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看点（94）

       雷洋案律师团队主任律师   陈有西

命运虽“悲惨”   世界却“相反”！

由于名列上周选网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十九大谁会入常？》,以及因技术原因不能阅读的上周文章访问量第2名的《田戈：雷洋案获进展，草根民显力量！》，上期本站看点已作介绍，我们就依例先学上周选网文章访问量第3名、第82期本站看点的《命运虽“悲残”   世界却“相反”！》。全部内容如下：

           

名列选网第82期本站看点第1名的，是来自网络、作者为国家顶级著名律师陈有西等的《雷洋和邢警官的“悲惨世界”》。全文如下：

  

  北京检方依法告知和公布雷洋尸检鉴定意见　

6月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向雷洋死亡案件涉案警务人员及其家属、雷洋家属及双方聘请的律师依法告知了雷洋尸检鉴定意见。检察机关对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进行了审查，组织了专家审查论证、文证审查，确定死者雷洋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检察机关将继续依法侦查，结合侦查工作依法判断事实和证据，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和责任轻重。

涉案警务人员在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昌平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辅警周某起主要作用，且在案发后有妨碍侦查的行为。根据其行为性质和办案实际需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已报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变更强制措施，对邢某某、周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决定逮捕。

 

出身于政法大学、接受过法理与法治精神熏陶的邢永瑞，在面对雷洋激烈抗拒的时候，是什么让他冲昏了头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剧。

 

陈有西：我看北京人民检察院的尸检通报

 

【两警逮捕】刚才北京市检察院已经初步公开尸检简明结论，和雷洋案侦查进程，我们正在进行认真分析。针对很多媒体的追问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简要回应几点：

 

1，感谢北京市检察院严格、依法、严谨办案，初步确定了警察行为导致外因死亡的案件性质，对涉嫌犯罪两名警察决定执行逮捕。

 

2，死因已经排除原警方和官媒通报的心脏病等病理死亡因素，确定死者雷洋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案件定性关键问题已经解决。

 

3，雷洋涉警前在街道正常行走，没有醉酒，胃内容吸入呼吸道导致窒息，只能是外力暴力导致。

 

4，检察院现在通报只有一句话，信息不全。是窒息原因一因致死，其他身体伤痕等是否同为致死原因，需要在收到尸检报告书后，进一步进行研判。

 

5，根据通报，本案罪名性质已经明显不能定性为玩忽职守罪。

 

6，检察院通报中已经明确涉案警察有妨碍侦查行为。证实有伪造、隐匿证据妨碍侦查、误导社会的行为。

 

7，现在还只是初步侦查，希望对尚未执行逮捕的其他嫌疑人，和妨碍侦查、协助进行伪证掩盖真相的其他相关人，继续展开侦查。依法追究，不枉不纵。

8，本案严格依法办案，查明真相，实现司法公正可以预期。

 

邓清波：警察能从雷洋案中吸取什么教训？

 

2016-06-30 持不同正见者

 

6月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向雷洋死亡案件涉案警务人员及其家属、雷洋家属及双方聘请的律师依法告知了雷洋尸检鉴定意见。另外，涉案警务人员在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昌平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辅警周某起主要作用，且在案发后有妨碍侦查的行为。根据其行为性质和办案实际需要，两人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决定逮捕。（央视6月30日报道）

 

十年前，我曾经是警察，看到过自己的同事在执法过程中犯下过错，受到追究；十年后，又看到这起案件中的警察涉嫌类似不当行为。现在，我依然分管一个公安执法单位，应该说，还是比较了解警察们对这起案件进展的感受和想法的。担心的是，哪怕备受关注的此案中的涉嫌警察最后被查证确有不当行为，依法受到严肃追究，有的警察也未必就能够吸取到足够的教训，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执法水平仍然难以提高，公众还是会不满意。

 

这是因为，面对此案中的涉嫌警察被逮捕，一些警察除了会有物伤其类的感情困扰，还会觉得，无论如何，此案中的涉事警察是在抓嫖执法，维护社会良善风俗秩序或者说公共利益，有时候不采取强力的手段就无法达到效果，如果因为发生这种事件就要丢掉工作甚至锒铛入狱，那么今后警察谁还敢积极做事？事实上，网络上和社会上也确实有一种声音认为，警察是在扫黄抓嫖，而死者雷洋据说有不配合执法的行为，所以不应该太苛责警察，否则以后警察会不敢管事，更不利于公共利益，云云。显然，在这种想法下，有的警察就会同情此案中的邢某某和周某，认为他们只是运气不好，乃至为他们抱屈，而不会认真去吸取他们的教训。

 

一些警察乃至社会公众会步入这样的误区，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他们在认识上、理念上依然受到蒙蔽，那就是他们觉得，只要警察等公权力执行者是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甚至不得不有一些“打擦边球”的行为，无视法规程序，漠视和牺牲某些公民的个人权益。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公与私之间的正确的辩证的关系，从而导致警察执法权等公权往往被个别警察等执法者的私恶所侵蚀、绑架，政府部门的公权凌驾于公民个人的私权之上，随意以公共利益来牺牲公民正当的个人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警察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等教训难以被充分吸取，一再发生执法悲剧，也就是必然的。

 

因此，如果要提醒警察同志们从类似雷洋案这样的案件中切实地、及时地吸取教训，那么，我会建议他们，首先要对公与私的问题有更深入的反思。

 

第一，在公权和私权之间，私权地位更高。这是因为，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本身要用来为人民服务。或者更具体地说，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的让渡，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为了保障和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所以，公权力必须始终对私权利保持足够的、乃至是绝对的敬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凌驾于私权利之上，哪怕很多时候看起来公权力可以依法剥夺某些公民的个人权利，但那也是依据私权利与社会之间达成的契约，是依据应该由私权利所审定认可的法律，而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就是公权大于私权，或者说政府大于百姓，官员大于公民，等等。所以官民之间，官员确实应该是公仆，警官也不例外。

 

第二，在公益和私益之间，私益更加本源。因为，任何公共利益，说到底是为了服务和服从于社会成员的福祉，也就是公民的个人的正当权益。正如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离开公民个人福祉的公共利益是抽象的、不存在的。每个社会成员正当的私人权益得到保障，才能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或者说这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所以，尽管在很多时候，为了所谓公共利益常常需要一些公民让渡某些私人权益，我们也认可并推崇一些公民为公共利益而奉献的精神，但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公民让渡的私人权益是有权要求和获得补偿的，更是必须始终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我们维护公共利益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和实现每个社会成员的福祉，也就是他们的私人权益，而绝不能说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忽视公民的正当的个人私益，警察也不能为了扫黄打非等所谓公共利益，就可以漠视一个公民正当的私人权益。

 

往深层次说，中国社会曾经长期提倡“大公无私”，这确实是美德，但就民主和法治建设而言，“大公”也是“有私”的，公权力和公共利益中都有公民个人权利和权益在。基于这样的认识，警察们从雷洋案中可以吸取的教训，就是作为公权力的执行者，他们必须始终敬畏私权；作为公共利益的捍卫者，他们必须始终维护公民个人的正当权益；一切的公权力，必须始终受到公民权利的严格监督约束。

 

这或许有助于他们正确理解，为什么去“抓嫖”的两个警察，会因为涉嫌玩忽职守而被逮捕，这并不“冤”，真正冤的是死者雷洋；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他们也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依法办事、执法为民、文明执法，避免雷洋案这样的悲剧重演，让每个公民对自己的正当权益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免于恐惧而安居乐业。

 

肉吃得香  娘骂得狠？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2名的，是来自网络、作者为前不久不幸辞世、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求是》杂志副总编、著名杂文家朱铁志的杂文《“吃谁的肉，骂谁的娘”》。老编认为，作为著名作家和杂文家，朱铁志以如此方法告别人世是不幸的，但他的文章在其辞世后，能被选网朋友们热情捧读，也是有幸的。作为重民意、听民声、写民情的社会作家，读者不会忘记他，时代仍然记得他。文章全文如下：

朱铁志：“吃谁的肉，骂谁的娘”

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民以食为天”，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看一个人能否自立，首先要看他是不是打发了自己的肚皮，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家伙，还谈得上什么兼济天下？看一个家长是否称职，也要看他是否填饱了一家人的肚子，所谓“齐家”，首先是让妻儿老小肚子不饿。看一级政府是否合格，更要看是否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所谓“生存权”，完全可以首先理解为“吃饱权”。

不仅如此，吃，还是咱们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一种独特方式。对人友好，要请吃一顿；求人办事，要请吃一顿，结婚要吃一顿，死人也要吃一顿。请人吃饭的，有面子；被请的，也有面子。如果不能为人办事而吃请，那叫欠情；如果能为人家办事而吃请，那叫领情；如果既不能为人办事，又不肯领吃请的情，这人就有点不是东西，就是个没有良心的“白脸狼”，就令人不齿。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抨击的就是这种人。

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仔细想想，其实也不无问题。我注意到：持“吃肉骂娘说”的，多半是某块地面儿上的所谓父母官。在这些人的潜意识中，一定认为是兄弟我给你们肉吃、满足了你们的温饱问题。你们老百姓不对寡人感恩戴德、山呼万岁，起码不该再说三道四、妄议时政。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你们不短也就算了，反而长起来了，这就有些不合古来的规矩。

在不才看来，这番高论其实是模棱两可的。一般说来，中国人是最讲良心、最知恩图报的，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谓投以木瓜，报以桃李，说的都是这种传统美德。然而“吃肉骂娘说”却建立在浓厚的封建意识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皇权思想色彩，因而是很叫人不以为然的。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任何官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不论你官至何级，都不过是人民公仆而已。所谓“公仆”，就是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把本该属于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无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各种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吃肉”，吃的是自己的肉；骂娘，骂的是贪官污吏的娘。“吃肉”不是皇恩浩荡的结果，是人民自己的创造；“骂娘”不是“吃肉”必须丧失的权利。如果哪位官员昏庸到以为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乃是他阁下的施舍，以为可以用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堵住人民的嘴巴，岂不太可笑了。

一言以敝之：吃自己的肉，骂贪官的娘，有何不妥！

附：朱铁志简介

朱铁志，56岁，吉林通化人。历任《红旗》杂志编辑，《体育报》记者，曾任《求是》杂志编委，编审，现为《求是》杂志副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理事。著有杂文集《固守家园》、《自己的嫁衣》、《思想的芦苇》、《被亵渎的善良》、《精神的归宿》、《浮世杂绘——小人物系列杂文》、《你以为你是谁》、《克隆魂》和散文《俺也承个诺》等。曾主编《20世纪中国幽默杂文》、《中国当代杂文经典》、《1998年中国最佳杂文》、《1999年中国最佳杂文》、《2000年中国最佳杂文》、《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2002年中国最佳杂文》、《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合作主编）、《真话的空间》。

自我解剖：朱铁志：如果我死，连墓地、墓碑也没必要留……

都说人生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为，那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的。对个体生命来说，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不论你荣华富贵，还是贫困潦倒，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不过咫尺之间。有道是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又有人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生命的长短不过是一道简单的相对论命题。如此说来，需要那么在意长寿与否么？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么在意世俗的评价么？

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我请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必为我作无望的救治。因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绝症，是因为现代医学暂时还拿它束手无策。所谓人道主义的救治，本意在延续人的肉体生命，其实无意于延长人的双重痛苦。我知道我虽然叫“铁志”，但其实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经不起癌症的折磨，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我甚至还有一种或许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体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医生的人道。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为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但我由衷地赞成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并且非常愿意身体力行这样的法律。即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绚烂“，但我期待“死如秋叶之静美”。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别人为我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动写在我生命的轨迹上，用我的文字写在我的作品里。“荣”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评价而少一毫。乞求高评价，说明缺乏底气、没有自知之明，无异于自取其辱；假作谦虚状，显得故作姿态、装模作样，也不免贻笑大方。如果再为被确认是一个“什么工作者”，而不是一个“什么家”而烦恼，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齿。我知道通常的情形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我清楚，“也善”的“其言”不只出自将死之人，更是出自单位的人、周围的人，谁会对一个弥留之际的生命吝惜赞美呢。评价越高，说明将死之人弥留的时间越短。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有什么不能通达一些、超然一些呢？既然生命都将随风而逝，几句好话又何必太当真呢？假如一个人活到弥留之际还不清楚自己是谁，还要依靠外在的评价确认自己，做赞美者赞美的奴隶，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不是非常可怜又可悲么？别人这样想是别人的事，我决不想做这样的可怜的人。

如果我死，决不希望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一类的会议。喜欢我的人早把我留在心里，讨厌我的人巴不得我早点儿滚蛋。开那么一个会有什么意思呢？无非是在我毫无生气的脸上涂上俗不可耐的胭脂，将我冰冷的尸体装进崭新的西装，然后抬将出来，摆在鲜花丛中，如果幸运，身上或许还会盖上一面庄严的旗帜。接下来是我的亲人悲悲戚戚地竖立一边，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人鱼贯而入，或真情悼念，或假意悲伤，都要绕着我走一圈儿。如果我真有灵魂，我会为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在北京拥堵的街道上，我要为展览自己的尸体耗费同志们起码一个小时的路途时间，还要为瞻仰自己并不英俊的冷脸再耽误大家起码一个小时时间。两个小时加在一起，半天就交待了。一个人的半天是何等宝贵，假如真有那么几十人上百人前来，其损失真可用“巨大”来形容。朱某终其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何必死了倒来折腾大家呢？

如果我死，决不购买高价骨灰盒，决不定购墓碑、墓地之类玩意儿。我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毕竟混进高等学府，正儿八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我知道人死如灯灭，生命不复返。虽说“物质不灭”，但作为生命形态的个人死就死了，转化为别的什么东西，已不是我所能左右和关心的。既然生命都没了，还在乎那堆骨灰放在什么盒子里吗？不少人一辈子没活明白，有一室的房子时争两室的，有了两室的又争三室的，一生就这样争啊争的，其实最后大家都复归“一室”。而就这一个小盒子，还要分出玉石、玛瑙、檀木、障木，抑或普通石料和木料，真是想不开啊。我死以后，决不保留骨灰、决不把那无聊的东西放在盒子里吓唬孩子。如果妻女听我的话，应该先将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费捐赠，假如它们能在其它的生命里得到新生，我将感到莫大欣慰。然后应该将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作解剖教学用，假如学生们从我身上能够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我又将感到莫大欣慰——人死还能有一点用处，岂不反证了活着的时候也不是浪费粮食的货？再接下来就该果断地把我火化，趁热把我的骨灰埋在随便哪棵树下，我的灵魂或许可以随着绿叶升腾到天国里去。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没必要了。咱们国家本来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争地盘了。既然连块墓地也没有，墓碑就更没必要了，还是留给农民盖房子、垒猪圈吧。

 

探源共产主义   陈坡颇有说法！

 

来自作者赐稿、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陈坡的《共产主义探源》，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3名。这真让老编惊诧、惊喜，在当下这年代，探究共产主义的文章，能在选网引起关注，并且位列三甲，估计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届人民特别是青年还真行？陈文共分九十九个小节，分别如下：

　　       一

二十世纪以列宁为标记的共产主义曾经是深刻影响了人类命运的世界体系的一极。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里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基于正宗的列宁主义一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由此导致的普遍自由的全民选举最终丧送了列宁缔造的苏联与苏维埃。毛泽东手中的一把刀子成了戈氏的民主利器，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翻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赫然在目的章节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与文学"，科尔奈的名著《社会主义体制》的副标题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美国人看来，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就是共产主义的实验、运动与社会国家。布热律斯基称邓小平改革中的中国是"商业共产主义"。美国人对当代共产主义的识別从来未曾认错，列宁式共产党专政的土地，才有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的祖师是谁呢？列宁、马克思、魏特林？还是布朗基、邦纳罗蒂、巴贝夫？以至有人追溯到伟大的基督？

              二

即使对列宁主义，也是人言言殊。且不说列宁的同时代人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批评"从废除一切形式的出版自由开始到实行大批处死的方法为止的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方法的必然的结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班牙共产党理论家克劳丁在毛泽东高呼"列宁主义万岁"的时候，就尖锐地指出："列宁一逝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很快蜕化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教条主义，成了一种异己思想，代表了斯大林的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服务"。另一位与恩格斯相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比尔则称："一个民族必须达到多么高的政治和精神文明水平，然后才能从事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青年马克思把野蛮状态下的共产主义称之为粗陋的"普遍奴役制"。

三

共产主义的思想与运动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后期，巴贝夫学说是其典型的表现。刚近而立之年的马克思与更年青的恩格斯以共产主义宗师的自信向全世界发布《共产主义宣言》时，曾对此前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冠之以"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空想的"予以横扫式批判，只是字里行间偶尔对其创始人有所敬意，其追随者则"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但对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无一字批评，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是把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首次尝试。法国大革命是现代共产主义的摇蓝。虽然共产主义是近世的产物，作为一种否弃私有财产与追求共同生活并强烈地向往返朴归真回到初民社会的共产主义情绪与思潮，却源远流长，较鲜明地体现于罗马后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信仰与信众及那时代的诗人思想家。

四

宗教与共产主义思潮往往活跃于文明的衰世，其时由财产分化与社会分化而创造的文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与道德问题也比较突出，人心返古。《死海古卷》有公元前二世纪以后犹太教艾赛尼派远离世俗创建公社式社会即库兰宗团的材料，古犹太史家约瑟福斯载库兰宗团"实行凡物公用，使得富裕的人与一无所有的人享用相同。这样共同生活的人约有4000，他们都不娶妻，也不用奴隶……生活在一起，彼此服务，互相帮助。他们还指派若干执事负责经管他们的收入和土地的出产"。《死海古卷》有文件记载了加入宗团的义务，如要使自己不染指不义之财，不要染指圣所的财产，要按照规定细则缴纳各项应交的费用，要爱邻居如同自己……斐罗也报导库兰宗团只有圣库，无私产，共用衣橱，共同在公共食堂吃饭，个人所得全部上缴公库。《会规》有财产公有制的条例。《死海古卷》的发现证实了公元前二百年间巴勒斯坦西部犹太人的宗教共产主义生活、社会与信仰。

五

对于人类而言，部落意识比文明意识更古老更根深蒂固，因为人类在部落群体中演化了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而文明则至多只有七千年的历史。农作物的栽培，动物的驯养与青铜生铁运用于工具制造，才使人类有了剩余财富、分工与交换并把人类推入文明的创造，文明是极其脆弱的。文明之火在大地上的燃烧也是屡灭屡旺，而当文明陷入危机，人们本能地幻梦最初的乐园，如婴儿之恋母怀，是极其自然的。一千余年间，蒙古草原悍猛的铁蹄随时可以踏碎农夫的家园与城市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曾在漫长时期是农业种群的恶梦。罗马时代的大诗人称颂远古的农神之世："没有篱笆和界石一一來分开田垄，没有土地的争讼，天下为公"。贺拉斯对西徐亚人的赞歌："平原上的西徐亚人，愉快地住在漫游的車子里。幸福的胖子格坦，耕种着共同享有的土地"，也是一种返古返祖的咏叹调。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六

对远古部落社会纯朴美德的理想化在各大民族的集体意识中都有表现，如中国春秋时《礼记》描述的大同世纪，孔夫子礼赞的尧舜之世，古希腊赫希奥德的黄金之世，《圣经》的伊甸乐园，而最生动描述原始共产主义的，是古罗马后期的世界哲学家塞涅卡，他写道："在贪欲还没有打乱社会而带来贫困之前，社会的美德依旧保留着纯洁无瑕的面目，因为人类一旦把任何一件东西称为自己的所有物时，便不能共同拥有全部的东西了。原始的人类和他们的后裔都是真朴、纯结而无邪的。但是自从罪恶偷偷侵入之后，帝王便不得不行权力制定刑法了。在原始时代，大自然赐给的一切都是归公众所有，人们可以一律平等共同享用，也没有贪念和奢侈来分裂他们，使他们互相残杀，那时是多么快乐啊！他们共同享受自然的一切，因而能够安然占有公共财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七

原始基督徒的共产主义生活与情感是无可置疑的。使徒行传中载使徒把一切都归为公有。西比连称："教会初成立时，信徒的心灵被新的信仰火焰燃烧着，思想里充满了伟大的美德，那时一切东西都归公有，他们仿效神法，仿效天父上帝的公平原则"。共产主义的核心意义是民主公有制。但这类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途径是严格地恪守宽恕克己的伦理法则，如耶稣那样以一己的从容牺牲为人类赎罪。保罗创立的普世救赎是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标志而将人类世界划分了旧时代与新时代，末日审判就是新时代的开端。《福音书》是为末日审判做准备的创作。旧时代是以偶像崇拜的精神奴役为特征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使人类进入一个自由时代。天启末世论是一场人类的解放战争。那些选择严守律法的人类将在最后审判中获救。克雷孟一世演讲说："正如空气无法分配一样，阳光亦是如此，尘世间赋予我们以使其共有的其他财产也再不应受到分配，而是确实应该受到共同的管理"。马克思亦认为共产主义是一场犹太教派以及第一批基督教修道院的运动。欧洲中古前期的基督教社会对私有财产的控制是这种宗教精神的兴盛时代。

