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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税天堂”      权贵帐房？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是来BBC、作者不详的时政报道《巴拿马文件：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内容如下：

国际媒体日前披露了多达1100余万份全球政要利用“避税天堂”的机密文件，震惊世界舆论。文件涉及中国多名现任及前任领导人家族成员。

这批文件来自世界上最为神秘的公司之一、一家名为莫萨克·冯赛卡的巴拿马法律服务公司。

这些是什么文件？

泄露的文件显示莫萨克·冯赛卡公司的客户能如何洗钱、避开制裁以及逃税。

其中的一个案例显示，该公司给一名美国百万富翁客户提供假的物权记录，向当局隐瞒财富。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为打击洗钱和逃税的国际法规。

这些文件都涉及哪些人物？

这批泄露的文件资料涉及12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元首，其中包括被指控盗窃国家财产的独裁者。

这些国家元首和政客的亲属和合作伙伴也牵扯其中，人数超过60名。

文件也披露了疑似洗钱金额达10亿美元的团伙，这个团伙的成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数名亲信。

文件还涉及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姐夫、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英国首相卡梅伦去世的父亲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4个孩子中的3个。

莫萨克·冯赛卡的资料同时显示冰岛总理西格蒙杜尔·贡劳格松有涉及其妻子财产的未申报利益。他目前面临辞职的呼声。

这批文件也触及到世界足球的监管机构国际足联。

部分文件显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一名核心成员、乌拉圭律师胡安·佩德罗·达米阿尼和他的律师事务所为至少7家离岸公司提供法律协助。去年5月份被捕的一名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涉嫌这几家离岸公司。那名副主席是在美国针对足球腐败的调查中落马的。

　避税天堂如何运作？

尽管在使用避税天堂是有合法途径，但是很多作法都是为了隐瞒财富真实的主人、财产来源和避税。

这些违规操作中的一种作法就是创建“空壳公司”。这些空壳公司对外是合法经营的模样，但实际上却是个空壳。空壳公司的实际作用就是管钱、并且隐蔽钱的主人。

文件涉及的人士怎样说？

莫萨克·冯赛卡公司说，他们经营超过40年，从未因涉及不法活动而被控或者被起诉。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帕斯科夫称，这个报道都是“那些一直致力诋毁普京和俄罗斯世界领袖地位的记者和一些组织的成员搞出来的”。

冰岛总理贡劳格松在接受一家瑞典电视台采访时说，他的商业经营都能拿到桌面上，并随即中断了采访。

国际足联表示，他们目前正调查达米阿尼。达米阿尼周日对路透社说，在国际足联被卷入贪腐指控后，他就和国际足联摆脱了干系。

谁泄露了这些巴拿马文件？

　　总共有1150万份文件被德国的《南德日报》和英文简称ICIJ的“国际调查报道记者联盟”获得。

随后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调查报道记者联盟”和全球76个国家、109家媒体机构的记者一起分析了这批文件。

BBC对消息来源并不知情。

此次文件泄露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远超过“维基解密”当年的规模。总共有包括公司、信托机构和基金会在内的214000个实体的文件被泄露。

这些泄露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77年一直到2015年12月。文件中以电子邮件的数量最大，但也包括合同和护照的影印文本。

巴拿马文件

一大批泄露出来的文件，披露了权贵们如何利用避税天堂来隐藏自己的财富。

从 巴拿马的一家法律服务公司“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泄露出来的1100多万份机密文件，被德国《南德日报》首先获得。随后与英文简称ICIJ的“国际调查报道记者联盟”分享。全球78个国 家的107家媒体取得了这批文件，包括BBC的调查报道节目《广角镜》（亦称：全景图）和英国的《卫报》。BBC也不知道消息来源提供者的身份。

这些文件显示了法律服务公司“莫萨克·冯赛卡”如何协助其客户洗钱、避开制裁以及逃避税赋。

“莫萨克·冯赛卡”公司说，自己“无可指责”地执业了40多年，而且从未受到任何刑事起诉。

辽宁丑闻多    贿选最丑恶？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2名的，是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为长安街知事的文章《辽宁三名副省级干部因贿选落马》。老编认为，此文能获得上榜亚军，或与同篇披露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建平被双规有关。全文如下：

多家媒体8月26日报道，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建平上将8月25日在成都被捕。香港的南华早报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现年62岁的王建平因为违反党纪被捕。

消息说，王建平担任过中国武警部队司令员，2014年被调离武警部队，当年年底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自那以来，王建平据传就被有关部门调查。他被认为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周永康2015年被判终身监禁。

据报道，王建平的妻子和秘书于8月25日也在北京被带走。同时被捕的还有现在担任武警部队训练部副部长的苏海辉。苏曾经担任王建平的秘书。

中国军方还没有证实王建平被捕的消息。如果属实，他将成为习近平反腐运动中第一位落网的现役将军。

多维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建平上将被捕

北京时间8月25日,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王建平上将在成都被捕。同天，他的妻子和秘书在北京被带走。王建平曾任中国武警部队司令员，被认为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的亲信。

港媒《南华早报》独家报道称，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建平上将，日前因违反党纪被捕。王建平是已落马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信，而“违反党纪＂往往是贪腐的委婉说法。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现年62岁的王建平于周四（8月25日）下午在四川成都被带走。

消息人士称，王建平在成都视察期间被军方检察人员带走，而其妻子及秘书则于同日在北京被带走。另外，曾为王建平秘书的现任武警部队训练部副部长苏海辉也被捕。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针对军方展开大规模反腐行动以来，王建平是首位被捕时仍然在役的将军，也是近几周第二名因贪腐被捕的上将。早前被捕的上将为空军原政委兼中共中央委员田修思。田修思虽领上将衔，但被捕时已退役。

2009至2014年间，王建平为解放军武警部司令员，直接向周永康负责。有传言称，王建平2014年底调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当局便对其展开调查。

总参谋部是解放军四总部之一。后来，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大举改组军方架构，四总部解散，改为15个职能部门，包括联合参谋部。

第二名消息人士指，王建平是周永康、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属下共犯，当局2014年将王建平调职，主要是为了将他调离武警权力基地。

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两人是习近平反腐行动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军官。徐才厚被控收受贿赂为他人晋升职务，去年因癌症去世，未有接受审讯。郭伯雄上月被判无期徒刑，成为1949年以来因贪腐被定罪的最高级别解放军官员。

辽宁三名副省级干部因贿选落马 （长安街知事）

辽宁系列贿选案的涉案人，一个接一个浮出水面。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宏章，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阳搞拉票贿选。身为省委书记的王珉对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如今，辽宁又出现了一个涉拉票贿选的部级官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玉焯。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对这位中管干部，中纪委此前并没有通报过他接受组织调查的情况。在今日的双开通报中，郑玉焯落马和落马原因同时被公开。

5月底，郑玉焯尚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出现在政务活动之中。但8月21日的一则会议新闻，低调释放出郑出事的信号。当日，大连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6次会议，接受郑玉焯辞去省人大代表职务。这也是会议公开报道的唯一议题。

就在第26次会议3天后，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又召开了27次会议，讨论其他议题。可见郑落马一事的突然性。

请大家注意贿选一词中的“选”字，郑当过省交通厅长、财政厅长，只需要人大常委会任命即可。唯一要选的，就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一职务。从通报来看，他的做法是授意他人做工作拉票。

据财新网报道，导致郑玉焯落马的正是近期在辽宁官场掀起巨浪的系列贿选案调查。此次贿选风波，涉及包括该省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在内的多场选举，甚至此前辽宁省委常委选举也波及其中。上下震动最大的，是2012年12月-2013年1月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辽宁省发生部分人大代表贿选案。

此外，对于辽宁系列贿选案，中央和辽宁已成立专案组调查数月，该省有多名中管干部涉及其中。对涉案官员及人大代表的相关处理意见近期可能陆续公布。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此前媒体报道称王阳在2013年1月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时涉嫌贿选，在两名候选人的差额选举中，时任阜新市委书记的王阳PK掉另一名候选人。事实上，郑玉焯也是在2013年1月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一年，正好是人大班子换届。

此前，我们说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贿选教训沉痛。两地是市一级的选举，而辽宁可是省一级的选举。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珉确实难辞其咎。

王珉是2009年底到辽宁工作的。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昨日提到，他是带着政治上的失落感来到沈阳的。正是这种失落感，让他消极堕落，抵触中央。以至于上任后第二年省委换届，就出现了从沈阳市委副书记直升省委常委的“黑马”苏宏章。而后人大换届，王阳、郑玉焯粉墨登场。从省委常委到人大副主任，一届班子中竟然有三人贿选，真是颜面丢尽。

现在的新规矩是：用人出问题也要追责，谁用谁负责。真是切中要害，下面那么多人出问题，“一把手”怎能不负责？

辽宁的小伙伴说，郑玉焯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实权派，5年交通厅长、5年财政厅长，他作风颇为强势，好与商人来往。升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前，关于他出事的传闻就一直存在。

郑玉焯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以专业干部形象示人，尤其对财政改革问题见解颇多。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些委员提出，不能盲目沉浸在“风险可控”的乐观估计中，必须对当前地方债务的风险严重性有足够认识。郑玉焯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前地方政府的财力主要是土地出让金，那个时候因为房地产好收益非常好，辽宁在前些年一年土地出让金大致在2000亿左右，现在到了七八百亿，下降了三分之二，存在了还债风险”。

