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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誉为“改革干将”、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被控受贿2433万余元 当庭表示认罪服法      

         中国改革   世行操作？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是来自VOA、作者为旅外学者何清涟的《世行“中国改革蓝图”的命运预测》。这是一篇写于2013年8月的文章。带过三年之后，重读该文，或许有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感受。文章全文如下：

     据《华尔年日报》8月2日消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联合制定改革议程。该报道透露，世界银行（World Bank）正在汇总提议中国对一家大型银行实施私有化并允许农民出售土地的各种广泛建议。报道作者评论道，“如果实施这些改革，有可能颠覆中共数十年来一贯秉持的意识形态。”

       其实，真要实行这样的改革，颠覆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颠覆中国现存利益格局，所谓“意识形态”只是现存利益格局的合法外衣罢了。应该说，李克强对中国经济的病灶还是了然于心，这次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中心共制改革建议，就是想破局。因为金融体制维持现状，银行就成了各级政府任意支取的提款机，通货膨胀将吞噬中国经济；土地如果不私有化，农民仍将继续被掠夺，房地产泡沫化与房地产利益集团绑架中国经济的局面还将持续。

       但这个计划有两大风险：

　    *金融私有化极可能导致红色家族劫持中国经济*

    　金融私有化之门一旦开启，谁有可能成为银行股份的最大买主？当然是红色家族成员。首先，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各种金融新贵。据英国《金融时报》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2010年3月29日）介绍，进入私募基金行业的计有李瑞环之子李振智（George Li）与李振福（Jeffrey Li），朱镕基之子朱云来（Levin Zhu），李长春女儿李彤（Li Tong），前任副总理曾培炎之子Jeffrey Zeng，吴邦国之子Wilson Feng，刘云山之子刘乐飞等等。据说已离开私募基金业的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也列于其中。《华尔街日报》今年7月4日在“博裕投资：中国太子党麾下的私募基金”一文中，公开了私募基金行业新宠江泽民孙子江志成进入博裕投资之事。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则是位高权重的原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可以说，无论从实力、经验、关系还是参股途径，红色家族出身的金融新贵很有可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先购买者。就算政府规定，单个股东或公司最多不能持有超过20%的股份，红色金融新贵们凭借他们熟练的技巧，完全可以通过壳公司、间接持股或者交叉持股等各种方法达到目的。一旦红色金融新贵们通过控股大型银行而实现对金融业的主导，党管经济将变成权贵集团操控中国经济。

      且不谈这种私有化对国民的影响，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将显而易见，各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发展经济而不必还债的捷径便从此断绝，哪个红色金融新贵愿意让自己的钱打水漂？各地方势力大概不会喜欢这一改革。当然，中央可以允许将大型银行的省分行就地私有化，允许各省区行政首长的家属们购买，让大家利益均沾，来换取他们支持这种改革方案，但技术上难度很大，因为过去十几年各地银行分行烂帐如山，诸侯们私人可不想背包袱。

       朱镕基当年推行国企改革时，奉行抓大放小政策，将市场竞争性强的行业私有化，留下了一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行业让国企垄断，如石油化工、铁路、粮油等。这些经济寡头为胡温十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税收基础与物质保障。这些企业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国有银行的金融倾斜支持，一旦银行私有化，这些国企很难再从银行得到过去那种极为优惠的政策性货款支持。因此，这一改革很可能遭到大型国企利益集团的反对。

      习近平在目前党还掌管一切的格局下，对付红色家族的政治压力就已经非常费劲，收拾一个薄熙来尚且左支右绌，再对付多个羽翼丰满、财力雄厚的红色财团，恐怕更费劲，这一后果不可不预计在内。

　　*来自地方政府的可能阻力*

       土地私有化的内容是让中国数亿农民出售自己的土地，据说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整合农业用地。

   　这里且不谈农民的就业等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在困扰中国社会，但在政府眼中已非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了。李克强总理可能是想通过私有化，终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同时结束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危险局面。

      但是，要想终结土地财政，必须为地方政府找到可能的经济转型之路。但中国经济现状并不美妙。一位叫津禹的作者根据他从各报搜集的头条消息，写了篇“中国即将破产的9大行业”，其中列举了光伏企业、造船业、钢铁行业的危机，以及LED照明行业因产能过剩，巨头钧多立破产行业洗牌加剧的危机，家居卖场受电商、成本上涨冲击正在不断消失，中小房地产企业遭受挤压式破产，有航运业经营惨淡，信托公司的庞氏骗局面临破产，第三方理财行将倒闭600家。

       另一篇“中国十大资源枯竭走向衰亡的城市”列举的十大城市包括煤都内蒙古鄂尔多斯与煤炭王国陕西神木，它们的衰落是煤炭行业的现状写实；甘肃玉门油尽，湖北黄石与云南铜都东川则矿竭城衰，三城是资源性产业的夕阳残照。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广州与温州这两座曾富甲一方的城市居然也名列衰亡清单。广州作为珠三角政治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先是沾毗邻香港之优势、广东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生产基地，广州也成为全国最富的城市。近年来，广州在珠三角加工业衰落时曾积极转型，培育了汽车业这一“战略性主导产业”，许多日本汽车品牌选择广州为生产基地，但自去年钓鱼岛问题爆发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受到很大影响。前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竟然也到财政部哭穷、要求支持。温州多年来致力于发展鞋业、服装、皮革、眼镜、制笔、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业，这种模式也走到了尽头。

       在新的产业未涵育出来之时，地方政府仍然会寄希望于土地财政（有的省已开始实施新城镇化的十年规划），土地私有化将使地方政府通过买地卖地赚取土地那巨大的增值差价之路断绝，可以想象其阻力之大。

      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最后会汇集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那里。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对李克强的经济改革应该说是全力支持，毕竟目前已经到了穷则思变的时候，不改革将无以图存。但压力大了，能否扛得住，则是另一回事，毕竟地方治理还得依靠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目前大都债台高筑，财政压力极大，有的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民生更是早就顾不上了。退而求其次，无论是维持公务员群体的工作热情还是维稳，无一不要金钱支撑，没钱就没有稳定。

       世界银行的改革蓝图想走市场化改革之路，道理正确，但这个改革方案却有意忽视了中国的制度环境，即市场化改革中起作用的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而是利益分肥的政治交易潜规则。这一规则作用下的改革，会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改革目标，是事先必须考虑的要素。

 

新晋三高官  阅历不一般！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2名的，是来自南华早报作者不详的《林铎、胡和平、王小洪就任新职务》。这是一篇对大陆地方高官人事变动的时政分析，内容如下：

5月28日，香港《南华早报》（简称“南早”）报导，林铎、胡和平、王小洪近日职务有了变化。报导引述上海政法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道银指出，这3人的升迁，对中共“十九大”的高层权力交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他表示：“在习近平展开第二任（党总书记）之前的一年，干部们的升迁事关重要，可被视为2017年人事更替的前奏，如果等到2017年才部署，会被视为过于仓促了。”

 

    今年4月被委任为甘肃省省长的林铎现年已60岁，2014年8月，林铎调任辽宁省纪委书记的，今年3月底，林铎被跨省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4月1日，林铎出任甘肃省副省长、代省长。

 

据陆媒报导，在此前的人事调整案例中，未出现过从省级纪委书记直升省长的案例，此次林铎任甘肃代省长，算是“开了先河”。

 

港媒援引消息人士披露，林铎“空降”甘肃卡位意味明显，待明年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届退休年龄退休后，如无意外，林铎将接任省委书记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甘肃省的人大全体会议通常在每年1月举行，但今年却罕见在5月召开，而且会议唯一的议题，就是把唯一正式候选人林铎“选举”为该省省长。以出任省长的林铎，其退休年龄将延期至65岁。

 

现年54岁的胡和平，今年4月被委任为习近平老家陕西省省长。资料显示，胡和平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与现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是同窗。2002年陈希就任清华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及校务委员会主任后，同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胡和平与陈希又成为同事。2013年4月，陈升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后，2013年11月胡即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此外，据公开资讯，胡和平，山东临沂人，曾任大陆清华大学副校长、常务副书记等职。2015年4月，胡出任陕西省委副书记，是习近平清华系校友。

 

据中共官媒5月20日报道，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小洪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

 

现年59岁的王小洪曾长期在福建公安系统工作，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习近平主政福州市期间，王小洪曾先后在其手下担任过福州市闽侯县公安局局长、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

 

小鹏升大鹏   是真还是假？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3名的，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为综合的《传李鹏儿子李小鹏将升任山东“一把手”》。止老编编辑本站看点此时看，前前总理之子离开山西已发官宣，但是东进鲁地升为书记，还是返京国务院履新，还不明朗。都是红二代，小鹏升级咋就这么慢、这么难？文章全部内容如下：

 

有消息称，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儿子、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将接替姜异康，升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从“二把手”转为“一把手”。

《星岛日报》昨天引述北京消息报道，63岁的姜异康卸任后料将退居二线。

57岁的李小鹏曾长期在中国电力系统中任职，素有“亚洲电王”之称。他于2008年弃商从政，离开华能国际电力，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并于2013年升任省长。

报道说，山西两年前出现“塌方式腐败”，至少七名省级高官落马，而李小鹏期间曾先后辅佐袁纯清、王儒林、骆惠宁三任省委书记。

中国最近一次省部级大员大密度人事调整是在今年6月底7月初，涉江苏、江西、青海、山西等多省“一把手”。

当时青海原省委书记骆惠宁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并传出李小鹏将外调出任国资委党委书记或山东省委书记。

据悉李小鹏是为了协助骆惠宁熟悉山西工作而暂时留任。

李小鹏调离山西后，盛传山西省委副书记楼阳生将接替他，晋升省长。楼阳生长期在浙江工作，官至省委统战部部长，被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浙系”人马。

另一方面，在最新一轮的省部级大员人事调整中，除山东、山西，也涉内蒙古、云南等多个省份。报道引述消息说，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将接替64岁的王君，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59岁的李纪恒是广西人，长期在广西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丰富。他2006年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调往云南，历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长，并于2014年升任省委书记。

 

省官再调整  又是新一轮！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4名的，是来自新华社的综合消息《中央宣布新一轮省级领导干部调整》。这是国内最权威官方媒体对省委书记一把手最新变动的通稿报导。

　　

杜家毫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同志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陈豪同志任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同志不再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最新消息，李已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吴英杰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西藏区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区委书记，张春贤仼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

 

 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政法委书记邓小刚将接任云南省长。

 

杜家毫简历

 

杜家毫，男，汉族，1955年7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上海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文化，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1973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12月入党。

 