八

如果说共产主义思潮因原始基督教而流行于世，那么，必须强调，这种返朴归真的愿景是以耶稣和平博爱的伟大精神为前提的，暴力、专权与政治奴役与此绝不相容。中世纪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是由神学思想家开展的。圣方济各会与圣多明我会是有力的推动者。欧洲中古时代百科全书式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把共产主义划入理想境域，而承认纯朴状态已经消失，对穷人应施与救济，阿奎那称："如果不是别人太少，一个人断不能有所多余"。托奎那的师长黑耳斯则称在自然状态下共产主义是公平、公正和良好的，而在腐化的自然状态下私有财产才是好的。也就是说，人性变坏以后，世俗政府便不得不保障私有财产了。格拉济亚努斯的《教令集》将公有财产视为准则。奥卡姆则指出，私有财产与政府权力，只有在有利于被统治者并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才是合理合法的。基督和他的使徒是绝无私产的，基督的志向远远高于共产主义。

九

十三、十四世纪是欧洲中古世界开始衰落与城市商业社会兴起的转折时代。对农村公社土地的侵蚀引起了英国和其它地区广泛的共产主义骚乱。奥卡姆的门徒威克里夫倡议用王权来保护农民公社，但其学说坚决排除以任何煽惑、叛乱、暴力和党争实现共产主义。他的弟子宣道师约翰-波尔在传道词中就号召拿起武器除恶扬善，"只要我们大家都联合起来……财产才会全被公有，既无农民、又无老爷的时候才会出现"。波尔的政治与革命鼓动使共产主义超出了中古神学的学术讨论。路德的宗教改革改变了德意志，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其实际影响大大超过了文艺复兴。路德的门徒闵采尔号召为实现消灭私有制消灭国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发动圣战，以在尘世间实现无约束的兄弟之爱，称"今日的被拣选者必将踩着《圣经》中杀人犯的足迹前行。"共产主义的暴力面目初露峥嵘。

十

闵采尔是一位渊博的古典学者，也是再浸礼教派中神权政治的第一位领袖。他称基督进入他的灵魂，因而有了一双洞察神的意志的慧眼，负有神的使命。他认为不应在來世而应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天国，信教者的使命就是在地球上建立天国，以迎接基督的回归。他把图林根州一个镇上的矿工组织成"被选择者联盟"。这些穷苦大众将要建立一种强制的、平等派的共产主义的统治，将世上所有财产共同所有，人人平等，各取所需。闵采尔又到米尔豪森高擎十字架参加自发的起义，呼吁"应该把权力交给普通人民！"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他与其同志在1525年接管了米尔豪森市并颁布法令把财产沒收为公有，强占修道院，创办了共产主义公社，以至人们无所事事抢劫谋生。"托马斯[闵采尔]使这种抢劫成为制度化的行为，并且日甚一日"。他在鼓动农民反抗王室镇压的宣讲时，虽然天边突然出现了象征的彩虹，起义者仍被打败，闵采尔被处死。"万物公有"，是闵采尔的供词，也是遗言。闵采尔的追随者订书匠胡特又意图在惠特森蒂德建立共产主义千禧年王国，被地方当局投入监狱。闵采尔为恩格斯评价为共产主义的先驱。

十一

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奋起反抗压迫的德国农民暴动所波及的西北部地区，有一个万人首府城市明斯特。再浸礼教派的牧师罗施曼宣称共产主义运动早已存在于共同享用财物的原始基督教教会中。他宣称所有的弥赛亚预言都会以完满的爱君临世界的明斯特变成现实。在他的呼唤下，大批流浪汉负债人涌进明斯特。闵采尔的后继者荷兰面包师马蒂斯在皈依者裁缝博克尔松及大批再浸礼教徒占领了明斯特并对全城进行了三天大规模抢劫后，成为明斯特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发起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实验。首先是清除那些不洁净不信上帝的人，将天主教徒与路德教徒赶出城市，包括老残妇孺，没收被驱逐人的财产，留住城市的只能是"上帝之子"，建立中心仓库，穷人按需分得物品，对异议者残酷镇压。马蒂斯宣布取消货币，工资以实物发放。沒收所有私人住房，建立了公共大食堂。1534年3月马蒂斯宣布除《圣经》以外所有书籍非法。于是将公共和私人藏书全部焚毀。全城信众只能听从马蒂斯及再浸礼教对圣典的解释以打造新人。與论一律。

十二

狂热的马蒂斯被围城的主教部队打死后，明斯特被自称为"更为强有力的先知"博克尔松所控制。他声称是大卫的继承人，通过在大街上裸奔吸引市民的关注并组织了十二名长老的统治委员会为辅助，独揽权力，主掌明斯特居民的生杀予夺，并以强迫劳动驱使居民为公社国家的雇工，对任何反抗行为判处死刑。博克尔松还决定在明斯特强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自己娶了十五个妻子。长老们还规定一定年龄以下妇女必须结婚。不少拒不执行的女子被处死了。清教主义的社会瞬间变为滥交的公共娼所。1514年8月，博克尔松宣布自己是"新圣殿之王"、世界之王和末日救世主，声称有"支配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权力"。他对有怨言的公众说："就算你们所有人都会联合起来抵制我，我仍将君临天下，对你们不管不顾，不仅统治这城，还当统治全世界，因为天父心愿如此，而且我现在开始的统治将永不衰落地持续下去"。

十三

博克尔松在公共广场的金色王座上登基称王，其王家侍从都被封为高官。他的正夫人迪瓦拉被宣布为世界的王后。国王有200多人的豪华卫队拥挤在一所豪奢公馆内。明斯克所有的马匹被征用以组建国王的骑兵中队。博克尔松剥夺民众的剩余产品与其奉承者花天酒地，而居民在严格限额下过着饥饿的生活。博克尔松向居民保证将征服全世界，耶稣将降临，人人享有奢侈生活的平等的共产主义必将实现。1535年1月明斯克被王公与主教的军队围困，城里为饥荒笼罩，博克尔松保证上帝将变鹅卵石为面包，命令饥饿的民众开展连续三日的舞蹈与体育活动，以满足其对剧场的嗜好，对非议国王者一律立即斩首并由博克尔松亲自操刀。1535年6月24月被围困一年零三个月的明斯克被攻陷，几百名再浸礼教信徒在投降后惨遭杀戮。博克尔松被拴着铁链游街示众并被公开拷打致死，其尸首放进一个铁笼中悬在一个市场教堂的塔楼上。而今囚笼犹在，尸已不存。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是明斯特共产主义实验的二十世纪版本。

　          十四

从十二世纪意大利修道院院长约阿基姆提出三段式修道院共产主义，到闵采尔的思想导师一一十四世纪极端塔波尔派的德意志神秘主义，都以千禧年末日审判为预设的目标，指明上帝在末日审判前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神圣纯洁的教会，为了重归昔日的黄金时代。极端塔波尔派提出要返回捷克早期无阶级无私有财产的状态，通过革命暴力在波希米亚创立共产主义上帝王国并将这种共产主义强加给全世界。其布道者称"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共的，包括妻子。这里都是上帝的自由的儿女，他们将不会结婚，形成由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组成的联盟"。他们要帮助上帝加速实现这一目标。塔波尔派及其后继者波希亚亚当派都依据其教义进行过共产共妻的实验，也都失败了。法国学者内莫说："在教皇革命的谱系中，某些人会追随世界渐进改善的理想，运用理性和法律的工具，使心灵深处的皈依、个体的努力和责任成为达成理想的动因。另一些人则按照前理性的和祭献的思想，否弃个人责任，倾向于为恶寻找'替罪羊'，意图自现在起就使千禧年来临，这样必将付出使世界血流成河的代价。"

十五

与德国农民暴动领袖闵采尔践行的千禧年共产主义之同时，是英国的另一个托马斯-莫尔，他构想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其时代背景是羊吃人的圈地制度，贵族领主把公共草地圈为私人所有，驱赶农民，如莫尔所言："绵羊过去是那么地温顺，吃的是那么少，现在则变得贪婪、野蛮，竟把人本身也吞噬了……因为它们没有留下一块可供耕种的田地"，圈地制度侵蚀了中古的农村公社，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所以，莫尔批评所谓国家都是富人保护本身利益的阴谋组织，"他们口称为了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金钱与虚荣是罪恶之源，世上一切罪恶都来自贪财，贪婪将毀灭英国，共产主义比私有财产更有益于美德。莫尔的另一个灵感的来源是航海家对美洲的报导，如"当地的人民过着原始生活……他们没有私产，一切东西都归公有。他们没有帝王，没有统治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莫尔认为自然状态就是纯朴无邪状态。莫尔1516发表的《乌托邦》把共产主义当做一个社会改革问题，宣示另一种可能的愿景与前景。

十六

《乌托邦》是以对话体撰作的一本小册子，刊行以后流传为一部不朽的文学经典，这与莫尔的人文素养有关。《乌托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时弊的批评，第二部分是对一个典范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叙述。莫尔的乌托邦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财物公有的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加以管理，对社会经济与活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要求每个成年人每天必须劳动六小时，晚八时入眠，晨四时起床，吃公共食堂，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对不宽容的基督徒予以逐出。莫尔评论："乌托邦中有许多东西是我在英国只能想望而不能期待的"。莫尔对国王及王室大臣没有信心，他借书中人物抨击国王只想战争、征服与扩张权力，而大臣们只知逢迎、称颂、助纣为虐并对民众课以重税。所以，必须彻底改变私产至上的整个社会制度。莫尔也怀疑共产主义消除了个人利益的激励动机，可能导致懒散怠工因而产生普遍的贫困，又会因贫困而引起争权夺利的斗争。乌托邦岛的样板就是英格兰。

十七

十六世纪前三十年在欧陆与英国发生的普遍的农民骚乱与千禧年共产主义运动是中古世界衰落所引发的深刻不安，农村公社的农民是不安的主体。莎士比亚借戏中的人物表达了这种捍卫公社权利的愿望："我已经想过了，必须这样。走吧，把这儿的文卷都烧掉，我的口就是英格兰议会……今后一切都将共有"。虽然德国的明斯特共产主义曾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颂为"在共产主义青春光芒四射的时刻壮烈牺牲"，其恐怖统治却震惊了欧洲大陆，引起对共产主义幽灵的广泛警觉。莫尔的《乌托邦》，既有人文主义与自然神论的温和理性，又具方济各会属灵会修道院式理想国的要素。作为皇家大法官与伦敦公民的莫尔对失地农夫的悲悯情怀是感人至深的。其临刑前之陈词是："愿做国王的忠仆，但要先效忠上帝"，他也因《乌托邦》而在共产主义思想史上留名千古。据载，莫尔被处死刑后的14年一一1549年一一英格兰半数农民都卷入了保卫土地的叛乱。

十八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济贫法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把中古共产主义推到幕后了，商业文明与个人主义在中古农村公社的土地上不可遏止地成长起来，开启了科学与实验的世纪，随着日不落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奠基，工业化时代的烟雾吞没了广阔的乡村。斯宾塞在"仙后"中描述共产主义巨人要用大秤平衡人间，引得"下流之徒人头钻动，围在四周听他的谬论，好象愚蠢的苍蝇看着糖罐，嗡嗡嗡嗡围着直转，希望通过他获得大量外快，毫无拘束自由自在"，虽然这个巨人豪言要"把富人的全部财富转归贫民所有"，还是被击败并投入汪洋大海，原想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得到许多好处的流民希望幻灭，乌托邦变成了"逗人开心的笑谈"。而欧陆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又把幕后的共产主义推向前台，这就是现代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一一巴贝夫"为平等而密谋"。

　         十九

1796年法国大革命后期的巴贝夫密谋对现代历史之影响不在当时，而在后世。被后來当做"革命者手册"广为传播的《为平等而密谋》，是幸免于死的巴贝夫战友邦纳罗蒂所作，其书详实地记述了巴贝夫密谋的全过程，尤其是密谋案件的审判细节，为断头而死的巴贝夫立传并使他成为现代共产主义的先驱。巴贝夫的《平等派宣言》实质上是一篇共产主义的政治声明。巴贝夫宣布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土地与工业收归公有和财产均产才是国家的真正目标，为此目标可采用前所未有的恐怖手段。在雅各宾恐怖领袖被清除后，曾六次入狱的巴贝夫计划以其地下组织万神会为骨干并联合雅各宾派地下残余分子在巴黎夺取政权，建立以巴黎城市贫民与工人为主体的临时专政，立即没收财产，废除继承权，实行配给制，如《平等派宣言》称"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享用财货的权利"，未来只有把财产捐献给公社的人才有公民资格，其余的人一律被排除为外国人，有嫌疑即可逮捕。所以，巴贝夫密谋明确地展开了穷人反对富人、无产者反对有产者的公开政治斗争并发现了革命专政的工具。

二十

巴贝夫是在法国革命过程中将社会问题提到生死存亡程度的最彻底的革命煽动家，在《平等派宣言》中称："从现在起，在全法国要消灭私有财产拥有者"，他提出"财产和劳动的共有制"，其实施措施是"建立公共管理局，取消个人财产，人尽其才，各施所能，将劳动成果存放公仓，建立一个简单的给养分配管理局，由它对所有人的物品作翔实登记，并对物资进行最公平的分配"。巴贝夫在1796年3月秘密成立了起义委员会，核心是一个领导小组，试图策动巴黎武装部队一一治安军团兵变，一份"起义法令"已被草拟印发，箭发之时，被巴贝夫的军事联络员告发密谋，巴贝夫等128人先后被捕。他被装进铁笼车押送到旺多姆，接受审判。密谋失败。临刑前，巴贝夫写道："我只是为了人民的正义与幸福活到了今天！"巴贝夫密谋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终结时的一道闪电，却成为引发以后一系列暴力革命的狂风骤雨的诱媒。索布尔指出，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密谋"是以暴力摧毁现存社会结构使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超过了空想的阶段，他紧密依靠少数忠诚的历经考验的革命积极分子，形成了革命专政的意识,对于创立新政权以推行共产主义改造社会来说，维持极少数革命者的专政是必要的。这一理念通过邦纳罗蒂传授给布朗基，后者又启发了列宁。

二十一

巴贝夫行动在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是把共产主义思想首次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他曾宣称："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是一场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公开战争"。他在囚禁中嘱把他"关于民主和革命的全部计划、笔记和草稿"保存下来，以便把"称为我的幻想的东西介绍给全体追求平等的人"。巴贝夫的革命传人布朗基是不断密谋不断起义又不断坐牢的职业革命家，他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乌托邦，其本身就是革命，永远不能与政治分开，政治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服务员，军队，学校，监狱，兵营，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都包含着共产主义性质的革新，共产主义不过是最终的協作方式而已"。共产主义应分阶段实施，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纪律的少数职业革命家的专政时期以对民众进行教育。这个觉悟的少数通过暴动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布朗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不断策动的革命到巴黎公社达到高潮。马克思称其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

二十二

巴贝夫与布朗基的共产主义已经脱离宗教的原生态。末日审判的恐怖图景已被未来社会的美丽新世界所取代。法国大革命反宗教的狂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无神论者，传承着十八世纪法国霍尔巴赫拉梅特里为代表的"人是机器"的粗俗唯物主义，其与德意志中古神秘主义的结合还将主宰半个地球的一个世纪。巴贝夫在手撰的《耶稣-基督新史》中写道："我毫无容情地攻击我们哲学家们所敬畏的这个主要偶像，迄今为止，他们只敢对他的随以、伴侣进行攻击……基督既不是无套裤汉，又不是真诚的雅各宾党人，既不是明哲之士，又不是理性论者，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立法者"。而在监牢中度过近半生的布朗基，则是一个"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的职业革命家的典范。他的名言是：合法的权力属于坚持抵抗的人，今天的选票就是子弹。

二十三

法国的卡贝是莫尔《乌托邦》共产主义设想在十九世纪中叶最具影响的代表。他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设计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由国家安排，财产公有，计划经济，公共仓库，各取所需，家庭组织为社会的基础。但曾是烧炭党人的卡贝后来认为新社会决不能凭借暴力而要在说服与辩论中和平诞生。他和他的信徒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州的诺沃地区创办了一个乌托邦移民区一一"伊加利亚"。当然在实际建设中对卡贝的公社集体制有所变通，如容许个人保留财产，人数也不是原来构想的一百万而是一千五百人，却坚持下来了，后来的"新伊加利亚"一直实验到1895年。卡贝信仰上帝，其著《真正的基督教》主张以基督为榜样，复活原始教会时期基督徒的"共产主义"。卡贝的实验也证明空想社会主义并不空想。

二十四

可以说，现代意识形态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虽然从其结局来看，大革命未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也沒有如承诺的那样给法国人带来稳定有序的自由平等博爱与民主，而是把法国人从传统与社会中连根拔出抛到无尽的困扰与动荡不安之中，共和国找不到自己坚实的根基。但为世界都市的巴黎却成为由报刊、小册子、俱乐部、社团与咖啡馆等形成的两个世纪的舆论中心，各类狂想家在这里摇唇鼓舌，舞文弄墨，都会聚集起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各类学说大多是在巴黎传播出去的，也是它们的发源地。巴贝夫、邦纳罗蒂、圣西门、傅立叶、安凡丹、勒鲁、卡贝、布朗基、路易-勃朗、毕舍、浦鲁东都有大量的追随者和实践者，马克思博士也是在流亡巴黎时自觉地选择共产主义的，因自视有德国哲学的批判头脑，马克思以共产主义宗师炫世。

二十五

马克思与恩格斯选用共产主义作为自已政治社会学说的标记是基于内在的思想逻辑，以区別于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与流派。马克思自诩其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为闵采尔-巴贝夫系列的行动的共产主义确立一个科学的基础，并把这种共产主义的普世理想变为一种普世的国际主义运动。马克思学说从其诞生之日就如同他批判的资本主义一样自觉是一种普世的超越民族地域界限的国际思潮与运动。马克思学说的秘密不在其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说中，而在于其根植于德国思辦哲学的世界体系,而对自十七世纪英国以自然神论和有限理性为特征的启蒙学说与十八世纪战斗的俗世的无神论的法国启蒙学说的德国批判，从浪漫派到世界历史的终极史构思的思辨哲学，又源自于欧洲中古时期日耳曼民族的神秘主义。检讨应从这里开始。地狱的深处才有天堂的幻想。

二十六

苏联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史之经典叙事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一切民族与一切国家，即知识阶层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途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一一马克思主义，假如在这个进军中不误入各类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迷途的话，都会修成正果。其实，这就是马克思在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发现的一个定律：所有时代的统治思想不过是统治集团或符合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想。还应指出，马克思指控法德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君主专制制度中的官僚寄生阶层。就在马克思与魏特林在1846年为共产主义策略争论不休的时候，蒲鲁东代表巴黎提出了这样的倡议："我们不要把自己树立为新的不宽容的主人吧，我们不要成为新宗教的信徒吧，尽管这种宗教可能是一种逻辑的或理性的宗教。"那么，马克思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二十七

 

德国思辨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源头活水一直溯源到9世纪的修道院院长拉班-莫尔，他认为世界就是有关圣灵的巨大隐喻，而所有的知识仅仅是找出证据肯定信仰。拉班-莫尔被誉为"日耳曼先师"。十三世纪的大阿尔伯特与十四世纪的艾克哈特发展了德国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一一辩证法，从艾克哈特大师的讲道之中呈现了黑格尔讲演录中的辩证法的最初形态：对上帝的认识，都只有通过灵魂的自我遗弃才能获得。也就是唯有上帝自身的自我遗弃才有可能。思辨的神秘主义，通过十五世纪红衣主教库萨的尼古拉发现的对立统一观念与异化，十七世纪的鞋匠雅各-波墨揭示了存在的"巨大奥秘"：自我显现。存在只有在与之对立的"镜子"中才能被反思。上帝的自我设定(正题)，只能是对它自身和它自身的对立面(反题)的综合(合题)：真正的"是"，即"是"与"否"的合一。这就是辯证法的《大秘密》。

 

　　   二十八

 

从十七世纪德国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沃尔弗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的最大代表黑格尔，完成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思辨体系，其核心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马克思自称从头足倒立的德国哲学中抢救了辩证法，并以之为现实世界的运行法则，为共产主义确立了牢固不拔的科学基础。而中国的顾准，在那个狂乱蒙昧的岁月中，却通过马克思同时代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提供的线索，认定所谓辩证法就是共产主义的神学。这一石破天惊的洞见足以使智慧的顾准达到当世顶级思想家的水平。无怪乎我所敬佩的先哲李慎之先生倡议建立一门"顾准学"。中国，只有从理性思维中走出辩证法的困境，才会真正有科学与科学创造的春天，才会与现代世界主流接轨。这是当世中国新启蒙的首要责任。

 

　　  二十九

 

对马克思而言，在其将辩证法嫁接在法国唯物主义的粗足之后，就既超越了黑格尔，又超越了狄德罗与费尔巴哈，辩证法不再是一种方法，而是现实与知识的真实法则，人类历史将循着否定之否定的法则从原始共产主义经过阶级统治的社会达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从大英博物馆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文献中汲取并征引了巨量的知识材料只为了证实他发现的这一人类历史规律的辩证法。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在他生前只发表了第一卷，恩格斯后来依据其手稿整理出版了第二、第三卷，三卷对资本主义消亡的论证是互相矛盾的，第一卷是资本集中，第二卷是平均利润率，第三卷是工人阶级"贫困积累"的绝对贫困趋势。现代社会的运行是与《资本论》描述的趋向背道而弛的。而马克思沉迷的辩证法并不足以为科学的根据或前提，如雅科夫列夫所断言，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庞巴维克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对劳动价值论予以有力驳斥。马克思学说仍是前社会科学的德意志思辨。科学共产主义并不科学。