大家都知道，辽宁是老工业基地。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辽沈人民都在为振兴这个老工业基地而不懈努力。王珉主政期间，辽宁GDP增速长期徘徊于全国倒数，这不仅仅是几个人搞腐败的问题，更是施政思路的问题。

王珉主政辽宁期间，一批来自南方企业家时常出入王珉家，和王珉打得火热。一家来自江苏房地产企业，在沈阳、大连多地开发高档楼盘。这样的场景，同当年的“慕马大案”如出一辙：为了挣快钱，工业扔在一边，玩命搞土地财政，最后官商一起完蛋。王珉任上，郑玉焯当了3年财政厅长，不知道他有没有向书记进过“如何发展经济”的忠言？

如今，辽宁省委政府班子焕然一新，振作精神，一手重拳治腐，一手恢复经济，但仍然不得不面对王珉时代留下的经济困局。

7月18日，有媒体报道称，东北特钢连续宣布七笔企业债券不能按期兑付，国开行议案倡议三会暂停辽宁省政府以及辽宁地区企业融资。国开行当晚在网站发表澄清公告称，上述为不实报道，国开行本身不具备提起议案的职能和权利。

不过，声明也指出，国开行作为东北特钢债券主承销商之一，将继续尽职履责，督促有关部门和东北特钢尽快履行偿债义务，尽最大可能保障债券投资人合法权益，维护区域金融生态安全。

这则消息，看似是一次传谣与辟谣的过程，却是辽宁当前经济困境的一个侧写。

民主形式多样  双长制也凑合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3名的，是来自共识网．思想者博客，作者为孙立平的《从集体领导到双首长制》。内容如下：

地方领导体制的乱象何以形成

经常在各地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领导体制乱象。

无论是政府机构中，还是国有企事业单位， 举凡任何一个行政组织中(私企除外)，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谁是最高决策者，反过来说，谁是最高责任者。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之初。

当时鉴于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教训，开始推行三方面的体制变革：一是强调分权，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也包括向企事业单位的分权);二是强调集体领导的体制，以防止将权力过多地集中到个人手里(指一把手);三是推进党政分开的制度。

在其后形成的体制中，虽然一把手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但其后的几把手，仍然有很大的独立决策权，特别是在其主管的领域和部门事务中。一些重要的决策，则往往要经过集体决策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走过场的。而在党政分开制度能落到实处的地方，实际上出现了双首长体制(如市委书记和市长)。

这种体制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角度说，当然有道理，但其实仍然是一种很蹩脚的体制。集体领导，说穿了，就是在缺乏权力外部制衡的情况下，用权力内部分散来实现权力制衡的一种安排。

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分权后，一级行政组织的集体决策者向谁负责?比如说一个学校，如果把权力下放给校长们，校长们向谁负责?其次，很多事情在集体领导的名义下互相扯皮，效率低下。更有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内斗不止。

这一点，在地方政府实际上充当经济发展发动机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明显。现实的要求，推动着权力向一把手集中，而模糊的规则和制度，则为这种集中提供了空间。

因此，在过去20年间，总的趋势是权力越来越向一把手集中，所谓集体领导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特别是在一度实行的书记兼人大主任的体制中，一把手专权的模式开始制度化。

一把手专权的体制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弊端更为明显。因为这种一把手专权的体制是在缺乏其他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发生的，于是各个地方的一把手就越来越像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所谓县委书记现象(成为腐败重灾区)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字面上不能放弃集体领导的说法，这样字面上的集体领导也就成为专权的一把手在决策失误时推卸责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书记是最高决策者，但出了问题，则要由行政负责人担责)。此中可以见到权责的混乱。

当中还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状况。由于所谓集体领导的制度安排是很模糊的，在现实中，往往是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的能力性格等因素决定了实际的运作的情况。

这样，到了本世纪前十年，在中央层面上实行的实际是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体制，而在地方的层面，则是一把手专权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加剧了权力内部的失控。于是，就有了再集权化过程。

以上，是现象的过程描述。下面，我们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最有效率的体制是委托——代理关系明确前提下的首长负责制。

下面是百度的首长制词条：首长制又称一长制或独任制，是指行政组织的法定最高决策权由行政首长一人执掌的行政组织体制。其基本特征是行政首长对行政机关各种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一人决定一切行政措施，其他领导成员均为行政首长的幕僚，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

美国的总统制是首长制的典型。如林肯总统某次召集七位部长开会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七位部长均反对林肯的意见，但林肯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后宣布说：“七人反对，一人赞成，赞成者胜利。”

词条接着说，首长制的优点在于：权力集中、指挥灵敏、责任明确、减少扯皮，办事果断行动迅速、效率较高。

这种首长制其实有两个具体安排。第一，首长或一把手组阁制。即副手及各部门负责人由一把手选定任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保障首长意志的贯彻执行。第二，首长或一把手拥有最终决策权。

但首长制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

比如，美国的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要对选民负责，你可以自己组阁，但你得对你自己组的这个阁负责任。如果你组的阁不称职，你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同时，为了防止行政首长专权，还要设立各种制约的措施，比如外部权力的制衡，舆论的监督等。但很明显，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最高行政首长的决策一旦做出，执行起来是高效率的。

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制衡机制这两个前提非常重要。反观我们的体制，首先是缺乏这些前提。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确，同时也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实行真正的首长负责制。

前些年，云南等一些地方曾进行过一把手组阁的试点，但最后不了了之。问题的原因就在这。因此，我们现在实行的，在名义上的是集体领导体制，而实际上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首长制。

这其实是一种很混乱的体制。说是集体领导，但又无法真正实行，就是真正实行了，也是弊端多多。但由于这种原则上的集体领导体制，又不能名正言顺的组阁。于是，每一个新的领导上任，面对的都不是自己的人。要把相当的精力放在漫长而复杂的换人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即由此而来。

在这种缺乏明确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派制中，为了保障上级对下级的控制，防止下级抱团儿对付上级，上级往往不能容忍下级的几个主要领导关系过于密切;但为了保障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不能允许其关系过于紧张。结果是各揣心腹事，互相掣肘。

从现实来看，各个地方的一二把手关系都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但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在分权制下，由于没有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上述问题解决不了，就只能靠更不规范的方式，如党管干部、党的纪律、政治觉悟等来保障体制的运作。

然而，在今天的社会，这些因素能起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在毛时代，曾经是靠高度中央集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不仅下级官员是上级委任的，而且要隔级委任，即地市级的主要负责人也要由中央委任。目的是确保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这样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不可能。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既不能体现民主的原则，又不能达成效率的目标的体制。这告诉我们，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将委托代理关系落到实处，仅仅通过行政体制框架内的集权或分权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从包子看供给侧改革

前些天，我曾经写过一篇长微博，以包子作为例子讨论供给与需求关系。

事情的起因是，上个月有一次去芜湖。芜湖有一家据说始建于光绪年间的包子铺。一天早上，朋友带我去那里吃包子，就联想到现在人们讨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所以，回来就写了一篇长微博。后来觉得当时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楚，现在重写一遍。

现实是：很多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去(通常说的内需不足或产能过剩)。

于是，从需求侧做文章，号召人们买包子，并促进包子外销。但从效果看，人们买包子还是不踊跃，而且外销也基本饱和了。

这意味着在需求侧做文章的空间已经不大。于是，目光到了供给侧。

一看供给侧，问题来了。原来包子做的就有问题，好吃的包子很有限，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这样，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给侧改革，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去库存，消灭过剩的产能)。

这个思路对不对呢?当然对。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大量的好吃的包子做出来了，结果销量还是没增加多少，很多人还是不买这包子，而是弄两个馒头夹点咸菜就完了。

一问，问题清楚了。你们为什么不买包子吃馒头?因为我们买不起，包子10块钱一个，这一笼就100块(夸张点，为了好算账)。而馒头5毛钱一个，两个一块钱就搞定了。

嗯，看起来还是需求的问题。

但需求的问题在哪呢?哦，对了，价格，价格，10块一个包子实在是太贵了。

于是，找到了老板：你的包子卖得这么贵，怎么行啊?降降价，销路不就上去了吗?