1973.03-1975.07 上海市跃进农场工具厂工人、副指导员、党支部副书记

 

1975.07-1978.09 上海市跃进农场党委委员、综合计划组组长、场党委副书记、场政治处副主任

 

1978.09-1981.09 上海市农场局团委副书记

 

1981.09-1984.06 上海市农场局团委书记（其间：1982.09-1983.01上海市委党校第九期轮训班学习）

 

1984.06-1985.06 上海市农场局科技处负责人

 

1985.06-1990.04 上海市农场局工会副主席（其间：1987.02明确为正处级，主持工作；1983.09-1988.06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学习）

 

1990.04-1992.03 上海市农场局党政办公室主任

 

1992.03-1993.01 上海市松江县委副书记

 

1993.01-1998.07 上海市松江县委书记（其间：1995.09-1996.07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5.09-1998.07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1998.07-1999.10 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

 

1999.10-2003.02 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

 

2003.02-2003.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党组成员

 

2003.04-2003.08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2003.08-2004.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委会主任

 

2004.04-2007.12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其间：2005.03-2007.05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7.12-2011.04 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

 

2011.04-2011.09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2011.09-2012.05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2012.05-2013.03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

 

　2013.03-2013.04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2013.04-2013.05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党组书记

 

2013年05月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豪简历

 

陈豪，男，汉族，1954年2月生，江苏海门人，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4月参加工作，在职大专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经济师。

 

1973.03—1977.04江苏省海门县临江公社介云初中代课教师

 

1977.04—1978.02江苏省海门县临江公社广播站新闻干事

 

1978.02—1979.03江苏省海门县临江公社工业办公室政工员

 

　1979.03—1979.06上海市静安区果品公司职工

 

1979.06—1983.09上海市静安区果品公司团总支副书记、书记

 

1983.09—1985.06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干部、副科长、科长（1980.02—1984.01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职学习）

 

1985.06—1990.05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1990.05—1990.12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事局局长

 

1990.12—1992.12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1989.05—1991.06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1991.09—1992.09挂职任上海市静安区工业工作党委书记）

 

1992.12—1993.02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部长，区人事局局长

 

1993.02—1993.04上海市静安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人事局局长

 

1993.04—1995.08上海市静安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5.08—1996.09上海市静安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1996.09—1997.06上海市静安区委副书记

 

1997.06—1998.02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1998.02—1999.11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书记

 

1999.11—2003.02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书记（其间：2001.03—2003.01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3.02—2003.0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3.03—2008.02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其间：2006.03—2006.07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8.02—2010.11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

 

2010.11—2011.01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候选人、书记处书记人选、党组副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

 

2011.01—2013.02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

 

　2013.02—2014.10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10），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员（2013.06）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2014.05—2014.07国防大学省部级研究班学习）

 

2014.10—2015.01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省长、代省长、党组书记[1]

 

2015.01—2016.8 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中共十八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英杰简历

 

吴英杰，男，汉族，1956年12月生，山东昌邑人，198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0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974.10—1977.10西藏自治区林芝种畜场知青

 

　1977.10—1979.09西藏自治区拉萨西郊电厂职工

 

1979.09—1983.08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3.08—1986.01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普教处干部

 

1986.01—1987.04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普教处副主任科员

 

1987.04—1990.06西藏自治区教科委中小学教育处副处长

 

1990.06—1993.03西藏自治区教科委接受援助办公室副主任

 

　1993.03—1994.10西藏自治区教委接受援助办公室主任

 

1994.10—1998.05西藏自治区教工委委员、教委副主任

 

1998.05—2000.03西藏自治区教工委副书记、教委副主任

 

2000.03—2000.05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2000.05—2003.01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厅长（2000.03—2001.01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0.03--2003.01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中共党史专业学习）

 

2003.01—2005.06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2005.06—2005.07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

 

2005.07—2006.10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区副主席

 

2006.10—2006.11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

 

2006.11—2011.11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1]

 

2011.11—2013.04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自治区行政学院院长（2012.12兼）

 

2013.04—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兼任区党委党校校长

 

2016.08—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全国简历

 

陈全国，汉族，1955年11月生，河南平舆人，197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2月参加工作，经济学硕士。

 

1973.12--1977.03 陆军一军三师炮团服役

 

1977.03--1978.03 河南省驻马店汽车配件厂工人

 

1978.03--1981.12 郑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1.12--1983.10 河南省平舆县辛店公社工作

 

1983.10--1985.04 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办公室秘书（副县级）

 

1985.04--1988.09 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副秘书长、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88.09--1992.09 河南省遂平县委书记

 

1992.09--1994.02 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委员、遂平县委书记

 

　1994.02--1996.03 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6.03--1998.01 河南省漯河市委副书记、市长（1995.03--1997.07在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硕士学习）

 

1998.01--2000.11 河南省副省长

 

2000.11--2001.01 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副省长

 

　2001.01--2003.04 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2003.04--2004.01 河南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

 

　2004.01--2005.11 河南省委副书记

 

　2005.11--2009.11 河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河南行政学院院长

 

　2009.11--2010.01 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10.01--2011.08 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

 

　2011.08--2016.08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官场浮沉   孤独仇和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的，是来自拥抱印度洋、作者不详的《谈谈仇和这个人》。文章发文之时，正巧仇和案初审完毕但未宣判之时，其中酸甜苦辣和教训经验令人深思唏嘘。文章全文如下：

　

2016年8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受贿一案。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仇和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仇和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被告人仇和：今天，在审判长依法公正的主持下，庭审过程庄重、严谨、理性、文明，体现了依法庭审和人文关怀。我完全接受检察机关对我的指控，绝对服从审判机关的最终判决。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

 

全国及贵州省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60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旧文新读】

 

1。孤独仇和

 

对云南官场来讲，仇和是一个突降的外来者；于昆明民间而言，仇和是一个野蛮的拆迁者；但对他自己来说，他觉得是一个施政理念不被理解的孤独者。在这三者之间，仇和始终都没有学会妥协合作。在政治岁月的最后，他本想寻找中庸之道，可终究一切已来不及。孤独，成了他最终的宿命

　　　　

熊思远为仇和震惊了两次，头尾伴随着仇和在云南的开始和结束。他是云南大学的一名教授。

　　　　

2015年3月15日，熊思远想早点回家看李克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便在头一天通知学生早一点下课。当他匆匆赶到家时，记者招待会已近尾声。“并没有我们期待要宣布某些‘你懂的’的消息。”自2012年温家宝在他总理任期最后一年的记者报告会上捅破薄熙来事件后，他对每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都充满了期待。

　　　　

他关掉电视，准备休息一会儿，但还没躺下，手机就响了。朋友转给他的一条中纪委刚刚宣布的消息显示：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脑子里立马有3个大问号，接着3个大惊叹号。”熊思远说，“等到了大消息，却是我不想看到的。”最后，他再三强调，要求加上一句，“支持中央的决定。”

　　　　

此时，他想起了刚到昆明时的仇和。在一次会议上，一个老朋友用昆明本地话告诉他，仇和要来昆明了。他一时没听懂，回问朋友“哪个球和”。当朋友告诉他是明星官员仇和时，他震惊了一下，觉得，“昆明有希望了。”

　　　　

从希望到问号以及惊叹号，近8年时间，仇和在云南到底经历了什么？

　　　　

　　铁腕治官

　　　　

2007年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委关于昆明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调整变动的决定：仇和同志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昆明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此时距离十七大结束两个多月。仇和是十七大结束后第一位跨省调动的部级干部。那时，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了一条快车道，跨跃式发展成了各个城市的主流。

　　　　

会上，仇和用带有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表了“八无感言”。他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过事，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这样的官员没见过，从他透露的信息看，跟本地的官员太不一样了。”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这样评价他对仇和的第一印象。这位干部说，昆明节奏太慢了，培养了太多的懒官，的确也需要一个有视野的官员。“在仇和来之前，如果通知9点开会，官员10点能来齐就非常不错了。”

　　　　

“如果用水温来比喻仇和来之前的昆明官场的话，那就是30摄氏度。”对昆明官场有长期观察的民间人士霍泰安说。

　　　　

仇和很快就见识到了这样一个“温吞水”的官场。有一次，仇和让办公室通知干部，第二天8点在市委大楼集合，前往滇池视察。次日，仇和按时到，可下面官员到的很少。仇和非常生气，手一挥，孤零零的一个人上车先走了。走之前，仇和让一位干部留下，交代没有按时到的干部，跑步去滇池见他。

　　　　

“这太符合他(仇和)的风格了，不管任何时候，他从来不会等人，果断，干脆。”昆明本地一位公务员说，“经常是这个点跑完，就直接跑下一个点，让干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此后，昆明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治理官场的措施，《新世纪周刊》称之为“仇和旋风”。

　　　　

上任昆明整一个月，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

　　　　

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但有一些民间人士称，仇和的电话根本打不通。

　　　　

15天后，仇和又公布他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有一段时间，仇和要求所有的干部都必须学会三门小语种。“那时候，连村干部都没日没夜地在学外语。”霍泰安说，“仇和很明确要把昆明建成面对东南亚的大都市。”

　　　　

上任昆明之初，仇和直接住在市委办公楼。“他办公室晚上经常灯火通明，他不下班，别的人也不敢下班，有事做事，没事也找点事做，干部都要装得很忙的样子。”昆明本地一干部说。

　　　　

“此时的水温显然烧到了75摄氏度。”霍泰安说，“大家发现，要跟上仇和的节奏，就得跑起来。”

　　　　

不久之后，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把仇和安排住进了令孤安(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前任)在云南任职时住的房子。“一个副部级官员，享受着正部级干部的房子，这让很多级别跟仇和一样的官员对他有很大的意见。”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峻说。

　　　　

仇和在昆明官场的强势是众所周知的，他对外界也从来不掩饰这一点。在当地官场，与其搭档的时任市长张祖林被称为他的小弟。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又让基层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仇和有了很大的意见。

　　　　

2008年2月20日，仇和邀请了江苏省的一批官员和商人，到昆明给干部介绍招商引资经验。却没想，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位干部竟打起瞌睡，仇和当场点名。两天后，这位招商局副局长被辞职。此事件报道后，仇和的铁腕治官被一些人称好，但也有一些人说这是“人治”。后来，仇和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情后，通过秘书向外界澄清了一点：他并没有要这位干部辞职。

　　　　

此事无意中割裂了仇和对媒体的信任感，他对报道很不满意，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此事件的意义。“后来，他从来不接受本地媒体采访，也几乎不接受外地媒体。”一位本地媒体人说。

　　　　

