说是因为薛夫顺(山东异议人士薛明凯的父亲,今年年初,从曲阜检察院跳楼身亡)的死改变了他。

  有一位很年轻的访民,少了一个胳膊,什么话都不说,一直沉默着。

      我们晚上就睡在拘留所门口。黑龙江初春的晚上,非常的寒冷,听着睡袋外面呼呼的风声,仰望久违的星空,想到在里面呻吟着的兄弟,我发了一条微博:清冷的夜,满天的繁星,拘留所的灯光,刀尖舞者,我们在此守侯…

     江天勇,原北京执业律师,曾参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维权、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多起维权行动。20097月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

     唐吉田,原北京执业律师,为土地被非法征用受害者、法轮功信仰者、律师直选、捍卫公民政治权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维权,2010年,唐吉田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扰乱庭审秩序”为由吊销律师执照。

     王成,杭州执业律师,参与了大量人权案件的代理工作,发起了“废除劳教”的签名活动,发起了推动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名活动,目前没有律师事务所敢接收他。

     押送我们的大巴车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被摘下黑头套。此时,天刚蒙蒙亮,我们逐个被带下车,我向警察要我的眼镜和鞋子,警察把眼镜递给我。戴上眼镜,周围立刻清晰起来,我注意到院子里写着几个大字:大兴公安。

     329日上午8点钟时,在大兴公安分局交通事故处理科,问询我的警察丛文东一开始还算客气。他祖籍是山东文登市人,我们攀了一会老乡,扯东扯西。谈到建三江的由来,谈到他的父辈如何从山东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谈到收入,谈到当地的物价,谈到自己一年光随礼就要三、四万块钱,谈到一直在民间流传的周元根(即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名周元根)上百套的房产,丛文东愤愤不平,破口大骂,工作这么辛苦,就这么点工资。

     他说,现在的老百姓都刁了,20年前,老百姓来我们公安局根本不敢说话,两腿发抖,现在他们动不动就告我们,工作不好办了。今天早晨出来,我老婆还告诉我不要打人。

     我说,你们或许觉得很委屈,但是其实也怪你们,警察只不过是执法者、搜证者,但是你们偏偏做了裁判者的事,既然你们做裁判者,一定要面对公民对不公正裁判的抗争,改变其实很简单,就是公安把拘留的裁判权交给法庭。

     一个年轻警察端着一盒泡面过来,丛文东叫他让给我吃,年轻警察很不情愿地说,“我还没吃呢。”

     “妈了个x!放下!”丛文东像骂孙子一样训斥他,年轻警察乖乖地把泡面放在我面前,丛文东又出去给我找了根火腿肠、豆浆。

     这时,过来一个个子比较矮的、头发半白的人,周围的人对他都很恭敬,立刻起立。应该是公安局的头儿,他厉声问我:“法轮功是什么性质组织?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问你法轮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他声音很大,根本不容我分辩。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组织。”

      “你给法轮功做什么辩护?

      “无罪辩护。”

     “你为什么给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你是不是中国律师?

      我大声地说:“法轮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我真的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我不会为法轮功辩护,我也没有能力、没有资格为法轮功辩护,法轮功也不需要辩护,我只是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为他们的权利辩护,这个权利是所有人都有的,不管他是法轮功学员,还是杀人犯、贪污犯。”

      他接着不断地咆哮着:“王成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你们什么时候签订的委托?怎么签的委托?你到哈尔滨,谁接的你?

      突然来了个电话,这个领导模样的人出去了。

      丛文东接着询问我。或许我自己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我自己履行律师职责理所当然,或许刚才跟丛文东聊得很轻松,我放松了警惕。

      一会儿做完笔录,我简单看了下笔录,抗议道:“我从来没说法轮功是邪教。”

      做笔录的警察说:“国家早就定法轮功为邪教,你不知道?

      我继续抗议说:“我说的是‘1999年民政部取缔了法轮大法研究会’,但你们给我记成‘1999年国家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

      笔录警察说,法轮功和法轮大法研究会是一回事。

      我反对说,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研究会不是一回事。

       最后他们按照我说的做了改动。

      然后我被送到候审室,在候审室,我见到了几位同样是来建三江参加此次救援的人也在候审,我努力地问他们的名字:肖全食,赵远,翟岩民。还有位公民前额有伤,血迹斑斑,我竟然忘了他的名字。

      非常奇怪的是,那位断臂的青年小伙,我始终没有看到。

      下午1点后,丛文东继续对我做笔录,他一上来就说:“看来你是没说实话啊。”

      我说:“我们个人没有什么恩怨,但是既然你是在工作,我们就按照法律对待,既然你对我询问,首先告诉我,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是嫌疑人还是证人。如果是嫌疑人,我涉嫌什么违法?以便我回答。”

       丛文东一下子被我问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想了一会,他说:“你既不是证人,也不是嫌疑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我说:“那我怎么回答?

