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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组改革  助手挨刀？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是来自联合早报的综合报导《强调精简编制与基层联系 共青团进行四方面改革》。全文如下：

共青团改革《方案》从四大方面、12个领域提出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团中央领导机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二中干部的选拔、使用、管理和监督；三是团的工作、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都面临调整改革。共青团建设已处在新的路口。

中共中央办公厅前天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正式落实对共青团的改革，强调要精简编制并加强与基层联系，有评论认为改革之举实际是要压缩共青团的政治势力。

新华社前天报道，《方案》指出，拥有8700万团员的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推进共青团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改革方案先后经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全面深改小组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审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有消息称，习近平去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发表讲话，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的状况。中纪委也曾批评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弱化”，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账号“侠客岛”昨天发文指出，共青团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脱离群众”，若再不奋起，甚至会“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共青团改革《方案》从四大方面、12个领域提出改革措施。团中央领导机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干部选拔、使用和管理；团的工作、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都面临调整。

《方案》提出，团干部队伍实行“减上补下”“机关瘦身”“基层扩围”。到2018年团十八大召开时，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常委会中基层和一线代表的比例分别不低于70%、50%和25%。

“侠客岛”文章认为，这次的改革方案非常明显地看出问题导向，基本面向“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四化”动刀。

针对机关化、行政化问题，《方案》提出，要在团中央精简机关行政编制，补充挂职干部，“不搞年龄层层递减”；高度强调到基层去。针对“贵族化”“娱乐化”，在团中央领导机构中“提高基层和一线团干部、团员的比例”“不拘一格从党员、团员中选拔优秀人才”。

压缩共青团政治势力

美国之音引述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分析称，表面上出台的是一个共青团的改革文件，但实际是要压缩共青团的政治势力，共青团今后发展成普通的社团组织是必然趋势。何频认为，在习近平执政之后，共青团作为中共权力接班的梯队功能已经不再。

长期以来，共青团的各级团组织是中共选拔干部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团中央和省市级团委的负责人，成为省部级以上干部的机会往往更大。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胡锦涛，现任总理李克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黑龙江省长陆昊等，都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

不过，近些年来，共青团组织的运作模式及其培养后备官员的功能受质疑，甚至变成了少数青年精英积累政治资本的“仕途加油站”。同时，包括原中办主任令计划在内的共青团系统出身的高官也多有落马。

有分析认为，共青团微博账号过去一段时间频频在一些事件上“刷存在感”，其实是对自身危机感的一种反射。共青团在微博上围绕着帝吧出征、任志强、赵薇等热点舆情的论战，深入舆论场漩涡中心，引起巨大争议，但也收获关注。

使命压力大   军界换血忙？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3名的，同样是来自联合早报的中国军队高级将领调整变化分析《为打胜仗中国军队高层近期大换血》。原标题为《打造善谋打仗新领导层 中国军队高层近期大换血》。实际上，这是一篇发表于2014年底的旧闻。文章分析称：

新任军科院院长高津中将成为最年轻的大军区正职领导，与同为“红二代”出身的新任武警司令王宁等人成为解放军高层“后起之秀”。这显示习近平正努力打造“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军队新领导层。

中国解放军高层近期进行了新一轮大换血，包括武警部队司令和政委、海军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和政委、兰州军区政委、二炮政委等正大军区职务纷纷易人。其中，新任军科院院长高津中将成为最年轻的大军区正职领导，与同为“红二代”出身的新任武警司令王宁等人成为解放军高层的“后起之秀”。

这轮人事调整，既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解放军清除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恶劣影响”有关，也显示习近平正努力打造“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军队新领导层。

59岁的新任武警司令王宁中将属于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曾任南京军区副军级干部，岳父则是中共开国中将、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杜平，舅舅则是南京军区原司令固辉上将。

王宁曾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上世纪80年代曾赴云南中越边境参加对越作战。1994年10月，王宁调到驻福建的第31集团军工作，历任第3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集团军副参谋长、91师师长等职务。进入新世纪后，王宁担任了江西省军区司令、31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

据了解，王宁在31集团军工作期间，就与时任福建省领导的习近平相识。去年6月，王宁刚从北京军区参谋长位置升任副总参谋长，在这轮调整中又出任独挡一面、责任重大的武警部队司令，显示他颇受习近平的信任。