“这件事情以后，昆明的干部都很畏惧这位领导，唯恐改革的刀子动到自己身上。”熊思远说，“对他是又恨又怕。”

　　　　

这也正是仇和的矛盾之处。尽管他觉得媒体的解读歪曲了他的本意，但在内部，他却顺水推舟，默认了既成的事实。

　　　　

“其实这时候，在云南官场，仇和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昆明本地的一位官员说，“在官场，很多人惧怕仇和，觉得他太认真了。虽然表面上认同，私下里却常常抱怨。一些干部甚至纷纷找关系，调到省机关去。”

　　　　

本地官员对仇和的排斥，让他显然跟这个官场格格不入，觉得有必要找到一些能执行他施政理念的干部。瞌睡门事件发生前，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这样的举措让昆明本地官员更不敢懈怠。“也有些人认为，这些外来的干部占了本地干部上升的位置。”一位官员说，“当地人称这批博士为‘仇宝宝’。”

　　　　

40名博士基本都被安排进了昆明市下辖县区的一些重要领导岗位。仇和在接见这批博士时，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是想从外面获得支持的力量，从昆明市的中层干部中获得执行力。同时，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执政智慧。”一位知情者讲，“仇和觉得这批人有知识，也有现代意识，可以在未来把政府的秩序和程序建立起来。从而改变目前这种人治的局面。”

　　　　

一位跟‘仇宝宝’有过深入接触的干部说，这些人进入官场后的确给官场带来了一些新风。“在法规程序的制定上做得非常好，也打破了很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格局。”

　　　　

遗憾的是，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后，这批博士几乎都被调离了原有岗位。理由就是“书生气太重，完全对事情没有决策能力，不懂官场”。

　　　　

在仇和执政昆明整一百天时，当地的一份报纸为此做了一份特刊，细数他给昆明带来的种种变化。云南当地的学者对仇和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云南大学教授称之为“仇和新政”。

　　　　

时任云南省委一位主要领导看到报道后，颇为不悦。“带话给报社，说尽管报道很客观，也很真实，但还是尽量低调些。”一位知情者说，“另一位省领导看到后，也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省委常委里面又不是仇和一个人，其他人也还是在做事的嘛。’”

　　　　

面对官场同僚的不理解，仇和依然孤独地前行，他的说法是，“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认为，虽然仇和带动昆明经济实现了飞跃的发展，但遗憾是“最后他没能在昆明官场培养一个他的反对者”，并没有兑现他自己的承诺。

 

　　有理想，无情怀

　　　　

在官不聊生的同时，昆明民间却拍手点赞。“通过整治官场，改变官员的作风，获得了民间力量的巨大支持，刚开始，至少有90%的民间力量在支持他。”昆明当地一位公务员说。

　　　　

“去政府办事，找得到人，事情也好办了。”霍泰安说，“让老百姓有了直接的认识，对整个办事机构的直接观感发生了一个良好的变化。”

　　　　

外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正式任命之前一个月，仇和就悄悄到了昆明。知情者说，仇和经常打出租车，一个人去昆明的市区和郊区秘密调研。其间，他用任命前的最后4天，除了解市委各个办公室的情况外，还请当地的媒体提供近期报纸的报道，并强调要“负面”的。“看看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和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仇和这样解释原因。

　　　　

上任昆明的当天下午，仇和就到便民服务中心和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昆明民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座城市的主政者。大家觉得，这个官员不一样。

　　　　

跟别的官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仇和到任之后，就迅按下了昆明城市的建设键。

　　　　

云南当地资深媒体人郭敏说，昆明城市建设第一次质的发展是在1999年。当年，世博会在昆明举行。之后，这座城市的基础建设基本原地踏步。“仇和过来后，算是第二次质的发展。”

　　　　

2008年1月17日，仇和在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昆明：“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

　　　　

“村城，困民”，这种在昆明民间流传甚广的段子，却从来没有一位昆明的主政者拿来在会上说。当时，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因此，《新世纪周刊》把仇和的调任解读为，“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他的宿迁改革的认可。从昆明来看，这里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员。”

　　　　

对于昆明的交通，仇和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大家知道，1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10个出入口，2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20个出入口，3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30个出入口，500万人口的城市需要50个出入口，而拥有600万人口的昆明，却只有17个出入口。”

　　　　

这是仇和刚到昆明就决定治堵的原因。“出租车司机对城市的交通抱怨太多了。”一位知情者说。

　　　　

在此种情况下，昆明一下子启动了84个城中村的改建和6条地铁的修建。整个昆明城成了一个大工地。

　　　　

媒体只注意到了城中村改造中制造的矛盾，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城中村的治安。在城中村未改造之前，昆明市的犯罪率中，城中村要占到60%。这也是仇和决定在3年内把昆明城中村改造完成的一个因素。

　　　　

但在此过程中，仇和并未充分考虑到居民的承受力。其实大部分不是反对拆建，而是反对拆建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完全可以用一种更柔和的方式，推进政策的实施，尽量减少扰民，这样大家就更能理解一些。”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尽管对于修路和城中村改造，民间多有怨言，但几乎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直到拆防盗笼事件发生，仇和在民间的声望从“几乎一边倒的喝彩转到了质疑”。“老百姓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强势的人，他做事并不是为了讨好百姓，而只是为了推进自己的施政理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场人士说。

　　　　

2009年，在仇和的提议下，昆明城开始了“拆防盗笼运动”。“为了市容的整体统一，要求所有凸出墙面的防盗窗全部拆掉。”

　　　　

显然，昆明市民都抵制这项拆除运动。“开始要全部自费拆，后来只要沿街拆就行，政府给一定的补偿。”

　　　　

最终因反对的声音太大，这项拆除工作只得叫停。“节节败退，很丧气。”接近仇和的一位官员讲，“他还经常跟我们抱怨，说老百姓不理解他。”

　　　　

“可他却从来没有理解老百姓为什么要装防盗窗。”郭敏说，“仇和有抱负，却没有情怀。”

　　　　

此时的仇和，在昆明民间倒成了一位野蛮的拆迁者。“手段过于野蛮，其实完全可以用妥协合作的方式。”上述接近仇和的官员说，“但这正是他自负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学会去理解民众。”

　　　　

为了学习新加坡政府的执行力，他派出大量公务员赴新加坡。而他自己，也特别推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拆防盗笼激起民愤时，他引用了李光耀的话对身边的人说：“自己从不在乎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选择了让人畏惧，其实就选择了孤独。仇和对身边的人说，他忙里偷闲时，喜欢“独自到海埂大堤上，去看不远万里而来的红嘴鸥，看空阔无边的滇池，看睡美人般的西山，看蓝蓝的天、悠然的云，看树荫下、花丛中与海鸥同乐的人们”。

　　　　

仇和上任之初，下力气治理滇池，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思路，并铁腕推行“河长制”，让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认领入滇河道，治污责任到人。“应该说问题拿捏得非常精准。”郭敏说，“在他那几年，基本不会有污水流入滇池。”

　　　　

但另一个治滇池的举措也常被人诟病。仇和常给身边的人推荐一本书《水葫芦拯救世界》，并从江苏大量地引进水葫芦。“他真的认为水葫芦可以拯救滇池，可事实证明不行，后来，政府为了清理打捞滇池的水葫芦，不得不向世行贷款。”一位知情者说。

　

仇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比如，他本想通过引进40名博士来规范政府的行事程序，却没想，他自己对法治的破坏，无所顾及。在卸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夕，浙江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入昆明。当时此公司想在呈贡拿一块地，在周边的土地达到700万一亩时，此公司却只愿意支付200万一亩。

　　　　

后来，土地的相关部门觉得实在不好交待，只得找到公司再商量，最后，同意加到300万一亩。“不久后，市委市政府就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了一个文，把土地的交易价格就规定在了300万一亩，也就是说，在土地招拍挂之前，价格就已经先定好了。”一位接近昆明官场高层的知情人说，“都是由仇和一手安排的。后来此公司要的地块的招拍挂就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形式。”

　　　　

另一件事情就更为离谱。2005年，昆明市在建设呈贡新区之初，云南本地一家企业――诺仕达集团在昆明新市委市政府办公楼边上拍了一块七百多亩的地块。就在企业把所有正常手续走完、准备建设之时，仇和调任昆明。在一次视察中，仇和在山上指着诺仕达集团的地块说，“这块地换掉，种上树。”

　　　　

当时，仇和问随行的时任市长张祖林有什么意见，张祖林回道，“我就一句话，按书记的指示办。”此后，昆明市委市政府以要建设生态区的理由发文给企业，要求收回此地块。

　　　　

诺仕达集团的董事长任怀灿不得不临时从加拿大赶回国内沟通此事。最终，只得同意政府用周边的地块来置换。

　　　　

“有能力的领导，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视法治的人。”上述知情人士说，“说翻脸就翻脸，把政府的公信力置于何处？”

　　　　

还有一件置政府公信力不顾的事件更广为人知。在仇和未任职昆明之前，云南本地一批企业家在昆明周边拍得一些地块。仇和任职昆明之后，觉得这些地块出让的价格太便宜，便要求这些企业向政府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来，由于这批企业家的抱团抵制，才逃过一劫。

　　　　

“先发一个文件让补缴费，第二次发文又说没有补缴费的企业不给办证，最后又发文说不再补缴费。”上述知情人士说，“来来回回的，完全都是按领导的个人意愿办。”

　　　　

　　理解和妥协

　　　　

执政昆明4年，赞扬和批评一直同在。这种争议，也让仇和想通过另一种速度来平息。仇和曾说，“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

　　　　

却没想，这种发展的速度，带来了更快速度的争议。

　　　　

其实上任之初，仇和也希望从云南本地的官员中找到一些同道者。到昆明的第三天，仇和带着秘书去拜访了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峻，希望杨支持他的工作，并为昆明的建设提建议。

　　　　

杨维峻说，这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一上任就来拜访他的昆明市委书记。在杨维峻家的客厅里，他们坐下来交流了十几分钟。杨维峻提出了对昆明建设的三条建议，仇和一笔一划地记在了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仇和的秘书在边上告诉杨维峻，“你看，我们仇书记最愿意听不同意见了。”

　　　　

“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个会给昆明带来不一样变化的人。应该能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杨维峻说。可一个月后，杨维峻就失望了。他每次想找仇和再聊聊时，身边的秘书总是以“书记很忙”推掉。由此，杨维峻断定，仇和怕见他。

　　　　

“仇和觉得杨维峻的意见跟他的不符，而他也不可能去接受杨维峻的建议，所以只好不见。”一位知情者说，“但他也从来不会去跟人解释。”

　　　　