      见我表现出不合作,丛文东嘴里开始骂骂咧咧。

      我继续说道:“如果我是证人,中国有没有强制作证制度?不作证有什么法律后果,我愿意承担拒绝作证的法律后果。”

     “没有强制作证制度,也没有法律后果。”丛文东不得不承认。

     我说:“如果我是嫌疑人,那么是违法嫌疑人还是犯罪嫌疑人?我有哪些权利,你要告诉我,我要聘请律师,你们要通知律师协会和司法局。”

       丛文东又开始扯东扯西,记录警察把这些打印出来让我签字。

      我说我不会签字,因为首先没有解决我的身份问题,其次,你们并没有如实的记录,我的辩解你们都没有记录,而且你们也不能这样来问我。

      “别跟我讲法律,在这里有这里的规矩,你说的话,我可以不记,但我问你的问题你必须回答。”丛文东越发蛮横起来。

      我也提高了嗓门说:“不跟我讲法律?那追究我的责任你们又是按照什么来的?我只是作为一名律师,履行我的律师会见职责,就被你们非法地传唤。”

     “法律没有规定律师必须会见,”记录警察大言不惭地说。

     我说:“不能这样理解,你作为警察,作为公职人员做什么事情当然要寻找法律依据,法律没有允许你们做的,你们就不能做。但是作为公民和律师来说,正好相反,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我们就可以做。”

     这时,又过来一位干部模样的警察,我问他的名字,他什么也不说。但是他却对我不着边际地吼道:“马航失事你不去,汶川地震你不去,偏偏跑到我们建三江来干嘛?”吼完,他走了。

     接下来,有个姓刘的大队长让我写保证书。

     我拒绝写保证书。我问他我是嫌疑人还是证人,他说你还能是证人?嫌疑人呗!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写了一份让我照着抄一遍,我又拒绝了。

     刘大队长开始谩骂我,拿着保证书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什么xx律师啊,你的律师证是考的吗?花钱买的吧。我看你脑子有病,你是精神病院出来的吧。”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脏字。

      丛文东也开始骂我。在那个下午,我听到了一生都没有听过的污言秽语。

     过了一会,一位姓王的副局长过来,让其他人都滚出去,他打印了一个保证书,让我签字,王局长靠近拍着我的肩膀说,“在这里我说了算,你看,我让他们滚,他们都滚了。”

    王局长说:“这个保证书,没有任何效力,也不表明你承认自己违法,签了这个字,给我滚出建三江,你爱去哪维权就去哪维权。”

     我看了一下这份保证书,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不在建三江参加非法聚集等活动,一是不再参加法轮功的任何非法的维权活动。

     我说:“我今天来不是为法轮功修炼者维权,是为被羁押的律师同行,再说,我本来办理了很多法轮功案件,怎么能让我保证不再参加涉及法轮功的维权活动?

     王副局长说:“我写的是不参加违法的维权活动,合法的维权活动,我们要保护你。”

    我说:“合不合法还不是你们嘴里的事,要不把两项去掉,改成我保证不参加任何的违法活动,不就全包括了?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签字马上就拘留你!”他吼着。

      我沉默了一会。

      王局长打开房门,命令外面的人:马上把他送到拘留所!

       两个人驾着我的胳膊往外走。

       中途丛文东又把我拦回来。他说,来来,我们再聊聊。

       又是一番语言轰炸,谩骂威胁。丛文东说:“不要你的命,也要你的一条腿断。你也知道,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我们就是把你给冤枉了,大不了给你赔偿,进了拘留所,我让他们好好收拾你。”

       我说:“你们还是拘留我吧。”

      丛文东说:“我们不会拘留你,但是你今天不在保证书上签字,走不了。”

       突然,一个警察从后面摁住我的肩膀和脖子,一个警察上来强迫我蘸了印泥,抓着我的手用力在保证书上面摁了两次手印。

        我倍感羞辱,极其难过地哭了,两个警察邪恶而得意地笑了,边笑边说,“怎么就跟杨白劳卖喜儿似的。”

       丛文东似乎也觉得不妥,又重新打印了一份保证书,说,“你刚才不是说要把‘法轮功’这段去掉吗?已经给你去掉了,只有一句了,保证不在建三江参加非法聚集等活动。”

       我说,“在法律上就没有非法聚集这个词,我不想签。”

       “为什么不签?这是按照你说的改的啊。”

       我说,“我受到了屈辱。”