而55岁的高津今年7月才调任总参谋长助理，不到半年再获重用，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高津也出身军人家庭，毕业于二炮指挥学院，曾参与组建解放军第一支新型导弹部队，并组织实施了首枚新型导弹发射，多次立功受奖。

高津既有基层部队锻炼经历，又是科班出身的专家型将领。他所撰写的军事学术文章获得过军队科技进步奖，曾被《人民日报》誉为“科技强军的带头人”。官媒曾经报道，2000年，高津领导的新型导弹旅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汇报演练，连发两弹都准确命中目标，显示了精确打击本领。

通过这次晋升，高津超越副总参谋长乙晓光成为解放军最年轻的正大军区职将领，同时也率先在二炮系统高级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下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二炮司令的热门人选。

党有宣言  文有来源？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缪一轮推荐、泰斗写作的：剖析《共产党宣言》的真正来源。全文如下：

网友缪一轮荐语：为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称“共产主义”为 一个幽灵的由来，最近竟然读到一篇奇文。这片奇文的论点和论据都颠覆了我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粗浅了解和认识，对我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冲击力。但是此文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却令人生疑。选举网网友见多识广，网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家也不少，我想如果把此文在选网上转载出来，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深入广泛的辨疑和澄清的机会。如果担心它传播的是谬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来鉴别，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它隐藏起来，讳莫如深，或者悄悄地传播。这应该是对我们的广大网友的充分信任。而辨疑的过程，也是对我们网友的锻炼和启蒙。

马克思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娶了家乡漂亮的男爵女儿，他本可以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在现存体制下过一种循规蹈矩和安分守己的生活。但内心充满破坏和反抗激情的马克思却极端鄙视这种“庸俗的生活”，他感兴趣的从来都不是做顺民，而是将现存的社会秩序彻底推倒重来——不是某个或某些有限社会范围内的秩序，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在他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因为如此，“革命”理所当然也就成了马克思全部生命的中心。可以说，这种对于“革命”的迷狂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一生，无怪乎他会被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称作“革命魔鬼”,他的信徒则颂扬他是“革命家”。他的革命与共产主义密不可分，而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却是来自一个中国人很少听说的邪教组织——“光照帮”。

1776 年5月1日，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因格尔施塔特大学教会法教授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 Professor of Canon Law，University of Ingolstadt)成立了一个极其秘密的政治颠覆性组织：光照帮(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美国现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毕灵顿(James H. Billington, Librarian of Congress)通过系统的研究，在其关于世界革命的专著中指出，近代革命源自十八世纪德国巴伐利亚的光照帮( [Nesta H. Webster, 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 (Boston, 1921)]。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光照帮通过秘密组织策划的颠覆性和革命性运动中，有马克思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黎公社、的布尔甚维克、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等等。1920年2月8日，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后来的英国首相)在报纸(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上发表文章说，从魏萨普(光照帮帮主)到马克思，这个世界范围的阴谋……在法国大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十九世纪所有颠覆性运动的主要动力，现在又抓住了俄国人的头发(指苏联共产党夺取了国家政权)。1786年，巴伐利亚政府开始大力镇压光照帮，并且把没收的这些秘密文件公开。 通过分析和整理光照帮这些被没收的秘密文件，人们把其主要的政治纲领归纳为以下几点： 废除所有王朝和各国政府 (Abolition of all ordered governments) ;废除所有的宗教信仰 (Abolition of religion)，一个所谓的“新宗教”来代替，这个新宗教就是基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废除私有财产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即“共产”) ;除继承 (Abolition of inheritance)(注：废除私有财产，废除财产继承，这样就把所有私人和国有财产转移到光照帮手里。最初的打算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后来共产党就直接通过暴力、武装抢劫等的方式“共产”。) ;除爱国主义(Abolition of patriotism)，提倡国际主义;除家庭(Abolition of the family)，过废除婚姻、及和家庭相关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即“共妻”)。 光照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摧毁一切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而建立一个由光照帮控制的、完全独裁的、没有人权和道德的世界性政府 (Creation of a world government) ，并且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特务系统。

