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看点（106）

        外交挑战多   习总能担当！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名的，是来自作者赐稿、中美印象网的《薛力：习式外交2016——自信与担当》。全文如下：

      以大国思维、积极进取为基调的习式外交，在2014、2015年展示出的特征是：大国外交与大国意识，积极进取，重视周边，底线思维，强化公众外交。经过几年实践与调适后的习式外交，在2016年体现为哪些特征？这是每一个关注中国外交者所关注的。笔者的体会是，上述框架依然适用，但在调适的过程中展示出若干新意，也凸显新挑战。

       大国自信确立与展示。内政领域，"三个自信"增加"文化自信"后发展为"四个自信"、结合裁军强力推动军事动员与指挥体制改革、对查处的一批高级党政干部依法进行了审判、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确信已找到适合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与此相呼应，在对外领域，大力展示大国自信：针对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倾向，力主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潮流，并推动这一进程：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把创新当作全球恢复增长的新动力，推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在果阿金砖峰会上，联合其他金砖国家确立团结、开放、共同发展的"果阿精神"，通过《果阿宣言》就联合国事务、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巴以矛盾、阿富汗局势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传染病疫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发出共同声音；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上，强调反对一切形式保护主义，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包容普惠方向发展，推动会议专门通过《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上任前的出格外交言行，特别是打破中美长期共识、挑战中国核心与重大利益的言行，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对新加坡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一系列举动，不疾不徐，打组合拳。

       大国担当色彩突出。以全球治理为抓手，在参与并推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体现大国担当。在全球层面，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是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表征，在G20峰会上携手美国向联合国交存中美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则是体现大国担当的典型例证。在区域层面，主要表现为推动"一带一路"落实，如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统筹规划海底光缆和跨境陆地光缆建设，提高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打造网上丝绸之路。

       不同地区一批重大项目实施或落成：在中亚，19.26公里的中亚第一长隧乌兹别克斯坦卡姆奇克隧道贯通；在东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万隆高铁"动工；在南亚，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主体工程、孟加拉帕德玛大桥均动工，瓜达尔港正式开航，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项目全面复工；在西亚，中国在沙特最大投资项目延布炼厂正式投产，埃及EETC500千伏输电线路动工；在非洲，从首都阿布贾至卡杜纳的尼日利亚阿卡铁路开通运营，丝路国际银行在吉布提成立，埃塞尔比亚首都亚德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铁路正式通车；在欧洲，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并发车1500多列，中方企业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并接管经营权，中方企业投资英国核电项目一揽子投资协议签署，欣克利角C项目实质启动；在拉美，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竣工发电。

       周边外交已成重中之重。2016年大致可以看作是大国外交与主场外交的小年，周边外交与落实"一带一路"的大年。习近平2015年曾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遍访四个常任理事国，而2016年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外交，表现为接待来访大国领导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领导人图斯克与容克，以及在杭州会见来访的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他访问的大国只有印度，还是参加金砖峰会。当然，中国最高领导人很少连续两年访问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而且对方国家最高领导人也至少访问中国一次，则可以判定其在中国外交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过去几年里，只有俄罗斯符合这个条件。中国与俄罗斯在东海与南海的联合军演、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协调行动，显示出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协作的新进展。这属于周边外交的一部分。习近平对印度的访问也带有一定的周边外交色彩。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是亚欧大陆，特别是大陆的中东部。这一点在2016年得到了明显的展示。习近平在年初访问了沙特、埃及、伊朗三国，3月专程访问捷克，6月出访塞尔维亚与波兰，并接着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及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10月出席果阿金砖峰会前访问柬埔寨与孟加拉国。

       通过这些访问，中国强化了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一带一路"在这些国家的建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的关系近年发展较快，习近平时隔三年再次造访为两国合作再添新火。而中国领导人时隔三十年再访孟加拉国，并签署向孟方贷款240亿美元的协议，则凸显其"一带一路"沿线支轴国家的地位。该国或成为仅次于巴基斯坦的"孟铁"。

       底线思维日益彰显。这方面在南海问题、萨德问题、台湾问题、新加坡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展示。虽然韩美认为部署萨德的直接诱因是朝鲜核试验，但中国认为萨德系统在防止朝鲜导弹攻击上的功能有限，韩国的行为却改变了中美战略平衡，为此做出了一系列反应，要求韩国纠正这一错误做法。在南海问题上，面对美国主导、阿基诺政府发动、仲裁庭落实的"南海仲裁案"，坚持"不承认、不参与、不接受"的立场，并争取到70个国家的政治声援。针对新加坡未能发挥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的功能角色、取代菲律宾推动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施压中国的做法，中国官方的正式反应仅限于外交部发言人，但若隐若现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无疑是向新加坡发出信息：在南海问题上，声索国之间直接谈判是正途，贵国的做法明显过头了，但依然损害不了中国，却不利于其自身。

       台湾问题并非国际问题，但对"九二共识"的坚守，也是底线思维的一大表现。蔡英文已经感受到大陆立场的威力，因此虽然一心谋"独"，却不敢把公投法修改草案提交"立法院"付诸表决。

       公众外交面临挑战。互联网时代民众对外交的影响力明显提升，因而，以受访国普通民众为主要对象的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出访的一项议程。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也对此高度重视，并尝试通过东道国的语言、民谣、掌故、文学作品、文物、民间交往案例等，提升东道国民众对中国与"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接受。"夫人外交"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应该说，这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建设的参与度在加深，与沿线国的人员往来在增加，但整体而言，沿线国家普通民众几年来对中国的接受程度并没有明显提升，一些国家民众对中国、中国人、中国公司、中国商品的疑虑甚至有所增加。这些甚至开始影响沿线国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决策。这种现象虽然尚未成为"普遍的主流"，但依然值得中国深思。中国政府很清楚"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与实现的难度，但对于如何应对挑战，还缺乏清晰的思路与对策。

      从发达国家走向海外的历史看，东道国的上述反应是必须经历的阶段。如何被东道国民众从心理上接受、赢得东道国政府的信任，是一个系统过程，从实施到见效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发达国家官方的反思与政策调整，然后以透明、可信、不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实施进行投资、实施合作项目，包括鼓励非政府机构与普通民众的参与、重视民生小项目的实施、培育东道国的"知我"阶层、展示企业与公民对当地的社会责任，等等。一般来说，通过大约一代人时间的努力，情况将整体改观。

    　总之，2016年的中国外交，与前两年相比，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带一路"既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无疑属于长期战略构想。为此，不妨把2017年确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反思年"。

专题链接：薛力：中国外交面临的隐忧与风险

(FTChinese，2017年1月17日)

中国面临的外交风险可分为主观与客观风险。前者主要是决策风险，后者有政治、安全与军事、经济、文化四方面。

在外交决策建议的综合与筛选环节，主要问题是，缺乏一个权威且专业的机构，对数量众多但零碎、不全面的政策建议进行综合，并确定出数量有限、特点鲜明、效果互补的决策建议，供最高领导人选择使用。包括深改组、国安委、外事领导小组在内的现有相关机构，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已在2015年3月9日发表的本系列文章《“一带一路”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中进行了专题论述。

决策本身的风险。只有最高行政领导人才掌握比较全面的外交决策信息、有权利监督政策的执行并对政策后果负责，因此，外交决策由最高行政领导人做出为各国通例。影响领导人决策的因素通常包括个性、能力与健康状况。

个性的内涵广泛，就外交决策而言，主要指是否强势，其他还包括：是否对外交事务有强烈兴趣，抓大事还是大小事都亲自抓，只做决定还是从“提议研究”一直抓到“政策效果评估”，喜欢快速决定还是反复协调，是否轻易改变决定。外交决策能力主要指：是否熟悉外交事务，能否快速抓住问题的要害，对主要因素的综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善于“将将”。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处理繁复的外交事务，健康状况不佳影响决策质量，这已经被大量的研究所证明。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没有证据表明，领导人的健康与能力不足以应对外交事务。个性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毕竟，每一种个性都有其优缺点。习近平可能是毛泽东之后最为强势的中国领导人。这意味着他需要就更多的外交议题和/或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外交决策。问题在于，前面的分析显示，由于机制的原因，提供给他的外交决策建议，可能不是基于高质量的汇总与筛选，而是一些比较零碎、不系统的建议（当然，不排除有一些经过系统的精心研究而报送者）。这可能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某些议题上稳定性不够（显得忽软忽硬），或者缺乏系统性应对（易出“冷拳”，不容易出“组合拳”）。而研究人员与官僚机构有意无意地弱化乃至筛除掉一些信息与建议的做法，在短期内影响或许不大，长期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系统性偏差。比如，对强硬政策的偏好容易导致国家“硬实力上升、软实力下降；经济投入增加、受益国的疑虑也在增加”等现象。其实，将强未强阶段的中国，固然需要一些强硬政策以展示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积累硬实力与增加软实力，无论对大国还是对小国。这就需要限制强硬手段的频度与力度，常态下表现为克制与柔软，以便减少外来的阻力与疑虑，提升自己的吸引力。

还有一个问题是，外事口领导人的级别不够，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政治局成员与国务院副总理中没有外事口领导人。而军队等强力部门，无论是在政治局，还是在国务院，其人员配置的数量与级别，多胜过外事部门，从而导致强力部门在外交决策上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外事部门。中国的党政系统都体现了“文官治军”原则，但高级官员的配置方式依然对外交决策有重大的影响。“不同部门政策偏好不同”乃正常现象，但适当的平衡是必要的，尤其是中国确定走和平崛起道路的过程中。中国过去几年一些效果不佳的外交行为，除了其他因素外，也与人员配置上的“失衡”有关。