        丛文东有些气急败坏,“你以为我真不能打你啊。”

       他非常专业地把我的眼镜扔掉,让我面对墙壁,抓住我的头发猛的撞墙,另外一个警察用拳头猛击我的后脑。在我被撞墙的一瞬间,我一下子明白了,明白了我在中午看到的那个人为什么前额血迹斑斑。(后来我花了一些功夫才知道前额受伤的人叫孙文东,黑龙江哈尔滨人)

      我大声喊起来:“警察打人了!”有个穿制服的警察跑过来,里面的警察马上把门关上,把灯关掉,丛文东迅速走了出去。

       三个警察像饥饿的狼一样在黑暗中逼近我,其中一个说,把黑头套、电棍拿过来,一个警察抡起矿泉水瓶子要向我头上砸,我想起了高智晟、李和平,想到张俊杰被打断的三根肋骨,感到了恐惧。

       我大声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要见你们领导。”其中一个警察得意洋洋地说,“领导才不会来。”

       丛文东又过来了,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他边扶起我的胳膊边说,“签完字就走人。”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变得非常脆弱。如果我拒绝签字,随时可能面临新一轮的攻击,看来拿不到签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不得不妥协,拿起笔签了字。

      晚上10点多,外面一辆车把我带到七星宾馆附近,陈副秘书长穿着单衣,已经在冷风中等候了很长的时间。

      当天晚上,返回了佳木斯市。当地一位律师协会的李姓同行,给我们安排好房间。李律师只做非诉业务,他办公室的面积有四百多平,面对着松花江,当下,佳木斯市的房价已经涨到6000多元一平方米,但和陈副秘书长同来的一个人不停地感慨房价真便宜。

      第二天早晨,李律师早已在大厅等候我。在一个四星的宾馆里享受美食,环境温暖而优雅。“外面这条江,就是松花江,”大家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听李律师慢条斯理地介绍,“你看现在江面仍然有很多积雪,但是上面已经不能站人了,现在处于融化的时期,我们叫它‘开江’,开江的时候,冰层的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冰的下层都已经变酥变脆,形成大小不同的冰块,这些冰块慢慢互相撞击,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场面非常壮观。”

 

  透过宽广明亮的落地玻璃窗,不远处,松花江面,我的内心深处,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坚冰陆续断裂、江水夹杂着冰块在互相激荡中分崩离析那巨大的开江的声音......

    

道路有三条   笑蜀有高谈?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3名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为笑蜀的《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篇发表于20142月份的旧文。老编妄议,旧文能引起今天网友的重视,说明与眼下复杂敏感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与网友的期待或迷茫有关。文章全部内容如下:

【编者按】2014年中国“两会”将在10天后召开。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勾勒方略后,中国最高立法机构的首次关键会议,也是新一届政府就任一年后的述职时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资深媒体人笑蜀通过回顾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动向,试图探究和界定新领导层为中国选择的发展路径。

习近平不出意外地出任了中共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组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三中框架”大体尘埃落定。

这是一个怎样的框架?可称其为元首体制,或新权威体制,颇接近50年代初国民党改造时的紧急体制。当时蒋介石越过全党,用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实际取代了国民党中常委。

“三中框架”的国安会、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加上升级版的中纪委,与当年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功能相似,一定程度架空了政治局和国务院,成了习近平的左膀右臂。目的也与当初蒋介石要彻底改造国民党相似,是彻底改造中共,救党、保权。

权力架构完毕,战略目标明确,关键就在怎么做。习近平会拿出怎样的举措?

第一是肃贪,第二是清党,第三是全面改革。这些举措已很清楚,但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就总体策略而言,则是“中间突破,强势推进”。

习氏执政策略:用共富稳住底层、用改革稳住中层、拒绝左右绑架

理解“中间突破”,须从习近平接班说起。

他接班之初,有诸多让自由派高兴的说辞,比如讲全面实施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但事实证明自由派高兴过早,习很快转向,“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彼此否定”,“苏共垮台时没有一人是男儿”等,几乎全是毛式话语。接下来整顿微博,尤其是批宪政、镇压“新公民运动”,更让“毛左”群体喜出望外。这一群体很多是薄熙来的铁杆粉丝,薄的倒台让他们很失落,习近平的转向对他们可谓雪中送炭。“毛左”的旗帜性人物张宏良去年有个著名演讲,标题就叫作《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习近平总书记》。

“毛左”欢呼,自由派当然口诛笔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中全会。三中前夜,官方媒体再度唱响改革,吊足了公众的胃口,但全会《公报》却不仅通篇党八股,关于改革也没有实质内容。自由派大怒,很多观望已久的精英也纷纷扬言移民。“毛左”则无不扬眉吐气,把《公报》的发布当作了狂欢日。