 

　　三十

 

对于资本运动的分析，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三段论中取得灵感，把黑格尔称作"概念的运动法则"转换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而"否定"这一"辩证法的灵魂的源泉"被视作阶级斗争，把否定的法则运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设计了现代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協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辩证逻辑导致了资本的否定与自身否定。恩格斯称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三十一

 

当代马克思学研究有一个重要发现，马克思本人认为他的著述是也仅仅是实际社会运动的理论表现而不是甚么指导思想，马克思是以他理解的科学立场对待他的思想的，故其生前断然宣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记载于我少年时代反复研读的梅林《马克思传》中。顺便说一句，梅林的《马克思传》告诉我拉萨尔是唤醒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领袖，这在那个教条主义的全面专政年代，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启蒙。恩格斯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法国论敌滥用的。不幸的是，为了提高马克思学说的权威性，恩格斯采用了为马克思论敌杜撰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当拉法格忧虑"马克思派"可能沦为一个"宗派"时，恩格斯答称"我们一直称你们为'所谓的马克思派'，没有用过別的称呼……如果你们另有同样简单的名称，请告诉我们，在适当的场合我们也乐意使用。"

 

　　三十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马克思为欧陆政府放逐而寓居英国的时候，完全有机会观察到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并不是如《共产党宣言》描述的那样"贫困也愈来愈严重"，在他指导第一国际的岁月里，始终不同意发行《共产党宣言》英文版，马克思以为这本小册子并不适于英国工会主义者阅读。马克思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他在著述中理想化的歐陆工人阶层，而马克思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观念一一生产力水平对于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一一则不见于《共产党宣言》。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的政治错误源自他理论的根本缺陷，即从黑格尔那里引入的辩证法。如果不是列宁与列宁主义的俄国革命与共产国际，马克思学说可能仅仅是欧美大学课堂上一种如孔德与韦伯那样的社会哲学学说。19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陆续问世，似乎表明马克思从东方的庙堂又回到了西方的研究所。

 

　　三十三

 

马克思的辩证法显然不是苏格拉底于对话中发现矛盾的形式逻辑，而是源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观念。伯恩施坦在与考茨基讨论时，正确地指出辩证法的危险性是对特殊事物不恰当的抽象，且在思维方法上是漠视形式逻辑的命题的。伯恩施坦还指出，《资本论》是一部具有高度倾向性的斗争著作，在其编写上不可能是对细节的客观叙述。伯恩施坦说："我是一个熟悉这部著作至今几乎20年的人，我相信我多少还能够分辨，它在什么地方和多大程度上符合上述要求，在什么地方倾向或辩证的结构使他的著者丧失了科学的客观性。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出现了种种自相矛盾，他往往忽视他自己确认过的重要事实，这根本是无法再否认的……"伯恩施坦称"我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

 

　　三十四

 

恩格斯在与杜林的论战中，宣称"论战转变为……辩证方法如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因为对恩格斯而言，以往全部哲学只有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留存下来，而辩证法则以现代科学的观点说明"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这可能是恩格斯对"思维着的理性"的最后意见。无论如何，伯恩施坦关于辩证法的批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么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辩证法与科学的理性思维难以相容，而通过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走在了一起。

 

　　三十五

 

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的审慎批评开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伯恩施坦，是一个有待估量的问题。而在列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谱系中，伯恩施坦则无可置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叛徒。伯恩施坦本人亦承认马克思的革命急进性更类似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但伯恩斯坦确是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逻辑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深刻地洞悉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全部理论奠基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之上。而取自洛克和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只有作为一个纯思辨的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说才能要求被接受"。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之根本一一价值理论作为"一个纯抽象概念"的是否科学性的质疑，是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依据与基本出发点。也因这种修正，马克思依照辩证法原理精心构筑的整个资本体系摇晃起来了。

 

　　三十六

 

在讲巴枯宁-列宁之前，再说说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批评，伯恩施坦实际上否定了绝对贫困化观点，认为工人工资的增长使工人状况不断改善从而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欧洲议会民主的发展逐渐消除了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乃至使其"萎缩"，也就不必以无产阶级革命颠覆国家以建立独断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社会民主是社会不断改善的渐进和平进程，也不必总是预言落空的革命。他以为近世欧洲有社会主义的两大流派，一是以建设为目的，通过提出改革建议促进和平进化，一是从革命的人民起义汲取灵感的启示，本质上以破坏为目的，在其表现上是密谋的、煽动的、恐怖的。而凭籍革命暴力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是进化途程中的"政治返祖"，在政治上重返野蛮。"阶级的专政必须看做是一种倒退或政治的隔世遗传"。总之，不断改善工人生活与文化状况的进化过程才是一切，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伯恩施坦彻底埋葬了千禧年共产主义。

 

　　三十七

 

巴枯宁是漫游欧洲的职业革命家，与马克思是老友，也是宿敌。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巴枯宁创立了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国际。克鲁泡特金称巴枯宁与他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是贴切的。巴枯宁的理论围绕着人与国家之对立这个主题，抨击所有国家组织都是强制性的，实质是人为的压迫工具，是某些人为了通过武力或神权的欺骗手段对他人行使权力制造出来的，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在巴枯宁为和平与自由同盟拟定的宣言称"同盟反对以任何类型的专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一切尝试。"甚至各种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巴枯宁也以为这种制度会使普通人民沦为独裁者或官僚的棋局中的小卒。对巴枯宁而言，他所珍重的是自发的自然的社会组织，如俄国的村社与城市的協作组织，人始终是在社会中生活的，自由公社是基础。未来的欧洲是不分国界由自由公社组成的联合体。他主张财产集体所有制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对于国家，或许可提供某种安全，却绝无可能提供自由。巴枯宁称：即使国家由工人来领导，他们很快也会变得像他们所推翻的暴君一样腐败和专制。

 

　　三十八

 

　　巴枯宁与马克思互骂对方为"恶魔"，有误会的因素，有思想的争论，也有权力的角逐。巴枯宁的不幸是与不泽手段无视任何道德准则的俄罗斯青年恐怖分子涅恰耶夫的短暂合作。本來，巴枯宁在《国家政权与无政府状态》中一贯是坚持非暴力反集体的自我组织秩序的。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小说《群魔》里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对巴枯宁吹牛说他组织了一个遍及全俄的地下革命组织，诱使巴枯宁合作编写了《革命问答》的小册子，严重玷污了巴枯宁的声誉，也使马克思有理由认定其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这本后来被奉为革命圣经的小册子称真正的革命者"蔑视和憎恨目前各种形式和动机的社会道德，他认为一切促成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道德的"，"他必须用对革命事业的酷爱去消灭亲戚、友谊、爱情、感恩，甚至还有荣誉等一切软绵绵的、使人丧失力量的情绪"。涅恰耶夫后因谋杀了一个对其"革命委员会"有所怀疑的同志而最终囚禁于沙皇的彼得-保罗要塞。

 

　　三十九

 

　　无论马克思与巴枯宁如何相互谩骂诽谤，其共同点是对革命的崇拜。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是革命的先驱。"没有恐惧，美德是无力的。"他们的革命意义如末日审判一样能够创造新人，只有革命才能洗刷旧制度与旧社会给予被压迫者的肮脏东西。也只有革命才能实现他们期盼的共产主义社会。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共产主义是完美的自然主义，也就等于人文主义，正如完美的人文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由此便化解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之间的矛盾，客观性与自我活动之间的矛盾，以及自由与必然、个別与种类之间的矛盾，人成为历史中已经得到了解答的谜，而且人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答案"。恰为当代马克思学家吕贝尔称，马克思学说是最彻底的乌托邦主义。而这样的主义被列宁树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信条。雅科夫列夫说：其实可怕的并不是乌托邦本身，而是那种企图把乌托邦纳入社会制度的实践。

 

　　四十

 

　　与马克思巴枯宁魏特林同时代的，还有英国欧文的共产主义试验。欧文是自力奋斗成功的企业家，对工人尤其孩童的悲惨处境观察较实，他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主要因素，"工人失业，贫穷，经常负债，他们常常酗酒并且以偷盗为生。他们习惯说谎和吵架"，穷人的孩子们比狄更斯小说描写的状况还差。欧文游说政府通过了工厂法案，限制工时。他推动建立国家救贫体系，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他认为应扩大消费，使它与生产平衡，普及教育，消除愚昧。他资助创办了乡村免费小学，试办公社，从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到奎因伍德公社。他起草的"致拉纳克郡报告书"启发了傅立叶。后来他远赴美国投巨资创办了印第安那州雷普社团的和谐区。欧文的努力为人称道，有德国纯朴的农民雷普信徒1814年到美国购荒地三万英亩，欧文为之规划，形成了兴旺的共产试验区，但仅三年就失败了。回到英国的欧文，参与了争取工人普选权的宪章运动。

 

　　四十一

 

十九世纪后三十年到二十世纪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俄国罗曼诺夫家族的沙皇统治是全欧的反动堡垒，俄国将爆发一场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1789年法国式的民主革命为共产主义清除障碍，而在俄罗斯，沙皇统治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其时俄国发生了由革命的民意党人策动的针对沙皇统治集团的暗杀活动，是这种民主革命的征兆。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吸收布朗基与民意党人的组织经验与策略，以一种高度集中的秘密的职业革命政党实践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与司徒卢威争论时称"恐怖手段是一种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并不否定恐怖手段是一种斗争方法。目的是主要的，每一种斗争方法的好坏，要看它在当前条件下是有助于达到目的，还是相反，偏离目的。布哈林称要"有组织地削弱文明"。

 

　　四十二

 

涅恰耶夫事件是俄国革命的先兆。洞彻世道人心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在187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群魔》，以预言家的冷酷想像力描述了五个阴谋家如何以全世界平等的信念开始并以对全世界的奴役为终结。被特卡乔夫称为"我们现代青年典型的代表"涅恰耶夫被审判与被监禁不是事件的结束而是开端，未来的俄国革命将充满涅恰耶夫事件。《群魔》里的涅查耶夫化身曾有一段对革命后他要创建的社会的独白："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监视他人并揭发他人，所有的人都是奴隶，他们作为奴隶是平等的……只有那些天分更高的人才能获得更高的科学和能力水平，而我们不需要更高天份的人。有更高天分的人总是手握权力，而且是暴君……他们被抛弃或被处决，西塞罗的舌头被割掉了，哥白尼的眼睛被挖出来了，莎士比亚被石头砸死了"。这不是小说，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实践与现实。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流传着一个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树立的纪念碑：献给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自心存感激的恶魔。这也是斯大林时代查禁陀氏作品的原因吧。

 

　　四十三

 

巴枯宁与涅恰耶夫创作的《革命问答》，又译《革命者手册》、《革命者教义》，加缪称其"把革命的权术提高到至善的高度，而把所有的道德考虑都撇在了脑后，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他自己断定的定义，所有的行为都是正义的，所有的罪犯都是合法的，无论它们是多么令人作呕。"巴枯宁认为，俄国的革命者要与匪盗世界联合起来，因为后者是天生的政府反对派。涅恰耶夫讲"我们的任务是破坏，猛烈地，彻底地，普遍地，而且是无情地"。对自由派，革命者必须假装盲目地跟从，但实际上将他们纳入到控制之中，掌握他们的秘密，使他们无路可退。革命者"无论白天黑夜，他必须只有一个念头，一个目标一一无情地破坏。冷酷无情、不屈不挠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他必须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双手消灭所有障碍……革命组织须编写一个应该被消灭的人的名单……首先，他们必须消灭那些对革命组织极其有害的人。"雅科夫列夫称涅恰耶夫是布尔什维克的先驱。

 

　　四十四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使列宁觉醒为一个革命者，这部小说中的一个特殊材料制造的革命主人公一一拉赫美托夫也激励了涅恰耶夫，是涅恰耶夫崇拜的偶像。涅恰耶夫在《革命者手册》中设计了夺取国家政权的精干革命组织的架构，其组织原则是"服从，服从，再服从一一无条件服从"。要使服从渗透到追随者的血液里。涅恰耶夫将其革命团体分为一级革命者和二级革命者。为了革命的需要，一级革命者可以把二级革命者当作资本加以利用。如果一个一级革命者决定牺牲一个二级革命者的自由甚至生命，那也是他的无可非议的权力。革命组织必须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的灾难与罪恶加深，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自觉地起来暴动。涅恰耶夫谋划开展一场全俄的兵变以埋葬罗曼诺夫王朝。有人问他革命中多少人会死亡时，涅恰耶夫笑着说："我们应考虑有多少人能活下来。"他的朋友也是诗人的塔卡切夫写道："现在，我们需要大斧，我们需要利刃"。

 

　　四十五

 

　　布尔什维克的前驱是民意党。这是俄罗斯本土从暗杀沙皇集团百炼成钢的革命恐怖分子组建的秘密革命团体，与《革命者手册》的组织原则大体一致。它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党的所有成员必须把他们的全部财产和生命都贡献给权力无边的执行委员会，一旦入党，绝不准自行退出或脱离，党的所有成员必须无条件地忠诚地遵守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执行委员会由十一人组成，他们配备级別不同的特工供其作为革命资本加以利用，"执委会的特工是由执委会指定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执委会选出三人组成行政委员会，在执委会闭会期间行使绝对的权力。党的主要目标就是以无情的不间断的恐怖行动推翻现存的政权。这就是1879年利佩茨克会议的结果，一个纪律严明的新型政党在沙皇的土地上诞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汉曾经是民意党前身土地与自由社的重要成员。列宁的胞兄亚历山大也是民意党人。

 

　　四十六

 

　　旧俄时代的革命悲剧与民国时代的革命悲剧相同，革命的激进主义是以突出夸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性危机性而忽略乃至阻碍了打断了国家的立宪进程，对未来的幻象冲淡了实际相关的问题。德国史家施拉姆指出：俄国革命者"以一种正是被悲哀的现状和每日的危险激励的末世幻想，梦想着能够担当起全世界范围的拯救者角色。他们认为自己受托开启拯救全人类行动的序幕"。也就是说，他们将自己视为所有人民解放者的意义探求并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有超越性和更有意义而把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屠格捏夫讲人们难以断定这些左派革命者是傻子还是圣人，而有人认为两名的混合正是俄罗斯所需要的。从民粹派到民意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是后者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将这条革命激进主义进行到底的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创造者一一列宁。

 

　　四十七

 

　　列宁为现代共产主义确立了一套组织原理，以此操纵并领导了最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成功地在俄罗斯夺取政权且把共产主义的组织体系转换成政权体系，还创建了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中心一一共产国际。列宁与列宁主义的政党政权成为现代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主要的识别标志。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学说为这一共产主义系统的不容讨论与批评的信条。虽然巴贝夫首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并于法国大革命中喊出了"工人共和国"的口号，如考茨基所言，巴贝夫被处决了，"他的以无产阶级代言人的专政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工具的概念，并没有随他一起死亡"，马克思博士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德意志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综合，使这一为欧陆统治集团感觉恐惧的战斗思潮具有了规范化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以第一国际的联合组织影响了各国的工人运动与革命运动。共产主义也由游荡的幽灵现身为"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革命。

 

　　四十八

 

　　共产主义信条有两大要义，一是《共产党宣言》声称的共产主义之全部纲领是消灭私有制，主要是现代资本的私有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提供了资本集中到垄断的全部分析，故断言资本的私有制几乎吞噬了全部的社会财产与个人财产。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者是一个消灭阶级的过渡阶段。列宁在《怎么办》中为共产主义补充了两个要点，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的意识是共产主义专业知识阶层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普列汉诺夫也有此类意见。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接受集中化、秘密化和专业化的组织要求与严格训练："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列宁的集中制政党思想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意义。

 

　　四十九

 

　　列宁的先锋队政党自己赋予自己合法性与合理论。因为依据列宁的理论，只有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精英才能使工人阶层真正认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意愿与自己的目标，才能使工人阶层成为工人阶级从而意识到阶级革命的条件、战略与策略，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先知和代表。因为布尔什维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掌握了社会科学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性的根源。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共产党来加以实行，"无产阶级还都是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以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党，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的政党与政权首先是意识形态政党政权。

 

　　五十

 

　　与意识形态首要地位相称的，是列宁对政党规定的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组织原则。"组织能使力量增强10倍"。党必须拥有高度纪律的权威中心，必须用一种声音讲话，统一于领袖的意志。党内决不能容忍政治反对派，必须利用国家力量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活动。列宁写道："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約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考茨基批评说："列宁要求全体工人阶级都温顺地服从他的领导。党内如果有人对別的领导表示更大的信赖的倾向，或者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就会被列宁认为是死敌，要用一切手段和他们进行斗争"。考茨基讥嘲说："象一神教的神一样，独裁者是一个非常嫉妒的神。除他自己以外，他不能容忍有別的神存在"。中国的古话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五十一

 

　　专政的治理何以立竿见影？俄罗斯讽刺作家谢德林透露了其秘不示人的规则："掌握尽可能多的恶棍，因为一般老百姓都忙于自己的事情，而恶棍们都是些无所事事的人，能干各种坏事……"，对于长官何为人间祸害的询问，恶棍们对长官说："我们的纲领应该是这样的：只许我们恶棍们说话，而其他人都闭嘴，我们这些恶棍想起来的主意或建议必须采纳，而对其他人的愿望则置之不理……让我们这些恶棍们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和照料，而给其他所有人都戴上镣铐。把我们恶棍所做的坏事看成是好事，而其他人即使做了好事，也应把它说成是坏事。还应做到，没有人敢说我们这些恶棍一句坏话，而我们这些恶棍想要骂谁就骂谁！"唯有如此，才会有真正的祸害。

 

　　五十二

 

　　列宁在《火星报》时期公开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乎俄国未來革命的关键用词时，即遭到社会民主党内马尔托夫等人的质疑。马尔托夫质问无产阶级专政是以谁的名义行使的，列宁的党称其代表无产阶级，又不属于无产阶级，因列宁称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发地生成阶级革命的意识，那么，马尔托夫指称列宁的党只代表它自己而缺少真正的社会基础，必类似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雅各宾派。一个沒有真正社会阶层基础的政党夺权执政，只会重演恐怖统治的旧戏，最后的结局是革命的朋友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是所有自上而下的暴力革命的危险所在。考茨基指出，只有从属于社会的国家机器才能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无产阶级专政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这种情况发展到顶点。

 

　　五十三

 

　　列宁在沙皇专制的警察国家以军事化原则创立的革命政党在国际范围内社会民主党左翼也引起了尖锐的批评。卢森堡称："在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这样迫切地试图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监管，以防止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俄国工人运动出现失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再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但是现在，这位俄国革命家的'自我'迅速把事情颠倒过来，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全能舵手一一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确如此，中央委员会有多大权力，完全由党的领袖说了算。而党的领袖又通过中央委员会强制推行其各项政策，所谓民主集中制，仅仅是最高层极少数寡头领袖的協商与自上而下征求意见而已。各基层支部只是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而对决策无发言权。党内民主难以逾出中央委员会的范围且这个范围的民主亦取决于领袖的意志而非制度化的安排，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

 

　　五十四

 

　　列宁政党的组织原则在《怎么办》中浓缩为下面一段文字："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区域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种种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一一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详尽周密的规划，也能践履一个工会组织的一切职能，而且还能够以社会民主党人所期望的那种方式去践履这些职能"，其实践的结果，如列宁的十月起义的战友托洛茨基在1904年所批评："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取代了党组织，而最终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又如罗莎-卢森堡所批评，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纪律"其实就是由中央委员会施行的纪律，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愿的自律"。考茨基指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独裁在党的机构内掌握了权力，那个机构就必然会在精神上堕落下去，因为独裁势必使最优秀的分子或者堕落下去，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独立，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党"。

 

　　五十五

 

列宁的政党理论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称为二十世纪政治组织学与政治控制的重大发明，因其建立的政府为有效控制的政体。亨廷顿说："共产主义最有关的特点是它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它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社会阶级，而对列宁来说，关键却是政党"。列宁政党有三大不变的意识形态要素：其一，马克思主义是永恒的教义，代表了人类认识的真理，尤其是反映客观真理的辩证法，是打开世界一切玄秘的钥匙，是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权为党的领袖。其二，党由人类自我选定的最优秀最革命的一小部分先进分子构成其核心骨干，在道德与智慧上因精通马克思主义而有特殊的优势，是经过千锤百炼千挑万选中产生的英明领袖并有洞见未来洞察一切的智力与能力。其三，党是一个严密的自上而下控制的中央集权的组织体系，所有的普通成员都必须服从严格的纪律，各级领导人也必须严守他们在等级权力制中的职责与规则。党的决定必须为全党不折不扣加以执行。党员的绝对服从与党员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忠诚,是列宁政党的绝对要求。列宁认为，只有这种精神上的高度统一与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才能夺取政权。

 

　　五十六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政变中夺取政权后，建立了党治国家的集权政体。在列宁的坚持下，夺权前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列宁称："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党的专政。党将自身的组织原则推广为政权组织之原则，党之组织亦为苏维埃政权之核心部分，党的信条成为国家意识形态。1919年，列宁发起创立了共产国际，如曾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所言，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由各国共产党支部组成的实际集中控制的世界共产党。其目标是推动世界的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布尔什维克化，即按照俄共(布)的组织原则加以构建并受共产国际之决议决定的统一指导。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扩张，标志着地球将有半数人口卷入的国际共产主义体制的兴起。斯大林完全继承了列宁的政治遗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被列宁看成是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样板，也成为共产主义革命与建設的中心。