但没想到，老板也是一肚子苦水：我也知道这包子贵啊，我也知道10块钱一个包子人们买不起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一个包子里，税就占了5块。原料面肉菜虽然不贵，可运费贵啊，每个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一块钱，房租一块钱，再加上人工还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费用，你知道我一个包子才赚多少钱吗?两毛钱!我怎么降这个价啊。

现在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吧?就在供给和需求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个中间地带的扭曲，就造成了我说的，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的不得了。

结论是什么?就是我前些天说的：只有疏通中间，才能打开两侧(供给与需求)。

政治传播  中国治理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4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毕研韬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这是从现实角度分析中国政治传播及治理现状的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值得思考。内容如下：

和精英阶层不同的是，中国的普通百姓缺乏政治参与渠道，政治参与空间极其狭小。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任何观察和结论都是特定视角、特定条件下的相对事实。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量获取多元化信息。

中国的现有政治传播渠道中环节过多，传播成本太高，信息失真的概率极大。举例说，中国的高校教师可以申请不同层次的研究资助，但这种申请必须向所在单位申请，层层上报。由于人情复杂、专业迥异，这种申报机制弊端重重，不仅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也为学术腐败提供了机会。西方国家由个人直接向资助方申请的做法很值得借鉴。

对普通百姓来说，信访可能是唯一公开的渠道。但此路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显然是死路一条。4月上旬出版的中共党刊《半月谈》发表了一名乡镇干部的“截访”内幕，文章说“一票否决”苦了地方党委和政府。为防止本地人越级上访，地方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形形色色的打击报复频频曝光。除了各地驻京办的“黑监狱”，当地的精神病院竟也派上了大用场。

中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是官方新闻媒体，新闻理念陈旧，可信度低下，早已成了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障碍。我们不必讳言，中国人对官方新闻媒体越来越不满意。2009年我对129人的访谈显示，根本不相信中国官方媒体的占17.8%，半信半疑的高达47.3%，基本相信和完全相信仅占34.9%。

中国的很多媒体(当然包括官方新闻媒体)更关心自身的经济效益，媒体追求的往往只是媒介寡头的自由。与此同时，老百姓对媒体的影响力几近为零。以有线电视为例，老百姓交了收视费却只能被动地收看垃圾节目和垃圾广告。中国电视观众的消费权利根本无从谈起。

互联网是中国普通百姓维护自身利益、释放政治热情的第一选择。互联网已成为普通百姓反官僚反腐败的最佳战场。威力强大的“人肉搜索”让某些官员心惊肉跳。如今不断有官僚感叹，“现在的官不好当了!”中国的老百姓因拥有了互联网而让官员害怕，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喜事。我为此欢呼。

在政治生活中，网民的作用已经凸显，但前面的道路仍然崎岖漫长。譬如说，当网络民意遭遇体制性对抗时，网民的力量就变得微不足道了。2008年以来层出不穷的上访丑闻、“春运”综合症、教育问题，都遭到了顽强的反抗。由于缺乏必要的力量集结点，缺少必要的组织和策略，缺少有效的“压力渠道”(transmission belts)，广大网民在诸多议题上作用并不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因在网络上批评时政而遭受打击的案例在增加。正因为如此，我坚决反对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推行上网实名制。我敢断定，上网实名制将对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形象造成重大打击，是害党误国、对抗人民的馊主意。遗憾的是，上网实名制竟然也是某学者的研究成果。

言论如流水，一味的堵塞后患无穷：即使积水冲不垮大坝，至少也会渗漏，或者被迫改道。堵塞只能在短期有效，当水量集聚到一定程度，溃坝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大禹治水，疏而不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秘诀就是“深淘滩，低作堰”。

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政府官员的短视或无知，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发展困难重重，进而导致了网民显形或隐形的抗争。非合理的压制力度越大，隐性的抗争力度就越大。当网络上流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时，政府的监管体系事实上就已破产了!

　(本文摘自《回首2009》第二章第三节，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9日首发)

外媒看中国  国人皆绝望？

来自美国之音、作者为齐之丰的《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国人绝望》，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这是一篇发表于2013年的旧文，现在来看，网友们对于真相和偏见、仇恨和无知以及为民求情与借事说事的感悟一定很多。原文如下：

      北京清华大学学生朱令19年前被人用剧毒的铊盐投毒导致终生伤残的案件，成为一起国际事件，成为世界媒体和中国公众一道议论纷纷的充满戏剧性的话题。

 朱令的家人和亲友多年来反复要求中国当局进行认真的调查，中国当局使出各种奇异而强力的手段推脱、推卸、推诿、搪塞、虚晃，其中包括动用国家力量封杀受害者朱令的名字。

在万般无奈和绝望中，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越洋“上访”到美国总统府白宫提出请愿，呼吁美国政府做本应当是中国政府应当做的事，对投毒嫌疑人进行严肃调查，并将在美国的犯罪嫌疑人递解出境。

 绝望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如此采取行动，结果会如何现在还不清楚，但他们无疑是创造了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还没有A国公民或臣民要求被A国统治者说是怀有敌意的B国政府为自己（A国公民或臣民）主持公道的先例。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看来，中国网民、中国公民为朱令案“上访”到美国总统府白宫，追求希望飘渺的正义，这一事件极具戏剧性，也极具悲剧性。

  *绝望的戏剧背景*

要想比较充分地理解朱令案及其戏剧性、悲剧性，必须对朱令案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中国共产党1949年武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中共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中共使中国得到了“解放” 。中共多年来大力推广的一首宣传歌曲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然而，被“解放”以后60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显然是感到“解放区”暗无天日，贪官霸道，酷吏暴虐，党棍专横，司法黑暗，让他们投诉无门，求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

支持和关注朱令的中国公民、网民万般无奈，导致他们制造出一种世界奇景：他们万众一心，齐心协力，相互激励，互学互助，全民“翻墙”，翻越中国当局设置的互联网封锁柏林墙，大举来到美国总统府白宫为美国人民设置的原本是用来收集美国民众意见的网站发出请愿，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协助他们讨回公道，或希望至少借此吸引更多的注意。

早些时候，获得了“解放”却生活在绝望中的中国人为了争取世人的注意，以便给自己讨一点公道，已经想出和采取了很多令中国国内外看客目瞪口呆的戏剧性、喜剧性、悲剧性的行动。

 2011年6月3日，来自福建的七名上访者6月3日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门口，企图集体服毒自杀，但很快被警察制止。美国之音获得的照片显示，几名访民服毒后已经倒地。一名访民表示，他们选择在美国大使馆前做出激烈行为，是想唤起国际社会关注内地弱势群体的处境。访民陈家发说，他的儿媳数年前被人打死，之后他不断上访，但申诉无门，只好来到美国大使馆。

2011年1月22日，五名求告无门、无处申冤、万般无奈的河南妇女来到中国古都开封，在旅游景点开封府前表演历史上的清官包公“包青天”的演员面前下跪，哭诉她们家被强迫征地、丈夫被抓走。一时间，扮演包青天及其随从的演员被弄得不知所措。

 中国作家、时事评论家杨恒均注意到，中国公民对中国政府和司法的信心崩溃，导致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一种新趋势，造成一种让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哭笑不得、难以应对的难题。杨恒均日前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几年前有海外的媒体人与团体找到我，说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棒的‘上访’办法，保证国内受到司法不公迫害、被拆迁与被欺负和侮辱的人一试就灵。我问什么方法，他们说，到联合国总部门前‘上访’，到白宫门前 ‘抗议’，打出横幅，引起中国当局重视，引起中国相关司法当局紧张。”

在这里需要顺便说明一下。所谓中国人到外国去“上访”让国际社会很为难，是指国际社会对冤情无处诉的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虽抱有满腔的同情却爱莫能助；中国人到外国去“上访”让中国政府很为难，则是指中国政府对这些中国人不能肆意抓捕，但对他们置之不理，则又让中国政府和执政党颜面无光，导致他们耗资上百亿美元打造的中国国际形象严重受损。

  *国际瞩目的朱令案*

中国公民朱令19年前中毒受害的案件被中国“访民”递交给美国总统府白宫，这种旷古奇闻奇景显然让世界媒体记者目瞪口呆，感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同时又知道不说什么也不好。

 于是，世界各地的法文读者就读到了法国的“法兰西24”电视台网站5月6日发表的比天方夜谭还天方夜谭的奇异新闻：

“上个月，上海一位大学生被同宿舍室友的人毒死，导致朱令案再度引起关注。在中国当局没有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中国网民决定通过网上论坛进行自己的调查。目前，网民在追踪朱令所有的前宿舍室友，并把她们的情况公布在网上。

“中国网民还在白宫的网站上发出请愿，呼吁华盛顿驱逐现在在美国的（被认为是有重大嫌疑的朱令前大学宿舍室友）孙维。那一封请愿书在短短几天内就有10万多人签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中国记者蒋欣（Steven Jiang）5月8日从北京发出长篇报道，讲述了奇异的朱令案的来龙去脉，以及该案在过去一个星期更为离奇的发展：

 “上个星期，在中国网民对朱令案议论正热烈之际，（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开始屏蔽这一话题，屏蔽‘朱令’和‘铊’之类的关键词。新浪微博的这一举动让网民更是对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感到愤怒。他们尤其愤怒官方对孙维是否卷入投毒犯罪保持沉默。

“在同一天，一个来自迈阿密的网名‘Y.Z.’的人在白宫的官方网站贴出了请愿书，指认孙维是投毒案的主要嫌疑人，并指控她借助诈骗婚姻进入美国。请愿书呼吁美国政府进行调查，并将孙递解出境，‘以保护我们的公民安全。’

“在短短不到四天的时间里，该请愿书获得13万多人的签署。”

（注：到了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中午，该请愿书已经得到接近14万人的签名）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官方反复指天发誓对朱令被投毒案进行了认真、细致、彻底的调查，调查没有受到任何不当干预。北京公安局在5月8日再度作出同样的表示。

然而，必须随时听从中国当局的指令和干预的新浪微博对‘朱令’和‘铊’之类的关键词的屏蔽，则让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对中国当局的说法感到怀疑。

显然，至少是‘朱令’和‘铊’等关键词在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互联网上受到了奇妙的干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干预？是否有国内外敌对势力、外星人、新浪公司内部捣乱破坏分子、或是一个无聊得要死于是故意恶作剧的人对‘朱令’和‘铊’等关键词实行了网络屏蔽？