 就在这时,通常要闭幕一周后才出台的全会《决定》,却意外提前四天发布。《决定》跟《公报》几乎两个基调,公布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超出很多自由派的预期。最重要的是,《决定》很少毛式话语,“浅蓝”话语(即接近普世价值的话语)比比皆是。比如作为所谓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属于典型的浅蓝话语。中共过去最多讲到“综合治理”的程度,且是与维稳对接的。“现代治理”不然,本质上是公共治理,反映出思维方式的转换。于是,舆论跟着反转,原来愁眉苦脸的自由派大多喜笑颜开,“毛左”则气急败坏,其舆论阵地“乌有之乡”甚至要向习近平宣战。

但这只是开头。去年12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左”把这天看作与习近平在毛的旗帜下全面会师的里程碑,早就大规模造势。习近平虽然部分迎合他们,去纪念堂鞠躬,讲话中对毛高度肯定,但部分迎合的另一层意思,也可理解为点到为止,再没有传闻中的其他盛大安排。而且习近平对毛的肯定只是抽象肯定;原定央视播出的百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更被删减了五十集。习近平既敷衍“毛左”、又拒绝“毛左”绑架的心态可窥一斑。

毛诞辰纪念可能是习近平给“毛左”的最后一个面子,目的是不让他们借机生事。在新年前夜的长篇讲话《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习近平不仅没有提毛,反而罕见地重新用“十年动乱”来概括文革,而且新年献词对毛也不着一字,这都让“毛左”痛心疾首。

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铁腕治“左”,一会儿铁腕治“右”,仿佛打醉拳。那么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到底是左还是右?他到底要干什么?这让很多人困惑。

去年上半年,因意识形态急剧左转,很多人认为习近平骨子里就是要复辟毛时代,这判断其实太简单化。当时打毛泽东的旗帜,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话语习惯;二是因为时值“倒薄”,需要用这套话语争取正统稳定群众,避免大震荡;三是在民主法治缺位时,这套话语体系在党内还管些用,用用也无妨。但所有这些都是纯粹功能主义的。比如《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习远平代表习家写的纪念习仲勋的文章中,特意写到习近平十四岁被劳教,十五岁获释回家时,已被摧残得形销骨立,好长时间才恢复。再比如央视播放的纪录片《习仲勋》、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关闭毛纪念堂,等等,都暗示了习近平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

习近平很大程度上以邓小平的继承人自居,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与邓小平类似。邓小平对毛泽东其实很仇视,对江青和毛远新的重判和羞辱都是对毛的报复。但在公开场合他还必须承认毛泽东的地位,因为他相信,毛泽东是党和政权的代表,彻底否定毛,党和政权一定分裂。邓小平没这个勇气,习近平更没有。所以习近平不会允许毛泽东路线真正复活,实质是虚毛而实邓。

习近平总讲“不走老路”,可见他并非是简单说说而已。他痛恨文革,也明白那是死路,客观上走不通。但不走老路的同时,他所谓“不走邪路”的话也是真的。他说的“邪路”指的是所谓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实质就是三权分立,意即,不仅不允许所谓颠覆和夺权,连跟共产党分权也不许。正因如此,才有“819讲话”,才有对网络尤其是微博的大规模整肃,也才有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

其实,在习近平眼中,“毛左”和自由派都属于所谓的“极端”。他要排除两极干扰,争取中间群众。拿什么争取?第一是“共富”,这是对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拿来主义”。薄熙来虽倒台,但在民间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声望仍在,至今仍有很多老百姓为其抱不平,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种刺激。中国的精英,包括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白领人士,更多倾向自由派。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则更多倾向左派甚至“毛左”,他们没有别的思想武库,只有传统的思想武库,对现实强烈不满,但只能通过向后看寻找解决办法。他们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习近平心知肚明。所以他要在薄熙来落马后,继承薄的共富遗产,来迎合底层群体。

但是,这还不够,迎合底层只有稳定的意义,而且只能保证当下的稳定。必须有发展,政权才有合法性,才有中长期的稳定,发展就要依靠社会中层。社会中层不仅求稳,更求变,没有大力度的改革,无法得到这一阶层的信任。于是,在提炼重庆所谓共富经验的同时,还必须汲取改革经验,包括汪洋时代广东的改革经验。三中《决定》所推出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所谓重庆经验和广东经验的全面升级,当然,后者更占主导地位。