 

　　五十七

 

曾任苏联共产党宣传部长的改革家亚-尼-雅科夫列夫称，布尔什维克革命及以后的不幸是"涅恰耶夫精神在列宁的实践中牢固地得到了确立"，是因为列宁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因此，恐怖统治是共产主义方法的必然结果。考茨基称："布尔什维克政权所结的果，就是建成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它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它的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也越来越成为装饰品了，仅仅成了一种记忆，或是作为诱骗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工具，因为独裁者是要想利用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对于夺权后仍严肃对待共产主义的反对新特权的老布尔什维克，或被监禁、放逐，或被沉默，或束手无策，还有不少被处决了，而"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已经向独裁者屈服了，已经从革命者的水平堕落到谄媚的廷臣的地位……取得和保持这些特权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五十八

 

1919年2月社会党国际通过的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赞同议会民主的布兰亭决议案，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决裂，也表明两造的核心分歧是民主与专政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议会民主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列宁发起的共产国际邀请书中附有一个15条纲领草案，其要点是普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规定新国际应名为"共产国际"，其基本原则是"每个国家里的运动的利益，应服从于整个国际革命的普遍利益"，共产国际不是以前各国独立政党之间的松散联盟，而是指导世界革命运动的集中控制的权力中心。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发布了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五人签署的宣言，称各国共产党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号召"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宣言称共产国际是实行集中制的领导机构，即"国际共产党"，其目标是领导世界革命，"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合作联邦，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类友爱和自由"，这个联邦就是"工人苏维埃的国际共和国"。

 

　　五十九

 

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要求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会后，列宁在《真理报》撰文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列宁在为1920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列宁写道："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支部都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列宁要求通过联邦制在全世界推广苏维埃制度，把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

六十

1920年7月19日到8月17日，列宁在莫斯科召集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局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称"两三年内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了。"列宁称共产国际"已经不是宣传家的協会，而是世界范围内开始准备的实际作战大军的总和"。其时，托洛茨基、斯大林正在指挥红军攻打波兰，伏罗希洛夫致信斯大林"我们消灭了大量波兰人……砍杀和消灭的共有两万人"。列宁要求在已被红军占领的波兰地区建立俄国式的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并策动意大利、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的起义，以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红军兵败华沙，被俘达6万5千人，人称"维斯图拉奇迹"。波兰保住了欧洲，列宁的世界革命受挫，托洛茨基说："当我们梦游般的状态下逼近华沙时，那里并没有革命的高潮……其结果出现了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军事战线上经历过的最重大的灾祸之一。"苏波战争后签署的《里加条约》划定的苏波边界线维持到1939年。

 

　　六十一

 

列宁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计划受挫于苏波战争。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草案和提纲初稿》中称"要利用危机进行革命"，战争创造了革命的条件，如世界大战触发了俄国革命一样，对波战争将引爆欧洲的革命。对波战争期间，在波兰的东部各省成立了60多个革命委员会。与红军进入波兰的还有捷尔任斯基实际负责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为俄共(布)组织指挥的波兰"流亡政府"，捷尔任斯基专注于筹组波兰红军。兵败华沙之后，捷尔任斯基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撤回了莫斯科。从此以后，列宁梦回俄罗斯，战时共产主义已是穷途末路，急待改弦更张以谋政权的生存。列宁在公开场合也罕提"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或"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了。

 

　　六十二

 

十月政变后，列宁的革命战略是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到"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军事主义。曾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属下的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一书中依据档案资料与当事记录对十月政变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内战中的情形做了真实报导。1918年8月捷尔任斯基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与复仇的历史使命。在革命后三天苏维埃政权就公布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12月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1919年12月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革命之剑"一一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契卡")，捷尔任斯基称："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进集中营。"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列宁称专政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六十三

 

十月政变前，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刊文吁求布尔什维克不要起义，否则，"群众中所有的黑暗本能就会喷发而出，因为他们早已被生活的崩溃以及政治的虚伪和肮脏所激怒了。人们将要彼此残杀，而不会克服自身的兽性"。这类警示对列宁无济于事。1918年1月列宁解散了立宪会议，他宣布："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同时，列宁撰文称贯彻"社会主义全科玉律"的方法之一是"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1918年9月布尔什维克政权颁布《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其中称"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六十四

 

被列宁看作"极其可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预言俄国的革命"暴动将从禁欲主义和抢掠一切财富开始，将开始废黜宗教，毀坏神庙，将其变成兵营和畜舍，血洗全球，然后自己吓得魂不附体"，只有最后一句话错了，列宁视为"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分子"的捷尔任斯基仅在1918年几个月时间就处死了5万多人，其死亡标准是其副手拉齐斯在捷尔任斯基创办的《红色恐怖》上刊文所称："审讯中不要去寻找被告反对苏维埃政权言行的证据。您应当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或者职业是什么。这些问题就应当决定被告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实质所在"。1918年底布哈林等指控契卡握有无限权力，其组织"充斥着罪犯、暴虐狂和流氓无产阶级的腐败分子"，建议应加以限制，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要求取消全俄契卡。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则为之辩护。列宁把对契卡的指责说成是"来自人数有限的知识分子的责难"。列宁称"重要的是肃反委员会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决定禁止对全俄肃反委员会进行"恶意的批评"。

 

　　六十五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为局长的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出的一个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要予以肉体消灭的社会族群："沙皇机关职员"，包括所有原内政部职员和所有司法部职员。以及(1)，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2)，所有政府机关文职人员(3)，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4)，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商人)(5)，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6)，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反苏维埃的人(7)，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8)，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9)，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10)，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11)，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这就是列宁通向共产主义的"消灭阶级"。

 

　　六十六

 

内战与战时共产主义造成城市的饥荒。列宁把饥荒归因于富裕农民藏粮。列宁1918年提出"掠夺掠夺物"的政策对付有余粮的农民，并组织城市工人到农村武装搜集余粮，对农民进行"十字军讨伐"，把粮食收归苏维埃政府。列宁称："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不仅是从产粮区弄到粮食，而且要把所有余粮以及各种食品全部收集起来，作为国家储备"。列宁把将从农村掠夺来的粮食由苏维埃政权统一调配称之为"这里我们正在为打下共产主义分配的基础，为真正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石而奋斗"。1919年1月人民委员会正式颁布了《余粮征集令》，规定农民必须上交全部余粮。农民留粮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生存最低限度的需要量，这个需要量在实际执行中仍会降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征粮引起产粮区农民的反抗与起义，图哈切夫斯基用毒瓦斯镇压坦波夫起义的农民。"窒息性毒气的气味充溢整个森林，将藏身其中的一切都消灭干净"，其后果是坦波夫森林中农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如列宁所言，创立红军的目的十之八九是为了"从事经常性的军事行动，以便获取、夺回、收集与运走粮食和燃料"。1916年俄罗斯中部地区人口总数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了。

 

　　六十七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对农民的暴力掠夺与镇压是列宁执政时代极其血腥的历史篇章，对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捷列克河一带的哥萨克居民实行了斩尽杀绝的政策，400余万哥萨克居民被镇压，几乎每个哥萨克集中区都发生了大屠杀，造成了俄罗斯历史上永久的创伤。列宁的武装征粮与斯大林"挖掉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根子"的集体化是导致俄罗斯农业长期滞后的历史原因。伯恩施坦在1924年批评说："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及其从马克思的武库里搬来的口号是一种非常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人们认识意志力量在历史上的界限，而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学说却別有用心地无视这种界限，陷入了对暴力的无限创造力的迷信，这在实践中就成了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

 

　　六十八

 

列宁对俄罗斯时代最杰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采取了驱逐出国的措施。他在1922年致斯大林的便笺上写道："要让俄罗斯长时间保持清洁……将他们统统赶出俄罗斯"。160名俄罗斯哲学宗教与社会思想顶级学者作家乘"哲学家之船"被逐出境。托洛茨基称驱逐是一种"有远见的仁慈"，因为一旦有事，他们可能被处决。布哈林1925年在《真理报》刊文称，布尔什维克夺权执政"是踏着尸体过来的，为此不仅要有久经锻炼的神经，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分析为基础的对于历史赋予我们的道路的认识"。布哈林论证了只有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要按照一定的方式使知识分子干部经受思想意识上的良好锻炼，不错，我们会像在工厂里那样制造他们。"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知识界潜伏了一张严密的谍报员网，其谍报机关定期向俄共及后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知识界的思想动态。1917年俄罗斯有46名科学院院士，其中死5人，流亡8人，1923年仅余23人。

 

　　六十九

 

在情报机关的密报中，可以观察到作家艺术家对苏俄时代共产主义实践的真实看法，如列宁格勒的导演加夫龙斯基说，想想吧，都拍些什么电影：又是阶级斗争，又是把党的机关捧到天上。导演别列斯涅夫说，我弄不明白艺术中的政治，我恨透了这一切。作家别雷说："不该由暴徒在实际中运用社会节奏的思想。实际情况表明，村社、集体、个人的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长尾猴手中的眼镜"，"它时而拿来闻闻，时而又穿在尾巴上"……一切都带有某种愚钝、麻木不仁的色调。你对科学、世界、艺术、人的关心，在"苏联"有谁需要？……数千年来世界所关心的东西……近五年来在我国均成泡影。以法令将数千年的成就一笔勾销，因为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中，然而，街上行人眼中流露出喜悦吗？这些苍白、疲惫不堪、部分已经变形、貌似野兽的面孔，包含着过度疲劳、怨恨、恐惧和互不信任。那是驯熟的野兽的面孔，而不是人的面孔"。

 

　　七十

 

为了扼要叙述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社会的精神状况与文化状况，1934年苏联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秘密对外散发的一张传单透露了一些作家代表的意见："你们都应当明白，我国处于绝对排除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境地已经长达17年了。我们俄国作家，让人想起妓女，区別仅仅在于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肉体，而我们出卖的是灵魂。她们无法走出妓院，除非饿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甚至在家里也往往避免畅所欲言，因为苏联有一套连环告密制度，要求我们作出相互告发的保证……请你们相信，俄国书籍比希特勒焚毁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要珍贵得多……我们自己担心的是，再过上一两年，连格鲁吉亚的中学都没有念完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将不满足于世界哲学家的称号，会要求按照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榜样，至少把他当作'圣牛'……整个苏联就是一座大军营，它在等待西方燃起火焰的时刻，好用刺刀给西欧带来现代文明"顶峰"的体现一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

 

　　七十一

 

在情报机关送给斯大林的告密材料中，才可见识苏俄时期诗人作家们的内在世界。如诗人杰米扬-別德内经常抱怨："苏联的压制和恐怖，已经到了文学、科学、任何自由研究均无可能的地步……原来我一直追随的党之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党员都是间谍和奸细。斯大林是个可怕的人，他经常从个人恩怨出发。凡是伟大的领袖，都在自己的周围有一大批杰出的战友。斯大林有谁呢？统统搞掉了，一个不剩……"別德内批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每个农民都想当上富农，我认为对我们未来，特別重要的是拥有精力充沛能干重活的农民。他们才是真正的支柱，他们才能提供粮食，可现在对于所有从流放地回来的富农，不是除掉，就是再流放……"作家革拉特科夫说："苏维埃政权搞了25年，可直到战前人们还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作家索洛维约夫说："应当解散集体农庄"。

 

　　七十二

 

从斯大林披阅的告密材料中研究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俄社会，就会知道无论何种深重的压迫与严酷的控制，都难以泯灭人们的自由思想。且看看卫国战争时期作家诗人们的言论。诗人乌特金说："我国的制度和德国的制度一样地可怕……统治国家的官僚将任何独立性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他们的理想是让俄国人成为统一的羊群"。诗人戈洛索夫克尔说："苏维埃制度是专制独裁制度，经济上最昂贵和效率最低的制度，掠夺式的经济"。作家费定说："对我来说，自从布尔什维克一来，俄罗斯的一切早就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现实主义的一切谈论都是伪善或者蛊惑。文学现实主义的悲惨命运在各种专政的条件下都是一样的……不要误解，当代作家都变成了留声机。按照时下的需要灌制的唱片在这样的留声机上转动，全都发出一模一样的沙沙声。"

 

　　七十三

 

作家什帕诺夫说："我们都生活在谎言、装假和最可恥的看风使舵之中"。俄罗斯古典文学丰厚的人道精神和写实风格在某些苏俄作家中还是有所传承的，即使是以作家们前仆后继的殉道为代价，仍生生不息，如爱伦堡坦言，苏维埃社会的"真相是血与泪"。这种俄罗斯文学血脉的传承，使苏俄时代仍涌出了一小批如帕斯捷尔那克阿赫玛托娃格罗斯曼布罗茨基肖洛霍夫索尔任尼琴左琴科世界级作家与作品。诗人感觉到的，理论家则以理性的方式去表达。这有必要重述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之论战中考茨基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没有人道的政治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把这种制度建立在残忍横暴的基础上，这是最不好的。俄国的专政破坏了一切知识的自由，我们主张对我们西方说来是理所当然的自由，而反对俄国的专政。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评更切中要害。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保障自由的政治形式是也只能是议会共和国。

 

　　七十四

 

列宁对曾经的同志、同路人与同盟者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更为苛酷。列宁的一位革命战友曾回忆革命前与列宁的一次对话："我对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你夺取了政权，恐怕你在第二天就会动手绞死孟什维克。'他扫了我一眼回答道：'我们将在绞死最后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之后绞死第一个孟什维克。'然后，他皱起眉头笑了笑"。十月政变夺权后，列宁授命捷尔任斯基创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对付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这些联合政权的同盟者。1919年2月捷尔任斯基即指令各省肃反委员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最严格的严视"。1921年苏维埃政权决定取缔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政党。1922年8月俄共(布)决定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进行镇压。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通令中，所有革命前政党的成员都是肉体消灭的对象。史载："沙皇政权在1826年至1905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894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十万人。"列宁坚持肃反委员会式的专政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1922年被契卡杀害的人不少于200万。契卡在其成立后的十年间都是秘密机构，1927年才公开。沙皇的秘密警察队伍最多时一万五千人，契卡在三年间便有了25万正式工作人员。

 

　　七十五

 

列宁创建的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订了《二十一条》，要求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派团体进行清查，以防止"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的党派团体加入共产主义，在各国工人党与工会中清除"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以使各种领导机构都由"经过考验证明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担任，接受共产国际的集中化的纪律。列宁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对意大利代表说："立即从你们党内把改良主义者开除出去，工人群众会跟着我们走"。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用共产国际常用的军事术语讲，就是使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信仰共产国际的战略，从而把这支大军改造成为革命大军。《二十一条》分裂与削弱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党员的人数也由1921年的887745人下降到1924年的648090人，到1928年又下降为445300人。

 

　　七十六

 

1921年以后，列宁托洛茨基预言的由俄国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并未爆发，共产国际命令全面退却。1925年国际社会党决议称："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需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它支援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并且希望依靠这种革命运动，用战争来给予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欧洲革命与世界战争落空之后，列宁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印度这些人口众多的东方区域。列宁认为，世界革命需要一个新的序幕，即东方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2年11月在最后一次出席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称决议完全是依据俄国条件写出的，他建议"要从头学起"，不要对共产国际纲领通过什么决议，而其逝后，正如马克思被变成"列宁式的马克思"一样，斯大林也把列宁变成"斯大林式的列宁。"

 

　　七十七

 

本来，列宁依照布尔什维克集中制原则打造的共产国际就是高度集权的，其执行委员会直接指挥各国支部，其决议各国支部必须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如考茨基所述，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凡不接受新国际创始者的要求的，就一律排除出去。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指挥下，就组成了这个新团体的核心。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民主结构相反，"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是严格地独裁的。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建立了常设机关，完全成了俄国政府的工具。"而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又开展了"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这就使它们更成为俄国政府的国外代表人，成为"莫斯科中心的盲目的工具"。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对章程的几次修改更加强了执行委员会的集中制权力。

 

　　七十八

 

以往对1917一1921年间苏维埃政权的研究较注重国内革命战争与对外战争，其实列宁在这一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实验是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1920年10月列宁对共青团员们说："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此，"现在是15岁，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1921年2月曾是十月起义强力支持者的喀朗施塔得水兵发起反苏维埃权的暴动，喊出了"打倒布尔什维克暴政"、"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自由苏维埃"的口号，破灭了列宁的共产主义梦想，经济崩溃、饥荒与暴动逼迫列宁不得不转向与资本主义做交易的新经济政策。

 

　　七十九

 

高尔基对十月政变与战时共产主义的尖锐批评在苏联被封存了七十年，这些当时在《新生活报》刊发的犀利评论后以《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彼得格勒结集出版。1921年10月诗人古米廖夫被枪杀后，高尔基侨居欧洲十二年。翻阅高尔基的这些历史记录，倾听这位自学成才的文豪"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变得更人道一些吧"的恳求，仍令叙史者难以自控心灵的激荡。高尔基抨击战时共产主义是"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兽性试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高尔基说，在十月政变中，"无产阶级既不宽容大量也不公正，它没有创造出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掏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高尔基伤感地重提了他曾诅咒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革命痞子"出世了。他致信列宁称："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八十

 

共产国际来到世间，如《共产国际宣言》所称："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联邦，我们国际无产阶级就决不会让刀剑入鞘……共产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党"。名副其实，共产国际有三座共产主义大学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培训干部。包括后来为中共培训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在国内饥荒饿死千百万人的人相食时期，仅在1918-1921年间用于援外革命812232600金卢布。而1920年苏俄总共产出1亿5000万金卢布价值的商品，同期的农业产值是20倍多(只有战前的64%)。其中1921年，外援6200万马克的外汇宝石支持德国革命，宝石中有俄国末代皇后的珍珠项琏。1922年援助意大利共产党400万里拉，援助德国4700马克，援助法共64万法郎。

 

　　八十一

 

共产国际是列宁依照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建立的。列宁的政党与领袖理论决定了共产党金字塔式的等级权力结构：最高领袖或某几个核心领导控制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控制全党各级组织与全体党员，而党又作为核心权力控制政府和社会组织，党也就成了列宁所要求的把最高领袖的指令从最高层传达到最基层的"传送带"。共产国际自1919年成立之日起，即要求所属各支部严格遵守这样的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上级党组织要由下级党组织推选，而且上级党组织的所有指示都对下级党组织有绝对的和必然的约束力，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而且在两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党的所有领导同志都必须完全而且毫无疑问地承认党中央的权威。后来毛泽东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八十二

 

回顾1917年开端的从俄罗斯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可以发现其是两种人类思潮与实践的汇流，发源地不是巴黎公社，而是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恐怖统治，几乎现代以所有革命乌托邦裁决人类理想的源泉都从巴黎的断头台与咖啡馆奔涌而出。一是对现代社会的辩证法批判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独断体系，一是地下密谋的暴力革命传统，两者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策略大师列宁的集中制军事化组织系统创造性结合，酿造成人类半个地球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风暴，而他所创立的共产主义革命指挥中枢一一共产国际一一对各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反思应始于列宁和列宁主义。反思二十世纪人类共产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教训，才能充分认清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施加于人类心灵与社会的无尽的创伤，也更能清醒地把握改良的渐进和平演化是人类变革的坦坦大道。

 

　　八十三

 

从古代的共产主义到中古以降的共产主义，以及当代共产主义，其共同的一点是将人类文明史的罪恶归因于私有制与私有财产，而认为共有制的合作方式为消除文明祸根的有效途径。从实践上，除了在宗教小团体与近代若干社会主义小社区的财产共有制实践有其优点之外，以国家权力推行的财产国家制仅仅是以一种政治特权阶层取代传统的有产阶层而已，并因国有财产的责任机制之缺乏而导致大量的浪费，全盘国有制的制度安排除了方便高度集中的政制中特权集团之外，对绝大多数民众仅仅是享有平等的贫困。列宁"战时共产主义"的四年实践与毛泽东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共产主义的典范。国有制下的人民并未分享文明的成果而是不断为政治斗争所困扰，共产主义承诺的美妙愿景注定是永远难以兑现的梦幻。财产不是公正之敌，而是人类自由幸福和谐的保证。

 

　　八十四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与现代社会学从实证观察研究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前者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仅仅是社会革命运动的工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取自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王朝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依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阶级社会的存在是生产力不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观念赋予阶级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另外马克思认为现代阶级斗争必然导致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又是生产力全球化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的所有革命预言都落空了。最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并未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对马克思而言是现代经济危机引发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然产物，那么，对列宁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政党创造出来的。既然如此，阶级斗争又为什么不能人为制造出来呢？毛泽东显然较其宗师列宁更具创造的天赋。

 

　　八十五

 

列宁-毛泽东的辩证法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这是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们人类所属的智力种群究竟以何种方式从东非的森林遍布地球繁衍至今的？据经验的观察，人类凭借竞争制度下的合作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文明进化远远超过破坏性的斗争。据我观察，有史以来人类三种大规模世界性斗争的极端形式一一种族(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宗教斗争，给文明社会造成了最深重的灾难。相互仇恨与不容异见就是这三类斗争的遗产与根源。而文明的生活则以竞争制度的法治秩序为优胜，人权在法治下的成长是最适于人性的人道关怀。在经过千曲百折的迷途与探索之后，人类的自由终于不再是哲学必然性的抽象，而是个人实实在在的权利。常识胜于玄辨。

 

　　八十六

 