光照帮还具有金字塔形和军事化的组织结构，从入帮开始，就发毒誓：把生死交给组织;无条件和盲目服从上级，无限忠于组织;如果组织需要，根本不管对错都无条件地执行;保持沉默，严格保密，如果泄密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定期向上司汇报思想……[Abbe Barreul, Code of the Illuminati,part III of Memoir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Jacobinism (New York, 1799)]。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党章可以从光照帮中找到源头，例如，入党时发毒誓要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无条件服从中央;无限忠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汇报思想……。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很多是直接从光照帮的帮规中搬过来的。

在光照帮里必须要提的一个人就是巴贝夫( Babeyf，1760—1797，法国人，他在光照帮里的化名为“Gracchus”)。巴贝夫受光照帮之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平等会”，密谋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于被人告密，他和密谋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被当局逮捕。1797年5月27日，巴贝夫被凡多姆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巴贝夫主张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鼓动人们起来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的”、“人人平等的”所谓“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称巴贝夫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 光照帮创立了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也为后来的《共产党宣言》奠定理论基础。在1828年，法国大革命时和巴贝夫密谋的“平等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邦纳罗蒂(Philippe Buonarroti，1761 - 1837，意大利人)，出版了《为平等而密谋》这本书，全面介绍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该书成为1830-1840年间那些“革命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必读教科书。

1836光照帮成立一个秘密分支组织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就是专门推动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的。正义者同盟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The Communist League)的前身，共产主义者同盟又被称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组织。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根在光照帮，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根在光照帮。

1841年，摩西?赫斯(Moses Hess，1812-1875)成立了《莱茵报》。1842年10月，任命24岁的马克思作为该报的编辑(至1843年3月)，在随后的几年里，摩西?赫斯把马克思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大家知道，恩格斯是个大资本家，虽然比马克思年轻，但是比马克思早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摩西?赫斯的介绍下，1844年，恩格斯找到马克思，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长期的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期合作为什么这么“亲密”，其实是钱和知识的结合，因为当时的马克思已经是非常穷困潦倒、负责累累了，因此，一切都听有钱人的，谁给他钱他就为谁卖命。正义者同盟的另一个有钱人Wilhelm Wolff给了马克思一大笔钱，马克思后来把《资本论》献给了他。

1847 年5月，光照帮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市(Strasbourg)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1848年春天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这急需理论和宣传上的支持，从而导致了正义者同盟非同寻常地在半年时间内连续召开两次大会。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仅仅半年后，于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又在伦敦召开第二次大会。在1872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前言中，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11月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上，“委托”(commission)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写个宣言。马克思不当一回事，一拖再拖，最后逼得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给马克思下了最后通牒，责令《共产党宣言》的草稿要在1848年2月1日前到达伦敦，否则要对马克思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Bob Beamish, The Socialist Register(1998), p231。1848年元月26日，位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到达了布鲁塞尔。命令说：“The Central Committee charges its regional committee in Brussels to communicate with Citizen Marx, and to tell him that i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writing of which he undertook to do at the recent congress(注：指从1847年11月20日到12月10日开的大会), does notreach London by February 1st of the current year (注：指1848年), further measures will have to be taken against him. In the event of Citizen Marx not fulfilling his task, the Central Committee requests the immediate return of the documents placed at Citizen Marx’’s disposal.”]。这个最后通牒迫使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给的文件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宣言，就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而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有的文件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其主要思想和观点都已经有了，都是光照帮的。 这一切表明，马克思根本不是《共产党宣言》的真正作者，只是光照帮的“枪手”而已，共产主义的基本教义光照帮早就搞好了，包括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和唯物论。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版中(1848年2月21日出版)，也根本没有马克思的名字，直到20年后，马克思的名字才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光照帮把马克思推到前台作为傀儡的目的之一，是想掩盖共产党的真正来源：一个流氓邪恶黑帮。《共产党宣言》号称为工人阶级服务，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其实《共产党宣言》是个大骗局，利用广大工人当炮灰，来达到共产党的邪恶目的。在共产党眼里，工人是“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列宁的术语)。共产党承诺要人民成为主人，而实际结果是人民成了共产党的政治奴隶。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即“笔杆子”，光照帮从一开始就知道和重视“笔杆子”的力量)，光照帮在暗中通过其控制的各国大东方组织(尤其是法国大东方共济会，Grand Orient of France)于1848年在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瑞典，奥地利，捷克，丹麦，瑞士等，组织和发动了暴力革命运动(即“枪杆子”)，所以1848年又称为“革命年”。不过这些“革命”都失败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共产党为什么重视“笔杆子”和“枪杆子”了。