习近平的执政逻辑是,用共富稳住底层,用全面改革稳住中层,则整个中间群众都稳住了,政权巩固就不成问题。他所谓的“极端派”,即“毛左”和自由派,就不难被边缘化。一旦这两个群体被边缘化,就不再构成挑战,一旦有干扰迹象,可以坚决打击杀一儆百,成本也不会高。如此,则所谓“老路”“邪路”都不走,就可以专心走习近平主张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高度实用主义,但绝不逾越红线

也就是说,习近平要走的,是有习近平特色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不左不右,不排除必要时对左对右都应付一下,但都不当真,而且坚决拒绝绑架。中国社会被撕裂太狠,被哪边绑架都等于四面树敌,而且哪边的实力都不足够强大。所以要超越左右,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只走自己的所谓特色道路。

这条道路不中不西。政治体制上,反对所谓西方民主、美国民主尤其是三权分立,但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也要推行一点民主和法治。但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由共产党掌握主导权和解释权。根本制度不能变,是最大红线。红线以内,什么都可以,红线之外,绝对禁止。

这条道路既古且洋。洋是舶来,但舶来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上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是读马克思,不提毛泽东。共产主义体系中,毛泽东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有一定联系,但区别更大。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在俄国变成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到中国则变成了最残忍的毛泽东主义。习近平提倡读马克思,某种程度上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但他也同样重视中华文化,因而去山东时特意考察孔庙宣扬儒学。他显然是想把中华文化跟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就这点来说,他也不同于毛泽东,因为毛从根本上说是以中华文化为敌的,尤其以儒学为敌。毛泽东对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兴趣,自称是“山沟沟里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

上述都是既拒绝又调和。其中更暗含一种根本的调和:观念上是理想主义的,即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所谓共产主义,真诚相信共产党必须也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操作上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对党内高举意识形态的口号,对社会则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拿来主义,什么好用用什么。

所谓“中国梦”就这个涵义。梦是空的,无色无味,可以边做边往里面装。

以我为主,杂糅百家,就是“第三条道路”,就是习近平模式的灵魂。也可以说不伦不类,很可能属于新的政治乌托邦,而且是没有实力支撑的政治乌托邦。

习氏道路潜藏的政治危机与价值危机

但有人会质疑:所有最高权力都握在手中,习近平怎么会缺实力?主要因为,他集中掌握的权力都是名义权力,而整个国家机器并不完全听命于名义权力,有其运行的潜规则。目前的权力格局中存在一个根本矛盾:要推进全面改革,官僚集团一定损失巨大。习近平因而面临一个根本的冲突,即名义权力与潜规则的冲突,他的权力原始股与权力代理人即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

在他上位伊始,官僚集团还没摸清他的底,被他的铁腕所震撼。但这只是强光直射下的短暂失明,这状态最多持续两年。两年后,官僚集团一定会反应过来,那时所谓全面改革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习近平对此有足够预见。急于打造国安会、改革领导小组和升级版的中纪委这三大臂膀,目的就是对付官僚集团可能的抵抗,但收效可疑。习近平跟毛泽东晚年一样,不信任官僚集团,但毛有治理官僚集团的手段,甚至可以不依靠党委,凭借个人魅力让亿万民众盲从。习近平做得到么?他既没有,也不可能有毛那样神一般的绝对权威。他既无亿万信众,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强大班底。习近平组建的班底仅限于中央层面,尤其是那三大机构,如油浮于水。

所有薄弱环节中,最大的薄弱环节在于,习近平和邓小平一样怕社会,怕失控,怕乱,所以不敢动员社会。他也知道社会这个基本盘的重要,渴望通过共富和改革承诺的兑现来稳住民众,打造他的基本盘,但在承诺兑现之前,没有谁会真的相信他。而兑现承诺并不容易。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讲一个“势”。权势权势,权必须跟势结合,才可能稳固地起作用。势是什么?如果说名义权力是水上的冰山,势就是水下的冰山。但水下的冰山非一日之寒所能养成,时间却不会等习近平。一言以蔽之,习近平固然是强权,却是孤独、悬空的强权。这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机。

同时他还面临价值危机。改革力度再大,都有天花板。三中全会整套改革,如果在十年前胡温接班时推出,是可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最迟五年前,即汶川大地震之后推出,也还差强人意。但现在已经晚了。所谓改革,无非是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已,即救党、保权。可以限制官僚集团的利益,但党权绝对不动摇,共产党仍然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统治党,而不是像今天的国民党那样转化为接受宪政约束、跟反对派共存的现代意义的执政党。但当下社会最抵触的,恰恰是绝对党权,以及保卫绝对党权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暴力,即专政体制。