 这些问题截至目前依然是世界之谜。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人关注的世界之谜。

美国总统府白宫设立请愿书网址，目的是征询美国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便改进美国行政当局的工作。该网址所发布的承诺说，一个请愿书只要在30天内得到10万人的签署，美国政府将作出回应。

 查阅白宫网站先前的请愿书反应可以看到，白宫所承诺的回应一般就是把请愿书所提出的问题提交给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有关官员对请愿书提出的问题作出说明。

美国行政当局对中国网民这种史无前例的跨国寻求司法正义的要求会做出什么回应？目前这依然是一个世界之谜。

    *绝望与幽默*

 如此之多的中国人展示出如此明显的绝望和绝望中包含的期望，显然激起了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欧阳德（Simon Robinovitch）的黑色幽默的表达欲望。欧阳德5月8日发表博文，用黑色幽默的笔调作出了如下的报道和评论：

“白宫在2011年开设请愿书网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指望奥巴马总统会被邀请攻入中国，规定豆腐的味道，以及调查中国拖延了20年 的一件投毒案。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发生的正是这些事情。中国人或是出于正义感，或是感到求告无门，或者出于纯粹的幽默，成群结队地涌入白宫的请愿网站。”

欧阳德在博文中讲述了中国网民为朱令请愿，中国网民要求奥巴马出兵解放中国人民，或要求奥巴马规定早饭用的豆腐脑必须是甜味的；还有网民已经自行任命奥巴马总统为中国人的中央信访办主任，并且已经在新浪微博上设立了一个“奥巴马主任”的帐号。

然而，在欧阳德看来，中国人跨越太平洋到白宫发出认真或幽默的请愿或许能吸引到一些注意，但大概不会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在博文的结尾，欧阳德用极其严肃又极其幽默的笔调写道：

“中国有句形容领导人跟百姓相距甚远的老话：‘天高皇帝远。’这老话如今看来需要有一个升级更新版，‘海阔皇帝更远。’”

领事和警察   休城新故事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6名的，是来自横河评论、作者为横河的《在休斯敦总领馆的车库里发生了什么》。原文如下：

横河评论第59集－休斯顿警察和中国领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横河。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美国休斯顿的警察和外交官的故事。在4月24号晚上，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馆副总领事郁伯仁，在总领馆附近遭到休斯顿警察的围捕，据说警察手法粗暴，郁伯仁受伤送医，在网上引起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中文网上。中共政府已经发出了抗议，要求美国政府严守《维也纳公约》条款和中美的建交条约，保护中国驻美人员的安全。

美国国务院4月28号也表示正在调查，并且是非常严肃的看待此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国务院正在密切调查这个事件以及相关的执法权限。而休斯顿的市长表示，三位介入跟这件事有关的警察已经重新安排了办公室的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在中文网络上大概有这么几种比较代表的观点：一种是阴谋论，认为是美国的阴谋，他的主要理由说是警察能不知道那是中领馆？也有一种说法说警察也许只是以没有车牌作为借口，其实是由于其它事情在跟踪他。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提这个说法，因为如果是其它的事情的话，难道是贩毒？还是其他的刑事犯罪？因为地方警察是没有涉外的权力的，就是说他不能够介入任何和外交使团有关的事件，如果说警察是因为其它事件跟踪的话，那么再说下去就对这位领事很不利了。

另外一种说法就说，领馆的官员也有中国一般的官员的坏毛病，平时在国内他不守法习惯了，到了国外以后也就不守别人的规矩，丢中国人的脸。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场很平常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案件，只不过是这一次休斯顿的警察撞上外交官而已。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说法，大体上这几种观点占的是比较多的。

　　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想我们首先看一下，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任何结论只能来自于事实，如果我们不看当时发生的事实的话，做出任何结论可能都有点太仓促。大部份的报道转载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报道，他是最先有一个比较简短的报告。报告的内容说，休斯顿的警察看见了一辆没有牌照的车，就拉动了警报，去要求他停车；当时原文说的是拉响了警报要求他停车，而这辆车他没有停，而是一直开到了总领馆的车库，警车就追到了车库，车库的门打开以后，车子进去了，那么警方追进去，把这个驾车的人铐上。这位就是（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的副总领事郁伯仁。当时报道的时候说车内还有另外一名女乘客，后来中方证实那一位是郁伯仁的夫人。另外一种说法说车内还有第三个乘客，就是他们的女儿。

这个报道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后来中国方面转载的很多报道都是来自这个报道。我的经验是，当出现这种事情出现以后，要去找当地的报纸，因为当地的报纸他有很多内线的关系和各种获得消息的途径，而且报纸会报道的比较完整一些，所以我就找了当地的休士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去找了这份报纸。

这一份报纸它有这么一个报道比较详细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几方面的报道来归纳一下。第一个是时间，它大概是发生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说警察看到了在离休斯顿中国总领馆不远的地方，他没有说具体的位置，看到了一辆尾部没有车牌的车，警方就去追这辆车，当时是打了警灯，就是警察那个警灯开始闪起来了。在追赶的情况下，这个车，在那条街上就是Montrose，中国总领馆是在这一条叫做Montrose的街上，说这辆车在街上开了五分钟以后，转入了领馆的车库。大家注意了，这一个车库的门，是像美国一般家庭的那种车库类型的门，在车上用遥控器就可以自动打开的那一种门，他用遥控器把车库门打开以后他就开进去，警察就追进了车库，这时候他已经下车了，警车并没有进入车库，这一个车库就是领馆的地界，警察进入以后就把副总领事给铐上。

据说当时去了非常多的警车，那大概是已经是打电话要求澄清了，所以当最后澄清是领事的时候，就是说有外交特权，所以当场释放。在《休士顿纪事报》上报道的是就在现场释放，所以应该就在领馆的车库里面把他手铐打开的，就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去检查。报道当中说是手部和颈部受伤。在中文的报纸上很多说是头部和颈部，这个我想很可能是看当时的翻译，手看成了头，是hand看成了head，在英文报道里面全都是讲手部和颈部。所以可能性最大的是颈部大概是在铐他的时候，按在地上的时候受伤的，而手部很可能是手铐的时候受伤的，后来大概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就出院了。

　　警灯闪了为什么不停车？

我们现在来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警灯闪了以后不停车？这里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警察的版本。警方说看到了他的车没有这个牌照以后他们就打了警灯，说对方一直没有停车，所以警方就一路跟到了车库里面。但是在《休士顿纪事报》的报道里面，郁伯仁自己的说法，他说他停了车，而警车停在他后面，但是警察坐在车里没有特别的行动，所以他等了几分钟以后就开走了。

这一个说法就很有问题了，就是在美国，如果说警察要你停车，你停了车，警车在你的后面闪着灯，你绝对不能以为没有事就自己开走了，那是属于拒捕或者是现场逃离，是属于刑事犯罪的。因为警察停在你的车后很可能他在打电话和总部联系核实这辆车的情况是不是有危险；或者他认为有危险的话，他在那里叫其他的警车来支援，那么他在等支援来之前，他不会贸然的下车来找你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开走是最下下策。

同时他还有一个规矩，这时候如果警察坐在车里，你停了车以后你绝对不能离开驾驶的位置，下车去走向警察问怎么回事，那会被警察认为是具有攻击企图的，因为警察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他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在任何可能会被警察认为是有攻击倾向的行为都要尽量避免。应该是把两个手放在警察都能够看见的位置，一般是放在方向盘上，等候警察来问话。所以在这里无论是不停车，或者是停下来以后在没有得到警察的许可的情况下自己开走了，都可能被警方认为是危险份子，都会把这个情况当成是车里的人对警察有危险的因素。

　　车库里发生了什么？

第二，就是车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一个也是外界知道非常少的一部份，这一部份并没有披露出来。最关键的问题是警察进入车库的时候，副总领事有没有向警察说明这是外交领地。

根据《休士顿纪事报》得到一个版本，是熟悉警察的版本的消息来源，它没有说明这消息来源是什么。说当警察进入车库的时候，这郁伯仁是以大声的咒骂迎接他，也就是说郁伯仁在骂他。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这会被认为是攻击警察的行为。再加上前面一连串的就是没有牌照、拒绝停车再加上咒骂警察，这三条足够让警察认为可以现场逮捕他把他铐上了。所以在这点上面，休士顿的警察是完全按照标准程序行事的。

至于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警车上面应该有录像的，而且总领馆也有录像。如果我们到总领馆去看的话，在它的前面、侧面包括车库的顶上，都有录像机。这个录像应该是自动启动，而且录下全过程的。如果公布出来的话，一定会真相大白的。这就是为什么警方的一个律师说，他希望这个公布出来以后，会对警察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解释。

但是问题是，这个录像最终会不会公布出来？这个我是有点怀疑的。这跟一般的警察和居民发生纠纷不一样，这个牵涉到外交问题了。所以警方即使想公布，恐怕已经不能公布了。如果休士顿警方不想卷入国际纠纷的话，它就没有必要再去公布，即使是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让对方下不了台。警方不管这录像对它有利没有利，他都不会去公布的，因为没有人想加重国际纠纷。那么中领馆如果有理的话，它当然可能会公布录像。但是如果录像本身对副总领事不利的话，它肯定不会公布。