决策执行中的风险。外事部门级别不够、执行机构的分散化、执行分类标准缺乏、决策执行效果评估体系尚不完善。

外事部门级别的不够对决策三阶段都有影响，但程度不同，大致上为：决策前＜决策＜决策执行。外事部门（特别是外交部）只能执行与本部门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外交决策，其在许多议题上的“协调功能”容易沦为“仅限于情况通报”，无法对其他涉外部门形成必要的影响力。而过去几年陆续成立的一些领导小组，在解决决策的分散、缓慢、无力上具有明显的效果，在改进决策前的信息与建议收集上也有一定功效，但在提高决策的执行力上效果相对不明显。原因在于，决策需要通过现有的科层结构（官僚机构与人员）来执行，执行决策时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主导机构，由多部门分头进行，易出现“争利推责”的现象。海洋事务管理上曾经存在的“五龙闹海”就是例子。

外交政策的执行没有适当的分类标准，执行部门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面对大量的外交决策，相关部门容易出现“选择性执行”现象。制定分类标准并不能根除这一现象，但将有效减少其发生的概率。

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问题值得重视。就中国目前而言，已经开始发布一些政策文件（如白皮书），但尚未建立比较规范的外交决策效果评估机制，对外交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并没有常态化，间或进行的案例评估通常受领导人偏好、案例在当时的影响、评估推动者的运作能力等因素影响，评估的系统性、规范性、客观性与准确性都有待提高。每届美国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始于199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依然有可借鉴之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几年里外事人员出现的不当应对：话语生硬乃至失之粗鲁，态度居高临下乃至或目空一切。这些已经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与中外关系，必须尽快纠正。治病需对症。出现上述“病症”的原因至少有两种：一些部门对外争相示强，并因此获得了某种收益，这对外事人员是个刺激；“示强”行为的副作用却要由外交人员来“扫尾”，这是另一个刺激。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外事部门“权力不大责任多”的状况，使得外事人员有一肚子委屈却难以发泄与平衡，因此在某些情境下（特别是被人刻意刺激与挑衅时），容易出现情绪性反应。情绪语言或姿态很难符合“外交标准”。作为最了解外部情况的政府机构，外交部如果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节有更大的发言权，将有效减少具有明显副作用的外交决策出台，并在执行中减少副作用的度与量。

     政治风险。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自稳性和广泛吸引力的政治运作框架，无疑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面对的一大挑战，其意义可能甚于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美国的政治运作框架，主要归功于建国初期一批精英人物的精心设计，在当时非常另类（选举人团制度，即使现在也显得另类）。但200多年的实践，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威力，为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奠定了政治基础。但这种非常适合美国的政治框架，并没有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模仿美国获得成功的国家屈指可数。统计表明，实行英国式内阁制的国家远远多于实行美式总统制的国家。可见，对于大型国家的崛起，并没有可复制的模式。“吸取各国政治文明的精粹，结合本国历史文化特点，摸索创新出一套模式”才是必经之路。

     笔者现有的思考结论是，历史文化在现代性框架下的改造与复原尚待完成（详后述），在此过程中采取以协商民主为特点的政治运作模式比较合适，关键是解决“民意的有效表达”与“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两者都有赖于政治学家给出答案。就后者而言，需要解决“贤人的可持续性”以及“防止贤人的大失误”。

　　军事与安全风险。一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一定的军备与兵力）是大国的标配，但中国强军的目的主要是捍卫主权、实现国家统一，而不是压倒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进而为全面取代美国在全球的角色地位奠定军事基础，那将导致“过度扩张症”。中国长期坚持的“最低核威慑”政策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但在发展常规武装力量（包括航母与高精尖武器装备）上，并没有类似的明确思维。对中国来说，恰当的选项不是“构建全球性进攻威慑力量”，而是“在局部与周边形成足够的防卫性威慑力量”。展示大国形象与实力是必要的，但什么是实际需要，则需要仔细研判。

      因此，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提防高估国家安全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军事压力。中国的军费开支已经高居世界第二且增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兵力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军事技术发展迅速。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人口数量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周边邻国多、国家还没有统一、一些分裂势力的存在、没有强大的盟友），进一步强军是必要的。但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奉行的是防御战略，并不希望与任何大国打全面战争。就和平时期维护海外利益而言，并不需要一直可以抗衡最强大国家的海军与核弹头数量。那么，中国军力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区域性防卫性力量与全球性进攻性力量的临界点在哪里？如何减少周边国家的安全疑虑？如何防止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 这些都应该列上议事日程。

      经济风险。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转向大规模的海外拓展是普遍现象。贸易与投资固然常见，“扩大本国疆界、建立殖民地与附属国、通过战争掠夺财富”同样是帝国常态，且在二战前比较常见。二战后，贸易与投资成为各国海外经济扩展的主要手段，德国与日本都以此实现了经济复兴，其经济收益甚至超过了二战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贸易与投资依然是各国经济海外扩展的主要方式。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对中国来说是新现象。

      中国目前的路径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指引，进行大规模的海外经济拓展，但相关经济决策通常是基于“综合考量”。为此，有时候非经济的考量占相当的比重，甚至超过了经济因素，如周边支轴国家的确定主要是基于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以及其对“一带一路”的热心程度，而不是基于在这些国家投资的可行性。又比如，签署一揽子协议、进行大规模经济投入时，未能做到“对相关项目逐项进行可行性研究，成熟一项做一项”。“一带一路”建设固然要算大帐、政治账、安全账、责任账、信心账，但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同于非做不可的国内对口支援与开发性扶贫。中国没有责任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承担兜底责任，只能是在这些国家有意愿的情况下，依据自己的能力与项目可行性研究结果，选择性予以配合。真正非做不可的项目非常有限。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上应该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少数情况下予以贴息，个别情况下予以无偿援助。大量投资于缺乏严格可行性调查的项目、使用的资金相当部分来自外汇储备与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主要有国企进行，这蕴含着多方面的风险。为此，有必要确定若干指标：“一带一路”建设资金在GDP与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年度额度与分类项目大致数量。考虑到“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立法机构的参与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即，赋予立法机构对资金与项目的审批权以强化决策的合法性并减少风险。

     文化风险。没有文化的复兴就没有稳固的中国复兴，“中国梦”也将缺乏文化支撑。撒切尔夫人在30多年前就提到，中国的主要软肋是“没有可以输出的价值观”。价值观体系内涉国家认同与族群凝聚力，外涉文化辐射力与国家吸引力。 

      从全球视野看，不存在一种文化或文明具有普世性。从宗教角度看，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比较接近普世性。中华文明则是一种区域文明，历史上的影响力主要限于中国本身以及周边若干国家。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周边国家纷纷采取了与中国文明相区隔的做法（创建完全不同于汉字的文字系统是典型表现，而欧洲国家在抛弃拉丁语创建本国文字体系的过程中并没有走这么远）。过去二三十年来，周边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大幅度提升，但在心理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并没有相应提升，安全上对中国的疑虑则始终存在甚至有所增加。中国在经济上的投入并没有换来信任感与认同感的明显增加。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是另一大挑战。

      传统上，中华文明是一个比较庞杂的文化体系，其主干应当是儒道阴阳，还包括禅宗、大乘佛教、法家等分支，以及萨满教、回教、土地公崇拜、妈祖崇拜、关公崇拜等领域性或地方性文化分支。其核心要素（秩序、礼、家国同构、道法自然或天人合一、道生万象）。而二十世纪的风云激荡，又使得基督教文明的一些因素（个人平等、博爱）、资本主义的一些元素（个体主义、个人自由、财产权、公民权、投票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阶级意识、斗争精神、社会平等、公有制）融入到不同时期的中国国家实践。问题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文化曾经被抑制、被排斥于国家政治实践与公民个人生活之外。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强调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但还处于挖掘、甄别、采用的过程中。如何与上述因素结合，形成一种“官民共信、并落实于国家与个体行为中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至少还需要一代人时间。没有捷径可走，勉强确定将是揠苗助长。在此过程中，关键因素是：塑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让文化精英从容思考、研究与交锋，滋长出一套适合中国、具有外部吸引力的价值观体系。这个价值观体系的最后成型，则有赖于若干天才大脑。历史地看，中华文明多曾次受到严重冲击，但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整体复元。没有理由认为，现在吃饱穿足的十三多亿人，在这一点上不如先人。

     经过百多年的艰辛探索与努力，中国终于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迎来了复兴的曙光。上述隐忧与风险或属于“成长中的烦恼”，但无法自然消弭。直面应对，正道也，此其时也。

 周边虽有危情  淡定则能搞定！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2名的，是来自微信、作者佚名、曾在自媒体和网友中引起持续关注和争议的《南海的复杂真相、東海、中印、中越戰爭》。老编认为，说起复杂，本文的素材、写作、发表和争议，就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不论南海、东海还是中印、中越战争，本身就是特别复杂的国之要事，但作者的论据、分析和评论，倒有点简单化、普世化，甚至有些或是道听途说，来自民间闲谈，显得不是很严肃、很学术了。话虽这样说，但毕竟给网友们提供了另类窗户，这是应该肯定的。文章全文如下：

    （前不久，奥巴马在一次讲话中寥寥数语提到了南海事件:“中国对南海的一些主权宣称也许合法，人们会承认它，但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证明”。对此毛左愤青欣喜若狂，兴高采烈地高呼胜利。其实稍微有点法律知识的就可以看出，奥巴马给的是空心汤圆，立场丝毫没变，即“但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证明”。毛左愤青所演出的不过是一场现代版的慈禧和义和团。本文作者看来也是高干子弟，当过兵，了解很多情况，头脑很清醒，对南海真相了解得很清楚，值得细读。）