可以改革,但警惕宪政,这是习近平最大的价值短板。宪政无非保障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此严格约束公权,在中国则重点约束党权。但在习近平看来,接受宪政则意味着要做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所谓叛徒,于是认定这是邪路。而当下中国社会需求的,恰恰正是宪政转型。无非和平转型还是暴力转型,只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区别而已。看不透这点,说明习近平勇气可嘉,但识见有限、智慧不足。他的价值短板实际上是他的智慧短板,而要领导中国这么一个空前复杂的国家的变革,最需要的恰恰是大智慧。

也就因此,习近平不仅会因为全面改革,面临跟官僚集团的政治冲突,更会因为价值短板,面临跟社会需求的脱节。当他最需要社会支持,来解决他跟官僚集团冲突的时候,他会发现社会并不跟随他。传统的人民正在升级为公民,公民则要求重新订立契约,订立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废除霸王条款。而这难道是当权者可以答应的么?所以,尽管习近平一定会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改革,但客观地说,局限于救党、保权的改革没有成功希望;要打通他所想象的“第三条道路”或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社会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习近平不做这样的供给者,一定会有别的供给者。习近平越是把全部权力抓到手中,把改革变成他一个人的舞台,就越意味着他把全部的责任、全部的风险都一个人扛了起来,也就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冒死一搏。历史不会给他任何重来的机会,他犯不起任何大的错误。这根本就是高空钢丝上的独舞,能走多远?未来三到十年的中国时局,定会更加波谲云诡。

 

政治组织改革  共青团打头炮?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的,是来自联合早报、作者刘怡 的《共青团改革: 新“上山下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办公厅本周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新华社报道称,拥有8700万团员的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推进共青团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这次改革方案先后经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全面深改小组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审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此前有消息说,中纪委曾公开批评共青团中央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因此,此番落实对共青团的改革,从公布的方案上看,重点放在精简编制并加强与基层的联系上。

最近一段时间,在舆论场上十分活跃的微博账号“共青团中央”,因为成功引发赵薇起用台独演员戴立忍等热点话题,一度令外界对团中央所持的政治立场感到困惑。

在实名认证为团中央官方微博所支持的观点中,不乏这样的表达:起用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台湾演员戴立忍,等于支持台独,而起用戴立忍的大陆导演赵薇,不仅是无视台独的危害,还有“资本操纵舆论”的嫌疑。舆论场上持相反意见的人士则批评“共青团中央”微博的做法是在挑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操弄民粹。

随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新媒体“侠客岛”发表文章对“共青团中央”微博的做法进行了批驳,舆论间随即有说法,称之为“党团之争”。

随着这次共青团改革方案的出台,有舆论认为,这是习近平藉由整顿团组织,来削弱“团派”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

对很多中国政情观察者来说,“团派”似乎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脉络显示,中国确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联盟在发挥重大作用,并且能够影响政局。

“团派”成为一股势力的说法,源于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很多高官是因为有了在团中央工作的历练,而得以晋升到高层。前任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现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现任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都曾经在团中央担任要职。胡锦涛曾经非常信任的左右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前主任令计划也曾在团中央工作。

“团派”影响力大打折扣

不过,在令计划因为贪污腐败问题伏法后,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以令计划为核心的“政治小团伙”西山会,其成员的相互信任和提携是以相同的籍贯串联起来,因此,对所谓“团派”政治影响力的评估,也要大打折扣。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胡锦涛时代,团的经历对于干部晋升是有力因素,而这个现象,“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

近一年来,在中共中央控制的媒体中,不乏批评共青团“脱离群众”的言论,甚至有批评说,共青团若再不奋起,甚至会“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在这样公开的批评之前,习近平本人去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中,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的状况。而这个批评被团中央“会错了意”,才会有上个月在舆论场上强烈刷存在感来求表现的做法。

长期在共青团基层组织工作的干部,对新公布的改革方案表示欢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次改革看起来是削弱了共青团干部的直升通道,但是提高了基层组织的地位,强调了基层组织在社会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团建纳入各级党委党建工作规划和年度考核内容,团建工作占一定比重。对于基层来说,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就有了更高层级的组织背书,由此也反映出,这次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将共青团回归群众组织的本质,下沉基层。

 

大国喷口水  官媒显立场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6名的,是来自VOA、作者为何清涟的《中俄口水仗》。这也是一篇旧闻新看。

最近新华社刊登王小石的奇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为了证明中共不政改是英明睿智,作者用了90年代初的数据说明俄罗斯人民生活远比中国人民悲惨,这下惹恼了俄罗斯之声,反唇相讥这篇新华社登载的文章“嘲笑别人裤子拉链开了,竟然忘了自己还光着腚。”