由于这些暴力活动，比利时当局逮捕了马克思，并且把马克思从比利时驱逐出境。于是马克思回到了巴黎，1849年，回到了德国科隆(Cologne)，成立了《新莱茵报》，因为煽动武装暴乱，报纸被普鲁士当局关闭。马克思又回到了巴黎，但不久又被迫离开巴黎，从而在1849年5月，逃到伦敦避难，一直到死。

马克思并没有征服全世界就含恨而死，不知道他究竟是上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不过马克思主义却因为他的死而消逝，无数人还高举着这面旗帜活学活用不离不弃!正像《共产党宣言》中开篇名句所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监控信息  可否公开？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6名的，是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为狄雨霏的《北京律师要求公安部公开监控信息》。

去年6月，当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有关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大范围监听行为的爆料在全世界引发震动后，北京律师谢燕益要求公安部公开中国安全官员监控中国公民，尤其是网络和电话通讯的情况。

这是6月25日。8月19日，谢燕益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收到了回复——一张标准官方表格上的一栏打了勾，其中写着：“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公安部的回复：“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公安部的回复：“不属于政府信息范围。”

谢燕益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卡夫卡式的时刻，但也不觉得意外。

“我的确回信说按照法律，他们应该提供更多信息，但那只是为了表达我的观点，”他微笑着说。

谢燕益为政治异见人士、记者、法轮功追随者以及一些争议性较小的案件进行过辩护。38岁的他说自己提交申请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他真的想知道。其次，他想强调：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自美国等国家的监视网络不断扩张，个人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中国，尽管有信息公开方面的法规，但真实情况却完全不为人知。

“不能把美国的情况和这里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比较，”他说，“不一样。”

“看看百度和谷歌(Google)，”他说，“谷歌是有些问题，但百度却完全处在政府的控制下。”百度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

“尽管与美国或欧洲的情况有一些关联。但我还是相当确信，那些地方是民主的，有自由。人们有道德，有信仰。事实可能会证明，那不是太大的问题，”他说。

“但在中国，集权主义正在加强，这最终可能真的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只有少数人掌握着全部财富和权力，他们会控制其他所有人。多数人处于弱势，易受伤害，”他接着说道。

他说，“如果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继续建设一个全球性的安全网络”，如果普通人不反抗这样的侵扰，“那么，我们就是在向一个绥靖时代发展”。

去年6月，谢燕益自己出版了《信仰之路》一书，书里都是他从互联网收集到的文章。他说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信仰和道德对自己很重要。

他警告说，无所不在的监视正威胁着自由。他发出的声音与欧洲当前的辩论遥相呼应。在欧洲，NSA的监听行为引发的愤怒还在蔓延。2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刊登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议长、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成员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专栏文章，标题为《我们现在为何不得不斗争》(Why we have to fight now)。舒尔茨希望能出任下一任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如果想保持自由，我们必须保护自己，改革我们的政治策略，”文章标题接着说。舒尔茨特别指出了互联网公司和情报机构的数据搜集活动，称这为威胁。

他写道，在欧洲，“我们面临的还只是一种全面渗透的技术，而不是一种集权主义政治意志”。

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现在需要出现一场新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要“对国家有一种自由、民主、有社会意识的理解”，以捍卫人类尊严、坚持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把游戏变得有利于个人和权利。

同一天，这家德国报纸还在网上刊登了高级编辑贝特霍尔德·科赫莱尔(Berthold Kohler)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警告称，德国和欧洲必须谨防对美国的“依赖”，和对中国越来越多的“依赖”，这两个国家“已经进入数字世界”。

在谢燕益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很熟悉。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游戏规则，全世界都一样，”他说。

中国当然一样。但谢燕益说，其他所有地方也都必须这么做。去年6月提交信息公开申请时，谢燕益建议成立一个全球性的机构，以应对这一挑战。

注：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房价调控  政治任务！

名列上周选网文章访问量第10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原体制内媒体人现自由撰稿人邓聿文的《作为政治任务的房地产调控》。全文如下：