每次回国，同学及朋友聚会是一定有的。聚会都谈什么？上学时的糗事早就谈够了，已经没有人愿意再提了；对各家的琐事大家兴趣不大，聚会时少有涉及；加上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决定了关心政治的特质以及北京特有的政治气氛，时事及小道消息就成了聚会永远兴旺的话题。

我这次回国一共有四次聚会，其中中学同学两次聚会，大学同学和老师一次聚会，当年某中资驻美公司朋友们的一次聚会（我作为家属参加）。谈话的主题都是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其中又以某中资驻美公司老友们的聚会最为热烈。

这次朋友聚会设在原公司董事长老尹的大别墅里，除了北京的朋友外，有四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还有三位朋友从香港和广东特意专程赶来，可见对这次聚会的重视。夫人是当年公司的总经理，我沾光则成了特约嘉宾。

老尹为这次聚会一个月前就做了准备，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除了两顿聚餐外，还专门安排了时事讨论会，点名让我主讲。老尹出了三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一是中国南海（包括东海钓鱼岛）问题的前景，二是如何看待重庆及薄熙来，三是如何看待中东革命及卡扎菲之死。有关中国南海问题在我们中学同学聚会时也涉及到，可见这个问题关注度之高。

国内朋友们的观点和政府公开声明是一致的：南海（包括东海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其主权无可争辩。

如何解决南海争端？朋友们的主张比政府鲜明：用武力夺回被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侵占的我国岛屿。他们对政府目前的态度极不满意，认为和当年的满清政府一样，软弱且卖国。

我首先明确两点：一是国内民众所看到的信息全部是被政府过滤过的，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南海（包括钓鱼岛）的问题远比他们知道的要复杂。这就导致了政府的“言论强硬”和“行动软弱”的反差。当老百姓并不了解全面情况又被政府挑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时，政府挨骂完全是咎由自取。

当前中国南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三个方面：一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二是世界上唯一有关海洋的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任何条款支持中国对南海的所有权（九段线），相反有利于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确认；三是中国至今没有实际控制和管辖南海，使领海之说成为一句空话。

关于我国对南海主权历史依据的不足之处

谈到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历史，我说，虽然中国断言中国对南海的边界是在清朝确立的，但是清朝从来没有对南海划定过边界。中国现在依据的九段线是1947年民国政府划定的。清朝时期没有划定边界，谈何确定边界？而越南也拿出17世纪的地图证明对西沙、南沙拥有主权。这就在国际上造成一个印象，中国的领土要求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存在争议，而且中国过去对这些岛屿并不拥有独家和连续的管辖权，并不像中国讲的“中国的主权无可争辩”。

对中国认定的边界线即1947年划定的“九段线”（也被称作“U形线”），我指出有三点不足之处：

1、“九段线”在地图上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连线,经度是多少，纬度是多少，说得清嘛？哪国划定边境时采用断续线？按相关国际公约和通用准则的定义，国境线必须是连续的，而且能确定经纬度，这就排除了“九段线”成为国际上认可的国境线的可能性，只被看作为是一条历史上的“主张线”，表明中国政府主张把该线内的岛屿和海域划入中国领土。这也决定了“九段线”很难在国际争端中成为强有力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何况其他国家也拿出了他们历史上的“主张线”。另外我们心平气和地来看这“九段线”，几乎是贴着邻国的海岸边上画的，离中国大陆很远，又是单方面划的，有关国家对此有争议毫不奇怪。

2、不管有多少国家历史上涉及到南海的主权，二战期间都因列强的介入而被中断。二战时期南海有关岛屿曾被日本占领，后来又被美国占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国把像满洲、台湾、澎湖列岛那样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它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却没有明确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以及把南海诸岛归还中国，使南海主权处于模糊的状态，也使中国失去了南海主权正式被国际承认的机会。

3、国际上认可的历史依据除了“主张线”外，最重要的就是实际“占有”和“控制”。这种实际占有并不一定有驻军，但起码有你国民的定居以及该岛具备“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标准。不能说你的渔民打渔来过这个岛，这个岛就是你的。因为哪个国家渔民来的次数多，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谁能说得清？当前争议的焦点在南海的南沙群岛及海域。局外国家往往更倾向于哪个国家距南沙群岛近，哪个国家渔民来的次数会多。谈到“占有”，在南沙群岛中，目前属于中国控制的只有9个，其中中国大陆占8个，台湾占1个，而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所占的却多达45个。

民国政府1946年曾派军舰到过太平岛，将日人所命名的所谓“长岛”改名“太平岛”，“重立”碑石，宣示主权。同时菲律宾也对南沙岛屿有所主张，中菲外交为此有过交锋。1950年台湾方面撤走军队，放弃“实际占有”，结果被菲律宾趁机大做文章，意图把太平岛作为无人岛而据为己有。欣慰的是1956年台湾方面再次派军队驻扎在南沙最大的岛屿太平岛上至今，遗憾的是未能制止南沙其它岛屿被他国占领。

关于我国对南海主权法律依据的不足之处

在讨论中，我问坚持通过战争解决争议的朋友：“你们知道有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吗？知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吗？”他们都摇摇头。我说：“南海争端的激烈化，与该公约的颁布有关；中国政府对南海主权的拥有也因为该公约的通过而复杂化。

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我南海主权的不利因素，我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九段线”主张形成最严重的冲击。该公约在1970年代筹备讨论协商，1982年联合国通过，1996年中国正式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公约，陆地和占据岛屿的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是领海；而领海之外200海里之内属于该国“经济专属区”，地位介于领海和公海之间，沿海国家对其“经济专属区”和大陆架有管辖权，但要保障外国船只无害通过。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占领的许多岛屿都在他们两百海里“经济专属区”内，这样一来，这些岛屿的归属就和中国的“九段线”发生了冲突。而他们在法理上因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占了上风。

这些国家已经在国际范围公开宣称中国的“九段线”是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我们的辩解却显得苍白无力。

2、我们即使占据了南海全部岛屿，也难把整个海域全部划为自己的领海。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原则就是沿海国对海洋的领土主张必须以陆地主权为基础，并以领海基线为起始线向外延伸12海里划定本国的领海。因此，即使南海诸岛本身的主权不存任何争议，其产生的“海洋国土”也最多只能是这些岛屿周边半径12海里的一个圆，绝不可能如“九段线”那样包括整个南海海域。而且这些岛屿必须具备“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标准。

我们从小学地理，中国最南端是曾母暗沙，曾母暗沙既然是“暗沙”，意味着终年在水下，最浅处水深为17.5米，有水下珊瑚沙洲之称。先辈们把那里当作我国领土最南端，是需要强大的想象力。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些在潮水之间出出没没，难以支持长期居民生产生活的珊瑚礁盘（例如我国在南海建立的高脚屋），作为“海洋国土”的主张基础很难站住脚。

3、自相矛盾导致被动局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体现中国的特殊主权要求，和我们对南海的历史性主权宣称（九段线）有着解释上的冲突，吊诡的是中国却是首签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也是越南等国一直把国际法拿出来做文章的原因。我们的专家现在出来解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席位，1978年才对外开放，因此在整个海洋法公约的讨论过程中，参与意识不强，国际法专家也不多，因此导致该公约并没有体现中国的特殊主权要求。”

这样的鬼话也能说的出口！堂堂一个国家在国际法的签署上如此轻率？签署时没有意识到，现在后悔了，这恰恰暴露了你本身就对自己的南海主权意识不清，才出现了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尴尬处境。美国就没有承认及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因是一不承认12海里的领海划分（美国一直坚持3海里领海），二是不承认沿海国家对200海里经济专属区有管辖权。

中国的尴尬处境 朋友家的时事讨论会（二）

我向朋友们介绍说，不管你们持什么观点，都有必要了解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尴尬处境：一是联合国及国际法庭的介入对我国不利；二是国际舆论一面倒；三是周边国家的空前团结及美国的介入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陷入无任何朋友支持的孤立处境。

1、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前提交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案给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接受审议，供委员会审议划界。对那些占据南海诸岛的国家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取得国际“承认”的机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都提出了领海基线法案，惟中国没有向联合国提交有关的划界案。说实话，中国也无法向联合国提交有关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案，因为中国大陆架怎么延伸也延不到南海的曾母暗沙。尽管中国外交部就此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施加压力，但联合国是否会屈服中国的压力就很难讲了。一旦联合国批准这些国家的划界案，中国将更加被动。

国际上海洋争端的和平解决方式除了双方自愿调解方式外，还有一种强制解决方式：一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进行仲裁，二是将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庭，三是提交给国际法院进行仲裁。这三种方式虽有强制性成分，但都属于和平解决方式。中国愿意由双方协商解决，不愿意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有关部门解决；而东盟恰恰相反。

2、中国已经输掉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舆论战。当中国多年前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国际上普遍持怀疑的态度。但除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外，我们周边的国家都谨言慎行。但他们知道，一旦中国有足够强大的海空力量时，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必将以激化的方式浮出水面。为此有关国家暗地里做了充分准备，在国际法上下足了功夫，寻求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当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直接发生海上冲突时，发现国际上对中国是一片谴责；当中国还在做梦采取“双边形式”解决南海争议时，发现有关国家已结成同盟，通过《东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宣言》，绝不单独和中国谈判，南中国海早已“多边化”、“国际化”。直到现在，中国还在自言自语“和平崛起”，但国际上的评论却是：用“强硬政策”来形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已经不够，而是应当用“具有侵略性”了，随之而来的是该地区有关国家和中国都陷入疯狂的军备竞赛，火药味越来越足。