1917-1921年间，俄共内部在政策制定之前还是有相当活跃的自由讨论的。如1918年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但到1921年3月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论争后，俄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其中规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还规定"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合，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此决议一出，党内派別消失了，自由讨论也消失了。到斯大林时代，党内异议变成反党集团的证据。1923年斯大林在他主持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公布了当时是机密的《关于党的统一》决议关于取缔一切派别活动的第7条。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讲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八十七

 

在探索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与展望之前，先玩味检讨其对通过共产主义的过渡过段一一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独裁的推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巴枯宁批评说："马克思说，这个少数将由工人组成。是的，没错……是由先前的工人组成，但是他们很快就变成了人民的管理者或代表，而不再是工人，并且开始从国家权威的高度来向下俯视工人群众，所以他们不代表人民而只代表他们自己，代表他们自己对统治別人的要求权。谁要是怀疑这一点，只能说明他丝毫也不懂人性……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只有独裁(当然是他们自己的独裁)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我们的回答是，独裁除了力图使它本身长久存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它除了使人民陷入奴役而依附于它以外，不会带来任何其他东西。自由只能通过自由来创造。"考茨基与德沃拉斯后来只是重复了巴枯宁的话。

 

　　八十八

 

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代人的旗帜，一代人的理想。当代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之构想迴异于魏特林卡贝巴枯宁之处，是他自以为运用科学的辩证法呈现了现代社会的自我否定。马克思以德国思辨学者的方式辛劳地蒐集了巨量材料论证了现代资本社会自我否定的运动直到炸裂，消亡，异化与阶级统治的消失，在历史的尽头，是马克思为人类设计的结束史前史的共产主义王国。共产主义是消灭了分工、交换与专业化的社会，劳动者摆脱了所有的限制而可以"全方位地发展他的全部能力，包括体力的和智力的能力，并将这些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人再限于唯一的活动领域，每个人都能够完成他想要从事的任何活动。社会调节全部生产，因而使每个人今天做一件事情、明天做另一件事情成为可能，一个人可以早晨狩猎，下午捕鱼，晚上饲养牲畜，晚饭以后从事批评评论，就象我这样，拥有智慧，却没有专门成为猎人、漁夫、牧羊者或者批评家。"

 

　　八十九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劳动者，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工作的艺术创造家，所有劳动都是艺术的，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人已经从异化的人升华为审美的人，他以艺术的品味对待人与事。因为消除了分工，物品非常丰裕，可以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托洛茨基说："人将变成无与伦比地强壮、聪明、优美，他的身体更加和谐，他的运动更有韵律，他的声音更有音乐味道……人类平均将提高到亚里士多德的水平，歌德的水平，马克思的水平。在这些巨人之上将会出现新的巅峰。"那么，不通过分工、专业化与竞争性的市场制度如何创造丰裕的财富呢？恩格斯说："禁止竞争按照它唯一可能的方式通过对价格施压來决定价值，只不过证明……一个人对于经济规律采取了通常的乌托邦式的蔑视态度"。恩格斯还称"如果竞争现在被禁止通过价格的升降来使单个的生产者知晓这些，那么世界的市场将如何存在，那时他们完全成为了瞎子"。商人工厂主的恩格斯把他的老伙伴划进了乌托邦的队伍。

 

　　九十

 

在沉思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纯粹审美时代的艺术畅想之余，我忽然想到尼采，想到了孤独的超人，考茨基讲在共产主义时"一种新型的人将出现……一种超人……一种升华了的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新人是尼采的超人吗？惊人的会合，惊人的一致。尼采是倡审美代替宗教的先驱，他的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代表了人类的艺术理想。未来的畅想曲一一一位依据的是古希腊标准，一位自许为盗火的普洛米修斯。他们都深深根植于德国中古的神秘主义，都曾是浪漫派的弄潮儿，都反基督教的上帝，也都痛恨资本主义。一位创立了反现代的共产主义体系，一位创造了反现代的超人哲学，那么，从理想的殿堂到现实的人间，马克思与尼采究竟怎样影响了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与心灵？

 

　　九十一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演示了人类历史在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其光辉顶点的必然性，同时，又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干预加速事件的进程，马克思称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米塞斯评论："如果马克思能够保持一致性，他就不应该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他将静静地等待"私人资本主义财产的丧钟敲响"的那一天的到来"。马克思不会静静地等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以破坏为己任的革命家。在大学时代致恋人燕妮的诗中，马克思写道："……我将永远摧毀世界，因为我不想创造世界，因为他们从不听从我的召唤……"马克思迫不及待要"自觉参与社会的历史革命过程"，亲自敲响现代社会的丧钟："那时我将能够耀武扬威地前进，像神一样踏过他们王国废墟的遗痕。我的每一句话都在燃烧和战斗，我的胸怀等同于那造物主的胸襟。"

 

　　九十二

 

人与神合一在黑格尔是达到绝对理性，不是上帝转成耶稣转成人身，而是耶稣变成上帝变成神。黑格尔的神学辩证法被马克思改造成无神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异化或后来阶级统治的掘墓者一一无产阶级消灭哲学而实现哲学。对马克思而言，人类的罪孽甚至不能归咎于阶级与阶级剥削，因为后者也不过是人类之分化一一分工、交换与专业化的产物，是历史的工具。资本社会及其世界市场把这种分化达到极端，达到富有与贫困的两极，从而也使其山穷水尽，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既消灭了自身也消灭了分化，人类重新合而为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一一共产主义的神学法则高奏凯歌。波普尔说："哲学家总是要让他们的周围笼罩着某些神秘的气氛。哲学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和深奥的东西，它要处理那些宗教要去处理的事情……它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和聪明的人的宗教和神学"。谁会猜想唯物主义的辩证体系里潜伏的一套苦心构建的救世神学呢？

 

　　七十三

 

从列宁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回到黑格尔，回到德国十九世纪思辩哲学，就可以发现七十年来大陆知识界对西方世界与西方知识及宗教的整体世界观，在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上与从苏格拉底到哈耶克的西方主流知识体系的误差，不消除这种意识形态造就的这种误差、隔绝与鸿沟，我们就无法从共产主义体系进入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就无法把握现代文明之精神与信仰的根基。比如，黑格尔体系中的自由概念从其严格意义上说是集权。或如黑格尔语言称把自身作为"一个自我充分理解的整体，即消除人们异化与有限性的悲哀。这与法权下的"自由"意义风马牛不相及。又如黑格尔把"国家"当做一个有机体并为其自己的目的而存在，把"国家"神化为当代世界中的精神及"天堂王国的现实"，更是无助于对现实国家的认识。

 

　　九十四

 

共产主义的秘密不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中，而在其哲学，在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哲学手稿的"异化"中。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领悟了炸毁现代市民社会的否定原理，又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发现了否定的关键力量一一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泛政治化力量将在摧毁多样化的市民社会时使社会充分集体化，人类将作为一个完整的"物种存在"，马克思在1856年的一次演说中讲到德国中世纪的菲默法庭，他说"：如果一幢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那么人们就知道它的所有者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欧洲的所有房子现在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就是审判官，而它的执行人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的圣經一一《资本论》，是为共产主义的选民进行历史与道德论证，以使它们自觉为共产主义政治宗教的革命先知与使徒。

 

　　九十五

 

马克思初出道山的两篇短论一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一已经概述了其学说的要旨。后者讲哲学的要义仅仅是实践改造世界的目标……而前者，则宣称无产阶级以革命实现人的最高本质从而"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也就是把哲学变成现实。奇诡的是，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即终卷，马克思写到"阶级"就结尾了(恩格斯脚注：手稿在这里中断了)，戏唱到终场没有观赏高潮，不免有些遗憾。叹息之余，马克思笔及"发展程度最高和最典型"的英格兰，无意识地信笔由心："中间或中等的社会阶层，[它]在这里甚至淹没了所有的分界线"……非同小可，伯恩斯坦正是从这个缺口修正了并最终炸毁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救世体系，而将社会主义引向了改良现代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开拓的现代福利社会的先贤祠里，马克思才能享有一个光荣的位置。'

 

　　九十六

 

据恩格斯回忆，马克思走的很安祥。静静地睡着了。而列宁死前仍在博斗，他要与托洛茨斯联手扼制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的大俄罗斯主义以捍卫格鲁吉亚的民族自决权，他要改组工农检察院监督官僚主义，他要撤换"太粗暴"的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他无能为力了，他似乎被他一手打造的苏维埃专政"利维坦"惊住了，但他也被控制，被斯大林监控，因为他中风了，患了失语症，"他的全部词汇只有几个词"。为了治病，必须停止工作。组织背后的个人权力有多专横，他自己也体会了，感受了。在他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中，讲到中国，讲到"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恩格斯说，燕妮死时，马克思就死了。知情者说，听到情人伊涅萨的死讯，加速了列宁的死亡。

 

暴力革命曾被马克思赋予神奇的力量将最被异化的粗鄙的无产阶级改造为共产主义的新人，而于革命内战中成就的"革命者种族"却是"持久地、残忍地失去清白"，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悲惨的世界，军队与契卡主宰了人民的命运与生活，恐怖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十月起义的主力被迫发动反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并被残酷镇压，幸赖休生养息的八年新经济政策(l921一1929)，苏维埃政权才度过危险。十月政变以后，列宁心仪的涅恰耶夫被称道为"有着火焰般激情和非凡的气魄的革命者"，是俄国革命初期"唯一的阶级斗争的榜样"，其"超越道德束缚的政治行动理念"为列宁发扬光大，列宁在1920年教导共青团员们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斯大林始终在研究涅恰耶夫，三十年代初，他又全部调阅了涅恰耶夫的材料，就在大肃反的前几年。

 

　　九十七

 

暴力革命曾被马克思赋予神奇的力量可将最被异化的粗鄙的无产阶级改造为共产主义的新人，而于革命内战中历练的"革命者种族"却是"持久地、残忍地失去清白"，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悲惨的世界，军队与契卡主宰了人民的命运与生活，恐怖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十月起义的主力红水兵被迫发动反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并被残酷镇压，幸赖休生养息的八年新经济政策(l921一1929)，苏维埃政权才度过危险。十月政变以后，列宁心仪的"布尔什维克久远的先驱"涅恰耶夫被称道为"有着火焰般激情和非凡的气魄的革命者"，是俄国革命初期"唯一的阶级斗争的榜样"，其"超越道德束缚的政治行动理念"为列宁发扬光大，列宁在1920年教诲共青团员们说，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斯大林始终在研究涅恰耶夫，三十年代初，他又全部调阅了涅恰耶夫的材料，就在大肃反的前几年。

 

　　九十八

 

从俄罗斯大地上成熟的涅恰耶夫-列宁-斯大林队伍将走遍天涯海角，其培育壮大的"革命者种族"将在亚非拉广阔天地翻江倒海，因为共产国际将把重心转向东方并以布尔什维克原则打造各国共产党支部，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称"除了列宁主义，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关闭了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对话合作，对于任何政治异议贴以污辱性的标签肆意攻击。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几次对章程加以修改，执行委员会之权力越来越大，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强调执委会的指示是命令，"必须执行"，执委会有权"撤消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关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作出各该中央机关必须遵守的决议"。1928年共产国际设立西欧局、南部非洲局、东方局等机构以加强控制。恰如考茨基所言："各国共产党只是它的训练有素的地方卫士。俄国现时统治者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沙皇的泛斯拉夫主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共产党员对于独裁者，比泛斯拉夫主义者对于沙皇还更恭顺得多罢了"。

 

　　九十九

 

二十七前一埸夭折的民主抗议，或许是中国一百年革命最后的回响。枪声过后，大洋彼岸传来"告别革命"的反思。而开启现代革命的法国大革命，却吸收的是美国革命的灵感。对于跨洋而来的自由女神，美国开国者是以哀痛的思绪对法国人说，"要想自由能在旧世界生根，不得不先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合众国驻法大使杰斐逊直陈任何自由为"欧洲城市的暴民"所拥有，"都会瞬间扭曲为对一切私人的和公共事物的破坏和毁灭"。何况沙俄压迫下的臣民呢？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滔天巨浪将革命圣化为图腾，以德国辩证法的神威横行天下，其所呼啸而出的新型革命者"为了能够实现心中的某种理想目标，竟不知任何动摇和怀疑"，他们"从那一特定历史时刻诞生之日起，就培育了整个他们自己的种族，这一特殊的种族将在文明世界的各个领域里迅速地繁衍、壮大。无论在哪里，他们将保持着同样的面貌和同样的特性。我们知道这一种族的萌芽状态，而至今，它仍旧活跃在我们的眼前"。

革命，真的可以告別吗？

（作者：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参与主编《文化大革命辞典》、《共和国重大决策内幕》(四卷八册》、《告別乌托邦》(上、下)。）

 

积极“围观”  防止“忘却”！

 

名列82期本站看点之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4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 上海行政学院讲师袁超的《雷洋案：愈是接近正义，愈该冷静反思》。全文如下：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雷洋的尸检报告终于公诸于世。尸检报告的公布让我们看到了公民参与的力量及其对政府议程设置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公权部门的努力，至少事件发展至今，政府与社会是站在一起共同面向并追寻事件真相的。这一天，我们当然应该为社会公众的理性围观点赞、为不离不弃的舆论监督点赞，但舆论终究代替不了法律，我们更应该为该事件发展至今从未离场的中国法治叫好，在走向正义的征途上，法治必须在场。

然而，愈是接近正义，愈该冷静反思，因为在另外一层意义上，一个潜藏的担忧在中国社会从未消失——“忘却”。在这个共同关注“雷洋事件”的日子里，大家是否还记得不久前曾轰动社会但如今已绝迹网络的“魏则西事件”和“陈仲伟事件”？“雷洋之死”关乎生命与正义，“魏则西之死”与“陈仲伟之死”同样关乎生命与正义。那么，雷洋是否也可能在真相未彰、正义未显之前被社会忘却？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如若往前追溯，便不难发现，今天这幕关于“忘却”的桥段实则何等熟悉，与那些曾经强烈牵动社会神经而却转瞬即被民众遗忘的故事一样，魏则西和陈仲伟不过就是聂树斌、邓玉娇、钱云会等的“复刻版”，无论他们曾如何高调地引起关于正义良知的社会化追讨，均未能改变其在民众精神世界中的他者地位，于是只能应了那句“繁华落尽、曲终人散”。

阿普尔鲍姆曾在《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序言中写道：“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反思历史，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而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尽管尸检报告的公布让我们充满追逐事件真相与社会正义的正能量，但我们依旧应防范跌入“谁是魏则西”、“谁是雷洋”的迷局。因此，我认为是时候该对公共事件的网络热度变化做一个整体性的冷思考了，它势必应超脱于任何一种事件正义，而回归到那些个自诩是守护正义的网民群体本身，追问为什么匡扶正义的行为更多只是昙花一现，甚或说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否可能仅仅是流于自利。基于对“微博元年“以来公共事件公民端的整体性认识，我认为雷洋事件的标本意义远不止传统公共事件对于公权力一端的责问，更关涉社会集体行动一端的公民自省，而聚焦于此的反思尤为缺乏。

这是“围观改变中国”的时代，也是“点赞标榜正义”的时代。那些年，当我们目睹耳闻现实中宜黄拆迁、谢朝平、“我爸是李刚”、复旦博士父亲被强拆人员殴打致死等种种不幸事件的经过，当我们开始通过微博关注公共事件、通过转发评论凝聚社会共识，当网络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网民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围观”浪潮，当我们尝试藉此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对弱势群体进行精神救济之时，我们发现“虽然我们的肉身无法与现实剥离，但精神匍匐在互联网上的人们，正在用一个又一个迥异于现实世界的词汇来表达对现实的无奈”，于是“围观”顺理成章地成为网络热词，并逐渐出现了“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的声音。毋庸置疑，“微博元年”以来的五年，是中国公民意识觉醒最迅速的五年。在这个信息技术“跳脱式”发展的五年，新媒体如一艘不断升级且极速巡航的战舰，它所融聚的智慧与洞见，如同大天使手中的圣剑，挥斩之下、即是正义。我们固然期待接下来都是正能量叙事，但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凡人终究是凡人，尽管抱起圣剑、直指邪恶，恐怕也只是为求自保，而不见得真心追寻正义。实际上，在“讨伐邪恶”与“守护正义”之间还有着很长的征途，但我们似乎并不自知，竟然还让那百年前的狄更斯一语成谶：“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眼下正在发生的“围观”故事是：恐怕一个月之前，我们还在为揪出魏则西之死背后的“大恶人”、为给雷洋之死讨说法而咬牙切齿地声讨公权力部门、信誓旦旦地要守护社会正义；然而，一两周之后，同样是那个呼唤良知的我们，却早已将魏则西、雷洋抛诸脑后，转而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陆家嘴”视频的种子。不要笑，这种鲜明的反差就是你我熟知的网络，就是当下的中国。

我无意于否认“围观”真实存在的部分正向功能及其积极作用，但更要指出“围观”存在的严重结构性问题。“围观”最有效的功能之一是能够在公共事件发生时迅速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并触发关键话题，比如魏则西事件中关于资本与人性的问题、雷洋事件中关于生命权和执法正义的问题等，这一功能的发挥的确有助于透过舆论压力影响公权力部门的议程设置，从而推动相关变革。然而，魏则西、陈仲伟等在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中迅速被遗忘的事实反映了“围观”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即公共事件中的人物只是“围观”民众精神世界的他者，“围观”起始于事件中普遍正义受损对于围观者自我保护的本能吸引，而终止于事件主人公在围观者意识中的他者身份。说到底，“他者式围观”只不过源自围观者因他人受害而折射自身的自我保护反射，并非始于真正意义上的围观者心中之正义本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由他者意识主导的“围观”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公民意识觉醒。因此，魏则西、陈仲伟终将会与聂树斌、钱云会等一同在某种“共谋式忘却”中绝迹网络，我们这些犹如正义化身的围观点赞者总是能够在共同“围讨”后不约而同地散去，或因热点被接踵而来的新生事件接管，或因原事件被热炒而新鲜感渐失，还可能因为事件进入正式公共议程而启动“我们赢了”的末日狂欢。我们发泄了、狂欢了，但我们似乎并没有那么关心真相，否则如何解释社会对当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特大事故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时的“集体失忆”？又如何解释社会对近日最高法决定再审聂树斌案的“集体无感”？无疑，这种如此精致的“忘却”是“共谋式”的。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我们是在守护公义，不如说我们是在消费正义。

归根结底，从“他者式围观”到“共谋式忘却”，其背后的中介机制就是“集体失责”。正如六神磊磊曾在其网络热文《找不到大恶人的时代》中写道，在分明存在的恶面前，我们却揪不出背后的大恶人，有的只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共谋”。这好比说，你布下雷电，我刮起狂风，他降下暴雨，最后洪水滔天，结果一问起来，谁都不承认作恶，谁都没有责任。面对魏则西事件中民营医疗领域的乱象、雷洋事件中公正执法的问题，我们总是在不断深挖所谓的“正义”、“人性”，总是动辄将行政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比如将警察执法正义这样一个行政问题冲动而自觉地上升为政治“独裁”），总是大谈特谈如何进行制度完善的宏大叙事，总是能说的头头是道，殊不知这种介入思维与分析方式实际产生的结果是：责任未曾得到明确分割，每一个个体都成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以致“集体失责”。尽管“他者式围观”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根本转变，但依旧能通过引入有助于进行责任分割的公共事件介入思维——分层思维——来尽可能实现“围观改变中国”。

所谓“分层思维”，即指根据不同层次对特定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这里可将基本层次设定为国家、政党、社会，亦可在社会层次下进一步分为社团组织、媒体、公民个体等，如此便可将一些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解决措施聚焦、分层、具体化。比如在讨论魏则西事件中的道德危机问题时，有学者提出要实现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公共自主，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如不能进行具体定责，就难以将此智慧转化为现实。借助分层思维可以发现，要建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公共自主这一基础秩序，势必需要国家、政党、社会三大主体共同参与：首先，国家和政党须透过观念、制度和机制建构来建立“陌生人伦理”，引导社会成员进行“面对面的持续互动”，而社会层面则需要社区、志愿社团主动介入到这种重塑道德确信的实际活动中；其次，在社会层次之下，社区、志愿者社团、社会媒体和公民个人都应有相应的责任匹配，社区和志愿者社团可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通过举办能够促进人们面面交流机会的活动实现社区人际关系格局的改善。媒体不仅需要正面倡导，更重要是落实责任性的追访和纵深观察，比如当年“钱云会”事件有了官方消息之后，媒体基本就退出了我们的视线，哪怕是到今天，我也认为有回访的必要，回访并不是指着“翻案”去，而是这背后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比如公民权益，媒体做纵深思考不仅仅是为了事件本身，更多应该是媒体对社会良心的塑造，引导公民去思考。当上述层次做到责任匹配，公民个体层次自然也就很容易实现定责了。

当然，即便是在这样一个“集体失责”的状态下，面对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政党和国家层面想退场也不可能退场，因而诸如“7·23”甬温线动车追尾特大事故、聂树斌案、钱云会案、“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和雷洋案等都或多或少公开了相关处理进程与结果，反倒是最不该退场的社会悄悄退场了。任何一个公共事件的发生或许都存在着深层次的根源，因此“忘却”将是极其可怕的。我们或许可以为“忘却”加上一千种理由，但都不可能为此而逃过因“忘却”而种下的劫数。所以，如果我们一直都陷在“谁是XXX？”的迷局中，那就一定会是大麻烦。从雷洋案起，我们希望看到“集体定责”过程的开启，除了社会通过集体行动影响政府议程设定一端的实现，我们更希望看到社会一端自身的集体自省，这是雷洋案最重大的标本意义之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 上海行政学院讲师）