所以对于这两方的录像，可能最终都不会让公众知道。但是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解决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录像是有用处的。不管哪一方有利，它都可能跟对方秘密谈判过程当中，把真实情况告诉对方，或者是让对方看，以便让对方降温。我相信这一件事情双方都希望降温的，所以如果有一方不愿意降温，而另一方拥有确凿证据的话，那么可能会在双方秘密谈判的幕后交易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再一个问题，是警察有没有打人？这位副总领事说，在车库里他宣布了自己是外交官，而警察打了他的脸，但是他没有说明，警察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打的。

《休士顿纪事报》的一位编辑说，她就在附近购物。要知道那个地方旁边就是一个购物中心。她看到车库里有一个警察，压着一个手被铐着、脸部朝下的一个人。这显然就是她目击的，就是警察给他上铐的过程。领馆的工作人员说郁伯仁的手部和颈部受伤了，应该就是在上铐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扭打受的伤。

　　副总领事错在哪里？

事情的源由是，郁伯仁副总领事开的车的车尾没有牌照，有人说他可能不知道，这是国内的网民在讨论时候，有另外一种人说他可能不知道他的车尾牌照没有了。不知道并不表示没有牌照就是合法的。德州的法律要求，车的前后车牌都俱全。如果你的牌照被偷了，警察一般来说是通情达理的，就是把你拦下来后告诉你，哪一个车牌没有了，你说，我不知道我车牌被偷了，我马上就去补，警察一般不会为难你，这个我自己就有过一次经历。

但是问题在于，事实这个副总领事他自己是知道的。中领馆的一位发言人说，外交官的车的车尾牌照被人偷了，他知道，但是他以为仅仅有前面的车牌就够了。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不知道他的车牌被偷了，而后面有警车的时候，他应该意识到他是因为后面车牌没有牌照，警察叫他停车。

　　休斯顿中领馆的地形特点

下面我们就要谈一下最主要的问题了，就是在国际法的层面上警察有没有违法？ 《日内瓦公约》规定地方警察是禁止进入外国的使馆、领馆的，除非是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显然在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极端严重的情况，仅仅是车上没有尾部的牌照而已。所以警察在这时候进入中领馆，是违反了国际公约的。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澄清了这个事情以后，就立即当场释放，而且送医院检查。

不过我更倾向于警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领馆的地界的。就是说警察并不知道这里是中领馆，在报道当中是说明警察是不知道的，我相信警察在这里说的是实话。为什么？

一个是跟休士顿总领馆整个地形是有关系的，它的正门规定外交使团要有明显的牌子标记表示这是外交使节，另外还要有国旗。在蒙特罗斯（Montrose）这条街上，总领馆正门所对着的这条街上，它是有领事馆的标记，在正面你是可以看到它的国旗的。这个整个街区，休士顿总领馆占了一个角，就是1/4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在侧面它有两扇门和两个车库门，在最前面，也就是最靠正门的地方，它是一个签证处的小门。再往后走，走到几乎靠近最后面的地方，又有一个小门，这个小门就是工作人员进出的小门，它是个单扇门，可想而知这个门有多小。再往后就是车库门了，在车库门的上面侧面都没有明显的标记，仅仅是在工作人员进出的小门上，有一个非常不明显的标记，这个标记很不容易看出来。

在晚上和傍晚的时候，警车在追的过程中，追到车库的时候，他如果不特别注意的话，不会注意到这是一个外交使团。

车库再向后隔开一个通道，是一个爱尔兰酒吧。在它的路的另外一侧，就是侧门的另外一侧，是一家音乐唱片店的停车场，和这家音乐唱片店。在店的后面和爱尔兰酒吧的后面，整个一片都是居民居住区。

　　阴谋论没有基础

这里要谈到的就是会不会是一个阴谋的问题，因为有人说这很可是个阴谋。我想提出阴谋论的人，可能是不太了解美国的情况。美国没有一个全国性阴谋策划的中心和行动的可能性，所以它不太可能是在高层策划的一个阴谋，然后落实到休士顿的警察去执行，这个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它跟中国的制度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它有一个中共中央政法委，它把全国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都搞定了，所以它可以去策划一个阴谋，去构陷，去制造证据，然后到把证据拍摄下来，而且它能够制造出来铁证如山的这种证据，让被构陷的人几乎没有办法去辩解和摆脱，当然也很难做到滴水不漏，就说至少它可以设计出整套的阴谋来。

美国是这样的，它没有全国性的警察，它的警察都是归地方管的，像休士顿警察只归休士顿警察局管，市长有权力管，州长就没有权力管了，州长管不了休士顿警察的。

有人认为州警察，（州警察）并不是一个市警察的上级单位。地方警察他不能够在除了自己地方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去抓人，不像中国，任何一个警察他都可以跨省追捕，他不能去跨省追捕，他连跨市追捕都做不到，所以，他只能在高速公路的自己的城市管辖范围之内抓违规的人，一旦出了这个范围就没有办法了，就必须由州警察能够跨过一个一个市的范围在高速公路上去抓违规的人，所以高速公路巡警就是州警察了。

那么在美国，一个地方的警察，如果说他的警察手册上没有的东西，谁也不能命令他去做，就这很简单，法律它不认人，只认你有没有违法，所以谁违反法律谁就犯了罪。不管是政府机构也好还是一个个人也好，如果说有人让一个警察去做不在手册上规定他的职责范围上的事情，那他是可以拒绝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去个人承担某一个阴谋的罪责。所以不是说某一个政府部门让他怎么做他就可以怎么做的，因为将来法律庭审判起来的话，它可不管是哪个政府机构叫他做的事情，他一定要个人承担责任的。

地方警察不大可能自己策画一个阴谋，因为这个外交官和他无冤无仇，他去策画一个阴谋干什么。再上去就是国务院，他的职责就是保护美国的外交利益，所以在任何和外国政府和外交使团打交道，甚至发生纠纷的时候，国务院总是站在外交使团这一边的。任何外交纠纷都是国务院试图避免的，更不要说既没有这样的动机也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制造这么一个阴谋。

真正分析下来，我认为这应该是一场误会。那么这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从警方来说，在操作上面，他并没有什么特别违法或者特别过度使用暴力的行为。在这一点，在车库外的跟踪过程，应该是没有什么违法行为了，进入车库以后有没有过度使用暴力，那么就要看监控的录像了。我相信现在中美双方对这个事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剩下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体面的下台，收拾局面的问题。

　　警察怎么误入领馆的

这里面最主要的错误是什么呢?是警方进入了领事馆，这是一个中国的领土，而且它们没有识别外交官，这是警方犯的主要错误。

这个错误的原因，我认为第一：就是地点的问题。刚才已经讲过了，休士顿中领馆它是处于居民区和商业区的交界处，在它的附近没有其他任何外交机构，没有任何外交建筑，没有围墙、没有哨兵、没有保安。这和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各地的外交使馆、领馆区不一样，外面有武警守卫的。中领馆在美国的领馆当中算是戒备很森严的，但是它绝对是没有围墙、绝对没有站岗的。

像其他的领馆就更差了，俄国驻休士顿的总领馆就是在一幢办公楼的某一层的某一个号里面。从保安的角度讲，美国的政府机构，譬如说休士顿的市政府、休士顿的警察局你是随便进去的，白宫是不能随便进的，但是美国的国会却可以随便的进去，只要你通过安检就可以了。休士顿中领馆作为这么一个高档的外交使团所在地，居然会没有这么明显的标记，警察都认不出来，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另外是这个警察，也和中国人想像的可能一般不一样。也许上海的警察人人都知道美国领事馆在那里，不过我想也不一定，很可能有的警察就是不知道。但是休士顿的警察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中领馆在哪里。

这三名警察；一名是2008年、两名是2009年进入休士顿警察局的，显然作为休士顿的警察他们是比较新的，地方警察一般不涉入外交事件，所以他们不会知道。休士顿警察局是有一个特别的部门处理和领馆有关的事情，叫做CI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刑事调查科）。这个CID 里面，原来的几名警官我都认识，现在好像也都退休了。曾经有事情被召去中领馆执勤的警察，他会记得，但是如果是从来没有去过的新警察，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即使是警察局发给每个警察所有领馆的地点，但是因为领馆有几十个、上百个，警察不会都记在脑子里，而追车的过程，大家看过好来坞的电影，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外交车辆的话，他不大可能一边追一边脑子立刻想到：我现在追的这一辆车进的是一个领事馆。所以他完全是依赖外交使团自己的标记。

再一个是车辆，外交车辆主要是靠牌照，但是这个事件就是因为车尾没有牌照引起的，所以追的警车不可能通过牌照来识别这是一辆外交车辆。有一个评论我看到说外交车辆是有国旗的，你还不认识。除了国家元首访问的时候，在国家元首的车辆上，插上国旗以外，一般外交官开的车辆上，都没有国旗的标记。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官员本身的问题了，我认为这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在这里副总领事郁伯仁犯了一连串的错误，他明知牌照丢了，没有重视，自以为没有关系，做为外交官，他有什么理由认为，当地法律规定只有前面的牌照就可以了，后面的牌照可以不要。难到他出国的时候没有接受过培训？警车按照程序要他停车，他没有停或者停了又自行离开，所以这一连串的错误是导致最终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的最根本的原因。