但就算激烈批评者如杨维峻，也表示不能全部否定仇和。“至少他在治理滇池的某些方面还是有功的。”

　　　　

仇和习惯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的发展观充满了自信。在昆明官方和民间都不理解的情况下，他曾试图从云南以外的地方找到理解者。

　　　　

2008年3月20日，在一次圆桌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批评仇和在昆明推行的“全民招商”政策。不久后，他接到来自昆明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到昆明去实际看一下。”

　　　　

在赴昆明之前，姚洋特意为仇和准备了两本书作为礼物。一本叫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叫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国家的视角》是一个叫詹姆斯?斯科特的美国人写的，他在书中分析了像前苏联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以及完全按规划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亚那样一些本意是要改善人类生活、但在现实中却遭到彻底失败的例子，强有力地向人们证明，这些失败的背后，都是极端现代主义在作祟。本意是为了农民更幸福而建设的集体村庄，却导致农民生计潦倒；为了人民的福利推行的政策，并不一定为人民带来好运，尤其当这个政策是由一个英明但主导性很强的领导者以强力推动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是加拿大女学者简?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书中对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姚洋说，他当时特别希望仇和能好好看看这两本书。

　　　　

此行结束前夕，仇和请姚洋吃饭。姚洋说，在两个小时的饭局上，都是仇和一个人在说，他根本插不上话。“还是比较有水平的，看得出来，也有一些能力，也比较真诚。”姚洋说，“一直在阐述自己的施政理念，希望我们都可以理解他。看得出来，他有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委屈。”

　　　　

跟仇和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似乎大都认可他的个人魅力和改革者的姿态。

　　　　

葛红兵教授几年前被仇和邀到昆明座谈。“上午座谈我介绍了一些我们的研究案例，其他人谈得更深，仇和始终在记，午饭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他的身边，席间我又谈了一些国外的案例，没想到，午饭结束时，他说谈得不过瘾，第二天下午，他又安排了一次座谈。他很谦虚，也很想干事，也很坦率，也很朴素。”

　　　　

姚洋也承认被仇和的个人魅力折服，但他依然保留对仇和的批评。

　　　　

　这两本书的书名，似乎也为仇和的结局做了一个注脚。姚洋说，“如果他看了这两本书，相信他此时肯定会想起这两本书来。”

　　　　

　　“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2011年12月3日，在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前，仇和用《庄子》内篇?卷二中《人间世》的一段来作为离任讲话的开篇。

　　　　

此次讲话中，他对自己任职昆明4年的所作所为，多少有些反思。“4年来，我虽然做了一些自己职责所系、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相比，与全市各族人民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受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由于受自身能力和水平、智慧和胆识的局限，尽管本人在主观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有一些想去做、该去做的工作没有去做，也有一些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些工作做得不够完美、不尽如意，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遗憾。我时常觉得，如果自己在学习上再刻苦一些，或许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会更高一些；如果自己在工作中能更深入一些、接触群众更广泛一些，或许考虑问题会更全面一些；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虽然过去不能假设，时光也不能倒流，我们却可以从过去得到启示和借鉴、得到激励和鞭策，以便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石鹏飞说，从这些话里，他能听出仇和对于离开的遗憾和不甘心，“觉得自己的抱负没有实现，是一种孤独的离开。”

　　　　

从此，仇和好像低调到了“尘土里”。霍泰安说，不仅在官方场合见不到，在报纸上也见不到，“有时候长期没他信息，我们经常猜测仇和是不是调出云南了。”

　　　　

这种低调的背后其实是孤独。以前常跟随仇和一起视察的一位官员，去年在一次会展上最后一次见到他，“觉得仇和孤独得有点让人心痛。”

　　　　

这位官员说，在视察江苏企业来昆明办的会展时，仇和基本不说话，都是别人说，他偶尔点点头。“比8年前老了很多。”上述官员说，“来昆明后，看着他的眼袋一点点变大，头发一天天变白，可以从他身上明显地感觉到失落和无奈。”

　　　　

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后，仇和也曾想修复官场和媒体的关系。因此，他专门请到他特别欣赏的一位前明星官员――吕日周到昆明为他谋划。但此事因为他的犹豫而作罢，一如他在云南省委常委班子2014年度民主生活会上所说，“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坚克难上主动性不够高，存在要我干与我要干的矛盾。”

　　　　

2015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在一次分组讨论会上，仇和对时下的反腐表示了赞成，他告诉在座的代表，“反腐好，只要按程序办，就不会出事，像我，就好好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自己的按章办事。刘汉在出事前，想在昆明搞房地产开发，便找到白恩培。白恩培把刘汉介绍给了仇和，仇和礼节性地请刘汉在昆明吃了一餐饭，然后告诉刘汉，一切还是要按程序办，他无能为力，帮不上忙。

　　　　

在政治岁月的最后，仇和终于学会了跟命运妥协。但留给他的，终究还是孤独。

 

　（来源：《南都人物周刊》 文/徐丽宪 杨静茹)

 

【旧文新读】

2  再说那个大干、强干和蛮干的仇和

 

3年前，那个大拆强拆的仇和不再担任昆明市委书记的消息传出时，有昆明人为“仇和新政”的结束扼腕叹息——昆明失去了成为东南亚国际大都市的机会;也有昆明人燃放鞭炮送客——他走了，昆明人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然而，昆明的事情没完：2014年7月，仇和的继任者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被免职;10月，刚刚走马上任的高劲松书记遇上了8人被活活烧死的昆明市晋宁县大规模群体械斗事件;2015年伊始，副市长李喜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昆明怎么啦?事实上，今天的昆明还是停留在仇和画的图纸上，机遇中充满挑战，为此，有必要再议仇和。

　　　　

一、“昆明新政”——仇和在昆明干了什么?

　　　　

2007年12月，仇和主政昆明时有媒体称之为“昆明新政”，新政的宏伟目标是把昆明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国际化城市，治吏、修地铁和拆城中村是达成这一远大目标的三个支撑，路径是地产经济——通过拍卖拆掉的城中村土地和征收房地产税获得巨额财政收入，龙头是修地铁，吏治的目的是达成目标的一个手段。具体展开过程如下：

　　　　

第一，治吏。抢眼的治吏让仇和在中国政坛名声大噪。据说，仇和到昆明后不久，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讲话，台下一位昨晚熬夜的副科长打瞌睡，仇和当即下了他的官，从此，昆明市的公务员开始打起精神来。公务员上下班打卡，市区县级领导电话公开，对于那些不理解执行他的“新政”精神的人，不换思想就换人。仇和治吏下的昆明市委市政府的办事作风给人耳目一新，以至于女士们用球鞋换下了半高跟鞋，因为跟仇和去调研，他的步子飞快。几乎每个公务员都有招商的任务，打卡、招商，不少公务员在暗地里怨声载道，可去政府办事的老百姓很高兴，因为办事的效率高了，“衙门”的作风改变了。

　　　　

第二，修地铁。仇和在昆明干了一件伤筋动骨的大事：修建地铁。虽然早在1993年的昆明《城市发展与公共交通总体规划》提到了轨道交通，但仇和第一个吃螃蟹，并且，他把原来规划的6条线扩大到9条线路，总长304公里，规模位居中国第四。2010年5月1日，昆明地铁1、2号线首期工程开工，同年8月，3号线建设开始启动，预计2013年底完工。按开工当年的人民币市值计算，三条线同时开工并预期完工，至少需要800亿人民币，动工之际资金缺口300多亿。

　　　　

2012年7月1日，远在郊外东站到昆明长水机场的18公里轻轨象征性通车，但没几个人乘它去机场，因为从市区坐公共汽车到东站，再从东站做轻轨到机场，不如直接坐机场大巴方便省事。蹊跷的是，这条本可以与城里连在一起的轻轨，通车两年多了却迟迟不连，让独家运营的机场大巴公司赚个够。庆幸的是，几经波折，2013年5月20日地铁1、2号线南段正式通车，这是一条有用的地铁，它把昆明主城区与呈贡新区连在一起。

　　　　

第三，城中村改造。昆明市内有336个城中村，城中村占据的地皮很值钱，但它们是“藏污纳垢”之处，有损于城市形象，仇和计划5年内拆掉所有的城中村，取而代之的是商住楼、小区和花园。拆城中村可谓一举两得，卖地的钱和商品房税用来修地铁，之后，地铁和轻轨所到之处地价暴涨。此外，仇和还下令把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还可以使用20多年的市政府大楼和昆明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文化馆炸掉。据说，另一十大建筑昆明饭店在2015年也将被拆掉，仇和拆掉了很有特色的老昆明。

　　　　

宏伟的蓝图非常好，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地铁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2011年3月，与全国其他被限购的城市一样，昆明楼市限购令实施细则出台，房地产的“冬天”意味着政府的口袋没有了钱，资金链被切断，地铁建设大大放慢了脚步，一些建了一半的楼盘停工了，一些拆掉的城中村成了废墟，没有了投资商去竞拍。没钱，资金链断了，经济杠杆没了，“昆明新政”偃旗息鼓了。2011年12月，这位大干、强干的市委书记被提拨为工作不太忙的省委副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仇和高调治理滇池污染给昆明人留下了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滇池被誉云南的“高原明珠”，是昆明的母亲湖，同时也是典型的“公地悲剧”，无论是政府、房地产商还是村民，人人都想占滇池的好处——30年前是在滇池周边建厂，现在是政府和房地产商在滇池海埂建高楼。滇池已经病入膏肓，治理滇池很有必要但很难。仇和的治滇工程被市民交口称赞，他制定的不让污水流入滇池的“河长制”使滇池水有变清的趋势。

　　　　

二、外来的和尚想干事，想干事的人会惹事

　　　　

好干事的仇和给昆明来了个开膛破肚，把昆明变成个大工地。为什么仇和与他的前任不一样，只能用个性来解释：这个从发达的江苏“空降”到昆明的外来户有想法，肯干事，但干事的人往往会惹事，因为他不讲程序，武断。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近30年来，仇和之外的9位昆明市委书记均为云南人或在云南工作成长起来的外地人，唯有仇和是外来的。一个从未在云南工作过，在人事交往上他与本地没有瓜葛的书记可以轻装上阵。

　　　　

事实上，外来和尚好念经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他有尚方宝剑，在人事安排和经费使用上有绝对的权力;其次是“霸气”，有镇得住下属的魄力;三是有一定的干事情的能力。想干事的仇和跟那位腐败书记白恩培形成鲜明对比，白恩培在云南10余年，他不想干事只想稳，甚至是以权谋私利。

　　　