 

许老走了  祖国知道！

 

名列选网本站看点82期之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的，是来自明镜邮报、星岛日报等中外媒体、作者不祥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去世》。

【编者按】《星岛日报》6月29日下午3时45分消息，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先生，6月29日凌晨0时12分在美国洛杉矶家中辞世，享年100岁，多位子女和亲属随侍在侧。 5月中旬一度传出许家屯昏迷病危的消息，但数天之后，许家屯奇迹出院，自称仿如新生。过去8年间，资深记者纪硕鸣曾十余次与许家屯长谈访问，去国25年，许家屯生前最大的愿望“落叶归根”，最终能否实现？

 

因为年老体弱，百岁许家屯肾脏功能衰竭影响排尿，积水一直漫延到胸腔，引起心脏衰竭，在2016年5月中旬一度陷入昏迷状态，被紧急送往洛杉矶Garfield Hospital（加惠尔医院）抢救。医生说，他的肾功能仅剩11%，发出病危通知书。不过，六天之后，美国时间5月19日，许家屯奇迹般出院了。他形容自己“仿佛新生一般”。

 

说“新生”，其实更像是夙愿未了。这位出离中国已25载的前共产党正部级官员一直在等待，有朝一日，“落叶归根”。

 

病重期间，网上消息称，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派人去探望他，还留言随时可以联络。也有说，中央已经通报许家屯病危的消息，最高领导人批准驾鹤可回国。但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消息根本无从查核，只停留于想像。历来，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一个离经叛道的高官，绝对不可原谅。

 

而前中共中央委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前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仍然满抱希望。从2008年第一次在美国洛杉矶和许家屯长谈访问，到2015年初在他的奇诺岗居所有二次长达八小时的专访，在笔者总共十多次的长时间访谈中，许家屯透露最多的就是“落叶归根”的心愿。从中国人的儒家伦理出发，这是人之常情。曾经有人受托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提呈许家屯的愿望，得到的答复是：“时间未到”。这句没有明显拒绝的党中央最高领导的“指示”，让许家屯仍然坚信党会宽恕，只是需要等待。

 

不过，对一个百岁老人来说，他等得起吗？

 

山气日夕，欲辩忘言

 

从鬼门关走一遭，百岁许家屯又回到了他的美国洛杉矶往东南的居所奇诺岗（Chino Hills）。Chino，在西班牙语里，是“中国人”的意思。这里是一片起伏的山地，一处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环抱之下，几幢独立别墅格外醒目。许家屯已在此度过了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居所客厅宽敞整洁，正面墙壁一幅巨匾，秀丽的字体抄写下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虽然早在1991年就已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二十多年待人接物时，他仍然处处维护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党派。

 

初见许家屯是在2008年，他九十二岁。正值中国四川的汶川大地震。 远在半个地球外，美国南加州的许家屯，一直坐在电视机前及收音机旁，观看、收听来自四川的消息，为震后的人间悲剧流泪不止。他吩咐家人为灾区捐款。电视直播画面里，天安门广场的人们为大地震中的受难同胞默哀三分钟的时候，他也站起身，肃立无言。

 

那时，隐居洛杉矶十八年的许家屯接受笔者的独家专访，提起震区，他说自己“很想去看看”。他流畅地运用著那个将他拒之门外的话语体系，一连串的感恩与肯定。他说，令他欣慰的是，中共领导和人民在这场大灾难中经受了考验，“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是这一届政府一贯的‘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权利和价值，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仅是我，全世界具有公正情怀的人，都予以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希望”。

 

许家屯承认，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对他影响最深。而胡耀邦、赵紫阳与毛邓相比，还是有较大的距离；胡赵缺少政治韧性，如果韧性多一点，也不至于与邓疏远，“这是一个悲剧，邓和胡赵，是可以不决裂的”。而他认为，胡锦涛、温家宝具备政治韧性，“特别是胡锦涛，青出于蓝”。对中共的主要领导，他一直是极尽赞扬。仿佛他从未曾远离。

 

出走美国，他曾经用了“躲避”二个字，称“到美国躲避的事情很仓促，临时决定。”

 

许家屯说，我是外出旅游休息，并向邓、杨作出“四不”保证：不搞政治庇护；不轻易见记者；不撰写文章；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那段二十年前的故事，他还记忆犹新。1989年默许当时中国政府的驻港机构支持学运后，党中央要求时任香港新华社社长的许家屯调离原职，继任者是周南。1990年4月21日，北京最后一次开会结束交接工作回到深圳时，许家屯正准备搬家去南京老家，已经买好火车票了。他收到一系列不好的信号：新华社新任社长周南派人没收了他的车子，还查手扣了一批私人文件，主要是个人的书信，周南成立了专查许家屯的专案组。

 

许家屯想到海南省长梁湘──这位创建了深圳特区又筹备了海南岛建省的“苦官”，在六四后被冠以“以权谋私罪”被撤职，之后被扣压北京，受到反复审查（梁已于1998年病逝）──许家屯动了“躲避”的念头。

 

出走时，许家屯给邓小平、杨尚昆写信。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从历任出走的中共官员看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外逃还给领导写信的。许家屯在信中说：我同中央常委有些人意见不合，他们对我可能有些动作，我需要暂时避一避。许家屯说，我是外出旅游休息，并向他们作出“四不”保证：不搞政治庇护；不轻易见记者；不撰写文章；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希望邓、杨见谅，并希望不要搞家属，只要相安无事，定会坚持这几条。信由许的儿子代交给新华社香港分社转党中央。

 

许家屯想的是，当初出来避难时就说好要回去的，离开中国，目的就是为了有机会可以再回去，“如果我不走，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国家的口吻”：“我不能给中央添乱”

 

二十多年来，许家屯信守了自己当初四分之三的承诺。唯一没有做到的，是后来他还是撰写了文章。许家屯称，那是因为中共将他除名，动手在先。所以他出了回忆录，写了文章，但他有他的底线：从不批评共产党，更不泄密。

 

到美国时，他谢绝了很多人的拜访──“尤其是大陆不喜欢见到的人”。美国联邦调查局找到美国华文新闻界老报人陆铿，想让陆搭桥见许家屯。许家屯不见。陆铿答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你们来他不会见，国务院派人来可能会见。又是美国国务院派人来见许家屯。许家屯表示，大家见面也没有什么话说，美国的要求他不会答应，他也没有什么要求提出，就散了。台湾也派人来见许家屯，更是话不投机。

 

他的口风很紧，百岁了，头脑依然清醒，知道的很多，却只字不吐。2012年，梁振英和唐英年候选香港特首之争，询问他谁更适合当特首，他就是不表态。回答说，香港已经是乱局了，我说多了，不是给中央添乱吗？ “这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一致的，香港人要注意稳定、繁荣这两个词。”

 

香港的记者最热衷追问的就是香港官员中，谁是共产党？梁振英是否地下党？许家屯不否认心中有个名单，但他绝对不会告诉你。哪怕是二十年过去，有些事情都可以解密了，仍然不说。还是那句：“我不能给中央添乱”。

 

2015年一次媒体访谈里他说，他相信习近平当局还会挖出更大的“老虎”，那时，他将会实现回国的心愿。

 

美国有民运人士组织的活动，许家屯一概拒绝，偶而有一次不清楚参加的人员情况，去了以后发现是民运人士的活动，他很不开心。他跟笔者说，以后不管什么活动再也不出席了。

 

不过，有学者要拜访，他都来者不拒。大陆自由派学者许知远去拜访许家屯，几句来回，许家屯就品出味来了。当时正值香港占中，许知远问老人家的看法，“我当时就讲了，什么占中不占中，都是中美之争。”许知远写文章称许家屯是“国家的口吻”。

 

许家屯事后对笔者表示：我知道他属于所谓的自由派，所以我同他讲，这是“中美之争”，现在英国已经退到后面去了，中国收回（香港）之前，英国人就已经听美国人的了，所以这是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的部署。

 

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是许家屯的座上客，两人属暮年之交，互相有不同的价值观，经常为民主争辩。许家屯称何频极右，何频称许家屯是老左。许家屯事后对笔者说：所谓民主，我同何频辩论，我说给你两个小时来表述，我再用两个小时来驳斥你，他不同我开展这个政论。

 

十八大前，许家屯有过对中国内乱的担忧。习近平主政后，他很乐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西方工业化300多年发展的超人意外的发展速度，但同时在江泽民、李鹏主政时期他们私字当头，拉帮结派，鸡犬子女几乎一起贪污腐化，把国家社会搞得老虎成群，苍蝇满天飞。十八大习近平领导的中央不仅整顿队伍恢复中国传统的民族美德，还老虎苍蝇一起打。打老虎不管官多大，权多高，像薄熙来、周永康，军队的徐才厚、谷俊山先后都拉下马，开除了党籍，依法办理，现在还在进一步打大老虎。”

 

前共产党员许家屯曾经多次向媒体表示对习近平大力反腐的兴奋和支持。在这场肾功能仅剩11%、心脏衰竭、被下达病危通知书又奇迹般“新生”的生死劫难降临之前，2015年一次媒体访谈里他说，他相信习近平当局还会挖出更大的“老虎”，那时，他将会实现回国的心愿。

 

不是大学对决  而是生命PK？

 

名列选网本站看点82期之上周文章访问量第6名的，是来自微信、作者无风的《法大与人大：邢所与雷洋的悲剧另一面》。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雷洋案主要相关有的人生经历和命运结果的观察及反思。文章全文如下：

举世瞩目的雷洋案，真相渐渐清晰。

6月30日下午，北京检方公布了雷洋尸检结果，确定死者雷洋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

“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是一个医学术语，通俗地解释一下，就是指食物、呕吐物等误咽吸入呼吸道，引起呼吸道阻塞而致窒息死亡。常见的现象是成年人在酒醉、脑外伤、麻醉未醒、癫痫发作、脑中风等发生昏迷或昏睡之际，往往会引起呕吐物误咽吸入呼吸道而窒息死亡。

由这个结论出发，事发之初，北京昌平警方对雷洋家属所称的“心脏病突发”说法，已证实显然是个谎言。

同时，北京检方也宣布“涉案警务人员在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并认定“昌平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辅警周某起主要作用，且在案发后有妨碍侦查的行为”。目前，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已报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变更强制措施，对邢某某、周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决定逮捕。

在全部的真相尚未公布之前，无论是嫖娼该死还是警察暴力执法，无风君（ID:nowindnowave2）都不愿再纠缠于事实本身而妄发议论。相反，当事的邢、雷警民二人的人生经历，却让无风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雷洋案发后，引起舆论关注的一个标签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但很少有人知道，涉嫌玩忽职守罪的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也是名校毕业，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但事发后，这个法大毕业的标签，并没有戴在邢所长的头上。

另一个事实是，雷洋与邢永瑞都是外地平民之子，都是凭借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两人本无人生的交集，但偶尔的一次碰撞，却让两人的人生有了截然不同的走向。

29岁的雷洋是湖南灃县人，200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2009年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2012年毕业后任职于国资委下属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媒体称其“曾参与多个工业园规划，生态文明规划，污染物处理规划和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工作，在环境保护期刊《环境保护》等上面都发表过论文”。

 

与雷洋的信息相比，邢永瑞一度是模糊的，清晰的只有他在事发后在北京电视台讲述案发经过。

在那次公开亮相中，邢回答了十大热点问题，试图证实自己没有过度执法，也没有过激行为。但这仅有的一次亮相，非但没有平息舆论，反而遭致了雷洋亲属及舆论的反感。

在北京检方公布对邢、周二人实行依法逮捕之前，微信上有人曝出邢永瑞的身份。他出身于甘肃省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父母都是文盲，靠养羊卖羊挣来的钱，让他高考时以甘肃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中国政法大学。随后全村人一起放羊卖羊，供邢永瑞完成了学业。

如此背景和出身，工作之后的邢永瑞，在成为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的升迁之路上，付出了多少，抓获了多少犯罪分子，外人都无从得知。但这一次抓捕雷洋，却让这位邢所背负了“恶警”的骂名。

雷洋去世前的一个月，刚刚有了一个女儿；邢永瑞则是两个双胞胎女儿的父亲。

邢永瑞同时还有两个妹妹，一个靠着他寄回去的月入5000元的工资，读完大学工作了，还有一个在读大学。

如果没有这一次碰面，两个人的人生，或许会在自己的业务半径里生长、壮大。他们同样是来自于底层农村，靠着自己的奋斗，在竞争激烈的帝都站稳了脚跟，拥有着自己的幸福家庭，为人夫父。

如果没有这一次碰面，他们两个人都是家乡的骄傲，都是外地人在北京奋斗的成功样本。

正如雷洋案发后许多人感到恐惧的是，一个高知分子，青年才俊，在身陷嫖娼嫌疑的重重疑雾中莫名地死去，这产生了推己及人的安全感焦虑。目前的事实让我们无法揣测，同样是出身寒门的邢永瑞，在造成同阶层兄弟雷洋的死亡中，他到底做了什么？出身于政法大学、接受过法理与法治精神熏陶的邢永瑞，在面对雷洋激烈抗拒的时候，是什么让他冲昏了头脑？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剧。

但在法治面前，我们无法用情感来诠释这悲剧的意义。法律是刚性的，既要为雷洋之死找出真相，伸张正义，也要为邢永瑞的执法不当找到法理依据。在这一点上，正义已经走在了路上，我们能做的，或许是继续保留足够的耐心，直到最后的水落石出。

 

正值毕业季，又一批年轻学子将步出校门，踏入社会。

在雷洋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典礼，刘海龙教授在致辞中说，从新闻学院走出来的学生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是正义感，“今后无论你身处何方，身居何职，要做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前一段时间雷洋事件中人大校友会的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表率。正义感不仅是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不正义事件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身边的不正义有所行动，包括敢于对插队的人说一声“请排队”。

在刑永瑞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201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王涌教授做了一个激情澎湃的致辞。在这篇题为《你们是英雄辈出的九零后》的致辞中，

王涌说：

在法大校友中，有一种人，他们没有官衔，没有财富，但坚毅地为法治理想战斗，广受爱戴。他们是公民的英雄，是母校的骄傲，是你们的榜样。

相信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他们。那时，“你在战斗，母校注目；你蒙冤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莫过于此。”

当然，在法大校友中，也有一种人，在社会染缸和国家机器中，随波逐流，迅速堕落。权力在手，肆意滥用，不问法律底线，践踏人权，制造雷洋案式的悲剧，他们是公民的公敌，是母校的耻辱，是你们的对手。

如果有一天，你无力抵御沉沦，沦为鹰犬，逆行在法治的道路上，母校将会喊你回家——去“抄宪法”。

 

此时此刻重温这两所中国名校的毕业致辞，我们或许有如潮的感慨。

在天堂里的雷洋，在铁窗内的刑所长，如果能听到彼此师长的教诲，不知道他们当作何感想？！

人命关天，而法大于天。

 

“误射”还是“预谋’    台海再燃狼烟？

 

名列选网本站看点之上周文章访问量第8名的，是来自网络、作者不详的《台海新危机：一弹激起千层浪》。文章写道：

 

台湾军方罕见向大陆方向误射导弹，震惊两岸。从中共军方消息人士获悉，福建沿海前线驻军雷达的确已侦测到台方向大陆方向发射导弹，但未能侦测到落点；东部战区高度紧张，一度启动应急预案准备反击，司令部转往地下掩体。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过问。东部战区前指接到指示，若台方导弹越过台海中线，立即应对摧毁。

 

7月1号，台湾海军131舰队金江舰在高雄左营码头实施操演验收，在雄三飞弹系统测试时发生误射，该飞弹射向大陆方向，最后落入澎湖东吉东南方海域，直接贯穿炸毁一艘台湾渔船，导致一死三伤。台湾雷达站随即扫描到中国军方开启飞弹射控雷达，似乎准备反击。

 

博闻社从东部战区军中获悉，台湾误射导弹后，中国大陆东部战区司令部全部进入地下指挥所或掩体。因为当时大陆军方雷达侦测到发射，但没有侦测到落在哪里，也就是说，不排除导弹越线，因此异常紧张。

军方消息透露，中央军委为此直接打电话到东部战区司令部询问，战区司令刘粤军视频连线向军委主席习近平汇报情况，习近平指示谨慎处理。消息指，东部战区接到的指令称，如果导弹越过海峡中线，应立即以反导系统给予摧毁。

 

消息指，大陆军方目前仍在检讨为何未能侦测到导弹落点，以及正在判研如何堵塞漏洞。

 

据台湾军方表示，在事件发生后，台军副参谋总长进入衡山指挥所预防大陆还击。

 

针对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解放军在福建增加数个导弹营，装备东风DF21导弹。这些迹象显示，台海双方都在提升备战。

 

拓展阅读   台前海军将领：新兵只能混 出事是迟早的

 

台军1日发生金江舰误射“雄风-3”超音速反舰导弹，命中澎湖外海渔船，造成1死3伤。7月2日，台海军多名退役或预备役将领公开撰文，批评现在台军内部训练严重不足，以致专业素质低下的问题。他们认为，由于训练严重不足，缺乏专业素质的新兵只能混日子。台军会发生导弹误射之类的事情，那是迟早的。

 

台海军退役中将兰宁利2日投书台湾《中国时报》“时论广场”栏目，指海军误射难辞其咎，曝露出台军人力及训练早出问题，更应检讨改善。

 

兰宁利指出，金江军舰属三级舰（最小、最苦），船上几乎所有部位编制都是一人制，也就是一个人打到底了，所以一个小兵管价值上亿的导弹是常事。当海军兵役从3年改为2年、征兵改为募兵后问题更严重。优秀的志愿役官兵本来就少，不可能覆盖所有三级舰。而新兵你不能指望他一来就会，在讲求个个都需独当一面的海军就只有混日子了。

 

而且募兵预算还要挤占本来就不够用的“国防预算”。在这个背景下，作业维持费用也只能一减再减。这不单是“伤及四肢”，更是“已深入内脏”的问题了。这一问题在台军所有军种中都存在，只不过海军讲求单兵素质，所以问题先在海军中暴露而已。

 

兰宁利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兵力目标”，兵力目标绝不能募多少用多少。难道只募得3万，就以3万成军？今天所有的问题皆出之于此。

 

出事的金江舰为锦江级巡逻舰的7号舰。锦江级巡逻舰额定舰员为50人，其中7名军官、43名士兵。

 

除了兰宁利外，台海军预备役少将淡志隆也在联合网上撰文批评台军现在专业素质低下、训练严重不足的问题。

 

淡志隆认为海军和陆、空军最大的不同，在于海上作战，除了友军支持不易外，军舰若遇到战损或故障，只能完全依靠自己解决。因此海军必须强调独立作战及完整的自救能力。

 

因此无论军官、士官或士兵，都有极细致的专业分工和严格的专业要求。这是所有海军一致的传统。但在“国防部”裁撤的命令下，许多专业不是被迫取消或合并，就是因人力不足而简化。原来陆上“老师教学生”的机制，变成舰上“师兄教师弟”，还美其名曰“在职训练”。

 

在人力及训练不足但各类任务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干部就需承担极大压力，部分中高级军官为避免下属出状况影响仕途，有危险性的训练能免则免。如此恶性循环下，出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而台湾一位名叫丁沐屏的媒体工作者也用自己当年从军的亲身经历，佐证了之前两位的观点。他在文中写到，他在1992年作为鱼雷兵在军中服役。在军舰上，所有的守则都被长官精简了。岸上教科书里写一套，舰上实际操作是另一套。人人都知道任意删减守则迟早会出事故，但毕竟是“长官体恤新人”，大家也都接受了。反正只要操演时不出事就好。

 

而实际上，台湾陆军也好不到哪儿去。2014年10月，台军才恢复了停办14年的“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课程”。台军此前的手榴弹训练过程中也流传着很多“天兵”事迹，最奇特的是将保险销拔完丢出去，手榴弹交给指导官的。

 

据公开资料显示，兰宁利1945年在南京出生，后进入台海军。历任天山舰舰长、当阳舰舰长、“海军技术学校”校长、“海军总司令部情报署长”等职。淡志隆此前为“台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后因检举揭发出身空军的副团长舞弊而被调回岛内，被军方高层勒令不准担任正职，后转入预备役。

 

以下为兰宁利评论全文：

 

近日“国军”正为虐狗事件焦头烂额，海军金江军舰误将雄风三型攻船飞弹射出，无异是雪上加霜。但误射事件与战备训练有关，舰长虽难辞其咎，但有关军中人力及训练问题更应检讨。

 

金江军舰7月1日奉命执行甲类操演，以事故发生时间计，测验裁判组尚未登舰，船亦未离码头，应还在航前准备阶段。通常飞弹的发射均依年度计画实施，其实施有一定的海域，不可能在水星码头实施。所以理论上金江军舰并非年度飞弹实弹射击舰。她这段时间所进行的只是航前准备阶段的系统备便测试，或是为了测裁组本日甲类操演要下达的战斗命题里面的飞弹攻击模拟。

 

在执行战斗命题里面的飞弹攻击模拟时，舰长率舰上重要官员从目标交付、目标确认，到“可否行飞弹攻击”和一连串“保险措施”。这些程序作模拟，不得有跨越和跳跃的情事发生。

 