读者反应说明什么

有意思的是中国读者的反应，在鳯凰网有一篇文章：叫做美国警察跟踪闯馆抓走中国外交官，中方提出交涉。一度曾经显示过评论有将近300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评论当中，有70%都赞成美国警察的做法。其中有一名黑龙江省哈尔滨网友的评论：在美国开无牌照车，丢尽中国人的脸面，这样的人居然能当外交官，这个评论的推荐总数居然达到3,394人次。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外交官要不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是的，外交官有特权，外交官在其他国家违法可以不受惩罚，但是这是否就因此而可以随便的在国外违反所在国的法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你违了法人家没有办法惩罚你，这是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是否因此你就可以乱违法？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滥用外交特权。

中国的外交官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中国国内特权的精英阶层，就是说他们在国内本身是属于法律管不着的这一类，这些人可能不习惯于守法，普通的美国人或者是中国的移民，在警车闪着警灯要求他停车检查的时候，绝大部分会配合的。除非一个是车上有毒品或者是车上有非法的武器，或者是这个人喝醉了酒。外交官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不配合警察是奇怪的，这也是警察怀疑的起点。

如果不是这几个毒品、武器、喝醉了酒，那唯一的解释的就是这个人特权惯了，所以把在中国的特权拿到美国来了。本来他如果挂了外交牌照，美国的警察对于这种人还真是没辙，但是这回警察不知道他是外交官，所以弄错了，一个歪打正着。

无论这次结果怎么样，我想免不了是美国国务院来个道歉之类的，但愿这个最后的结果处理，不会给这些外交官在国外丢人现眼一个鼓励，谢谢大家。

是超越前任  还是左转动作？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7名的，是来自亚洲周刊、作者为江迅的《习近平向左转是做假动作》。这是一篇国外观察家对中国政情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执政动向和风格的分析，到底是旁观者清，还是瞎子摸象，只能看实践，看疗效了。闲话少说，上干货：

独立学者吴稼祥认为，习近平是改革派盟主，他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是一种假动作，甚至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他不可能违逆父亲习仲勋的改革思想；父子一致是中国的传统。

随着被称为四人帮之后的世纪大案薄熙来案公开审理，人们对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取向的讨论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不少人原本希望薄熙来事件是一个信号，为独裁统治敲响丧钟，也为加强法制与限制执政党权力拉开序幕。不过，他们渐渐失望，看到一批批挺薄（熙来）者、拥毛（泽东）者，在为总书记习近平鼓掌。

习近平七月先考察河北，十一日习近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参观，那是中共革命圣地。他在中共军队进攻北京之前的毛泽东旧居里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七月下旬，习近平考察武汉，用当局的话说，习近平「行程繁忙」，二十一日傍晚时分，习近平「特地」考察了东湖之滨的毛泽东故居。习近平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办成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近来，习近平急于「向左转」，既发表带有毛氏色彩的言论，还从毛的思想中汲取灵感，发起纠正党内不良风气的「整风」运动。当下，一再传出当局进一步限制对民主、法制和宪政等观点的讨论，中共中央办公厅四月印发的「九号文件」称，要警惕社会七股「反动潮流」，大学收到「七不讲」通知，《红旗文稿》等官媒鼓吹「宪政否定论」，要求各级官员采取措施应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司法独立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蔓延。习近平表现出明显的「左倾」姿态，令诸多盼望政治改革的人士感到意外而极度不满，所谓新左派人士却呼吁支持习近平的施政。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却坚信，习近平是个改革者。吴稼祥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六四」后被囚于秦城监狱。他撰书披露不少中南海高层内情。他认为，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一种「假动作」，甚至指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年前的中共十八大期间，他就对亚洲周刊表示，习近平、李克强的习李组合是中南海施政的「最好组合」。一个月前，吴稼祥携新书《公天下》参与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演讲中他提到中国未来改革历程。他说，据他了解，习近平是个「合格的改革者」，希望民众要有信心和耐心。他称，改革者需具备三特点：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而习近平就具备这三个特点。日前，针对人们对习近平所谓「左倾」的疑虑，他接受采访而作了响应。

吴稼祥从三方面作了剖析。第一，习近平是改革派盟主，他正是因为这个才上台的。第二，他有父子相承关系，是最改革派家庭出来的，按照中共和中国历史传承来说，他不可能背叛包括他父亲所在的派系。第三就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他的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个反弹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希望列车不开的团队，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特点是他们搞不了市场经济，却可以搞文革。

怎么理解你说的第一点，习近平是改革派盟主？

先说习近平为什么会当总书记。一直都以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两个主要人选：王岐山和李克强。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习近平能当总书记，别说他当总书记了，就是正部长都做不了，最高能做到副部长。因为他已经在黑名单上，就因为他的父亲，因此习近平不可能被提拔到正部级官员。他在福建省委副书记这个位置上退下来，最多成为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常委，所有赵紫阳用的人基本上都不能被提拔。他父亲在处理胡耀邦问题上，是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中唯一一个表示反对的。他父亲这个态度就表明，他整个家族已经就是被处理的人，就是等外品。邓小平玩的是桥牌政治，任何一张牌都能被他打出去的，而不是揣在怀里的。他把这张牌打出去，心里很痛，但还会在想，你是不是对我不满啊，你反对，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啊。那些保守派一定是把他父亲看成死敌。这种情况下你居然表达不同意见……如果不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黑他，也就不能理解他怎么能被推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当然，下一代接班的这一个，必须能为六四平反的。

能为六四平反？怎么理解？

九八年，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说，曾庆红主导的想为六四平反的一个动议，方案出来后，江泽民认为当时推动不了，要留给下一代，这时他们就开始寻找下一代，由于隔代指定接班人，他们所谓的下一代，应该是指将接替胡锦涛的人。要为六四平反的这个人，首先，他和他的家属在六四里没有受益，不能是受益者，手上不能有血，而且你不能有任何从六四事件获得利益。习近平就是不可多得的人选。为什么选了他，还要说一点，中央在零七年摸底的时候，他得三百五十票，李克强得了一百五十票。这表明，选择他的主要是曾庆红，他找到了一个把改革派组成最大的统一战线这么一个盟主。改革派在邓小平时期是不团结的，有一个盟主很重要。

能说改革派不团结吗？

保守派倒是抱得很紧，一个个恨不得把对方搂在怀里。但改革派每个都像刺猬一样，一个和一个都保持距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的溃败是必然的，因此主导这次选择接班人就会想，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所有改革派都赞成的人。这是最关键的，结果唯有习近平，除了他不可能找到第二个人，因为他的父亲不仅是胡耀邦的盟友，又是赵紫阳的盟友。而且他的父亲是创造了深圳特区的人，而深圳特区保守派的两个元老，包括陈云和李先念，连死都不去。因此，习近平怎么可能是保守派？他是父亲下的一个蛋，改革的蛋。

你是说，习近平不可能背叛他父亲的改革理念？

对，他父亲是中共内部的坚定改革派，不是一般的改革派，是最改革派，如按颜色划分，改革派是蓝色的，那他就是深蓝。因为他这个深蓝从这个六四，从这个改革时期，从文革就开始了。习近平是个孝子。关于他是孝子的故事很多，今天没时间讲，他父亲去世后他非常悲痛，在父亲追悼会上，站都站不住啊，人整个都坍塌了似的，所以父子情深。习仲勋是条硬汉，儿子生日那天，儿子来不了，他居然痛哭流涕。习近平这个人是有敬畏之心的，有羞耻之心的。我还有一个论据，就是说一九七八年以来，任何太子党都不可能背叛自己的父亲，而且即使他的父亲改变方向，他也会跟着改变。典型的案例就是邓力群。邓力群当时在党内是思想非常解放的人，中共最早提出商品经济的就是他，他儿子是我同班同学，在我们班上是个恨不得要游行抗议的人，还写大字报，要求学分制，但他父亲向左转，他从此就哑了，什么话都不说，虽然他内心不同意他父亲那一套，他父亲想做总书记，他儿子陪了他一辈子，一辈子都没有显影，他怎么可能背叛自己的父亲。背叛自己父亲的人有一个风险，选择你是选择你的父亲，而不是选择你，这是一个政治势力、政治派系，假如你要背叛你的父亲你就背叛整个派系，也背叛选择你的人，那你不是自杀吗？

你说的第三点，就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的动作过猛，引起反弹？

他上台后，改革者的头露得太早了，操之过急才有现在这样的报应。十八大会刚开完，他有个讲话，里面马恩列斯毛都没有提，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一个字都不提，只提一个，就是邓小平，再一个就是人民，这让所有的还活着的前几代领导人都感到极为不快。第二件事，他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走过张贴着的那么多照片，什么照片面前都没停，唯独停在邓小平照片前面，还讲了一句话：中国复兴之路就是中国特色之路，又把他们几个人摆在外面去了。有意思的是，新上任的所有书记处书记全到了，只有一个人没来，就是刘奇葆。有人说那是因为他母亲去世了，这个我没有求证。还有，就是十八大刚开完，刘奇葆要带团访问朝鲜、老挝等三国，公布后，刘没有去成，李建国代替他去了。有记者问外交部，是何原因，外交部发言人说，你去问中联部。这表明，这次访问，并未经过外交途径。