这个国庆长假不平静，在北京率先启动“9.30”楼市新政后，短短7天，已经有近20个城市出台了调控措施，囊括了除上海外的大部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这么密集的楼市调控，堪比2年前的那一波，上次全国有40多城市对楼市实施了限购。而这次一些城市是在前不久已经实行限购的基础上再次或者第三次进行限购，估计调控的名单在未来几日还会增加。对于地方政府此次显示出来的楼市调控“热情”，一言以蔽之，“政治任务的调控”。

今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在中国，能够让全民疯狂并为政府所关注的资产只有股市和楼市。鉴于股市在去年已经被“挤泡沫”打趴下了，这里的抑制资产泡沫明显针对的是楼市。因为自去年下半年后，房地产市场生起一轮新的泡沫，短短几月，像北京、深圳等地房价涨幅已经过半。这种情况进入2016年后并未停止，并带动像郑州、合肥等向来为价格洼地的二线城市的房价飞速上涨，且有向全国蔓延趋势。政治局的“抑制资产泡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所以要提出“抑制资产泡沫”，更深层的考虑还在于，在实体经济不振、增速下行的压力下，房地产的“一枝独秀”固然在短期内能让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好看些”，但高房价本身会带来和衍生更大的社会问题，包括加杠杆本身所掩藏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社会的贫富分化、扼杀大众的创业和创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深度依赖、结构调整的延缓，以及致滞中产社会的形成，加速精英的海外移民和财产转移。这些问题都与房地产市场息息相关，如果在未来几年仍由楼市的虚火烧下去而使得它们得不到有效解决或减缓，将会影响到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最终或导致“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乃至“中国梦”不能如期实现。故而，房地产是当下中国需要优先关注的大政治。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在政治局会议发出“抑制资产泡沫”的警告后，楼市上涨的步伐不但没有暂缓停止，反而被进一步强化和刺激，虽然在这之后，少数城市如深圳和杭州等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但由于力度不够，大众和市场从政治局会议读出的信息与政治局所要释放的意图完全相反，楼市在八、九月尤其在进入“金九银十”的九月后，更呈现出一种全面癫狂的状况，就像一个吸了毒品的人一样，毫不理会泡沫的预警。从个体来说，绝大多数人都感觉房价太高了，可每个人又担心此时不进入市场，未来根本买不起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十几年中，被唱衰过多次，可每轮唱衰，在短暂的房价下跌后，迎来的是更猛烈的反弹，很多人就这样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买房和财富增值的机会。正是基于这种经验，人们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会上演永久不败的神话。事实上，一些人包括所谓房地产专家就是如此鼓吹的，认为中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国情，中国人多，城市化远未完成，何况政府不希望泡沫破灭，因此，类似日本上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的情景不会在中国重演，任何时候进入市场都是正确的。从这个角度看，今年以来，房价虽然涨得离谱，但若不进入市场，以后根本就别想买房，也就只能成为穷人。于是很多人就这样带着半恐慌半瞳景的心情义无反顾地跳进了买房大军的行列。

对于一个失去理性的疯狂市场来说，任何警告都会被当做耳旁风，但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言，政治局会议的提醒被市场漠视也伤害到了中央政令的权威。对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中央权威，现阶段也需要中央权威去推进各项改革和发展大业的国家来说，政府权威的受损并非好事，至少从领导人的角度看是这样。因为它不单单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中政府难以驾驭市场，也喻示着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中央难以驾驭地方。诸侯政治、地方山头一直以来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顽疾，是中央的心头之患。本届政府接受上届政府的弱中央教训，强调讲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要求各级干部必须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大力削藩，清除一个个政治山头，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扭转和改变了过去弱中央的格局。尽管如此，至少在房地产领域，这种讲政治讲大局的局面尚未完全形成，中央的权威尚未完全树立。