飞弹舰艇的战备看似要确保飞弹能及时发射至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战备的管制，包括各道发射保险的启、用，发射程序的实施，及为了防止误击、误射的双重检查运用，这些都须在平日的训练与要求上落实。

 

上个月我对舰队军官做战术对话时，最后以“出门如见敌！”勉励军官们加强战备，防敌突袭。金江军舰舰长这次显然在出港前关心了他的战备，但未能完善“战备的管制”，如整件事故都是在模拟的项下实施，舰长最后“允许发射”的按钮都要确保是模拟的位置。显然事故之发生，舰长难辞其咎，但有关军中人力和训练的问题根本非海军之能承担。

 

金江军舰属三级舰，船上几乎所有部位编制都是一人制，也就是一个人打到底了，所以一个小兵管价值上亿的飞弹是常事，当海军兵役从3年改为2年，在讲求个个都需独当一面的海军就只有混了。改为募兵后问题更严重，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把握让三级舰（最小、最苦）都能派优秀的志愿役士官兵，更不可能他们一来就会。在舰上必须一人当一人用，没有见习时间，也不可能在职训练。

 

三级舰自我训练能力很差，必须仰赖岸上训练；但连续几次裁减案，学校人力被裁掉一半；加上过去几年募兵预算要由三军已连年删减的“国防预算”中内含，直接冲击到作业维持费，这不单是伤及四肢，更已深入内臟了。只是海军这种讲求单兵、单士的军种先突显出问题而已。

 

不要忘了未来的“沱江军舰”也是三级舰，要想革除人力问题，确保战力之可用，只能有一个方法，就是在他们的舰队成立“训练队”，额外编配一整艘舰人力，勤加训练，成熟后轮流派舰；教训单位也适当增加人力。

 

当前“国防”最重要的问题是“兵力目标”，兵力目标绝不能募多少用多少。难道只募得3万，就以3万成军？今天所有的问题皆出之于此。

军虎被抓  细节曲折！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的，是来自2014年7月出版的亚洲周刊、作者不详的《徐才厚被抓幕后细节》。全文如下：

 

中共打虎，声震八方。“华南虎”，“东北虎”，“军中猛虎”……打虎无禁区，刑上大老虎。六月三十日下午六点零分三十秒，新华网报道说，中共宣布开除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党籍。时间仅隔两分钟，蒋洁敏、王永春、李东生曾权倾朝野的三高官，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之前一天，亚洲週刊从北京获悉，原定八月一日中共建军八十七週年前夕公布的徐才厚大案，决定提前至六月三十日，即中共成立九十三週年前夕公布，这是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拍板决定的。“七一”前夕，中南海于同一天，开除一名上将、两名中央委员、一名中央候补委员的党籍，“打虎”杀气腾腾，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已有十六名省部级或以上官员遭当局查处。中共中央政治局表达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态度，表明“中共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军中也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有魄力的决定，要强化党内背景，这个魄力的背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

 

六月三十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被称为“徐军头”的七十一岁的徐才厚党籍。当局声称，“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人们注意到，当局的通报没有提敏感的原职务，反正已经退休不在台上，也始终没有提到中纪委、军纪委，也没有提到「双规」（纪检和监察机关的特殊调查，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而是强调中共中央的“组织调查”，可见层级至高，办案模式与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大案类同。

 

亚洲週刊获悉，徐才厚接受“组织调查”时，被关押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单独一幢楼里，这次调查行动，出于保密、安全、顺利的考量，并非由隶属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的中央警卫局负责，而是由习近平亲自掌控的空军特种部队执行，二十四小时守卫看管，个个荷枪实弹而全副武装。直到六月三十日，徐才厚被即时逮捕，晚期癌症的“病虎”从医院被带走。

 

当局声称，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透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二零一三年三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已卸任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尚未卸任国家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离奇没有露脸会场，政坛旋即传出他膀胱癌病重，也有传言他因腐败而被当局「监视居住」。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军网曾发布消息称，徐才厚为中国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的专著《从这里走向战场》作序。入夏，北京又传出，由于前总书记江泽民出面与习近平交涉而救出「笼中厚虎」。九月三十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国庆六十四週年招待会，近一年来徐才厚首次在中央电视台公开亮相。他身穿上将军装，头髮明显花白，面容和身形略显消瘦。之前，徐才厚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中共十八大期间，他参加解放军代表团讨论。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已是满头白髮的徐才厚，挺著挂满胸膛的勋章，神采飞扬，陪同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据在场的官员事后透露，当时，徐才厚几次试图贴近习近平并与之交谈，习近平都没有迎合搭理，视若无睹。

 

二月，一名二十一岁名为赵丹娜的中国女子持双程证从内地赴香港，利用空壳公司在香港银行开户，在港涉嫌以八个户口洗黑钱约百亿港元（约十三亿美元）。

 

此人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至二十一日期间，透过中国银行香港户口清洗八百万港元，被香港金融监管机构发现后，移送司法部门在押候审。赵二零一三年六月被扣押，十二月以三千万港元现金担保获释，但她二零一四年一月七日再未到警署报到，不知去向。她在支付了保释金后，弃保潜逃，人间蒸发。她在徐才厚女儿帮助下，透过军队舰艇逃往内地，消息传出此女子与徐才厚案有关联，徐才厚妻子姓赵，那女子是徐家近亲，受徐才厚妻子委派来港，为徐家洗钱。这一事件震动中南海。

 

三月，全国两会期间，会场内外传出徐才厚的大案不再继续侦办，有中南海决策层人士提议采取「菊花模式」处置，即仿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模式，当局以黄菊患绝症为理由，不再对其及其家人调查，只法办到其秘书。谁都没料到，三月十五日徐才厚在三零一医院被监视调查。

 

三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徐才厚大案正是由谷俊山案牵出的，谷俊山交代出徐才厚犯罪事实。四月二日，《解放军报》在第六、第七两版面以跨版通栏标题形式，刊登《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一组文章，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员、七大军区司令员、二抱副司令员、武警部队司令员等等十八名将领的署名文章，从多个角度阐述中国梦、强军梦，表达支持习近平指示心声。如此大规模高级将领表态拥护军委主席，是自从邓小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出以来，近三十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关注中国政坛的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出了大事。

 

六月，“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刚过没几天，当局在师一级以上单位传达了徐才厚被审查的通报。六月十一日晚，实名认证为“海口经济学院院长”的学者刘耘，在微博中透露，徐才厚因涉嫌收巨额贿款，已于六月九日移送检察机关。不到一小时，这条微博即遭删除。

 

徐才厚于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二年任军委副主席，并于二零零七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军中可谓位高权重。他被称为解放军中势力庞大的“东北军”首领，一直主掌军中高层人事升迁逾十年之久，中央军委班底都是由徐才厚布局的，权力超人，持续多年。

 

军队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守护神。军队若腐，国运难济，军队若散，家国俱危。最初拖倒徐才厚的关键，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中将。二零一二年初，他因涉嫌贪腐被「双规」，当时有关徐才厚是谷俊山「政治靠山」的传言就不胫而走。据悉，谷俊山已交代涉及徐才厚的贿赂，包括送了上海四套房产、三千六百万元人民币（约五百八十万美元）。

 

谷俊山腐败案被揭，不能不提当时刚刚出任总后勤部政委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正是他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下旬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点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贪腐问题。事后，军纪委作了几天调查，结果认定谷俊山没贪腐，当时主管军纪委的正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徐才厚谷俊山过从甚密

 

不过，二零一二年春节一过，谷俊山被“双规”，由地方纪委主导，军纪委协助，避免军纪委不作为，甚至给谷俊山通风报信。当局在对谷俊山调查时才牵出徐才厚的大问题。他俩交往甚密，谷俊山由分管军队干部任命的徐才厚一手提拔。在徐才厚担任济南军区政委期间，谷俊山升任济南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当徐才厚升任中央军委委员，二零零一年，谷俊山也奉调进京，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并晋升少将。二零零七年六月谷俊山升任部长、全军房改办公室主任，二零零九年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二零一一年七月，晋升中将，半年后因腐败被免职。

 

二零一四年年初，习近平在两次军队内部会议上一再点名谷俊山，指出军队存在范围更大的“谷俊山现象”，必须深挖产生贪腐将领的土壤，大腐败小腐败的“腐将”，不论这个“将”在哪高位，都要拉下马。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位高层人士对亚洲週刊透露，前不久他们听中央军委的一次重要讲话传达，说习近平接任军委主席后，在公开场合曾前后十多次点名谷俊山贪腐案，先后批示达十二次之多，一再强调“不管位居多高，要一查到底”，“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说，徐才厚的主要罪责是卖官。军中的官，为何有如此的含金量，能让人们争先恐后地去买？接二连三破获的冒充将军诈骗案，都表明涉及军队的市场很大。军队不能成为利益的渊薮，利益太大，腐败比地方还厉害。

 

谷俊山案将于近期宣判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就在徐才厚被审查半个月后，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将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及滥用职权犯罪案，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徐才厚案已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此案交军事法庭，一旦因“涉及军事机密”，便会不公开审理，细节也就不会对外公布。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是否还能出庭，都是疑问。亚洲周刊获悉，谷俊山案将于近期宣判。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导中南海执政，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出任总书记，在军队领域，他部署的“习家军”逐渐成形，打乱了徐才厚的人事布局。习主导的“五马进京”便是重要举措之一：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于一二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一二年十月升任总参谋长，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张阳于一二年十月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于一二年十月任总后勤部部长，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委员；渖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于一二年十月任总装备部部长，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委员。

 

由徐才厚、谷俊山引发的解放军肃贪风暴，正越颳越烈。原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少将五月在成都家中被抓捕，六月二十五日，叶万勇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他是徐才厚一案牵连出的，他向徐买官行贿。长期在四川军区任职的西藏军区副政委卫晋少将亦在一个月前同时被捕。卫晋与叶万勇在四川省军区任职时有交集，其被捕与叶万勇涉贪有关。此外，山西省军区原司令方文平少将因涉山西腐败案，两个月前也遭当局调查。

 

除了贪腐，徐才厚与因贪污等罪名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关系，早就在政坛流传，说他俩「厚薄」难分，薄熙来自诩一旦执掌中南海，徐才厚便是他军中的肝胆。

 

对“老虎”和“苍蝇”，要一起打。这是习近平说到反贪腐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最早渊源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蒋经国声势浩大的反贪腐，人们质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说法流传下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小腐败和大腐败一起抓。习近平说，“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习近平上台执政前，就明白军中反腐，难度比地方大多了。主导“打虎”的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多次在朋友面前亮出习近平的这一观点。习近平上台后越发感觉到，要在军中反腐，徐才厚是问题最集中的焦点人物。

 

中共前领导人一手提拔徐才厚

 

据北京军方人士透露，曾经是中国前领导人一手提拔的徐才厚，是该领导人在军中的最爱，当年他在济南军区政委任内，被看中而调任总政治部主任。

 

多年后，他眼看这位“伯乐”在军中影响式微，说话的分量有限，便转而投向继任总书记胡锦涛，不过，却遭胡锦涛人马的鄙视。在胡锦涛总书记任内，当局已经开始搜集徐才厚腐败线索。

 

如果说，徐才厚已是“病虎”，但他患病前却是“斑斓猛虎”。这些日子来，北京天天打“老虎”，六月刚打完身居“副国级”的“东北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不出一週，中央再出重拳，同时公布打“山西虎”、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接著，又冷拳重击“华南虎”、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同是东北虎，但徐才厚与苏荣的权力和质素相较，苏荣只是一只“菜虎”，被视为“华南虎”的万庆良，更是一只只会玩花活的纸老虎。一比较，徐才厚是只“斑斓猛虎”并不为过。

 

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打掉的又一只“大老虎”。就在中南海公布将徐才厚开除党籍的这一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几乎与新华网同时公布，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收受巨额贿赂，一同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四高官曾经位高权重，一朝身陷囹吾，他们进入司法审理阶段，显示将揭开“大老虎”周永康或许已为时不远了。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一位官员透露，他们作过统计，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到二零一四年六月，已有三十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接受贪腐调查，既有中央部门官员，如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等严重违纪违法，也有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等地方“大员”；还有像王永春这样的国企负责人。被调查处罚的基层干部涉及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医院、高校等事业单位。除党政系统和事业单位外，针对国有企业的反腐力度也在持续加压。仅二零一四年以来，已有几十名国企工作人员因贪腐被查或处罚，被称为“石油系”、“政法系”高官落马，其中包括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涉及能源、钢铁、电力、电信、航运、金融、冶金、造船等行业。

 

四百八十多官员遭查处

 

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看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公布姓名的遭查处的官员多达四百八十多人，涉及大陆三十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该网站案件公开频率看，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查处三百三十人，超越二零一三年全年“战果”，被调查或移送司法机关的官员数量同比上升，月均五十人以上，其中四月高达九十四人，二零一四年以来，每月至少两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形势清晰表明，中共反腐不设禁区，不留死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权力过分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始终是政府和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个关键任务已被列入新反腐败战略核心议程。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较大可能跳出“查不胜查”的怪圈。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以及实际成效前所未有，做到反腐“全覆盖”，查处贪腐官员已从在职的延伸到退休的，从中纪委以外延伸到中纪委内部，从地方延伸到军队，从央企延伸到境外中资机构，很多举措具有“突破性”，他预计将会有更凌厉的“反腐”风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反腐专家李永忠说，腐败是政治之癌，要从制度层面确保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孕育权责一致、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权力运行机制。持续反腐为经济改革扫除障碍，而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其根本之策在于实行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滥用。

 

贿选“花”盛开   臭名扬天下！

 

句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6名的，是来自网络、作者佚名的《大连市涉及贿选案的省人大代表名单(75人)》。老编认为，这次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凸显了中国政坛腐败“肿瘤”严重之度、扩散之烈，令人痛彻心扉，不敢深想。 网络上敢于公布涉案者之名单，也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曲折反映。对具体涉案者，既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法不责众“免检”过关！！！重要的事情不说三遍，只说一次，违者就按纪律处置。名单如下：

于国文  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于建秋  瓦房店市委副书记

 

于家强  光大银行大连分行行长

 

于景波  长海县人大主任

 

弋忠福  沙河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玉学  大连新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国君  大连三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珍玖  高新区龙王塘街道龙王塘村书记

 

 王德宽  大连成达食品集团董事长

 

文　立(女,满族)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艾洪德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白日霞(女,蒙古族) 大连民族学院创新教育中心主任

 

丛　红(满族)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冯云廷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冯　韧  省民政厅厅长

 

 刘兴强  大连商品交易所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建君  辽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　晶(女)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护士长

 

关海春(满族)  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大连综合实验站站长

 

 关　霞(女,满族)  大连汇江机电产品商行

 

汤卫东  华夏银行大连分行行长

 

 汤玉宝  大连联通公司总经理

 

孙义波(满族)  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孙公权  中科院大连化物研究所研究员

 

孙忠铁   瓦房店市副市长

 

 孙　强  大连中山医院骨外科主任医师

 

政坛有新星   状元落谁家？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7名的，是来自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作者不详的《中共下一代领导人会是谁？》。这是一篇境外媒体观察中国政情特别是顶层人事发展的分析文章，虽然有点盲人摸象的感觉，但也是事出有因，似有道理。全文如下：

重庆市市委书记孙政才本月初至中旬对中南美洲三个国家进行了访问，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进行了会面。耐人寻味的是孙政才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一职。这是没有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主席的批准不可能的事，因此有许多观测认为此举可能是为在国务院和地方党委任职的孙政才积累党外交经验。上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闭幕式上，有媒体捕捉到习主席只与孙书记握手的镜头。这一场景令人不禁想起今年1月习主席将重庆选为年初视察地。

 

明年将是重要的一年，孙书记的一系列行为引起了注意。明年冬天即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依照惯例，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有五名更换，新当选的常委中将包含在2022年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执掌下届政府大权的接班人人选。因为接班人需要在五年内作为最高领导班子一员积累党政各方面经验。习主席与李克强总理被选为常委进行了五年进修就是很好的例子。

 

依照惯例，在明年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习主席卸任后领导中国的第六代领导人的轮廓会依稀显露。究竟谁会成为中国第六代领导人？在揭晓之前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是有几个能够缩小接班人人选范围的根据。最有效的方法是看年龄。

 

中国共产党有“七上八下”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以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为准，67岁可以做常委，68岁则要隐退，满72岁则需要退休。考虑到中国最高领导人连任一届工作满10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2022年执掌大权的新领导人应该是“六零后”，即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虽然不是明文规定，但是2002年限制年龄从70岁降至68岁以后，一次都没有例外。

 

现在在共产党的人才库中，200位左右的中央委员中有11人是六零后。这之中排除因反腐败落马的和少数民族等可能性较低的委员，候选范围就更窄了。拥有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记经历的周强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未能成功升入政治局，因此可以认为他已经被排除在竞争者行列之外。1967年出生的最年轻委员——黑龙江省省长陆昊今后也将担当重任，但是出任第六届领导人还为时尚早。

 

接着分析的下一个条件是公职经历与能力。习近平与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都是从基层行政单位开始一步一步到省级和中央积累经验。以此为基准，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与重庆市市委书记孙政才的经历最为华丽。胡书记先后担任过西藏、河北、内蒙古、广东等边疆、内陆落后地区及发达东南沿海地区的领导者，也担任过拥有8000万团员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技术官僚（technocrat）出身的孙书记拥有在北京及吉林省的行政经历，也曾任农业部部长。同时，二人都是仅次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虽然不及他们华丽的经历，但是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也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因为在习主席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他曾与习主席搭档成为心腹。他曾任省宣传部长，连续四年执笔每周习主席发表于地方报刊的连载专栏文章的初稿。他只有在浙江省工作的经历，而习主席亲自指定他到被认为是领导者锻炼线路的贵州省担任书记一职。明年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担任何职发挥能力，这将成为决定陈书记未来的考验。陈书记受韩国外交部邀请将于4月19日起访问韩国。

 

在此之外，也有作为航空专家升任河北省长的张庆伟、作为军需专家担任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张国清等六零后中央委员，但在经历上比胡、孙、陈等担任现任书记的三人略逊一筹。

 

这些预测都只是在“依照惯例”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分析。 构建“一人体制”的习主席也会成为决定下届领导人的变数。 习主席也有可能像邓小平那样, 不拘泥于惯例破格指定超出预期范围以外的人选作为后任。甚至也有传言称将打破连任一个任期（五年）的惯例。

 

国家宪法规定禁止国家主席连任三届，但是对于掌握实权的共产党总书记职位与中央军委主席职位没有明文规定。也就是说，强化个人权力的习主席与试图牵制其的其它权力者与势力之间的力学关系将决定未来权利的方向。外界向来难以预测中南海的权利政治。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五年一度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明年召开，人与人、势力与势力之间的竞争与暗斗、离合集散将会变得更加炽热，政治的季节也将开始。

 

 城大老虎多   还有下一个？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8名的，则是来自新浪博客、作者为九龙江二世的《军中还有一只大老虎？》。这是一篇写于2014年的旧文。从今天的角度看，似乎抓出一个军中老虎只是一件稀松平常事，但在两年前，此事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令人对祖国长城心存忧虑。文章内容如下：

2014年11月23日，传闻中的另一只军中大老虎似乎要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大陆一家颇具公信力的时政微信账号“察时局”一段隐约的话将人们引入对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无限遐想中。“察时局”在披露军队反腐尤其是“徐才厚”案时，明确称“最近一些动向显示，军中正在打另一只‘大老虎’，或将适时公布。但目前查处的范围仅在上一届卸任高官和现任官员，范围没有外界谣传的广”。此话何意，此言何解？这篇报道并未指涉具体人物，但很明显，能符合其条件称得上大老虎者已屈指可数。实际上，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的智囊“张木生”在一次演讲中便爆料，军中还有比徐才厚更厉害的“大老虎”，甚至敢动用军费，便已触动舆论神经。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则在上周也言有所指地透露，对徐的调查，以及对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的调查，都只是一个开始。

 

逼近“西北狼”？

 

同徐才厚经历相似，郭伯雄也从小在农村长大，青少年时在陕西兴平的一家兵工厂当工人，应征入伍后被分配到兰州军区陆军第19军，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郭伯雄之后在西北军中摸爬滚打，在作战训练部门任职，但屡屡错过实战机会，1962年中印战争郭伯雄所在19军164团仅担当预备队。直到1985年第19军编制取消时，他已经是19军参谋长。此后郭伯雄更上层楼跻身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公开消息看，郭伯雄的仕途曾有两个“贵人”，其一为傅全有，其二则是后来的军委主席江z民。1990年4月，傅全有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两个月后，郭伯雄获重用，被安排出任兰州军区下辖的野战纵队——第47集团军的军长，时年48岁。1992年10月，在傅全有升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郭伯雄也水涨船高次年调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十五大前，郭伯雄调回兰州军区时则晋升为军区司令员。香港《星岛日报》引述解放军军中人士称江z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李登辉曾抛出台独言论。中央遍询各大军头纷纷主战，惟有郭伯雄反对，深合江z民心意，成为郭伯雄再上层楼的契机。两年后的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郭伯雄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旋即晋升上将并出任解放军常务副总参谋长。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已经是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力挺江z民续任中央军委主席，算是报偿江的知遇之恩。在整个胡J涛时代，郭伯雄作为军方的一号人物与徐才厚掌握作战装备和政工人事大权，颇为强势。据称当时的胡J涛本人无力制衡二人，只能听之任之。

 