外来的仇和念出了与本地书记不同的经：一改昆明市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温温吞吞的作风，雷厉风行，仇和速度;二得江苏等地老板的支持，在一个惟GDP是重的时代，没有商人相助，GDP是上不去的，仇和离任了，商人也走了;再三是宽阔的视野。领导干部见多识广很重要，年轻的时候可以在发达地区摸爬滚打，也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基层与民众共甘苦，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有发达地区的经历就难以体会到贫困山区发展经济的艰难。在这一点上，仇和与接替他的张田欣又形成了反差，张田欣上任后搞了一个亮化工程，给昆明市容涂脂抹粉，不到半年，昆明杂乱的市容依旧，没得到实惠的老百姓不说张田欣半点好话。

　　　　

但是，好事有时会变成坏事。1958年的昆明市委赵增益书记(1956—1966)大跃进时期砍掉了滇池周边大量的山林去炼钢铁，并填掉了1.12万亩滇池湿地;1970年的兰亦农书记(1969—1971)“围湖造田”，通过修建大坝把3.5万亩滇池水域变成农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②]如今只剩下三百余里滇池。到了仇和，他对昆明大动干戈。没有确切的数据，估计五分之三的城中村已经被拆掉，还有被拆掉的火车站螺蛳湾小商品集贸市场，那些被伤害的千余名户商家只有自己承受拆迁的代价。昆明曾是一座很有建筑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历经多次折腾，再加上仇和把一幢撞老建筑拆掉，昆明将成为没有特色的水泥丛林。

　　　　

拆迁中的暴力、权利侵犯和一些人的寻租可以忽略不计。仇和说过：“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GDP的时候，哪里有人权呢?”那些准备回迁的被拆迁户翘首等待早已到期的回迁日。谁不守信用?市政府?房地产商?拆老昆明易，建新昆明难。现在的昆明是一个有价无市房地产市场，大量的土地流拍，停工的地铁沿线地价未见涨。附带一提，仇和走了，他原来准备要进行的教育和医疗系统民营化改革逃过一劫，是祸是福已可知，因为他在宿迁医改已成为国人的笑柄。

　　　

三、依照宪法做事——仇和的教训和启示

　　　　

一个有争议的仇和，一个干了一次就让人后怕的仇和，“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仇和如是说。没有民主，没有监督，典型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唯一有的任期制有一定的监督效果，可几年一换的市委书记可以做什么?修建地铁是一项浩瀚巨大的工程，伦敦第一条地铁在1863年1月10日通车后，最后一条线到1979年才对外开放，耗时百年;北京地铁建设始于1969年，迄今仍在建设中。显然，任职四年仇和是在做世纪工程，他可以拆掉几条街架起几座钢筋铁架楼，要建百年传世楼房几乎不可能。

　　　　

写作本文的目的不是调侃仇和，也无意探讨现行的用人机制和权力限制机制问题，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后面的昆明市委书记知道他的前任，在一个有800年历史、市区常住人口320万的昆明大舞台，要干好事情很不容易，但为官一任，还是有规律可循：

　　　　

第一，干好事是上策，保持现状是中策，若要寻租为下下策，张田欣、白恩培和李喜是为例。

　　　　

第二，如何能干好事情有石头可以摸着走：书记带头依照宪法和法律做事;各级政府部门政务公开透明;民众有参与城市发展、与政府和商人协商的渠道。

　　　　

第三，统计学研究表明，书记干得好不好是昆明人的一种感觉，与GDP无关，人们的幸福感也与GDP无关。

　　　　

第四，昆明最需要的软实力，不是高楼大厦。所谓软实力同样是上述三点：依照宪法办事;政务公开透明;民众参与。事实上，这三点也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所提倡和要求的。

 

　　（来源：共识网 文/黎尔平）

 

【旧文新读】

3．      情系昆明 造福人民

　　—— 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2011年12月3日）

　　          仇 和

 

各位领导、同志们：

 

刚才，维佳部长宣布了省委对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我完全赞同、衷心拥护、坚决服从。田欣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政策理论水平高、思想作风过硬、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由他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是合适的。纪恒代省长作了重要讲话，对昆明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昆明领导班子寄予了殷切期望，对昆明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希望大家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2007 年12月，中央和省委调我到从未来过的云南昆明工作，转眼已过去四年时间。省党代会期间，忙里得闲之时，我就独自到海埂大堤上，去看不远万里而来的红嘴鸥，看空阔无边的滇池，看睡美人般的西山，看蓝蓝的天、悠然的云，看树荫下、花丛中与海鸥同乐的人们。而这个季节，北国风光更多的则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东部沿海也是冬意渐浓、寒风阵阵。我庆幸自己，能够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好时代。特别是来到昆明这四年，正当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际，正值我国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之时，正逢云南着力推进现代新昆明建设之机，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构建了难得的干事创业环境。昆明作为享誉世界的春城，又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门户型、枢纽型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之美、高原风光之美、民族风情之美、都市时尚之美和边境异域之美。在昆明工作四年，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是我成长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是我工作中最充实的一段经历。伴随着调离日子的临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难以平静。连日来，昆明的山山水水，昆明的父老乡亲，昆明的广大干部和一起奋斗的事业，时刻萦绕在心头、浮现在眼前，一幅幅画卷、一幕幕场景，是那么清晰、那么鲜活，令人难忘、令人感动、令人眷恋。

　　 

“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记得刚到昆明工作时，我曾经推荐大家看迪拜酋长阿勒马克图姆的《我的构想》。这本书在开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非洲，每天清晨，羚羊醒来便懂得自己要跑得比狮子快，否则其命运便是灭亡。还是在非洲，每天清晨，狮子醒来便懂得自己要跑得比最慢的羚羊快，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每当晨光开启，你就要比别人跑得快，才能得以生存。这是草原铁的法则和规律。而我们所处的世界，竞争无处不在、日趋激烈，已由大鱼吃小鱼，转为快鱼吃慢鱼！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排序易位频繁、此起彼伏。回顾过去四年时间，正是基于这种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我与昆明的同志们、同事们一道，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开拓创新、务实苦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现代新昆明建设，在昆明跨越式、追赶型、超常规发展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取得了阶段性成绩。我深知，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个人的贡献是微小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于昆明历届市委、市政府打下的良好基础，得益于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悉心指导，得益于各驻昆单位和兄弟州市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市级领导班子的精诚合作，得益于各级干部的创造性工作，更得益于全市726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借此机会，谨向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同事以及全市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过去四年的工作，很多是在补课、打基础、还历史欠账。它既是历史的传承和延续，也是未来的起点和根基，而许多战略性举措还刚刚启动，今后的工作仍将是任重道远。我和同志们都很清楚，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间，昆明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仍然处在落后位次、较低水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四年来，我虽然做了一些自己职责所系、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相比，与全市各族人民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受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由于受自身能力和水平、智慧和胆识的局限，尽管本人在主观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有一些想去做、该去做的工作没有去做，也有一些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些工作做得不够完美、不尽如意，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遗憾。我时常觉得，如果自己在学习上再刻苦一些，或许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会更高一些；如果自己在工作中能更深入一些、接触群众更广泛一些，或许考虑问题会更全面一些；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虽然过去不能假设，时光也不能倒流，我们却可以从过去得到启示和借鉴、得到激励和鞭策，以便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马克思曾说过，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造福人民，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的前途命运是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所决定的，个人的抱负、才能和作用只有顺应党和人民的需要才能得以发挥。历史注定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的一代、创业的一代、奉献的一代，也是铺路的一代、打基础的一代、承前启后的一代。这次组织上对我工作的调整和安排，不仅是中央和省委对我的培养、信任和关怀，也体现了对昆明工作和广大干部的认可与肯定，体现了对昆明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关心与重视。回顾四年来，我和昆明的同事们一起大干、拼搏、攻坚、冲刺，经历了多重挑战和考验，也曾遭遇坎坷、曲折、困惑和茫然，但我们从不动摇、从不折腾、从不懈怠。这四年，对昆明发展来说，是现代新昆明建设加速推进、跨越式发展全面展开、区域性国际城市蓄势待发的四年；对昆明干部群众来说，则是务实多于务虚、实干多于空谈、付出多于回报、辛劳多于收获的四年。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付出已有回报、辛劳已有收获，昆明的发展变化既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社会的认同，也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认定。对于个人，这就是人生价值的阶段性实现；对于地区，这就是区域发展的阶段性进步。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更使人振奋，更让人安慰的？昆明各族干部群众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这片热土，无愧于这份事业！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当前，昆明历史性地迎来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实施桥头堡战略两大机遇，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改革创新的攻坚期、对外开放的提速期、文化事业的繁荣期和社会建设的转型期。与大家一样，我对昆明的未来满怀信心、满怀期待、满怀憧憬。我憧憬着，昆明更加民富市强，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排名快速提升，产业和企业品牌享誉全国乃至全世界；我憧憬着，城乡居民充分享有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创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机会，个个脸上都绽放着幸福的笑容；我憧憬着，贫困地区、困难群体的人们不再为吃、穿、住发愁，城乡建设过程中被征地拆迁的人们全部搬进新居，生活得更加富足、更加安康、更有尊严；我憧憬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公共文化设施星罗棋布，节假日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新的风尚；我憧憬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深入人心，公平正义充分体现，人们普遍追求真理、尊重科学、注重和谐、崇尚文明；我憧憬着，城市城镇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市民们可以在公园里、广场上、林荫下休憩流连；我憧憬着，滇池水清岸绿，鱼儿洄游，孩子们又可以在水中嬉戏玩耍；我憧憬着，交通四通八达，地铁快速便捷，出行的人们再也不用为高峰期堵车而烦恼；我憧憬着，众多外国机构、跨国企业落户昆明，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们在大街上往来穿行；我憧憬着，昆明让外地人一提起就充满向往，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真正成为一座彰显区域性国际城市魅力的“壮丽大城”。

　　　

回顾四年来，在昆明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在市级领导班子这个充盈温情的团队里，大家坚持用心思考、用心决策、用心做事，为昆明的事业倾注了精力和心血，寄托了情感和追求，付出了热忱和努力。我也深深地融入了红土高原、彩云之南、滇池湖畔，深深地爱上了昆明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昆明人民勤劳智慧、朴实善良、吃苦耐劳；昆明干部觉悟高、能力强、干劲足。他们平凡而伟大，拥有生生不息的高原情怀、大山精神，高远、开放、包容，坚定、担当、务实，是昆明发展和进步的脊梁。四年来，我与昆明从素未谋面到植根坚守，与大家从素不相识到相逢、相知、相勉，朝夕相处、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一起担负责任、承受压力，一起殚精竭虑、用力使劲，一起废寝忘食、加班熬夜，一起分享喜悦、庆祝成功。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奋斗，使我们成为很好的同志、同事和朋友，这种情谊将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志同道合的同志之情，比手足之情还要珍贵；这种真诚质朴的同志之谊，比金兰之义还要高尚。今天，我虽然与同志们深情话别，依依不舍；但省、市同城，今后我仍将愉快地工作、生活在昆明大地上。我一定倍加珍视并永远记住在昆明工作的这段美好时光，倍加珍视并永远记住各位同志的支持帮助，倍加珍视并永远记住与各族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