同过去数次的房地产调控不同，因为中国经济的下行背景，房地产行业存在去库存的沉重压力，尤其对二、三、四线城市而言，去库存的任务非常重。故对中央政府而言，本次调控没有统一的政策，而是实行“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在2014年实行限购的40多个城市中，除了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外，其他地方全部解除限购。由于有了这个“一城一策”的调控方式的转变，地方政府也就少了中央的干预，有了政策自主的空间。理论上说，“一城一策”的调控方式有利于调控的精准化，鉴于各地情况的不同，过去“一刀切”的调控方式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误伤。然而，调控自主也有弊端。虽然地方更明了本地情况，但政府的自利性也使得各地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更偏向政府自身利益，而较少考虑民众利益。换言之，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政府更依赖土地财政，那么，地方在调控楼市时，就不希望房价有一个较大幅度下降。在这点上，中央和地方的目的其实一样，但地方更能感受到土地财政的直接压力，所以在楼市调控中，把重点放在限购上，而对土地溢价造成的房价上涨，则高举轻放，地方实际上是以此表明一种调控姿态，好对上对下都有交代，就此而言，一些地方的前期调控，实则半心半意。这也就造成市场误读政治局的警告。

对此，中央自然很清楚，但不管无奈还是无力，要是在以前，中央是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的，然而如今，则有些不能容忍地方在调控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冒犯中央权威。有两个因素促使中央改变对地方调控的态度，一是前面谈到的畸高房价所导致的现实和潜在危害，这种种危害已愈来愈显现出来；二是明年召开十九大，中央需要营造一种和谐氛围。因此无论从政绩还是消除社会矛盾考虑，中央都不希望因房价而引发社会不满，进而由不满激化社会矛盾。而目前的高房价已经撕裂了社会。

对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中央和地方的目标函数及所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在房价问题上，地方政府虽说不可以完全不顾高房价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全民的不满，但显然，中央要承受更大的责任和压力，任由房价失控，将直接损害中央权威，并危及执政基础。所以，在房价和民众的耐心都接近临界点的关口，中央不能再由地方在调控上“玩小把戏”，把自己的话不当话。如果在房价问题上不能立威，那么在其他棘手的社会问题上中央的权威也就确立不起来。故北京是否揣摩到了中央的意思而选择在国庆节前夜出台楼市新政，或者调控是否经过中央授意、代表中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地方把它看成是中央的意图。

北京此次调控采取了认购又认贷办法，提高了新房和二手房的首付比例，比之前实行调控的其他城市标准都要严。政治局会议后，一些涨幅巨大的二线城市及深圳在8月和9月都出台了限购或限贷措施，但力度普遍不大，故被市场忽视。但北京的楼市调控给市场传达的意图不同，这一是因为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二是北京楼市新政的严厉程度，尤其在打击投资和投机上的严厉程度让市场感觉，中央在经过2个月的政策“静默期”后，开始真正要抑制楼市泡沫了。

如果单有北京的调控而未有天津的及时跟进，市场和其他地方或许不会进行这样的解读。在北京出台楼市政策几个小时后，天津宣布了比北京更严的调控。从房价来看，天津虽为直辖市，但房价一直进不了一线城市行列，可其在首付的标准上比北京还严，只会让市场和其他城市认为，这不是天津的自选动作。考虑到天津市委书记刚上任不久，而其在地方大员中对中央动向的把握一向被指为积极，故不排除天津其实早已制定好了政策，就等北京放第一炮，自己放第二炮。

本届中央在政治规矩上特别看重“看齐意识”，所谓“看齐意识”，说白了就是对中央要忠诚。现在，京津二市“打头阵”，率先向中央“看齐”，其他高房价的一、二线城市再“无动于衷”或“三心二意”，就会被看作“政治不正确”。因为虽然地方利益重要，然而，在抑制楼市泡沫这个重大政治面前，地方政府清楚自己该如何做，所以在国庆节的几天里，被住建部点名的其他城市纷纷出台调控措施，一个比一个严厉，包括此前已经出台调控措施的深圳、杭州、苏州和南京等。这就是在学北京天津向中央“看齐”。

可以说，此番楼市调控的政治性已经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这就是中国特色。但政治意志能否逼退市场意志，楼市能否因此有一个下降，很难判断，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政府的政策拐点将自国庆节后开启。鉴于中国楼市积累了太多泡沫，市场已经风声鹤唳，尽管政府不希望出现楼市大跌，但在政策急刹车后，不排除楼市在某个偶发事件的触发下，出现短期急跌，若此，楼市将很可能发生踩踏事故，一些高位接盘者会在此次调控中成为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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