  *两用“裤子”是偶然也非偶然*

“裤子”一词,在中苏(俄)两国的口水仗里,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第一次使用这词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1958年,毛泽东为了与世界共运领袖苏联争锋,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年5月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同年9月初,毛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 ,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这让苏联老大哥不以为然。1960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三大的同时,也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22日下午,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嘲笑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 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这番话大大触怒了中共,1963年毛泽东策划制作了“九评苏共”,赫鲁晓夫这番嘲讽中共的“裤子论”实为因由之一。

也许赫氏的“裤子论”在中苏外交史上太有名,不仅中共耿耿于怀,这次俄罗斯之声记者愤慨之余,也立刻想到这一词汇。不同的是,以前赫鲁晓夫指的是事实,嘲讽的是毛泽东与中共不顾中国贫穷的现实想成为世界强国与共运领袖的不现实;而这次却是嘲讽王小石奇文罔顾事实不知羞耻。

 *俄罗斯人的经济生活离“悲惨”二字很遥远*

如果说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已与美、加等国比肩,政治上已经高度民主化,人权状态追比西方诸国,那肯定不是事实。但如果要与中国相比,优越之处实在太多。

先说中国人最关心的生活水平,决定生活质量的无非是人均收入、收入差距,社会福利与环境质量。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190个国家中,2012年俄罗斯人均收入为14037美元,排名第50位;中国人均收入为6091美元,排名第90位。再看标示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保持在0.4。中国的基尼系数按官方公布,已由2008年最高值0.491逐步回落至2012年的0.474。但就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当面对数据提出质疑,称民间调查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是0.61

社会福利主要是教育、医疗与住房。中国政府将这三项“市场化”的结果,是变成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其沉重让国人怨声载道。俄罗斯至今仍然实行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以教育为例,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学生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住房方面,转轨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实行居民住房不收费,本世纪零年代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在与民生有关的水电公用事业方面,中国人的用水、用电压力越来越沉重,但俄罗斯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实行低收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基本不介绍,许多访问俄罗斯的中国人一旦了解此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吃惊,有些人专门写了游记介绍这些差别。

至于俄罗斯的环境质量之好,资源之多,不提也罢,巨大的差距摆在那里,地球人都知道。

以上是俄罗斯人民在转型后的“悲惨生活”,可以说,这种“悲惨生活”眼下中国人梦寐以求而不得。也就是说,在苏联崩溃后最初几年,俄罗斯确实曾经悲惨过一段时期,但目前早已走向新生,只有中国官方媒体与写手的“苏共崩溃经验”才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政治自由度方面的比较*

俄罗斯人民被西方世界视为真正“悲惨”的一面,即以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为标志的政治自由,王小石的文章倒是一个字也没提及。

维基百科综合近三年以来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度调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指数”、经济学人信息社的“民主指数”等,为世界各国做了一个自由度排名,结果是:民主指数,中俄两国均是独裁政权;世界自由度调查,两国都是“不自由”;经济自由度指数,两国都是“比较压制”;新闻自由度指数,俄罗斯是“情况困难”,而中国则是“情况非常严重”。

两国新闻自由度上的差别在于:尽管俄罗斯也管制舆论,但远不如中国严重,也有少数私营媒体(如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存在;尽管俄罗斯也控制网络,但程度却较中国宽松,因此,中国自无国界记者公布“互联网公敌”榜单以来,中国不仅上榜,而且在十几个公敌当中一直名列前茅,有时还成第一,但俄罗斯并未上榜。

即使同是独裁国家,俄罗斯至少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集会结社等权利,只是越来越受到普京政府的严重操控与管制;而中国人目前连选举乡镇长与居委会的权利都没有,集会结社更是被视为非法活动。即使在反腐败上,中俄两国政府也持不同的态度。今年以来,俄罗斯内务部正在建立一个专门数据库,将存在腐败行为的内务部官员、联邦移民局官员、普通居民和公司法人列入黑名单,并于4月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拥有海外资产。而中国政府的反腐至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对于民众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要求还施加严厉打压。4月中旬以来,北京先后刑拘了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人。最近许志永被刑拘,其罪由之一就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借丑化他国或者政治对手来抬高自身或者证明自身正确,是中共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宣传惯技。以前毛时代中国闭关锁国,信息封闭,传播技术也落后,国人读取信息的管道单一,所以那些“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后,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之类的宣传有不少人相信,但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同步性已非当年可比,中共还袭用这套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不能愚民,反而自曝其顽愚。今年5月《人民日报》开了一个“无德无信美国人”栏目,美国朝野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却遭到国内网友痛批,不到一个月就悄悄改成“你不了解的美国人”。这次王小石奇文甫出,不仅遭到国内网上舆论痛批,还遭受俄罗斯之声记者强烈的反击,颜面尽失。

 

谁会入常   世事无常!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理第10名的,是来自侨报网、作者佚名的《十九大谁会入常?》。老编心想,这个题目既引人注目也令人心烦,谁会入常,关老百姓什么事,关选网朋友什么事?说关联真关联,说不关联也扯不上一毛钱关系。真不知从哪来了洪荒之力,让口中常讲远离政治的朋友,真心关心起政治之事。这是人的两面性,还是现代人的宿命?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7日上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上暗示,他做完本届常委之后可能不再延任。那么,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谁将留任政治局常委,谁又会新晋这一中国权力的顶层行列?