 

这次会议以后，我就要从昆明到省里上班。我将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牢记使命、不负众望，勤勉敬业、开拓进取，严格律己、清正廉洁，为加快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作出积极贡献！虽然离开昆明工作岗位，但我依然会永远热爱昆明、情系昆明，关注昆明、支持昆明。凡事只要有利于推动昆明发展、有利于造福昆明人民，我都将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我在昆明任职四年与大家共同形成的一些思路、决策和措施，是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现实情况和认识水平作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有的可以继续坚持，有的应该深化和完善，有的则需要调整、修正和改变。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形势变化的必然，也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因此，坚持、深化和完善我会很高兴，调整、修正和改变我同样很高兴。衷心希望昆明的工作和事业，能够在创新和超越中不断发展前进。我坚信，在以田欣同志为班长的市级领导班子带领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经济繁荣富强、文化特色浓郁、社会安定和谐、生态环境优美、开放包容多元、民主法制健全、人民生活幸福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必将崛起在祖国西部大地上。

 

在云南工作，就是云南人；哪里实现理想，哪里就是家园。昆明这座城市给了我阳光、雨露和养分。我愿意作春城大地上的一棵树，为这座城市增色添彩，与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植根在这座城市，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梦也会在这座城市。

 

最后，我想再说三句话：

 

我衷心地感谢昆明人民！

 

我深深地热爱昆明这片土地！

 

我真诚地祝愿昆明的明天更美好！

 

文明冲突  兑现多少？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7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著名旅外学者刘学伟的《20年后重温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原标题为《20年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兑现了多少？》全文如下：

20年前，1996年，有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学名著发表于世，它就是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 ·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历史预言。20年来的历史发展惊人地证明，亨氏在这本书中的预言，大部分已经兑现，剩下的部分也有非常大的可能继续兑现。他作为一个预言家，猜错了的部分实在不多。

这本书的主题其实出现得更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仅仅两年的1993年，亨氏就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当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片轰动并哗然。三年以后，亨氏意犹未尽，又发表了这本厚达四百余页的专著，来尽情地发挥了他的相关见解，并再次引起学界热议。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世人不得不承认，亨氏的确洞烛先机，但依然于实事无补。就是说，亨氏的那些警告，并未让西方提高足够的警惕，以预防这种恐怖事态的发生；也未能阻止事后反恐战争的扩大化，徒然消耗了西方已经衰落了的大量实力。

这里先用最简洁的语句把亨氏该书的中心思想叙述一遍。

苏联崩溃以后，地球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就告一段落。主导下一阶段国际争端的核心分类将是文明。争端通常会在不同文明板块相接之处即断层线发生（比如科索沃、巴以、乌克兰）。但最危险而必须避免的是各个文明的核心部分的直接对抗。由控制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和GDP份额……各方面观之，西方文明的整体实力都在明显收缩。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化）并没有使它们在文化上更西方化，反而加强了它们复兴传统文化的力量。加上它们在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方面的崛起，非西方世界明确处于攻势。现在西方世界的要务不是还要妄想把世界西方化，而是确保自己文明的独特性不要在将来被非西方的文明淹没。

值此纪念该书发表20周年之际，本人发表此文，一方面是想向大家再一次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同时，当然是要发表对此书预言的许多感慨。

第一节  亨氏关于文明的一般论述

这本书让笔者最受触动的就是它的厚重的历史感、沧桑感。亨氏是一个政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书读来居然有汤因比那样最博学的正牌历史学家的韵味，真让人叹服。

我们先来看一些他在这本书中关于文明的一般论述。

【下面一节中，有好些这两本书的引文。为了区分，在本结论中，所有整段的引言，都用楷体表示。如果在楷体中还有引号，那就是原作者在引用的别人言论。而其中的黑体（包括在引文中），一般则是笔者所加。】

什么是文明？就我看过的书而言，还是亨廷顿说得最有神韵：

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它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

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

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  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极端上，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恰好重合。卢西思·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然而，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伟大的负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其包含了来自各种种族的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下一个问题是，地球上一共存在过多少个文明？

英国堪称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一共划分出26个文明。但这些文明又有不同的等次。

【楷书是汤氏原意，但不是原文照抄】

第一部分的文明是独立的文明，就是说，该文明在世的时代，在空间上并不附属于别的文明。但这并不是说，在时间上，它的前面就一定没有渊源，或称父辈甚至祖父辈的文明。

在旧大陆，独自发源，没有父辈的文明一共只有五个：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文明。

大家都知道，前四个文明都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中华文明至今鲜活。

然后是有渊源的文明：

叙利亚文明，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和赫梯文明等四个父辈文明

希腊文明，从属于爱琴文明。

然后有非洲文明，先后从属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

最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共同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

再然后，是一些更小的卫星（附属、子、次级）文明。

比如朝鲜文明、日本文明和越南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

东南亚文明，先是印度文明的卫星文明（佛教），后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变成伊斯兰文明的卫星文明。

亨廷顿引用奎格利的观点，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

这七个阶段的第一段本人看得不明白，去掉。余下6个阶段换一套中国化的名称：1.萌芽、2.成长、3.战国、4.统一、5.衰败、6.灭亡。

当下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西方学者也认可的发展阶段论上看过去，实在是十分地迟熟。因为这个文明结束战国阶段至今不过数十年，而那个统一的普遍帝国时代还未完成，而且很可能永远也完成不了。相应地，华夏文明的战国时代已经在两千年以前结束，而普遍帝国也是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形成。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中国的说法：大一统】的阶段。本世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第二节  现代化、西方化和西方文明的八大特质

亨氏这本书给笔者的第一个教益就是明白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

 

我用标准的学术语言来描述一下现代化和西方化：

现代化很好理解，就是器物层面的一切进步，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那个“用”。它包括一切物质方面的进步，包括火车飞机轮船电灯电视电话，但却不包括精神，也不包括电视里讲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西方化呢？当然是在精神层面被西方人同化了。一旦彻底完成这个西化，那些非西方文明的人种（比如被自小收养的其他种族的儿童）就除了肤色体型之外，不剩任何自己的东西。这些人经常恨不得自己的肤色体型也经过通婚再通婚，以最快的速度融化在西方种族中。不是还有大名人去历经痛苦漂白自己的皮肤吗？

那么除了器物方面的不同以外，西方文明都有一些什么精神方面的特质呢？对这些特质，笔者当然已经有许多的感悟，但从未把它们与亨氏告诉我们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清晰地分开。自己也从未注意到，其实这些特征，早在西方进入现代以前，就都已具备。下面是本文最长的一段引文，详述这八大特征：

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1、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5、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6、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8、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清晰地让笔者领会到西方文明/文化拥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八大特征是本人读这本书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笔者相当深刻地领会到，没有这融入全体人民血液的八大传承，是非西方文明要想成功移植西方制度时面临的比经济发展不足更深刻的困难。因为经济发展是可能用几十年至多上百年的努力补起来的，但这八大文化传承之由来已有上千年甚至超过两千年（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历史，其它文明要如何去补课？又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补这些课？相反地，华夏文明也有自己超过两千年的政治传承，现实的发展也正在说明，这个政治传承，可以和前面已经说明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相恰相容。就是说，现代性也可以建立在东方性之上。

第三节  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三种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1.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2.接受两者；3.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第一种方式的错误不言而喻，这里忽略讨论。下面来看主张全盘西化即第二种方式的土耳其基马尔主义的标准论述：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在他们的国父基马尔指明的这条路上已经不屈不挠地努力了近百年。不能说他们没有成绩。因为土耳其已经有了一个历经波折的宪政体制，其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穆斯林世界除产油国以外的最高水平。但是他们脱亚入欧的历史任务始终无法完成。欧洲人始终认为他们是异类，不是“我们”。土耳其人加入欧盟的夙愿在英国退欧以后显然已是永无达成之日。另一面，历经了多少次的军事政变，土耳其的世俗化也无法完成。大家也知道，土耳其的伊斯兰特征正在加强，军队已经无力阻止这个重新穆斯林化的潮流。刚刚发生的土耳其未遂政变已经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土耳其军人通过政变维持基马尔路线的轨迹。现任的埃尔多安总理正在得占土耳其压倒多数的穆斯林人心的方式逆转基马尔主义，大步回归伊斯兰传统。土耳其在他的领导下，显然会与欧洲渐行渐远。这是一个在两种文明之间无所适从的国家。它最终似乎还是只有回到原来的文明，也就是说，土耳其的全盘西化无法成功。

亨氏的书中有左面这样一个图来描述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不同反应。

A是原点。从A到B是基马尔主义，同时现代化和西方化。从A到C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A到D是没有现代化的西方化。那就是无数非西方国家失败的画虎类犬式的西方化。第四条从A到E的路的意思是，两化同时出发，但在现代化有一定成效以后，回头搞文化上的本土化。这是新加坡和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主张和行走的道路。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这个表述也是笔者以前的分析中没有注意到的。即可以现代化却并不西方化。现代化可以加强非西方世界抵御西方化的力量。

第四节  东亚的经济增长是西方文明的心腹之患。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多数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虎紧跟其后。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将于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记住亨氏写上面这些话时是1996年。而今年是2016年。后来这20年，才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当年的20倍！而西方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整体份额，比亨氏当初估计的下降得更快。他预见到了2001年9.11，可是没有预见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

下面接着讲东亚的经济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多文明的大杂烩。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拙。李光耀于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O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IO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我不能不佩服李光耀和亨氏在那个年代就能如此地见微知著，凭借还十分有限的发展现实就准确地掂量出中国的发展对21世纪的世界意义。

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做好有效地发动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要做出这个决策的时机看来还没有到达美国当权者的面前。美国人即无力全面压制中国，又不甘心放弃现有的太平洋霸权。他们只是在做一些有限的反击来拖延做最后决断的时日。不过与中国全面开战，我看是没人敢做。对此亨氏也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