3、美国、俄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开始介入南海冲突。过去这几个大国都没有介入南海冲突，不就是几个不毛小岛嘛！不影响他们自由航行。但当中国2010年3月宣称南海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时，国际上炸了锅。过去，中国只是把台湾、西藏等定位为“核心利益”，现在中国发出新的信号，意味着中国将不惜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海上的主权问题。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出尔反尔，没崛起时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崛起后就变成“核心利益”。讥讽中国采取双重主权态度：在北边，中国正式与核大国俄国签署“边界划定协议”，承认其历史上侵略和占领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而在南边，却以“核心利益”为由，不惜以武力解决与周边小国的主权之争，有“惧大欺小”之嫌。

美国公开介入南海主权争议，希拉里表示：“美国不支持任何一国的主权要求。”解决南海主权争议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航行自由，亚洲公海开放，在南中国海遵守国际法。”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船运要经过南中国海，美国认为：如果对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听之任之，那么就会使北京成为所有途经该海域的国际海上交通的“裁决者”，而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只有美国参与才能让东盟国家获得足够的信心坚持要求北京遵从国际法。

日本发表强烈抗议，因为南海是日本的经济命脉通道，一旦被中国控制，会对日本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东盟10国更是同仇敌忾，7月下旬在东盟峰会上，我国外长遭到与会国代表的围攻。我国外长尴尬、恼怒，声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对中国的围攻”。国际媒体纷纷以“四面受敌”、“陷于孤立”等词汇描绘中国的窘境。东盟除了显示内部的团结一致外，还决定引进大国来制衡中国，在新加坡和印尼倡导下，东盟10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现行的东盟10+6（东盟+中日韩印澳新）对话机制扩大为10+8（增加美俄）。

到了10月，中国态度又变得缓和，放弃了“核心利益”的提法。中国领导人明白，若美国一旦加入，局势对我将更加不利。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对美军参联会主席马伦表示，中国对南海的主张是明确的，一贯的，原则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美国不用为南海地区自由航行的问题操心和担心，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不存在任何问题”。

一个大国，头脑一热，就来个“核心利益”；碰了钉子，就放弃“核心利益”，儿戏一般。

但美国也不是傻子，心里很清楚这种保证是不可靠的。一旦南海成了中国领海，一旦中国海军强大到能与美国抗衡，能不能自由航行就很难说了。因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外国船只尤其是军舰在自己国家的领海里自由航行。

在讨论中，朋友们很自然地联系到东海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问题上，问我怎么看。

我认为，钓鱼岛不可能按照中国的要求解决，说白了，就是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土。我的理由有三点：

1、从历史依据上看，国际上一直承认钓鱼岛属于琉球群島。

琉球群島在历史上是独立国家，明清时期它与中国是一种朝贡关系（清朝时期它同时也和日本是朝贡关系），就如同当时的朝鲜、越南，但绝非中国某些军事家宣称的琉球群島曾属于中国。明治维新後日本出兵占领琉球群岛，改置沖绳县。

二次大战后，美国决定把台湾归还中国，罗斯福恨透了日本，主动提出把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交给中国，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接受，也没提出钓鱼岛，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后联合国授权美国托管琉球群島，包括钓鱼岛，当时的民国政府也没有表示异议。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本来可以推翻前面政府的决定，在美国托管琉球群岛的问题上特别是钓鱼岛提出领土主张，但毛泽东也没向美国提出钓鱼岛问题。

2、最关键的在于“实际占有”。钓鱼岛现在控制在日本手里，1970年从美国手中接收后，“实际占有”很快满50年。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有争端的岛屿，被某国占领五十年后，其主权归占领国所有，也就是国际认可的“时效取得”。我不认为在这“时效即满”的8年里，中国会收回钓鱼岛。

3、1949年后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态度，1992年2月25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正式将钓鱼岛岛列入中国领海范围。但没有考虑用武力收回。

毛泽东时期，中国不提钓鱼岛主权争议。1953年，琉球人民反对美国把琉球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的斗争风起云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明确指出：“琉球群岛散布在我国台湾东北和日本九洲岛西南之间的海面上，包括尖阁诸岛（本文注：钓鱼岛）、先岛诸岛、大东诸岛、冲绳诸岛、大岛诸岛、土噶喇诸岛、大隅诸岛等七组岛屿……”，间接等于承认钓鱼岛属于琉球群岛。从中国编订的53年、58年、60年、67年、69年版本的地图来看，大多数都是标记为“尖阁群岛”、“鱼钓岛”。对中日界线的标记也明显为日本所有。这些史实的披露对中国确实有些难堪。1953年和1970年，美国分两次将原来琉球群島的领土（包括钓鱼岛）移交日本。1972年中日建交，周恩來表示：钓鱼岛的问题沒有必要涉及。它和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

邓小平时期，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提出：“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此后，我国便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当作了处理南海及钓鱼岛问题的方针。从逻辑上分析，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提法：“搁置争议”就是搁置主权，岛屿在人家手里，你不争议，人家何乐而不为？还有，如果真是自己的领土，干嘛和别人共同开发？这不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主权吗？实际上这是小平的智慧之处，因为岛屿控制在人家手里，不打仗是要不回来了；打仗后果严重。因此你可以认为“主权在我”，我也可以认为“主权在我”，咱们不要争了，共同开发资源，也就是我能进入到你控制的岛屿周围开发。这叫以退为进，暗渡陈仓，目的就是开采资源。

总之，毛、邓都是率兵打过仗的人，但却都不愿意把钓鱼岛权属问题闹大，影响两国的关系，更不愿为此动武。

以后的江时代，钓鱼岛比较平稳，台湾海峡却波涛汹涌。到了胡时代，台湾海峡平稳了，南海及钓鱼岛开始波涛汹涌。虽然最高领导人从来没有率领军队打过仗，也提不出更高明的方案，但是却出现了态度忽硬忽软的现象，“核心利益”的提出与放弃最有代表性。另外，2008年我国开始派渔政船到钓鱼岛附近巡视，军机、军舰也曾出现在钓鱼岛海域，似乎比前面的领导强硬，使局势变得紧张；但让你看不明白的是对民间保钓行为却压制极为厉害，保钓船一律不得出海，似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有代表性的是被愤青们视为爱国英雄的冲撞日本巡逻舰的中国船长詹其雄回到国内，不但没有收到英雄礼遇，相反被监禁在家，不得会见媒体，取消话语权，渔船也被没收。

我对持强硬态度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你们要不信，可以试试申请在北京或广东举行‘保钓游行’。我敢肯定，不但不会被批准，还会挨公安部门一顿臭骂。”

如果中国政府要正式声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首先要对当年蒋介石和毛泽东代表的中国政府的态度作出法理解释，然后要提出法理根据，并采取措施。

   朝鲜及中印战争的真相 朋友家的时事讨论会（三）

时事讨论会最热烈的主题是有关战争问题，即中国在南海及东海会不会用武力解决领海争端？如果打起来，战争的结局如何？

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朋友对战争充满信心，依据是：1、只有用武力才能夺回被他国占领的岛屿；2、国内主张教训小日本、越南以及菲律宾的呼声极为强烈，政府不得不考虑民意；3、我国的经济实力及军事实力远大于这些国家，打胜绝没有问题；4、美国经济衰退，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使其元气大伤，美国无力为了这些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牺牲；5、朝鲜战争已经让美国领教了中国的厉害，绝对不敢和中国为敌。

我说，大家提出的问题，可以归为三大类：一是如何评估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领土纠纷的意志；二是如何评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三是如何评估战争的后果。

一、理智回顾1949年以后我们参加的各次战争。

我对朋友们说，既然是讨论战争的前景，就要像军事家一样，把不切合实际的“事实”和对内宣传的“调子”抛弃掉。根据你们对战争前景的盲目乐观以及对我国1949年后的“战史”的了解的局限性，我谈一下我所知道的情况和看法。

二次大战以来，和自己周边国家发生边界战争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例如对印度的边界战争、对苏联的边界战争、对越南的边界战争和海战等，加上介入朝鲜战争以及对金门的炮击，中国可以说打遍了左邻右舍，四面树敌，这在全世界是极为罕见的。

这些战争的共同点就是中国主动发起进攻，采取突然袭击。中国对这些战争的夸大宣传，导致了国内部分民众对领导这些战争领袖极度的崇拜以及对战争的狂热心态。

我的观点很明确：1949年以后，我国发动的四次对外战争，都是不必要的。从军事上看谈不上辉煌；从战略上看都是失败的。

1、朝鲜战争

尽管中国、朝鲜的有关档案没有解密，但已经不能一手遮天解说历史，美国特别是苏联的有关档案解密，揭开了事实真相。

过去我国宣传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实际是斯大林、金日成为了统一朝鲜，策划了侵韩战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朝方的军队主力是中国在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的三个主力师，于6月25日拂晓发动突然袭击，28日占领汉城，到7月底几乎占领南朝鲜。联合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的兵。

当时，苏联完全可以使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出兵，但斯大林没有，后来得知，这是他的阴谋，他就是通过联合国出兵逼迫毛泽东出兵，把驻欧洲的美军吸引到东亚，减轻苏联在欧洲的压力。毛泽东自称英明一世，结果被斯大林耍了，把本来要和中国建交的世界最强国树为敌人，延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据说毛泽东对此非常后悔。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埋怨斯大林关于侵韩的决定是个“极大的错误”，说上了斯大林的当。