你刚才说习近平十八大之后露头太早，怎么理解？

四川的李春城，十八大刚过就被抓，显然是想调查与他搭档的前任省委书记刘奇葆，这个动作可能是太猛了。比这更猛的，是习近平的深圳之行。可以解释为认祖归宗，祖是邓小平，宗是他的父亲习仲勋。深圳是他父亲晚年生活的地方，也是邓小平南巡的重地。他归宗认了两个父亲，一是他的父亲，二是邓小平，他父亲创造了深圳，邓小平那幅画像，沿着邓小平南巡路线，还看望了当年和邓小平一块南巡的四个人。当年邓小平南巡意在更换总书记，你现在居然去那里，很多人就会将此解释为有出江泽民洋相的意图。还有就是，为了让汪洋在这接待他，推迟了广东省委书记的交接班，因为所有的要到中央工作的交接班早在两个月前就完成了。只有这一个是最后一个，派汪洋去深圳给他打前站。汪洋是谁？万里推荐的人。他这样就很容易得罪保守派系，和江泽民本人。胡锦涛的人会问，你就这么不喜欢胡春华，那么喜欢汪洋？因此，习近平之后遇到的挑战非常猛烈，前任和保守派系就是要看他出洋相。

要出习近平洋相？

要让他出洋相，因此才有一系列南周事件、反宪政事件、七不搞事件，都是冲着习近平给他搧耳光的，就是让你讲一些话，自己搧自己耳光。反宪政是什么，就是直接反习近平。习近平说腐败不仅要打苍蝇还要打老虎，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没有宪政怎么关进笼子？习近平刚刚参加宪政讨论会，而且发表讲话说要依照宪法来行政，这不是宪政是什么？他一直就说，包括这次到河北还说，共产主义的权力观只有两条，一是权为民所赋，二是权为民所用。权力是人民给的，一定接受人民制约，不搞宪政搞什么？这都在挑战习近平，居然有人说反宪政是习近平自己搞的。你说这个黑到什么程度，那等于说，逼他自己搧他自己耳光，太黑了，政治不能这么玩啊。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去年以前，天下所有的坏事情，都是温家宝的问题，十八大以后，哪怕城管打一个人，都是总书记的问题。这样一种逆流、舆论只能一种解释，就是有一个团队极端仇视他，这个仇视不仅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不是因为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因为权力的分割问题。

你如何预估即将来临的秋天举办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不会有任何大事情，因为轨道还没修好，电还没接通。

经济方面会有新部署？

经济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动作，不影响他们接班的事情他们都做了，比如说户籍制度、注册登记制度、社团登记制度、劳教制度都要改革。信用自由化、汇率和资本可兑换、拿了几十亿放到伦敦去了，银行民资可以参股、铁路民资可以参股。下放了三百多项审批手续，最近新闻出版署也说下放了十几项审批，这已经走了够快了。

但就是有人不看这个，你就是比西施还美，他一定要拿个放大镜在你的鼻子上找到一根毛。对外交的成就更加大，比如说制裁了朝鲜，接近了缅甸，一个是独裁者的孤儿，一个是民主化的先锋。习近平那次出访，也没去那个民粹国家——委内瑞拉，尽管与它擦肩而过，他去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可以看出他还是很厉害的，玩太极招法。

太极功夫？你指什么？

太极功夫有几个很深的部分。第一个，以刚克刚，以柔克柔。太极推手，你打过来，没关系，我顺着你的力加上我一点力给你送出去，那你飞出两丈远去了，我还没动手呢。这是釜底抽薪、欲擒故纵，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要左我比你更左。你看美国所有搞民主的都是左派。你说我左，没关系，我就是左了，你还能说我什么？你说毛泽东好，那就好，最好就是走群众路线，你们是走群众路线上来的吗？不是，是坐火箭上来的，不符合群众路线。

        中国禽流  美国焦虑？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8名的，是来自美国之音、作者齐之丰的《中国网络观察：禽流感焦虑》。老编妄议，虽然现在是地球村，美国媒体关心中国疫情也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每年总有一些地区要出现这样那样的疫情，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总拿疫情说事，总要株连到体制、国体、一党制或言论自由，那就犯政治正确的臭毛病了。况且，中国现在也是互联网时代，老百姓说话的渠道和效果也与时俱进了。

中国重新出现禽流感。禽流感这类涉及公众生命安全和重大公共政策的事件给公众、政府和新闻媒体（中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官府公信力受挑战*

       禽流感首先是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挑战。鉴于中国政府制度性地、习惯性地隐瞒或歪曲宣传涉及公众利益和公众健康的重大新闻，中国政府及其控制下的新闻媒体让中国公众无法相信。

      最新的禽流感紧接着出现在上万头死因不明的（或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在不冷的冬天里冻死的）死猪大批涌入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水源黄浦江水源之后。

      中国当局在死猪问题上顾左右而言他，无疑加剧了中国当局的公信力问题。

       死猪给中国当局，尤其是上海市当局在应对禽流感这类公共事件时所迫切需要的公信力造成的损害显而易见，如以下来自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的一则评论所显示的：

       @fen1234：上海卫生和疾控部门为了证明没有延迟通报，对H7N9的检验用了20天！同是上海卫生疾控部门，为了证明禽流感与黄浦江死猪无关，仅用了一天时间！凡是能为你们开脱的，你们无所不用其极，飞速完成；凡是与老百姓生命健康有关的，为了维稳和政治需要，还有你们的仕途，能遮掩就遮掩，能隐瞒就隐瞒。

      上海市当局至今坚持说，捞起至少一万三千头死猪的黄浦江水质作为饮用水依然良好，有些指标甚至好过去年。这种说法成为国际笑柄，也让中国公众欲哭无泪。许多中国公众指出，上海市当局的这种说法只能证明以下两件事情之一，这就是

      1）上海当局并没有撒谎，这是因为中国的水质标准如此之低，以至于水源地浸泡过一万三千头死猪之后依然能水质达标，甚至是好于去年；或者

       2）上海市当局已经进入瞪着眼撒谎也毫不脸红的佳境。

       在国际社会普遍发出嘲笑、中国公众提出普遍质疑、甚至是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提出质疑之后，上海当局依然坚称死猪水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而中国中央政府对这种说法也无可奈何。

       在这样的时候，上海以及死猪来源地浙江发生了致命性的禽流感。于是，上海和浙江当局发出的官方声明和通报也就受到广泛怀疑。在禽流感造成的死亡病例当中，有来自浙江省会杭州的病例。

      在禽流感消息传来的同时，中国微博上出现的一则民间自媒体报道得到大量的转发，更是凸显出中国官方的公信力欠账惊人，让中国公众难以相信：

       @民告官很难：【谣言变成真相】从3月9日起，网传“不明疾病在杭（杭州）传播”致人死亡。杭州认定该微博造谣，博主被行政拘留。 4月3日，浙江省卫生厅通报，杭州确诊2例H7N9禽流感病例，男性患者洪某，3月7日左右发病，27日上午死亡。

       死猪到底是怎么回事？浙江当局为什么对流传于民间的“不明疾病在杭传播”的消息如此敏感、以致要抓人？从现在来看，浙江杭州当局所说的“微博造谣”显然并不是造谣，并没有错；错的看来是杭州当局。这到底是又是怎么回事？

       对这些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危的消息，中国当局讳莫如深。这种做法显然无助于挽救或提升中国当局的公信力。

       *多重挑战交织*

      报道禽流感这样的话题显然是媒体、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世界媒体共同的难题。在任何国家，恰如其分地应对禽流感这样的传染病，对公众、对新闻媒体、对政府都是重大挑战。这种挑战是多重的，而且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的。简单地说，这种挑战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1）对媒体的挑战；这其实是新闻学上的一个大难题---普通的流感每年在全世界造成几万人、上十万人死亡，但不能构成可以引人注目的新闻；禽流感在过去的10年里在全世界造成了360来人死亡，却是铺天盖地的大新闻；新闻的分寸如何把握？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自由的香港都没有解决好，因为这里面牵涉新闻报道会导致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的问题，两种反应都能导致公众无端受害；

       2）中国的新闻媒体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特别严重，特别难解决；因为媒体是中共及其政府掌握的，中共及其政府被认为常常是蓄意欺骗公众，公众难以相信政府对公众实话实说，难以相信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发布的是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党和政府的宣传；于是，不能掌握充分信息的中国公众总是难以对禽流感之类的公共卫生事件作出恰如其分的应对；

       3）公共卫生政策问题关系公众生命安危，关系公众重大利益；政府必须有公信力才能获得比较满意的解决（完美的解决永远不可能）；但中国政府公信力破产，所以，恰如其分地应对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特别困难，因为公众感到难以相信政府，即使是政府说实话也不相信；

       4）公共卫生问题也牵涉基本的科学问题，牵涉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作出适度反应，既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过度的反应造成的危害往往容易大大超过传染病造成的危害（有关的典型案例，见4月3日的美国之音“世界媒体看中国：禽流感再现”）；不及的反应造成的危害，最好的例子则是当年的致命性萨斯病---中国政府成功地长时间隐瞒疫情，不作出应当作出的反应，让无辜的人蒙在鼓里无端受传染，导致疫情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这一次公众还是怀疑中国政府又在玩猫腻，掩盖事实，不作出应当作出的反应。

       由于中国当局和当局控制的新闻媒体缺乏公信力，在发生禽流感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中国当局跟中国公众的沟通就变得特别难，甚至变得近乎不可能。