　此次，郭伯雄被认为遭“影射”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最近军队的“异动”。11月13日，同是陕西人的海军副政委马发祥在海军大院东区100号楼15层蹊跷跳楼自杀身亡的消息被证实。数日间，有关马发祥跳楼自杀的原因在网络上也演变出各种说法，甚至有传言称马发祥跳楼自杀与纪委约谈、贪腐直接相关。公开资料显示，马发祥为陕西省大荔县人，而郭伯雄则为陕西咸阳礼泉县新时乡张则村人，二人家乡相距不远。马发祥早年任海军装备研究院政委，驻葫芦岛市海军试验训练基地（92493部队）政委等，2011年6月任海军政治部主任，次年晋升海军中将。2013年7月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人事集中调整时，出任海军副政委。据《解放军报》报道，2014年10月22日，完成了亚丁湾护航、马来西亚航空MH370班机失联救援、友好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第十七批护航编队长春舰、常州舰回到浙江舟山某军港，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海军副政委马发祥等到码头迎接。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马发祥与郭伯雄究竟存在什么联系，但传言马发祥实为郭伯雄的马仔。

 

也正是马发祥跳楼自杀之时，郭伯雄秘书被查的消息也被热炒。传言称这名秘书供出多名高级将领涉贪，包括多名省军区司令员。公开报道显示，徐才厚案前后已有10多名中将、少将“出事”，较过去14年间合计的“贪将”还多。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在肃清徐才厚残部的动作，但亦有分析这些事件揭示了中共正在步步紧逼，将矛头指向比徐才厚更位高权重的郭伯雄，“出事者”中便有他的人马。

 

暗线敲打“如法炮制”

 

事实上，与徐才厚案首先发端于民间传闻相似，外界对于郭伯雄的“关注”也在很早之前渐次展开，甚至徐才厚案去年12月底进入媒体视野时，郭伯雄的负面传闻便接踵而至。2014年1月20日，郭伯雄与徐才厚共同出席了习J平在北京举行的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习J平向在座的张万年、郭伯雄、徐才厚等人致以问候和祝福，这是郭伯雄自卸任，2013年4月11日参访河南嵩山少林寺后，隔近9个月后的首次亮相。而传言当时的徐才厚已经岌岌可危，脸色恓惶，已隐约从习J平的冷漠中预见到了端倪。其实，当时外间已传布一份《就谷俊山案无法深入致全军指战员的公开信》，揭露郭伯雄、徐才厚联手包庇谷俊山。

 

3月15日徐才厚从解放军总医院被带走调查，连同被抄家，而郭伯雄也在不久遭遇网络“狂轰滥炸”。4月初，有人以“总政机关几位干部”的名义在网上发表了《致全军指战员的第二封公开信》，曝光郭伯雄家族的贪腐丑闻。随后再有一封署名“总政知情干部”的信爆出，徐才厚落马，总政机关干部差点没放鞭炮。然而徐的铁杆很是不服。总政机关甚至有人说，徐才厚收了谷俊山3,600万（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郭伯雄也收了谷俊山3,700万。只处理徐而不处理郭明显不公。徐虽然分管干部人事，但毕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二把手，作为一把手的郭伯雄如果不同意，任何人都提不起来。把谷俊山提为大区副职，出头露面的正是郭。信件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徐才厚和郭伯雄在近十几年来手握军权，欺上瞒下，大肆在军中网罗亲信，拉山头，卖官鬻爵，聚敛财富，形成了“东北虎”和“西北狼”两大势力集团，其规模之广，人员之多，手段之恶劣，堪比南朝时的卖官鬻爵高手邓琬，惹得全军上下离德离心，怨声载道。

 

6月30日中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两个半月间后将徐才厚掀下马并公告天下，一时掀起军队整肃的强音。随后，7月10日，香港《明报》报道称，在徐才厚被开除党籍之际，郭伯雄也传出涉及贪腐传闻。该报称郭伯雄的儿子郭正钢夫妇因涉及相关案件确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报道指，现年44岁的郭正钢，大校军衔，现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属副军职，亦是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军职干部之一。早在2008年，郭正钢已经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去年4月25日，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郭正钢首次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发表讲话。报道引述消息透露，郭正钢本来有望今年底晋升少将军衔，因此亦有人以“准少将”形容他的军衔，但随着种种对其父亲郭伯雄不利的消息在坊间广泛流传，其军中仕途恐怕会受影响。报道又引述网上流传的一份军中举报信指，郭正钢在总后勤部时经常不上班，结婚后有了孩子还在外面拈花惹草，将一名浙江女孩的肚子搞大，最后威逼元配离婚后，再与该浙江女子结婚。更为离奇者，7月14日中午至傍晚，超过100趟往返上海和北京的航班大量延误或取消，此事一度被拿来“佐证”郭伯雄出逃。此流言固然荒诞不经，但是可以判断的是，对于郭伯雄的传言早已人尽皆知。

 

9月30日晚，大出外界意料，郭伯雄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被视为打破被查传言的有力证据。不过，当时官方媒体未披露郭伯雄的名字，央视画面也仅仅一闪而过，险些被忽略。不过，不得不说的是，习J平上位之后，无论反腐抑或其他，越发对非官方喉舌的媒体操控收放自如，尤其是在处理高级别老虎问题上惯用一种循序渐进、旁敲侧击制造声势，以达到届时水到渠成之功的方式。这与之前但凡某人露面于官方媒体便意味着安然无恙的惯例，形成鲜明对比。在谷俊山案、周y康案、徐才厚案等问题上都可见类似的痕迹。

 

王岐山“打虎”惯用与之交谊深厚的大陆财经媒体财新网提前对外放风；而周y康问题则更是有可能对外动用了包括新生代媒体澎拜新闻甚至其他外媒在内的庞大资源，便喂料制造声势，边释放舆论压力“消磨”社会冲击；而最近一期《凤凰周刊》以《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为封面，以罕见大尺度曝光徐才厚被抄家内情，然而旋即被删了重发，左右舆论兴奋点，个中更见中共操控痕迹……所以说，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郭伯雄涉案被查，但难保当局此次由一个民间的公众账号释放信号不是如法炮制。徐才厚1月份露面难以保证3月份的不被查，郭伯雄是否也能在两个月之后甚至更长时间保证无虞呢？

 

当然，也有人担心，若两名军委副主席全部折戟，则意味着解放军上下几乎遭遇全盘清洗。在一个上下一体相对封闭的体系中，这意味着解放军病入骨髓，救与不救都严重冲击了人们的心理底线。中共元老尤其是对郭徐有提携之恩的江z民必不能无动于衷。但当下的局势也从侧面证实，《凤凰周刊》刻意撇清所谓“中央领导人”与徐才厚的关系，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不会为军队蛀虫掩护的信息。徐才厚罪行曝光于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谁还敢为他的横征暴敛站出来说话？而围绕在郭伯雄周围将近一年的种种传言可能也只有中共或者郭伯雄本人出面才能澄清虚实。而一旦被传言被证实，那必然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震动。

 

 

美选看点多  民主有间接！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9名的，是来自中美印象网之2016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报道—特刊（一） 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和间接民主，作者为yaos  。全文如下：

 

美国总统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的产生在美国建立初期有着很现实的意义，十八世纪信息传播速度慢，美国幅员辽阔且交通不便，因此选民不能全面了解华盛顿的情况。美国的建国国父们决定由每州派代表到首都华盛顿传达各州的总统投票意向，同时将选举人产生的方式留给各州议会自行决定。

 

换句话说，美国总统选举是间接的民主选举，选民并非直接投票给总统候选人，而是由各州的“选举人”代表州内选民的投票意愿向候选人投票，最后累计各候选人在“选举人团”中的得票，得到大选结果。

而“选举人”投票并非在普选日（选举年的11月），而是在同年12月的选举人大会上“真正”地为总统候选人投票，因此普选日实际上是民众票选本州“选举人”的日子。

 

如此一来，广大选民的选票还有意义吗？这是一个在美国社会反复被讨论的话题。各州“选举人”在理论上宣誓代表本州选民的投票结果，历史上也仅有在极少数情况下“选举人”背弃了这个原则。然而民众的选票并非完整、准确地被选举人代表，因为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外，其余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实行“赢者通吃”制度（Winner takes all ），将本州选举人的票全部投给全国普选中选票占多数的总统候选人，因此一位候选人在这些州内无论获得51%还是99%的选票，都将获得本州所有“选举人”的选票。

 

这一特别的制度引发了对美国选举人团的第一个质疑，州内支持某一党派的选民一旦占据上风，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甚至会延续至多届总统选举。举例来说，德克萨斯州自1980年以来连续9届总统选举都将所有“选举人”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因为州内有一大部分中坚的共和党支持者，那么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士和独立选民的选票又如何在总统选举中体现出来呢？

 

举德克萨斯州为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总统选举人团中占举足轻重的位置，德克萨斯虽然是美国50州加哥伦比亚特区中的一员（1/51），却占据了7%的选举人团选票，在总统选举中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如何衡量不同的州在总统选举中的“地位”？这引发了第二个对选举人团制度的讨论，即选举人名额的分配。

 

美国总统选举人共有538位，这个数字由国会众议院人数（435），参议员人数（100）加3位哥伦比亚特区选举人组成。各州在3位选举人的基数上，按人口比例获得额外的选举人名额，这一名额随美国十年一届的人口普查有所变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各州选举人名额基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

 

因此，常住人口多的州在竞选中地位明显高于人口稀少的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拥有55名选举人（占10.2%），这一数目与北达科他（3）、南达科他（3）、蒙大拿（3）、怀俄明（3）、佛蒙特（3）、新罕布什尔（4）、新墨西哥（5） 、西弗吉尼亚（5），阿拉斯加（3），爱达荷（4），阿肯四（6）、夏威夷（4）、特拉华（3）和内华达（6），这14个州相加之和等同。任何候选人只要夺下全国一半以上（至少270张）选举人票，就能赢得大选。如果所有候选人都未能获得半数以上的选举人票，则由国会众议院从得票最多的三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1824年约翰·亚当斯由众议院票选为总统）。

由于选举人团的名额分配按人口比例取近似值，而绝大多数的选举人依照“赢者通吃”的制度投票，因此在两位总统候选人得票十分接近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一位候选人赢得普选选票，另一位赢得选举人选票。虽然前者代表了大众理解中的直接民主，而后一位候选人才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赢家。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两位候选人的竞争就十分焦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Al Gore）在普选中赢得48.4％的选票，超过乔治· 沃克·布什的47.9%（George W. Bush），却因选举人团的制度以266:271不敌对手，与美国总统擦肩而过。这一事件引发很多选民对选举人团制度的反对，有人认为选举人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已经不适用于当代的美国政治社会，也有人认为选举人团制度造成了美国日益严重的两党分化和党争。

 

但也有人支持选举人团制度，认为它保护了人口少或面积小的州的权益，因为总统候选人不能完全忽视这些州，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而且选举人团制度使得总统人要跨地域、跨种族和信仰地、广泛地争取选民的支持，因此只赢得北方各州或白人或基督教选民的选票是不够的。

 

不论美国社会对选举人团制度的辩论和争议有多激烈，改变这一制度的可能性是很微小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建国国父们写在宪法中的规定，想要改变必须国会绝大多数（2/3）成员的同意和全国3/4民众的支持。

 

选举人团制度长久以来影响着美国总统选举，一些州因为州内选民固有的传统和文化，在近几十年的选举中成为了以红州和蓝州为名的安全州（safe states），另一些选情难以预测的州被称为摇摆州（swing states）。美国政客新闻网称，随着美国社会日益朝两极化和党派华发展，摇摆州的数量在不断变小，地位却持续上升，因此很多人认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就在于屈指可数的几个摇摆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

 

在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特刊中，中美印象将详细解释摇摆州和安全州的历史和现状，并为广大读者细数本届总统选举的各个看点，敬请期待中美印象美国总统大选特刊。

 

菲国常有变  中国有机遇？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0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作者为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丁咚的《菲律宾之变：中国的战略机遇？》。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由于应对失措，导致南海仲裁案令中国政府焦头烂额、近乎绝望之际，菲律宾新一届总统选举诞生的杜特尔特政府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于中国而言，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喜讯。

 

杜特尔特总统的新论调是，打算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武器，并停止与美军在南海敏感海域联合巡逻，以避免卷入敌意行为。不仅如此，前不久他还在一次关键会谈前，咒骂奥巴马是"婊子养的"，谴责美军在占领菲律宾初期的滥杀无辜，要求美军撤离菲南部的棉兰老岛，并在东亚峰会期间拒绝配合美日就南海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表示友好，从未用侮辱性言辞描述中国领导人，并希望改善因南海争端而日渐僵化的菲中关系，加强两国合作。

 

它们对于前宗主国与菲律宾长期的盟友关系而言，无异于"晴空霹雳"。两国继1951年《菲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又在2014年针对不断加剧的南海紧张局势，制订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从而强化了联盟。但随着杜特尔特就任总统以来就外交政策发表一系列言论，人们认为菲律宾在积极拉近与中国关系的同时，有意疏远与传统的盟友美国的关系。

 

杜特尔特公开声言，他志在以独立的姿态，"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位总统认为，他的政府首要的议程是国内事务，相对于维系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或对中国开战，"菲律宾人民才是最重要的"。这符合他在选举期间就树立起的民粹主义者形象。他对军官们说，军队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国内优先事项上，比如打击毒贩和叛乱。

 

菲律宾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它已准备好和杜特尔特总统在北京把手言欢。中国外交部长刘振民就杜特尔特新的言论作出评论说，中菲关系处于新的转折阶段。菲律宾国际问题专家也认为，杜特尔特可能损害与最亲密盟友的关系。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甚至预测这一变化将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

 

不少报道和评论看上去都足以让中国政府感到乐观：美日主导亚洲事务的努力受挫，中国被"围堵"的状况正在改变，突破瓶颈实现自身对外战略转型的战略机遇正在来临。对中国而言，以杜特尔特政府的政策转变为东风，东亚局势真的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了吗？

我的看法是，杜特尔特政府政策变化是权宜之计，不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改变不了菲律宾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势，改变不了菲美同盟的实质，改变不了东亚的战略均势，也改变不了在国际关系重心向东亚转移过程中美国的主导地位。对中国唯一的机会，可能是借杜特尔特政府提供的缓冲时间，重估对外政策转型的利弊，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菲律宾外交政策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利用民粹主义上台的新总统杜特尔特的个人政策导向。正如他多次强调的，他的政策重心在国内，提升经济，打击毒贩和叛乱是重点。实用和强硬是他的执政风格的两个关键词，而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体两面也深深在他身上烙下印记。对于几乎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新总统而言，在他执政初期，难免会将它们应用于治国。

 

从实用主义出发，中国是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订单、投资以及旅游，对菲律宾进一步改善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而与中国在南海的敌对，只会削弱两国的经贸和投资合作关系。从铁腕手段出发，他兑现竞选期间诺言，大力打击贩毒吸毒，下令可随意击毙毒贩，有效遏制毒品交易蔓延的同时，也引来一向重视人权和法治的美国政府的公开抨击，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登上最高政治舞台的杜特尔特作出激烈反应，合乎其政治品格。

 

阿基诺前政府在南海争端中与中国对抗影响了经济，但它同时将南海仲裁案的胜利果实全盘交给杜特尔特政府，为其赢得"先天优势"，新政府谋定后动，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并矫枉过正，短期内是必需之举。

 

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菲律宾经济增长率比政府预测的目标减少了一到二个百分点，这中间跟中国的贸易损失是主要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阿基诺政府基于维护主权和渔权，在与美日和区域国家合作，联合对抗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从而形成了一边倒的外交态势。对于亚洲小国来说，夹在大国之间成为棋子，并非最佳选择。

 

因而，杜特尔特对前任"过分"的外交政策进行回调，客观上就令人产生政策转向之感。但事实上，此举仅表明，杜特尔特政府在与美国的军事结盟同时，将以更灵活的外交姿态应对中国，达致相对平衡的效果。杜特尔特13日自己就说，菲律宾"不会剪断与盟国之间的脐带……也不会切断我们的联盟--还有军事联盟"，但菲律宾"应该成为所有人的朋友"。

杜特尔特在与数位前总统的聚会中曾当面向阿基诺表示感谢，称赞他为菲律宾赢得了南海仲裁案，即是其心迹表露。在拥有法理和道义优势的基础上，杜特尔特稍微扭转了前任的一边倒政策，采取相对平衡的策略，以维系与中国紧密的经贸关系，并为其实用主义的国内政策服务。

 

在此过程中某些外交技巧，比如对美国的某种"疏远"和对中国的某种"亲近"，是杜特尔特多年地方从政经历养成的"狡黠"的实用主义惯性使然。杜特尔特敢骂美国人，却对中国人彬彬有礼，既是因为他谙熟中美之区别，又是因为里外有别。有着中国人血统的他应该很清楚，按照中国人的礼仪，对待自己人往往不留情面，对待外人才会客套。

 

菲律宾新政府外交政策在外界看来比较"扎眼"的另外一个或者无法忽略的原因，可能正如菲律宾一位外交分析人士所指出的，是杜特尔特上任伊始，还没完全从一个代表市民利益的市长融入代表国家利益的总统的角色，适应总统职务，并处于学习期。尽管在他任期内改变对美日一边倒，采取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的趋向可以预期，但全盘改变外交政策，并转向中国，是不可能的事。

必须注意到，他对菲律宾赢得南海仲裁案始终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菲中关系改善的基础；他仍在不断采取试探动作，比如委派前总统拉莫斯和外交委员会成员访华，以了解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与条件；他在对华关系方面的缓和举动，更像是占据战略优势者的"引而不发"，"伺机而动"；他仍然强调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军事结盟，仅仅是要求美军离开叛军作乱的棉兰老岛，而不是全境尤其是南海敏感海域。最终，决定他的行为和外交政策的，唯一的标杆是国家利益。他的政策基调是以策略性让步换取实际经济好处，换取中国对黄岩岛渔权的开放，但他的主权主张将比任何一位总统更为坚定。

 

除此之外，菲律宾作为东盟成员国，作为东亚和亚洲的一分子，还要受制于区域小环境。他不能任意而为，否则就要冒着开罪区域其他国家，从而损失更多国家利益的风险。日本、韩国以及东盟甚至南亚的印度，都在寻求对区域新的超级大国的制衡。

 

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没有一个国家会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特别是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更积极和主动的动作，具扩张性或潜在扩张可能，无动于衷。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它们的安全和利益将变得不可预测，客观上它们会谋求合作共同应对大国的崛起。合作又防范，接近又制衡，是区域所有国家的对华共同心理。这些就是杜特尔特政府面临的东亚格局。它要破坏这一格局，打破某些既定规则，比如对法治的强调，比如对主权的态度，那将意味着它与整个地区为敌。

 

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杜特尔特政府是整个国际形势变化、权力中心转移和美国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但非足以撼动全局的环节。杜特尔特就好比大闹天宫的美猴王，最终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这也是他在破口大骂美国高官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的同时，却无勇气撕碎两国盟约的根本原因。美菲同盟是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基石，是菲律宾作为一个区域具战略地位国家存在的依据。杜特尔特可以信口开河，却无法背弃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它们背后的国家利益。他的改变是策略性的，是实用主义取向的权宜之计，意在利用中国仍在上升的经济驱动力，为本国经济成长服务。它会微妙处理敏感问题，但绝无力量彻底改变它们。它可以对外交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却不能改变区域和国际大势。

 

当下正在发生的国际大势是，在美国的引领下，全球权力中心正向亚洲，向东亚转移。美国重返亚太的本质，就是要在这一转移的过程中掌握主导权，在新的国际关系体制中，仍拥有领导地位。不管谁当选总统，美国的这一政策趋势不会改变，只能加强。杜特尔特政府迟早还要对偏离方向的外交政策回调，以适应世界和区域大势，将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兼顾攸关本国核心利益的区域大格局。退一万步说，杜特尔特政府任期令美菲关系僵化，那么只需一次选举就能改变一切。届时，以此为旗帜获得政权的新政府将会走上跟阿基诺政府类似的方向。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数是中国。中国如何应对菲律宾外交政策，将是一个对其自身、区域乃至全球大局的关键因素。中国与西方和区域多数国家在社会制度、价值观领域迥异，中国发展后会变成什么样，将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如果说以前还很模糊的话，那么现在相对就比较清晰些了--中国在维护海洋主权的过程中的举措被描述为具扩张性，但不受信任。相反，美国自战后尤其是冷战后所建立的一套国际体制和规则，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预期和利益，是可预测和信赖的。因此，在相当时期里，中国在战略上受疑忌和防范，而美国受依赖的格局，不会改变。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将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视为一个方向性和战略性的机遇，还是把它当作进行政策转寰的机会，就变得很重要。一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取决于国家实力、责任意识、国际抱负和政治时机。从中国的政策变化看，领导层似乎认为中国的实力已足够支撑抛弃韬光养晦策略，采取更富有雄心的外交政策。

 

但中国真正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是尽快从经济数量型向经济质量型、从国富民弱向民富国强转变重要，还是将其置于次要位置，争夺国际影响力重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关系是否能够支撑国际抱负？中国计划推广的价值观和国际规则是否会受到大多数国家认同？答案不言自明，任何明智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作出理性的判断。

 

对中国而言，杜特尔特政府所能提供的最重要机会，是在与杜特尔特政府交往的过程中，对过去政策进行全面的反省并作出逐步转寰，调整对外政策方式。这不失为一个体面，也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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