我军抗美援朝你不能光讲“过五关斩六将”，回避“败走麦城”。我15兵团是悄悄潜入朝鲜，联合国军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景是朝鲜军队失去战斗力，联合国军队大摇大摆走在公路上，放着音乐，完全没有戒备。我军25万兵力突然发动攻击，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兵败如山倒。15兵团的38军、39军、40军都是林彪的主力部队，确实能打仗。我军接连发起三次战役，两个月不但一口气打过三八线，还占领了汉城。这一段战果确实辉煌，毛泽东也很牛气，美军不过如此。

我军12月5日占领平壤的当日，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家联名向北京发出呼吁，要求中国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毛泽东借势发威，提出包括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五个停战条件，原本以为美国不会同意，没想到美国接受了。如果当时达成协议，我们这些人都能赶上国家统一。但毛泽东被胜利冲昏头脑，出尔反尔，拒绝联合国停战建议，决定武力统一朝鲜，不顾彭德怀的反对下令越过三八线并在1951年1月31日占领汉城。

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中国变成了“侵略国家”（中国民众到现在都不知此事）。同时美军开始反攻。从那以后，我军才真正体会到美军的战斗力。虽然毛泽东不顾彭德怀的一再反对和我军大量减员、后勤跟不上的实际情况，下令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尽管苏联空军的掩护扩大到三八线以北，但结果却是兵败如山倒，两个军被包围，不但丢掉汉城，退到三八线以北，被俘的志愿军就达1．7万人。两场战役下来，志愿军元气大伤，毛泽东被迫放弃原来有利于我国的停战条件，6月23日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停战条件。

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看得起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现在却不得不低下头来，放弃原来提出的解决台湾以及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要求。可见他知道这仗是无法打下去了。

对于毛泽东来讲，这只是痛苦的开头，后面的屈辱一个接一个。谈判开始，战争并没有停止，因为停战的条件谈不拢。先是因为停战线，因为美军又打过了三八线，因此中国坚持停战线以三八线为准，美国退回到三八线。这会儿美国借势发威了，变得非常牛，坚持实际控制线为停战线。毛泽东非常恼火，统一不了朝鲜也就罢了，连三八线都拿不回来，这口气咽不下去！下令继续打，把美军赶回三八线。这时双方就是为了面子而打，对于军队来讲，荣誉胜于生命。打了两个月，不但没有把美军赶回三八线，美军实际控制线平均向前推进了2公里。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屈从于美国的条件，同意在实际控制线停火。

接着又因为战俘问题继续打。美方俘虏中国籍战俘2．14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子，说尊重其他中国战俘的自由选择（金门战役失败后，跑回来的解放军团营干部被枪毙，使许多战俘害怕清算而拒绝回国），只同意遣返中国战俘6400人（实际回来7110）。毛泽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讲是奇耻大辱，不顾金日成反对（金日成认为打下去不值，新死的人会超过未被遣返人），再度开战，著名的上甘岭战斗就是这期间发生的。打了将近两年，仍然没有打赢，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决定停止对朝鲜战争的援助，毛泽东被迫接受美国的战俘条件，朝鲜战争结束。中国战俘1．47万人后来去了台湾。

金日成、毛泽东两次一统朝鲜的作战计划都失败了，而联合国决定出兵“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计划反而实现了。目前除了中国、朝鲜外，全世界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是，联合国军队制止了侵略者的进攻，确保了东亚的和平。

毛泽东在战争中后期对美国要求一再退让，回过头来却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别说世界其他国家不信，斯大林就不信，他千方百计避免和美军正面交锋。中国还有一个宣传调子是美军怕死，证据就是美军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多国文字的投降布条。这是两国理念的不同，中国对于投降的，处置极为严厉；而美国认为在无望的情况下，保存生命更重要，回来就是英雄。最典型的就是越战俘虏麦凯恩曾在上届美国总统大选中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即使这样，美军被俘的还是大大少于我军被俘的，美军怕死从何谈起？但中国民众却被忽悠了。

前苏联文件解密，说中国军队伤亡100万人；邓小平曾告诉日本共产党领袖中国军队死亡40万人；康生也对阿尔巴尼亚的领袖说过中国人死亡40万。现在官方公开只承认18万，大部分烈士被人遗忘。

我对朋友们说，如果你们仅凭中国单方面的宣传判断未来东海和南海美国的态度，那就大错了。

2、中印边界战争

这是一场让全世界都看不明白的战争。我认为是毛泽东军事上的最大败笔。

中印边界纠纷焦点在于承不承认英国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涉及到的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一个福建省。中印两国独立与解放之前，未曾正式划定过边界线，虽然当时的西藏政府被迫承认英国单方面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并与英国签订了协议，但民国政府没有承认，这就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1949年后，中印边界基本上没有什么边防军，1950年，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机进军达旺，1954年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当时中国政府处于反美统一战线的需要，没有对印度的非法入侵提出过异议、抗议和交涉，使占领成为事实。10年后当中国提出领土问题时，尼赫鲁表示，当你有机会提出异议和要求而未提出时，就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了要求。周恩来辩解说，我们虽然没有提出口头和书面异议，但是我们的地图始终把这一地区画在中国一侧。对这两种说辞，国际上更容易接受印度的说法。

达赖跑到印度后，中印关系紧张，边界也随之紧张，冲突不断，毛泽东想教训一下印度，这是专制强权惯有的心态。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战争爆发，中国军队集中兵力突然袭击，穿插包围，打得印军溃不成军，差点俘获印军司令考尔中将，仅一个月，中国军队收复9万平方公里失地。但11月22日，中国政府却单方面无条件停火，不仅放弃所有已收复的失地，还自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之举，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毛泽东为什么要撤军？至今是个谜。但有一些解释我认为有道理，一是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非常脆弱，靠人力畜力运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藏南，如继续打下去谁胜谁负就很难讲了。二是在国际上，印度受到美英苏等国不同程度的支持，美国警告如果中国再不停火将派遣军队支援印度。

其实这些不利的情况在发动战争之前就应该估计到，伟大的军事家不该犯兵家大忌的错误。再说了，已经打了，名声不好了，干脆就守住已经夺回的领土，说明师出有名，为了中国自己的领土。现在可好，打了就撤，不仅被说成是中国耀武扬威欺负人，而且还被国际上误会这块地区本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现在这块领土被印度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邦，大量移民，以后想再要回来就更难了。那些打仗时亲身到过藏南的我国军人，对那片土地得而复失最为耿耿于怀，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毛泽东。

这一战在战略上失分很多。原来中印两国关系极好，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本来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边界问题，一打仗不但没有解决，双方还成了死敌至今。印度是靠和平方式取得政权，军队没有打过仗，尼赫鲁在第三世界威信很高，因此第三世界是一面倒地批评中国，认为欺负这样的国家太霸道，军队打胜也不值得炫耀。

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中国作家金辉在《墨脱的诱惑》一书中作了这样结论，“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

无论从国际影响还是军事上讲，如此得不丧失的战争，其唯一能解释通的发动原因就是转移国内矛盾。毛的大跃进政策导致大饥荒，全国饿死数千万人，民怨沸腾。毛宣传是印度先向我国发动进攻（实际上印度毫无准备），结果引起国内同仇敌忾，一定要教训教训印度。至于战争我们得到了什么，失掉了什么，民众就不会考虑了。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是：开创了执政者通过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先例，发动战争成为儿戏。

中苏边界战争的真相 朋友家的时事讨论会（四）

3、中苏边界战争

我对朋友们说，之所以称之为“中苏边界战争”，是包括了黑龙江边境的珍宝岛战役和新疆边境的铁列克提事件。因为双方介入的兵力达到军一级的规模。珍宝岛战役全国都知道，但铁列克提事件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铁列克提事件是苏军对珍宝岛战役的报复。

在中苏边境发动战争，是毛泽东的决策，这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作出的最冒险的战争决定，不但把世界第二强大的霸权邻国变成了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而且几乎使中国遭受苏联核打击。

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边境形势随之紧张，冲突时有发生，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衅，但基本都是属于打架范畴的非武装冲突。对于1969年3月2日的战斗，我国媒体的调子是一致的，是苏军先发起的进攻。而我得知的却是另一种情况。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入伍沈阳军区，当时沈阳军区某副司令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我曾在他家住过几次。珍宝岛战役时，他是黑龙江驻军23军的军长，直接参与指挥珍宝岛战役。从他及他的秘书那里，我断断续续听到的情况如下：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是当时边境冲突的焦点，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双方都不许带子弹。开始时我们吃亏，因为苏联人高马大，打不过他们。后来从沈阳军区各个野战军调侦察兵(现在的特种兵)与苏军对恃，侦察兵练就一身过硬的擒拿格斗本领，使苏军在徒手对打中不断吃亏。苏军发现后，也从其他部队调来会武功的，并用装甲车冲撞我战士，我们又开始吃亏。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军区报中央批准，选地点找借口用武力给予反击。开始选择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但因是陆路接壤，边界划定难以说清，加上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故放弃了。第二方案就是选择珍宝岛，该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在此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行为。我方一侧山多林密，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不利于苏军机械化进攻。

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法，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2月26日作战计划下达到部队并传达了毛、林、周的有关指示。3月2日战斗打响。