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

关于中国经济/东方文明的重新和平崛起对世界/西方的未来的可能意义，是一个太大的题目。笔者不可能在这里详细阐述自己的与亨廷顿/李光耀相似又略有不同的意见。只想说一点：亨氏忧心忡忡的中美之间、或中日之间、或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大规模全面战争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两个理由就足够充分。第一是有核武器在保卫世界和平，大家都不愿意同归于尽吧？第二是西方整体的军事力量都已经不足以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看看美国/西方打阿富汗、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现状就可以清楚地判定这一点。它们不可能有决心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第五节  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

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梦魇

亨氏这本书中，关于伊斯兰文明的论述，比关于东亚的还多。

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这段话是本书中亨氏对类似2001年9.11事件可能发生的最明确推测。他能猜到这个地步，已经近乎神功。

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敌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敌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文明与文明和平相遇，还是有一个谁包容谁，谁融化谁，或者说到底，谁主导的问题。一般而言，总是更先进的文明居于主导地位，包容它者，最终融化它者。哪怕侵入的文明有更强大的武力都不用怕。这就是华夏文明有容乃大，同化无数小文明的历史轨迹。西方文明也有数百年所向无敌的史绩。但是面对伊斯兰文明，他们的优势失效了。从大多数角度看，西方文明都应当比伊斯兰文明更强势。但是一个无法讳言的事实是：在欧洲的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

他们族内结婚，子女个个信教，绝大多数人都能严守教规，包括每日五次朝拜和过斋月。（整整一个月，日出之后和日落之前禁食。）再加上他们尽享欧洲的生育鼓励政策，（欧洲人不肯生怎么办？）可劲生孩子。依现状外推，从30年后开始，穆斯林就会从比利时开始，陆续在欧洲各国占据人口多数。

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

那么灿烂的欧洲文明，如果失去了欧洲血统、基督教徒人口的支撑，会演变成什么模样，笔者不敢太多想象，欧洲人现在是蒙着眼睛不去想象。说句实话，本人也不是欧洲人，也活不到那一天。但怎么就没有人未雨绸缪？不过就是笔者设身处地，为他们未雨绸缪，也想不出任何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已经完全不是移民政策的问题。因为就是从此以后移民为零，就凭现有的人口和生育率，就可以在数十年内铁定完成那个夺占这片丰美土地的千年未竟的事业。欧洲人碍于他们的人权和民主，对此真是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

而亨廷顿已经是一位最敢说的西方人士。在2005年他还写了另一本书名叫《我们是谁？》来专门探讨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要说的话，和说不出口的话，大家都可以想象。

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笔者担心的伊斯兰问题还有第二个，亨廷顿完全没有提到，就是这个文明完全没有东亚文明那种经济上的生产能力。人口越来越多，经济始终上不去，石油采完以后，最后得到哪里去找出路？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伊斯兰文明为什么没有东亚文明那种在经济上的活力？按说伊斯兰世界离欧洲文明比东亚文明近太多，它们之间的互相交往互相学习的历史也比东西方之间源远流长太多。伊斯兰文明，尤其是其中作为核心的阿拉伯民族的的制造业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笔者以为是这个文明的前途中最大的困境。这是它必须向外移民而不能自行繁荣的根本原因。亨氏在本书中没有深挖这个原因，本文也点到为止，以后另找机会发挥。

第六节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

在这本书里，他激烈地批评在美国国内流行，把持了大部分政治正确（political connectness—简称PC）的多元文化主义。似乎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他可能就犯了PC错误。在欧洲，问题更严重。因为在国家的统计中，在任何学术书籍中，都不能提及种族一词（ethnic,ethnique）。你试试用英文输入这个词，还能看到无数的资料。用法文输入这个词，只能看到关于马或狗的种族问题的讨论。关于人，一个答复也不会有。但是，鸵鸟把头扎到沙堆里，猎人就不会追过来了吗？好在还有一些年头可等。让儿孙们再去发愁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这些话都说得振聋发聩。可是就和他当初关于文明冲突的警告一样，无人听得进去。西方仍在继续地以比亨氏20年前预计更快的速度多元化。失去主导民族或主导民族换了别个之后会怎样，大家去翻历史书。所以笔者说，当下西方遇到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还是小焉者。30年后的种族危机才是滔天大难。我们现在正卖劲讨论的民主、人权，与之相比，都会不值一提。

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

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一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洽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的确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有不同的结论。作为主体民族，如果他占绝对的优势地位（比如中国的汉族），的确不妨宽大为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适当放任。但中国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主流文化的地位必须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必须能够逐步地融合支流文化，至少要能够永久地确保主流地位，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如果一视同仁，笔者必须原则赞同亨廷顿的意见，支持西方人维护他们的文化的主流地位的努力。

作为旅居法国的华裔，本人也清楚地领会到他们对移民带来的外族文明不压制也不扶植，基本上任其自然的态度。

但欧洲的伊斯兰文化在西方多元文化的宽纵下，和其人口一起日益发展，眼看要威胁到他们的基督教文明的主流地位。他们也开始纠结。

比如现在的伊斯兰世界的IS阵营中，已经有数千名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血统的人在那里参加圣战，与欧洲文明殊死作对。欧洲人已经开始对此种新局面不寒而栗。

笔者已经预估，二三十年内，当穆斯林人口真的占到欧洲某国总人口的30%以上时，会出现紧张事态。最后结局如何，现在不想逆料。

第七节  西方的价值独一无二

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迈克尔爵士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的世界里。

冷战后，美国就正确的对外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辨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亨氏有西方一些大学者常有的一种冷静和睿智，不狂妄自大，能够居安思危。他能在西方当下的许多盛世荣景中，看到大量盛极而衰的警讯。他告诉我们：

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多，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他陈述得很清楚，当一个文明不能维持收支平衡，无力为未来投资，而只能积累债务，坐吃老本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开始走向衰败了。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观察。笔者的总判断是，有几个回缓是完全可能的，但老去的大趋势是无可挽回的。只能想办法尽可能地退却得更有秩序了。这其实和亨氏的战略判断是一样的。

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干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第八节  西方文明的退守

那么怎样才能最好地准备战略撤退呢？亨氏是方案如下：

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销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一、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二、把中欧的西方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三、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四、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五、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六、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七、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八、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笔者其实早已发现，西方的学者，甚至是著名的学者，其实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影响力也有限。比如亨廷顿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谆谆告诫，几乎都没有被西方/美国的当权者听进去。比如亨氏提醒的（尤其）不要（用武力）去推广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比如不要把俄国逼得太紧。比如不要干涉其它文明的内政（比如叙利亚内战、比如现在中国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纠纷），西方国家的政府有听吗？

关于第五条，笔者有点特别的感慨。似乎西方已经承认，日本早晚会落入中国的囊中。但中国的当局有这个意识吗？如果前景真的必是如此，那现在是不是不妨对它再宽厚一些呢？

不过，这八条至少第一条到第四条，再加第七条，已经是西方政府的共识，只是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个问题。

 

总括起来，笔者要对亨氏这本书说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值此该书发表20周年之际，笔者建议大家进行一番认真的讨论。本人当然也准备继续发言，阐述自己的相关的与亨氏见解显然属于同一个学派，但当然还是有进一步发挥的见解。以下这一段话，是笔者达致的其实与亨氏见解极为接近的一个核心判断。更多的进一步的判断，以后会继续发表。

任何一個文明，必須由建立、信奉它的人民來承載。文明真的是永遠跟它的人民在一起。人民就是文明。人民繁衍了，其文明也會繁衍。人民搬家，文明會跟著一起搬家。人民換了，文明就會換。人民換一半，文明的精氣神也會換一半。人民沒了，其文明也就沒了。一個有長久傳承的人民，要徹底改換精氣神，全盤融入或接納另一個文明，那是極度的困難。地理、地域，乃至周邊人文環境，都次要得多。在一個給定的地域，如果原文明的承載者因為任何原因被外來的另一個文明的承載者大批取代，幻想原文明的精氣神可以（依靠比如一部憲法、或一套價值觀）永久存續，那很可能、很擔心是圖樣圖森破，上臺拿衣服。

 

司徒雷登  中国难别?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8名的，是来自CND、作者佚名的《中国欠司徒雷登一个敬礼》。老编妄议，作为学者和使者，雷绝对是伟大的，但作为大使，雷又是复杂的。但作为历史人物，雷与中国却是无法割裂的。诺大中国，应有雷的立足之地；繁杂中国历史，应有雷的一笔。全文如下：

 

   是的，本文讲的就是那个被太祖专门写文章道别的司徒雷登，或许，他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做了美国的大使。

　　但是，正是他建成了北京大学，

　　帮中国引进了文明的火种。

　　今年，这月，正好是司徒先生诞辰140周年

　　能人帮谨以此文，

　　献给帮中国带来文明火种，

　　却没有享受哀荣的司徒先生。

　  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样的心志，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当年司徒雷登在亲人的墓前

　　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 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 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 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 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雷登Stuart和燕京大学1947年11月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 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 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司徒雷登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前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司徒雷登与学生的合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二战期间，日本在山东 潍坊建立了一座外侨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潍县集中营)。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潍县集中营曾关押过2008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物。 这里有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蒋介石顾问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另外， 美国《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鲁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在潍县集中营度过了童年时光。

 

　　潍县集中营旧景


　　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了四年中的留影

　　1949 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可叹这位为了燕京贡献大半生的异国人,在回国前才有机会回去(杭州)看望亲人墓.谁知,这竟是最后一眼,今后再无机会。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在杭州故居前的留影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与教友们合影于’父亲的教堂’杭州天水堂前

　　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 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


　　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

　　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确实素无积蓄。

　　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 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其实,在回国3个月后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泾波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


　　晚年的司徒雷登得到傅泾波家人般的照料（1954年）


　　傅履仁（左）、司徒雷登、傅泾波（右）在美国合影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夫人艾琳·罗斯·斯图尔特

　　关于傅家,其实能写的也很多,只捡和本篇相关的吧.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北京,祖上是满族正红旗,早年傅泾波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后成为司徒雷登的秘书.在司徒雷登死后,傅泾波将其骨灰捧回，希望将来可以将其合葬于燕京大学司徒夫人的墓地。然而这一合情合理的愿望与要求竟然在其有生之年未被实现.事实是,直至今天,仍没有被实现.1973年,傅泾波受邀访问中国大陆；1982年傅泾波访问台湾;1984年再次访问中国大陆;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美国去世,临终前嘱托其子定要将司徒雷登之骨灰送归故里,可叹傅家两代人心心念念的就是将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大陆安葬燕京,然,终不得愿。

　　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 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对象，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傅履仁(1934年－2010年)，美国首位华裔陆军少将。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 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 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

　　今年，这月，正好是司徒先生诞辰140周年，

　　谨以此文，献给帮中国带来文明，却没有享受哀荣的司徒先生。

　　中国欠司徒雷登一个敬礼！

 