        *中国的特殊困境*

       在发生急性传染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政府、媒体与公众的恰当沟通以及恰如其分的应对，这对任何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公众都是重大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在中国特别严重。

      中国官方权威通讯机构新华网4月3日发表的一则报道，似乎在无意中相当充分地展示了这种挑战在中国的特殊严重性：

       “新华网上海４月３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３日下午前往上海市疾控中心，听取各方专家对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防控工作的建议。韩正说，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职能部门要第一时间将权威准确信息向社会公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回应社会疑惑，回答群众关切。”

       新华网的这种报道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可以让民主国家的一般读者迷惑不解。这些可圈可点之处包括：

      1）中共一个地方首领居然是地方政府的太上皇，可以任意发号施令；

      2）中共高级干部好象也是公共卫生问题和公共关系问题专家，可以信心十足地发号施令；

      3）“职能部门要第一时间将权威准确信息向社会公布，”这本来是对公众负责的政府必须做的事情，但在中国居然需要中共地方首领下指示。

      但撇开上述这些可圈可点之处不谈，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显然是含蓄地承认，中共上海市委和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有相当的障碍。

       在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障碍中，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公众最担心的是政府不管百姓的死活，担心政府的反应不及（韩正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中国公众的这担心），而不是担心政府有可能反应过度。

       于是，世界媒体就不得已地担当起一部分告诫中国公众要警惕反应过度的任务。例如，法新社4月3日发表报道指出，从2003年到今年3月，最常见的禽流感H5N1病毒在全世界只是造成360人死亡；而美国之音则报道说，每年的普通流感仅仅在美国就常常造成上万人死亡。

       这样的消息假如是中国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发布，中国公众就会倾向于认为政府又是在愚弄、糊弄公众，又是在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由于中国当局实行新闻封锁，一般的中国公众不能自由地收听、收看或阅读法新社或美国之音这样的国际媒体的新闻。因此，在不能自由地获得不受当局操纵控制的信息的情况下，禽流感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显然给中国公众造成了额外的焦虑。

       *中国公众的焦虑*

       中国公众通过新浪微博发表的言论显示，他们目前深陷焦虑状态。以下是北京时间4月4日夜间从新浪微博随机抓取的几则微博贴：

       funride自我标准成功学：国外的报道说，H7N9 禽流感很可能只是噩梦的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官方从2月份到现今一直捂着，当局不能再像当年sars那样隐瞒真相，而应该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了解真相而加以防范。

       @爱幻想Love_fantasy：认真思考真的觉得可怕。死猪出现的时候，死鸭出现的时候，眼睁睁看着媒体（香港还是日本）说存在禽流感的可能，为什么没有处理。出现禽流感之后，报道强调着没有sars严重，人与人不会传染，可是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上升（听说还有所隐瞒）感染人群基本是江浙沪，那是不是死猪事件没有处理好导致呢？还有所隐瞒）感染人群基本是江浙沪，那是不是死猪事件没有处理好导致呢？

       @唐恬:不要跟我说隐瞒疫情是为了不引起恐慌，最容易引起恐慌的是未经证实的空穴来风，就跟当年大家哄抢盒饭一样。该预防预防，该警示警示，该隔离隔离，难么？欺上瞒下

       @徐小包 ：正在看央视新闻24小时，主持人正在报导禽流感事件，突然戛然而止，请问这是想隐瞒什么吗？

       @鲁潇蔓 ：黄浦江死猪是否与H7N9有关系的检验结果应及早公布，并对公众尽快做出说明，面对高危疫病最可怕的就是隐瞒，从而贻误防治时机、加剧恐慌。

显然，中国公众的这种焦虑状态对中国公众和中共及其政府都是有害的。但同样显然的是，在中国目前这种特殊国情下，在中共当局不愿意通过抛弃媒体控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和媒体公信力的情况下，中国公众只能继续生活在这种焦虑状态中。

消除“四化”    共青先行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9名的，是来自联合早报的综合报导<强调精简编制与基层联系 共青团进行四方面改革>.全文如下：

共青团改革《方案》从四大方面、12个领域提出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团中央领导机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二中干部的选拔、使用、管理和监督；三是团的工作、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都面临调整改革。共青团建设已处在新的路口。

中共中央办公厅前天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正式落实对共青团的改革，强调要精简编制并加强与基层联系，有评论认为改革之举实际是要压缩共青团的政治势力。

新华社前天报道，《方案》指出，拥有8700万团员的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推进共青团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改革方案先后经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全面深改小组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审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有消息称，习近平去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发表讲话，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的状况。中纪委也曾批评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弱化”，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账号“侠客岛”昨天发文指出，共青团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脱离群众”，若再不奋起，甚至会“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共青团改革《方案》从四大方面、12个领域提出改革措施。团中央领导机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干部选拔、使用和管理；团的工作、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都面临调整。

《方案》提出，团干部队伍实行“减上补下”“机关瘦身”“基层扩围”。到2018年团十八大召开时，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常委会中基层和一线代表的比例分别不低于70%、50%和25%。

“侠客岛”文章认为，这次的改革方案非常明显地看出问题导向，基本面向“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四化”动刀。

针对机关化、行政化问题，《方案》提出，要在团中央精简机关行政编制，补充挂职干部，“不搞年龄层层递减”；高度强调到基层去。针对“贵族化”“娱乐化”，在团中央领导机构中“提高基层和一线团干部、团员的比例”“不拘一格从党员、团员中选拔优秀人才”。

压缩共青团政治势力

美国之音引述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分析称，表面上出台的是一个共青团的改革文件，但实际是要压缩共青团的政治势力，共青团今后发展成普通的社团组织是必然趋势。何频认为，在习近平执政之后，共青团作为中共权力接班的梯队功能已经不再。

长期以来，共青团的各级团组织是中共选拔干部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团中央和省市级团委的负责人，成为省部级以上干部的机会往往更大。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胡锦涛，现任总理李克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黑龙江省长陆昊等，都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

不过，近些年来，共青团组织的运作模式及其培养后备官员的功能受质疑，甚至变成了少数青年精英积累政治资本的“仕途加油站”。同时，包括原中办主任令计划在内的共青团系统出身的高官也多有落马。

有分析认为，共青团微博账号过去一段时间频频在一些事件上“刷存在感”，其实是对自身危机感的一种反射。共青团在微博上围绕着帝吧出征、任志强、赵薇等热点舆情的论战，深入舆论场漩涡中心，引起巨大争议，但也收获关注。

罪案成立  高瑜获刑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0名的，是来自联合早报特派北京记者赵琬仪的报导《泄露国家机密案罪成 中国著名记者高瑜判刑七年将上诉》。 

中国著名记者高瑜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案昨天一审宣判，高瑜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她的辩护律师之一莫少平向本报指出，高瑜已表示上诉，上诉将在10天内进行。

莫少平告诉本报，在法院完全采信检察机关的指控之下，法院做出七年判刑是有法律依据的。但莫少平强调，“我们不同意法院的判决，我们认为法院的判决没有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的原则”。

高瑜案昨早9时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宣判，法院在早上9时29分透过官方微博发布判决结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高瑜案的问题时强调，“对于高瑜案的审判，是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2013年8月，一份中共中央机密文件在某中国境外网站刊发，随后被多家网站转载；北京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经大量调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高瑜，在去年4月24日抓获高瑜，并在其居住地起获重要证据。

央视去年5月还曾播出画面显示，脸部被马赛克的高瑜在镜头前承认触犯了法律，对此深刻忏悔。

莫少平表示，法院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就是高瑜的有罪供述，但高瑜已明确地说，那是她在公安机关以她的儿子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说的话。而高瑜第一次供述持续了十多小时，并没有认罪，但是法院没有采信她第一次所做的无罪供述。

莫少平也说明，法院认定高瑜把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发布的9号文件，电邮给中国境外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但何频表示他没有从高瑜那里收到9号文件，并通过美国律师将证言交由莫少平提交给法院，但是法院没有采纳，而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高瑜电邮给何频的证据。

外界普遍相信，高瑜被指泄露的9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

外国组织关注高瑜案裁决

昨早在法院外有不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人权组织代表与外媒到场，但不获进入法院听宣判。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白丹利（Daniel Biers）现场受访表示，对判决感到失望，对案件非常关注。欧盟驻华代表团政务处一等秘书杜海飞（Raphael Droszewski）也对本报表示，欧盟非常关注高瑜案的裁决。

在香港，香港支联会、社民连及公民党的代表昨天先后到中联办门外抗议，要求释放高瑜，批评罪名是“莫须有”，严重干预新闻自由。

今年71岁的高瑜曾多次获颁国际奖项。高瑜曾任中新社记者，1989年因积极参加和报道六四事件而遭关押。1994年11月，她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1999年2月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高瑜年事已高，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等疾病，有舆论认为，不排除官方会在她服刑一段时间后，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以缓解国际舆论的压力。

受访的独立时评人陈杰人认为，高瑜案其实涉及的是中共的机密，“党的机密是不是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机密，其实在中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陈杰人说，“从罪刑法定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判决确实会招来外界质疑，因为罪刑法定的要义之一，就是认定犯罪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果犯罪的客体，即本案所涉国家机密方面，尚未有明确法律规定，就定罪判刑，那就会引来质疑”。

   附：10月24日---10月30日文章访问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