战斗的第一目标是消灭一名叫伊万·斯特列尔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万原来是中尉，在边境冲突中很是嚣张，后来被我调来的侦察兵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苏方把他视为英雄，提拔为上尉,任命为边防哨长。他回来后更加变本加厉，边防战士都恨他，称他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军3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下来。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摇大摆出现在珍宝岛，引诱苏军出来。“瘸子上尉”带领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看我人不多，只带领6名士兵迎着我军走过来，发出警告。当双方的距离达到五六米时，我方走在前排的战士突然闪开，后面的班长提起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扫射，当场将苏军7人全部击毙。战士们恨透了“瘸子上尉”，据说对尸体补射了不少枪。同时，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装甲车上的其他苏军开火，苏军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灭。听到枪响后，苏军另有二十多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一小时，我方又击毙、击伤多名苏军士兵。这就是我所听到的真相。

听到这些，我脑海里浮现出3月4日我和北京数十万人民一起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的情景。当时我国宣称：“由于苏联边防部队侵犯我领土，并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勇还击，胜利的击退了苏军的侵略。”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中国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3月15日的战斗，我方最大的成果是击毁并缴获苏军一辆最新式的坦克。战斗是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但双方的力量悬殊，苏军只是边防部队的反击，而中国是主力部队参加战斗。时任23军军长的副司令告诉我，我一个加强团事先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为了减少苏军炮火下的伤亡，战士们在冰冻土上挖掩体，他亲自检查，不允许有丝毫侥幸心。苏联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率领部队本想打中国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手不但早已准备好，而且兵力强大，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夫正在国外访问，竟无人能作决定。一直拖到中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

苏军派三辆坦克从珍宝岛后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图两面夹攻我在珍宝岛的部队，没料到我军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轰隆隆往前冲。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队上百门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开火，却发现对苏军坦克毫无作用。直到苏军第一辆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停下来，这时一颗40火箭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头一般，将苏军坦克驾驶员的双腿烧断。列昂诺夫上校就在这辆坦克上，当时吓坏了，因为T62坦克是苏联最新式坦克，原认为中国没有武器能对付。列昂诺夫等钻出坦克逃跑，结果被击毙。苏军第二辆坦克发现大事不妙，掉头逃跑，与第三辆坦克相撞，虽然处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这两辆坦克仍然跑掉了。

我军反坦克武器对苏军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高层，毛、林、周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也下令绝不能让中国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与苏军争夺这辆T-62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轰不坏，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中。后来在我北海舰队潜水员的帮助下，将坦克捞出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我国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亲，特意去看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极不显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弹穿透的小孔周围画了个圈。

对坦克的研究让军方大吃一惊：一是坦克装备了大功率柴油机，战斗全重37吨，时速高达50公里；二是大口径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弹可以轻易击毁我军的任何坦克；三是双稳射击控制仪，可以在行进中射击，而我国的坦克射击时必须停下来，极易成对方的靶子；四是红外夜视装备夜间可视距离1000米，没等我们的坦克发现对方就被击毁了；五是对方坚固装甲，使我军所有反坦克武器失灵。

我当时下到部队基层锻炼，和沈阳军区某副政委的儿子在一个连队。他从父亲那里听到，部队普遍反映战士中存在一种“恐苏坦克”症，认为和苏联的战争无法打。有的指战员甚至说，装备如此落后，如果苏军几万辆坦克打过来，就是几万个绞肉机。我们师是摩托化部队，是沈阳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装备比较好，团里配备一个坦克营。当时我连配备的反坦克武器40火箭筒、无后坐力炮据说都不行，我们就天天训练用炸药包炸坦克，也就是相当于人肉炸弹。战士们私下发牢骚，真打起来根本就别想靠近苏军坦克。

这种“恐苏坦克”症已经影响到最高决策部门。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边界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将我边防部队包围。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接到报告后曾急电总参、外交部。后来因没有派军队解围，造成我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不派军队绝非个人决定，而是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围歼。珍宝岛战争的后果开始体现。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珍宝岛战役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刹时间中苏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初的胜利喜悦一扫而光。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只有15个非满员师，珍宝岛一声枪响，苏联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苏联还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经国会批准，而且要打着联合国旗号，你即使出兵朝鲜打死他那么多人，他也不能轻易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从这一点来看，你说美国是“纸老虎”也不为过。而苏联和中国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俄国人极为残暴，什么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战争完全可能。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毛知道情况不妙，拥有了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不遭受核打击，相反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借口。于是让林彪发出一号命令，紧急疏散。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没想到被中国骂成“亡我之心不死”、在越战中和我军对垒的美帝国主义，关键时刻不但没有对两个共产党国家的生死大战幸灾乐祸，反而冒着核大战的风险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使苏联的核打击计划破产。

８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但遭到美国反对。美国8月28日通过《华盛顿明星报》泄露了苏联计划，并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一旦苏联对中国核打击，就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的总统指令。勃列日涅夫得知后气坏了，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对朋友们说，我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中国政府及中国老百姓感不感谢美国，反正我听说这事后很感谢美国。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你中央领导都跑到三线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老毛子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你能想象当年苏军能一次于卡赞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兰中下级军官吗？没有美国，我们在座的北京人早化成灰了。也许是美国的这个举动，改变了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促成了日后的中美建交，这是后话。

在当时处于美国军事包围并秘密派兵到北越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下，再与北方超强邻国把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实属战略上最大失策。我对朋友们说，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兵家大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认为中国领导人疯了，怎么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打仗？！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决定在珍宝岛开第一枪，除了毛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唯我独革、反修防修等激进的主张外，就是想利用边界冲突转移国内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矛盾，使全国人民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没想到几乎把中国推向核大战的边缘。

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些恐惧，不知什么时候最高领导人头脑一热，就有可能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

中越战争的真相 朋友家的时事讨论会（五）

4、中越战争

中越战争，又称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指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

中越战争是中国对越南发动的战争，是邓小平力主并迫使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同意的战争。战争的军事目的是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政治目的则是教训一下投靠苏联、驱赶华侨的越南政府；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邓也有自己的目地，就是检查一下自己能否指挥动军队，因为他已经决定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军队只能用于保家卫国，我反对用战士们的生命和鲜血去达到任何其它目地。

这是建国以来打得最窝囊、最没水平的战争。

我对朋友们说，在外交上，最忌讳锋芒外露，口出狂言。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讲，讲也要采取哀兵政策，博得人心。这方面邓小平远不如周恩来。邓小平在1978年底访问美国，向白宫和国会领导人通报了中国将“教训”越南；1979年2月初邓访问日本，也向日方高层作了同样的通报。

战争还没有打响，中国对越南的“教训之说”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教训”常常是强者对弱者、老子对儿子的口吻，放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有以大欺小霸权主义的架势。

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东线广西军团总指挥，下辖5个野战军、3个炮兵师等；调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军团总指挥，下辖4个野战军等。整个前方配备兵力达56万，参战和支前民兵民工达百余万人。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为了防止苏联出兵援助越南，军委命令“无论战果如何，我军攻克高平和谅山后不得恋战，即行撤回”。又任命李德生为北方战区总指挥，辖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军区兵力。

对越作战的指挥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总指挥是邓小平，副总指挥是徐向前。2月17日我军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越南虽有准备，但准备不足，认为中国最多是当年打印度的规模，但没想到来势如此之大，火力如此之猛。越军正面对抗中国的主要是四个师（3师、346师、316A师、345师）和一些地方部队。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０日，我军攻克老街（省会）。２３日，攻克谅山门户同登。２５日，攻克越北重镇高平（省会）。３月４日，攻克谅山市（省会）。河内陷入混乱。３月５日，我国发表了撤军声明。越南政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３月１６日完成撤军行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告一段落。

这场战争打得极为惨烈，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越军抵抗顽强超过预期。到底是谁受到了“教训”很难讲。我当时有条件看到发给省军级高级干部的“战情通报”，对我军的“教训”有深刻印象。

1、我军仍然沿用朝鲜战争的“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同战火洗礼的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文革期间部队光突出政治，很少军事训练，战士不会打仗，军官不会指挥，且缺乏山地、丛林战与夜间战斗的训练，装甲部队和步兵不能协同作战，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军某营有一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

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双方都没有公布数字，战争结束后叶剑英、李先念等有个内部讲话，我记得我方死亡4万8，越南死亡也是4万8，但我方全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包括支前抬担架的民兵），越南则包括被我打死的所谓民兵（包括妇女、老人等）。言外之意得不偿失。

1982年，我到云南边境考察边境贸易，当地一个乡长向我介绍，该乡处于越南三面山势的包围，山很陡峭。战争开始，我军在炮火掩护下向越军阵地发起进攻，战士很勇敢，冲锋号一响往上冲，一个连一百多人，退下来只剩二三十人。再换一个连上去还是大部分牺牲。最后攻下山头，发现上面只有二十多个越军。

他组织民兵抬担架，满山坡都是我军战士的尸体，惨极了。该乡长告诉我，这些烈士就埋在他们县里的烈士陵园里，给家里的抚恤金才3000元，命不值钱啊！过去每年清明当地政府都要有纪念活动，他们的亲人也会来这里扫墓。现在中越关系好了，就没有人再想到他们了。

2、我军采用机械化部队穿插包围，但忽略越南北部全是山区及热带雨林，不利于装甲部队作战，加上敌人设置的地雷等障碍，某师原计划一天穿插到位包围高平守军，结果四天才到位，越军主力早就跑了。越南装备的苏军以及缴获的美军反坦克武器很容易击毁我军的坦克，有的坦克突击时步兵跟不上，坦克损失很大，二百多辆坦克被击毁。最愚蠢的做法是我军步兵随同装甲部队穿插包围时，为了避免从坦克上掉下来，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坦克上，有的坦克上绑了二十几人，结果遇到伏击不能及时下车作战，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的战士没有解开带子就被打死。有的被击毁的坦克，上面绑着四五个牺牲的步兵战士。