利益不能缺  朋友不怕多？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9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资深媒体人丁咚的《中国又多了一位老朋友？》。全文如下：

　　

菲律宾最近让人很闹心，对中国，还有美日政府都是。它的外交政策看上去“摇摆不定”，一会似乎倾向于和中国友好，一会又似乎要依靠跟美日的结盟，让人捉摸不透。就在23日，他还在表示，不希望在地区论坛上提出南海仲裁，以免刺激中国，并称将在年内与中国进行双边对话，并不排除本人访华，同时他还抨击美国干涉其严厉的扫毒手段。——这一切都符合中国政府“老朋友”的基本特征。

 

但转至次日，他的观点似乎变调了。他在一处军营视察时面向官兵说，他已经为更强硬的对抗做好了准备。他要求中方提出自己的条件，进行“以诚相待”的对话，如果彼此不能互相理解，导致谈判破裂，中方转而“硬来”，结果将是血腥的。他说，甘愿付出士兵还有自己的白骨为代价，阻止任何国家讹诈他们。他的政府不会大张旗鼓地拿南海仲裁说事，但这个问题迟早都有个“清算”。

 

这一外交政策姿态立即引起中国不爽。官方媒体愤愤不平地将此描述为菲总统对华“变脸”。中国历来从政治意义上对“清算”一词的理解，更让人联想起菲律宾正走在敌对的道路上，使中菲关系前途蒙上了阴影。

 

曾几何时，凭着在其华裔血统和在选举中的“亲华”表现，不少人几乎相信，中国的“老朋友”阵营将增添一位。杜特尔特将成为中南海乐见的座上宾。

 

不过，上任不久杜特尔特的执政风格和外交政策的基本面貌就逐步展现，其对华政策也初露峥嵘。与人们想象的相反，杜特尔特总统不仅不会扮演中国政府所欢迎的那种“老朋友”角色，而且可能是一个比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更强劲的对手。认识不到这一点，尤其是其对华政策的实质和底线不甚了然，那么最终只能作出错误的应对，令中菲关系继续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并使中国与周边关系更加恶化。

 

杜特尔特的对华温和姿态，无疑是目前中国政府打破周边外交日益孤立局面的重要契机。中国拿朝鲜没办法，与韩国关系“严重走低”，与美日关系趋于敌对，在南海又是烽烟四起，与印度也是貌合神离，在中亚地缘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北边的蒙古在中美俄之间打太极拳。这就是中国周边的基本状况。难得菲律宾出现了一个杜特尔特，为中国以此为突破口，缓和周边关系，实施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机会。

 

杜特尔特是一个直率、极端实用主义并深具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从诸多现象看，他在选举期间，对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关系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估，十分清楚阿基诺政府近乎一边倒的政策不利于捍卫和拓展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在外交上的第一步就是对前任进行“纠偏”，并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塑外交政策。他的直率的“大嘴”个性往往掩盖或模糊了其外交政策的实质。

 

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将是其对华政策的基调。从战略上来说，他是一个标准的国家利益主义者，他洞悉阿基诺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会导致自身陷入别国的政治棋子的角色，但他会利用一切可能，从中国得到自己想要的——绝不仅仅是与中国的贸易或者争取中国的投资与援助，譬如他在24日的军营讲话中他就坦率地指出，他不会将中国对菲律宾军营戒毒中心的援助作为交易的手段出卖国家利益。从策略上来说，他将会展示充分柔软的身段，包括呼吁与中国直接进行双边对话，在公开场合避免炫耀仲裁结果刺激中国，作为候任总统时第一个接见的对象是中国大使，主动派遣使节赴华“破冰”等等。

 

　这些在其前任看来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些都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国家利益主义派和极端实用主义者高度契合的政治家的特点，远不是西方对其的评价“摇摆不定”所能描述的。

 

　南海仲裁对他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筹码，他从不掩饰对菲律宾前总统为其带来的这个巨大优势。在一次与前总统的会面中，他当面向阿基诺表示了感谢。这意味着，仲裁结果是杜特尔特政府实施对华和解政策的基础和柱石。尽管他一再让中方放心不会在公开场合借仲裁结果羞辱中国，但他不会放弃仲裁结果以及将其作为双边谈判基础的意志也不可动摇。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不能一直躲着国际仲裁法庭的南海仲裁判决不管，但他对是否坚持仲裁结果保持灵活性，言下之意是将此作为从中国获得更多其国家利益的手段。这就是他所说的“清算”一词的背景。

 

在24日的讲话中，他还清晰地表达了将与美日的关系作为其对话谈判的重要筹码的意图。他警告中国如果不能相互理解，那么菲律宾别无选择将只能与美日一起“捍卫国家主权”。他甚至罕见公开提出，对抗和强硬也是他的选项。在这个实用主义者眼里，它们都是向中方施压的筹码。

 

对菲律宾来说，它明白当下中国据有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实际控制权，其渔民世代捕鱼的生活受到根本影响，同时菲律宾经济也因中菲关系恶化而大受打击。对它来说，实现渔民利益、经济利益以及领土主权利益，是主要诉求。而最难的后者，正是其期待中国展现灵活性的地方。

 

杜特尔特骨子里是个精明的政客，否则他也不可能在达沃市担任那么多年市长并一举胜选总统。他的外交政策也已展现出精明的特点，但他是基于本国利益而非区域或者盟国利益。美日确实是将菲律宾当作了对抗中国的一个棋子，虽然对菲律宾也是益处很多，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可能利益更直接、更迅速。

 

中国需要研判，是打开美国在亚太的结盟缺口，继续分化东盟，为自身赢得战略空间，减轻战略压力，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重要，还是继续在荒芜的小岛上跟菲律宾保持对抗以吸引民族主义，维护大国威仪重要，并据此作出战略抉择。确如杜特尔特所言，球已经踢到中国一边。中国遇到了一个比阿基诺更厉害的角色。众所周知，中国足球队表现很差劲。不知这场球会踢成什么样。

 

承办G20  杭州更迷人！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0名的，是来自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杭州市没有为此次G20峰会专门兴建任何新设施》。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中外记者也包括是中国民众关切以至解惑问题的发言记录。全部内容如下：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G20杭州峰会有愿景，更有行动，将推动制定杭州行动计划，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

 

问：据香港媒体报道，广州一些酒店禁止来自部分国家的游客入住，请问这是否是出于安全考虑？是中央政府还是广州地方政府的决策？

 

答：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这个说法的。中国政府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昨天一位俄罗斯记者也问过关于签证方面的问题，我已作出回答。第一，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政府政策在中国实施。第二，中国政府一向鼓励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友好往来，并愿意为此提供便利措施。

 

问：G20杭州峰会还有不到10天就要举行了。我注意到最近有国际媒体评论认为，中国应该利用举办G20杭州峰会契机，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好协调相关理念和行动，引领可持续发展。中方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具体举措？

 

答：确实，有很多国际媒体注意到，把发展问题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将是此次G20杭州峰会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中方推动下，今年二十国集团峰会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行动计划。“包容和联动发展”议题将直面可持续发展问题，推动各经济体协同共进，各产业联动共赢，各阶层繁荣共享，必将成为峰会的一大亮点。

 

具体而言，我们将推动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采取集体行动和国别行动，在积极推进本国落实工作的同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提供支持，以切实行动为联合国主渠道工作贡献力量。我们将就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出合作倡议，帮助这些国家加速工业化发展，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还将广泛讨论农业、就业和包容性商业等问题，关注妇女、青年和小农，推动农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探索宏观政策调节与扩大就业的关系，鼓励通过创业创造就业。

 

相信今年G20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将使杭州峰会释放更强劲信号，推动落实国际发展共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将于9月13日至18日在委内瑞拉举行。中方将会派谁参会？

 

答：中国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我们一向支持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多边议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作为观察员，中方会继续关注此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议程、重点讨论和开展的合作等。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问：据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有关报告，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G20国家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高达145项，平均每个月出台近20项。有评论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希望G20杭州峰会可以在贸易议题上有所收获。请问你有何评论？

 

答：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世界贸易总量的增长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这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切，对各国协同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也是不利的。

 

中方一直认为，越是在困境中，各国越要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这是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危机中应运而生的初衷。实际上，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这是各国公众关心的问题，也是G20峰会机制创建以来，历次峰会都反复强调和达成重要共识的政策点。

 

G20杭州峰会将继续聚焦“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议题，在坚持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这一大前提下，通过有效运用WTO多边机制和双边的经济沟通机制，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本届G20贸易部长会议在历史上第一次发表了共同声明，表明世界上最主要的20个经济体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持有共同的坚定立场。

 

在全球贸易增长连续5年低于3%的低迷情况下，中方同各方共同努力，已就维护开放、安全的全球贸易体系，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达成共识。杭州峰会有愿景，更有行动，将推动制定杭州行动计划，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

 

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近期的外交活动中表达了希望同习主席在杭州会见的愿望。中方认为实现中日首脑会谈还需要什么样的气氛和条件？

 

答：保持高层往来本身对中日关系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也确实希望日本方面能为此采取必要行动，创造必要条件。关于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双边会晤的情况，我已在此介绍过，很多国家领导人都表示希望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会晤和会见等。有关安排一旦确定，我们会及时向大家提供。

 

问：杭州市现在有了一些新建筑，安保更严，市民情绪很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此次会议筹备投入了多少资金？

 

答：杭州是一个漂亮的城市，能够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杭州人民也对此感到非常自豪。8月15日，外交部在这里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的时候，杭州地方领导人也介绍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特别是杭州市人民为迎接此次G20峰会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可能包括你提到的一些临时性措施。实际上，任何国家在主办这样大型的多边或国际活动时，都会采取一些必要的临时性措施。

 

至于你问到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为此花了多少钱，杭州市地方领导人已作出比较充分的说明。杭州市没有为此次峰会专门兴建任何新设施。在杭州市发展规划过程中已经有的一些设施，可能根据这次办会的需要作了一些必要调整。你可能也注意到，杭州地方领导人还介绍说，此次办会投入的情况是公开透明的。杭州市地方人民政府是会向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相关报告的。

 

　追问：那具体是多少钱呢？

 

　答：我刚才说了，它首先要向杭州市地方人大作出报告。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连续三期名列选网文章访问量前五名、本期第6名的《十九大谁会入常？》，由于往期已作介绍，这次就依例不专门阅学了。有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排行榜链接前去阅读，对中共新的人事布局或许有新的思考。

 

 

附：8月22日---8月28日文章访问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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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外交部：杭州市没有为此次G20峰会专门兴建任何新设施	1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