 

生于19487月的王岐山,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时,已年过69岁,不能连任下一届,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任职和连任年龄一般不超过67岁。

 

其实,现任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习近平和李克强为50后外,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均为40后,仅从年龄来看,这5位常委都不可能留任。

 

公开资料显示,现任25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含常委7人),40后有12人,5011人,602人。两位60后中,一位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另一位是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胡春华,1963年生。1983年,胡春华从北大毕业后主动要求赴藏,历经区委组织部、行署、自治区区委、区政府、共青团中央等多个岗位历练,于200611月自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开始其正部级岗位的政治行程。在团中央任职不到3年,胡春华于2008年调任河北省长,随后于2009年调任内蒙古书记。在四年时间内,胡春华先后历经团、政、党的一把手历练,政治履历日臻完备。201212月,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主政内蒙古的胡春华调任广东书记。

 

孙政才,1963年生。他的仕途起步于北京顺义,于1997年自农林科学院副院长任上调任北京顺义县长,此后历任北京顺义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2006年,年仅43岁的孙政才自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任上调任农业部长,在农业部任职不到三年,于2009年调任吉林省委书记。201211月,中共十八大闭幕不到一周,孙政才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接替入常的张德江。

 

胡春华和孙政才同时调任政治大省(市),政治历练再上台阶,作为60后官员群体“双领头羊”的姿态更趋明显、渐趋成型。

 

在目前中共的政治版图中,重庆和广东当称政治高地。重庆直辖以来,自1999年至2002年担任市委书记的贺国强在中共十六大上进入政治局,并出任中组部长,在200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出任中纪委书记;20123月,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因严重违纪被免职后,中央更高配张德江以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其后晋升政治局常委。

 

广东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历任省委书记均进入了政治局,其中李长春、张德江进入了更高层级的政治局常委会。

 

作为胡春华前任的汪洋,在十八届政治局委员会中,属于10名十七届留任的老资历政治局委员之一。在卸下广东省委书记职务后,其未来仕途料将迈上新台阶。

 

汪洋,1955年生,与李克强同岁。1981年,时年26岁的汪洋被任命为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此后一直在安徽任职,直至38岁时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省长。此后,汪洋奉调进京,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200512月起,汪洋先后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等十九大召开时,中共智囊王沪宁虽不像汪洋一样已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但因为他在十八大召开时已任满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换句话说,其届时也已连任两届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所以理应与汪洋一起被同等对待。

 

王沪宁,1955年生,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上世纪80年代,王沪宁已是知名青年学者,引起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关注。1995年,在吴邦国、曾庆红的力荐下,他由江泽民钦点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又于19984月升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2002年晋升主任。200710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曾直接参与、起草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论述,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高层重要理论智囊,如今又受到习近平器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改革办主任。

 

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另一位在中国政治舞台很不起眼的人物也受到世人的瞩目,他就是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被挖到北京,接替令计划担任朝廷大内管家的栗战书。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官职份量很重。从建国后历届中办主任的仕途来看,中办主任也是晋升最高权力决策的便捷通道。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力、乔石、温家宝、曾庆红等历届领导人,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1950年出生的栗战书到2017年正好刚满67岁,也符合晋升常委的年龄标准。

 

侨报网分析,习近平、李克强、胡春华、孙政才、汪洋、王沪宁、栗战书7人或将成为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57年出生的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因年纪较轻则有晋入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可能。

 

而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同样身为50后的孙春兰、韩正、张春贤、李源潮、刘奇葆晋入下届常委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

 

当然,这一推测是在对中共行事惯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作出的,是在非特殊情况下的最大可能情况,并不排除届时出现各种变局。

 

此外,名列本期本站看点第1名的《田戈:炎黄继续,春秋停了!成熟民族,理性表达?》、第4名的《何清涟:苏联解体并非北京的“反面教训”》、第7名的《薄熙来审判翻供纪实》、第8名的《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和第9名的《何清涟: 炎黄之邦不容炎黄子孙写《春秋》》,由于往期已作介绍,这次就依例不专门阅学了。有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排行榜链接前去阅读,定有新的收获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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