到处都是越军布下的地雷，我军排雷设备不足，战场紧急就用人体排雷，牺牲很大。我军通讯设备落后，各友邻部队相互联系配合不好，被友邻部队炮兵误伤的情况时有发生。突出的是后勤部门措施不及，面对意想不到的大量伤员，往后方运送不及时，医务人员不够，救治不力，伤员死亡很多。

3、没有意识到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的区别，对越南人民战斗意志估计不足，吃了很大亏，“战情通报”有详细报道。有的战士把俘虏的越军士兵背下阵地，没想到越军士兵趁我战士不注意，拉响了战士身上挂着的手榴弹同归于尽。有的越军重伤员手被打断，我方战士背他，他用牙咬掉我方战士的耳朵。越军地方部队有很多女兵，被我军俘虏后，押送的战士放松警惕，结果被女兵夺下冲锋枪一下子打死我七八名战士。后来上面下令，不抓俘虏，统统打死。因此除了战争的前期我军抓了越方不少俘虏外，后期抓的就很少了。

越南是全民皆兵，你打到人家国土，人家能不同仇敌忾吗？我记的“战情通报”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军大部队在行进中，突然有迫击炮弹落到队伍中。派队伍搜查，只见到地里有一些越南妇女劳动，搜不到任何敌军。我军继续前进，结果又有炮弹落下来，伤亡很多。后来发现，这些妇女都是民兵，她们把迫击炮藏在地里的土坑里，上面用斗笠盖着，趁你不注意就开炮；你来搜查，她们再把武器藏起来，若无其事在劳动。后来上面下令，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

我的小学同学当时是团长，他回来后告我，我军因伤亡太大，杀红了眼，上面下令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的焦土政策，其残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破坏程度远甚当年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和当年日本鬼子的区别就是没有强奸妇女。“战情通报”也报了类似情况，如越南的煤矿主要集中谅山地区，许多是我国和苏联援建的，我军撤走时全部炸毁。老白姓的房屋全烧掉，鸡鸭猪牛等都打死吃了。打下城市后不但炸毁所有的房屋，连电线杆都炸掉，能搬走的设备包括铁路上的铁轨都拆回来了。

4、在游击战方面，我军原来是老师，越军是学生，作战时却发现学生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已经大大超过老师。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应用的比我们还好。

越南山区天然溶洞极多，加上几十年构建的工事，几乎是洞连着洞，如同地宫。越军一旦抵抗不住，就化整为零钻入山洞，等我军大军过去后，再钻出来打游击，杀害我后勤人员，造成我后勤补给的极大困难。

叶帅讲话曾提到，分割包围越军三个师，结果一个师级干部也没有抓到，很遗憾。敌346师在高平被我打垮后，我军监测到敌师指挥部就在我占领区，我方调动大批军队像梳头般地搜索，就是没有搜索到。后来把可能藏有越军的山洞全部炸毁。

我军密度很大，几十万军队，分布在狭小的战区，唯一的几条道路挤满军队，为此互相还发生冲突。我同学说，晚上宿营，周围山坡都是友军，这时越军特工部队冒充我军（会说汉语）混进来袭击，造成很大伤亡和混乱。

5、当时中国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指挥官都是四个口袋，战士只是两个口袋，部队被打散后，谁来指挥以及是否服从都成了问题。有的部队指战员牺牲后，新调来的指战员，战士不认识，也很难指挥，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

6、有些部队士气低落，毫无战斗意志。第50军448团遭遇越军，退路被切断，团部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结果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枝，其中200多人被俘，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及十多名连排长。有的干部带领连队集体投降。某部队一个连队，行进中遇到二十多人的越军小股部队，结果指挥官扔掉部队自己跑了回来，还造假自残住进医院，部队基本被越军打光。

战争初期提出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中国的小兄弟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在越军的进攻下垮台了。问题是，中国士兵值得为这样的政权流血吗？越南战后更加疯狂排华，华裔官员被解职、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大批华人被驱逐，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死者不计其数。

我军不但没有打出军威，反而暴露了太多的问题。台湾的国防部长说：以解放军在越南的表现来看，我们保卫台湾不成问题！

战后邓小平成功获得了党、政、军大权，华国锋被赶下台，但却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边界战争，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各野战军轮流上阵。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把战争作为练兵场？儿戏一般！

中国和越南本是同志加兄弟，中国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抗美援越做出了极大牺牲。现在一场战争下来，过去的援助不但被一笔勾销，我们得到的却是几万中国军人的坟墓和一个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敌人。

南海东海战争的预测 朋友家的时事讨论会（六）

现在中国的媒体，动不动就说美国建立了对中国的包围圈，全世界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中国老有这种被包围感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领导人指责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包围；七十年代，中国和美国关系好了，美国的包围不存在了，中国领导人又吓唬中国老百姓，说苏修联合蒙古、印度、越南等，秘密勾结台湾，对中国形成包围；现在又变回到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建立同盟，包围威胁中国。中国半吊子专家连美国在上千公里以外的澳洲布署了海军陆战队队员，也被炒成“围堵中国”、“必有一战”。总之让中国人民时时处在被包围威胁的幻觉里，使部分中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仇外民粹主义及战争狂热。

通过对毛、邓打的四场战争的回顾，我希望能看清几个问题：

一是194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主动对中国发动战争或主动威胁中国，而敌人都是因为我们主动进攻别人而造成的。你们算算，现在中国还剩下几个朋友？你们想想，如果不是我们周边国家感到威胁，能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吗？他们不欢迎，美国能在亚洲立足吗？

二是我们的军队绝非像宣传的那样，打败美帝、苏修、印无赖、越小霸全无敌。

三是四次对外战争的结果都和发动战争的目的大相径庭。由此我希望想用战争解决领土纠纷的朋友们，心态能稍微平和一些。

二、理智分析我国在东海、南海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

1、现在的领导人不具备发动对外战争的强势。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强势领导人，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毛泽东是靠枪杆子夺取的政权，邓小平是靠非常手段掌控了权力。他们相信枪杆子能解决一切问题。凡是集权国家的强势统治者，都喜好打仗。

而后来的领导者，都是做小媳妇一步步熬上来的，中庸者多。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强势人物很难进入最高领导层。现在的一把手在常委里只有一票，不像毛、邓一言九鼎；他们的任期最多只有十年，头五年要巩固权力，等说话管事了，还剩下五年，都想稳妥交班，把难题交给后面的接班者。因此冒险打一场自己外行、又没把握的对外战争是不太可能的。

2、毛泽东、邓小平已为海洋争端定了调子，目前不会有领导人想突破。毛泽东这种一辈子只会打仗的人，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以两国关系为大局，采取的是口头上不松口而实际上放弃争议的态度。邓小平时代，海底资源被发现，邓主张对海域主权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他们都不愿为了已被别人控制的小岛冒险发动战争，破坏国际关系，因而都把矛盾留给了后代。邓说过：“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领导人更不想冒风险，仍然愿意实行毛、邓的方针，把难题继续留给下一代。

3、现在的国际法和有关文件，限制了我国发动战争的手脚。我对朋友们说，你们义愤填膺地呼吁政府用武力夺回岛屿，你们知道中国已经对国际上做了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吗？中国被三个签署的国际文件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南亚国家友好条约》（注：中国2003年10月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2002年11月签署）所约束，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实际上也就是默认了对这些岛屿的占领。除非中国声明退出上述国际文件。如果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退出联合国的法律、撤回承诺而发动战争，其政治损失绝非那几个小岛可比。

4、中国民众为这些有争议小岛的牺牲精神有限。国内一位主张用武力夺回钓鱼岛的军事评论家曾在媒体承认，中日两国为钓鱼岛打起仗来，我国民众的战斗意志可能不如日本人。他讲的是实话。我问朋友们：“如果要用武力夺回岛屿，你们谁肯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男士们没有人吭气，在场的四位女士全都表示不会。有位女士说：“打什么打？只要不是外国侵略中国，国破家亡，老百姓有几个愿意打仗的！打仗死的都是老百姓，当官的孩子都跑了。当年打越南时，有多少高干子弟托人找关系不去前线！谁要打仗，就让谁把子女送去打！”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对外战争，领导人总是不敢实话实说。你们想想，如果当年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发动的，中国出兵不是保家卫国而是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中国人民会那么踊跃支援抗美援朝吗？

5、军队的战斗力因贪腐等问题而受影响

中学同学聚会时，大家问一位曾在总参工作的同学：“部队的现状能打仗吗？”军队的贪腐在国内已经是公开议论的话题，凡是和军队打过交道的都有感受。海军副司令王守业的问题暴露只不过更加验证了大家议论的问题。我去总后看小学老师，王守业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长时住的那栋楼就在她家前面。她说，从王家里搜到的现金就有5200万，美金250万元，洗衣机、冰箱里都是现金。海军副司令的官衔也是他花钱买来的。现在部队买官卖官成风，我这次去洛阳，在火车里遇到北京顺义的一位企业家，说他的亲戚从正师提为副军，要花钱400万元，从他那里借钱。我的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亲戚要提正团，上面跟他要100万，他拒绝了，要求转业。老百姓难免要问：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

6、国内主张武力解决岛屿争议的势力强大。中国承诺放弃用武力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并不等于没有发动战争的内因，这种内因而且很强大，主要是军方。我说，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而且打就要打胜。但是军队不能干预政治，不能干预外交。两国出了纠纷，由外交家出面解决。用不用武力，什么时候打，由政治领袖决定。如何打胜，是你军事家考虑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军队势力大到能干预国家的外交甚至胁迫政治家发动战争，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

毛邓是强势领袖时，军人在对外的问题上很少有发言权，更不敢向毛邓施加压力。尽管现在从体制上采取了防止军人干政的措施，政治局常委不安排军人，政治局里也只有一名军人，但军队干部常常就外交问题上发表强硬讲话，这在毛邓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新上任的一把手为了得到军方的支持，难免会向军方妥协，这就造成了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

如2005年7月14日，中国一位军人在香港表示，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如美国军队干预，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中国方面为此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而美国也要准备好几百座城市被中国毁灭。中国政府多次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现在一个少将就敢在外交场合公开否定中国政府的承诺，对美国进行核威胁，口气之大让世界震惊。是谁给军人权利“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而发动核战争？得到十几亿中国人民同意了吗？！

在政治家弱势、军人强势的情况下，不排除我国会用武力解决岛屿争端的可能性。

三、理智分析我国用武力解决岛屿争端的前景

1、对钓鱼岛的战争。中国对钓鱼岛发动战争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即仅限于争夺钓鱼岛的战争，或由此扩大到对附近日本海岛的战争，以及由此爆发两国的全面战争。

钓鱼岛虽然由日本控制，但岛上并没有驻军，也没有居民，其控制体现在对钓鱼岛及周围海域、海空的控制。你进入这个领域，它就派飞机、军舰驱除你，以体现主权。夺回钓鱼岛，就是夺回钓鱼岛区域的控制权。在夺岛战役中，我军占优势的二炮和陆军难以用上，因此主要是一场海空战，即我军的海空力量把日本的力量赶出去。

对我不利的地理条件是，钓鱼岛距我国大陆较远，距温州港约356公里，距福州机场约385公里。而日本的石垣岛离钓鱼岛只有170公里，宫古岛是180公里，与那国岛也就是200公里。这三个岛都有机场以及最先进的雷达设施，宫古岛机场跑道3120米，可以起落任何军机，不到半小时即达钓鱼岛上空，对于我海军、空军在钓鱼岛作战是较大威胁。日本已经决定在这三个岛部署自卫队，以加强防御力量。

钓鱼岛距台湾基隆只有186公里，但台湾不会帮助我们拿下钓鱼岛，因为台湾也是我军未来攻打的对象，我军拿下钓鱼岛，打台湾就更容易了。

日本的海军力量优于我国，尤其是反潜世界第一。日本的空军与我国力量差不多。但我国不可能把海空的精锐力量都集中过来打钓鱼岛，只能以东海舰队为主。海战的关键是制空权，日本的预警系统要高于我国。如果战争只限于钓鱼岛，日本凭借宫古岛等三个岛屿的空军掌握制空权，我军难以取胜。

如果我军先利用导弹部队摧毁宫古岛、与那国岛和石垣岛的日本军事设施，再攻占钓鱼岛，有可能打平，也就是谁也无法有效控制钓鱼岛。但这等于扩大了战争的范围，美军势必介入，这样战争的后果就难预料了。除非中国领导人疯了，否则没有人会为了一个小岛而发动一场与日美对决的战争。

攻打钓鱼岛的最大后果是刺激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在法理上等于解除了对日本发展军力以及核武器的一切国际约束，日本以受到武装侵略为由堂而皇之扩军备战。以日本的高科技基础及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短期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军国力量并不难，何况还有美国的帮助。一个小岛的战争使我们又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不至于连这一点都看不到吧。

还是毛、邓聪明，打什么打？留给后人去解决。时不时地搞点小摩擦可以。

2、对越南、菲律宾的的南海战争。

首先说一下菲律宾。菲律宾是一个小国，军事力量薄弱，根本不经一打。但打菲律宾有四个问题中国政府必须考虑：

一是菲律宾占领的岛屿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可的经济专属区内，容易得到联合国的支持；

二是菲律宾是弱小国家，海军只有两万多人，空军只有一万多，中国选择这样的国家开战，容易引起公愤；

三是美国是菲律宾的盟国，双方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现在美国在菲还有少量驻军，打菲有可能把美国牵扯进来；

四是中国跨海峡作战，势必影响海峡通道正常运行，损害了更多国家利益。

现在我们已经占了黄岩岛，把手伸到了人家门口，我看也就行了，何必还要发动战争占更多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美国等大国在我们家门口占个岛屿，我们何感受？

对越海岛战争，最大的不利是地理——太远。从中国最南端港口三亚到南沙群岛1000至1400公里左右。按目前中国驱逐舰每小时５０公里的速度，约需２０个小时，战机也要2个多小时，必须空中加油才能往返。更大的问题在于越南是个狭长S形国家，我海军远征的路线几乎是沿着越南的海岸线，沿途越南有12个海军基地，15个空军基地。从越南陆地的任何一点出击都能很容易切断我军的路线，岸上的远程炮火、导弹、轰炸机以及潜艇、水雷等都能构成对我舰队的致命威胁。劳师远征、孤军深入一直是兵家之大忌，何况处在沿途的重重打击之下，舰队或许没有到南沙就“光荣”了。

越南的海军比较弱，问题不在光对付海军，因争议岛屿离越南近，越南空军、导弹部队、远程炮火都能介入，这仗就很难打了。何况越南的后台是俄国，专门为越南海军研制了配有反舰导弹的550吨“闪电”级导弹艇，航速高达38节，远远超过我国军舰速度，群体出动对大型军舰很有威胁。越南还向俄国订购了6艘“基洛”级636型潜艇（中国购买了4艘）。这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潜艇之一，对中国攻打南海的舰队是最大的威胁。越南空军的苏30飞机也很先进。

即使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怎样才能守住？由于南沙海礁太小，没有淡水，我军不可能留下大舰队保护，也不可能留守太多的人员和武器弹药，这些岛屿很容易成为攻击对象，被各个击破。就算和你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你也玩不起，他离得近，你来了，他撤了；你走了，留下人员，他又来攻击，你的海军只能疲于奔命。除非你把越南彻底打败，他俯首称臣。这可能吗？当年美国都没能做到。

有朋友提出先用导弹把越南所有的海空基地都摧毁，有的主张从陆地一直打到南沙。我说：“国际有规则，海岛纠纷引起的局部战争，就只能把战争局限于海岛局部，比如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战争只能围绕这个岛你争我夺，你不能发动全面战争。如果你发动全面战争攻打一个国家，联合国肯定干涉，美俄肯定干涉，结局就是世界大战。”

总之，无论钓鱼岛还是南海岛屿之战，都不好打，也无取胜的把握，否则早就打了。

我说，希望朋友们能冷静想想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深刻意义，不能刚刚过上好日子，就又回到毛泽东时代，头脑发热，觉得自己最强大，想打这个，想打那个。不就是石油资源吗？！再想想邓小平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既然大家都同意共同开发，你越南、菲律宾能在南海开采，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开采？我们就在你占领的岛屿周围开采你能怎么样！我们如果把花在奥运、世博会上的6千亿用在南海，形势早就不是这样了。

看看中国周围的局势，各国都在和中国搞军备竞赛，最可怕的是在搞核竞赛，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周围布满了核国家：俄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再加上一个美国。如果不是美国核保护伞，日本、南韩、台湾早就搞出核武器了。中国难道不该反省吗？如果我们不打那四场战争，如果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中国周围能是这种状况吗？

战争事关国家生死，民族安危，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必须通过国家程序来决定战争的发起和终止，避免那些伟大人物头脑发热用什么崇高借口把国家引入灾难，让民众承受无谓牺牲。

代有英雄出  今朝谁风流？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5名的，是来自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的《下一代领导人会是谁？》。老编认为，这篇文章只所以在选网朋友中连续中榜，根本原因是邻国记者研究了中国百姓关注的重大问题，不是韩国记者聪明，而是中国媒体不敢为、不愿为和不便为，从而让邻国同行抢了先机，拿了头彩。呵呵。全文如下：

重庆市市委书记孙政才本月初至中旬对中南美洲三个国家进行了访问，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进行了会面。耐人寻味的是孙政才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一职。这是没有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主席的批准不可能的事，因此有许多观测认为此举可能是为在国务院和地方党委任职的孙政才积累党外交经验。上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闭幕式上，有媒体捕捉到习主席只与孙书记握手的镜头。这一场景令人不禁想起今年1月习主席将重庆选为年初视察地。

明年（2017年）将是重要的一年，孙书记的一系列行为引起了注意。明年冬天即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依照惯例，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有五名更换，新当选的常委中将包含在2022年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执掌下届政府大权的接班人人选。因为接班人需要在五年内作为最高领导班子一员积累党政各方面经验。习主席与李克强总理被选为常委进行了五年进修就是很好的例子。

依照惯例，在明年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习主席卸任后领导中国的第六代领导人的轮廓会依稀显露。究竟谁会成为中国第六代领导人？在揭晓之前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是有几个能够缩小接班人人选范围的根据。最有效的方法是看年龄。

中国共产党有“七上八下”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以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为准，67岁可以做常委，68岁则要隐退，满72岁则需要退休。考虑到中国最高领导人连任一届工作满10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2022年执掌大权的新领导人应该是“六零后”，即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虽然不是明文规定，但是2002年限制年龄从70岁降至68岁以后，一次都没有例外。

现在在共产党的人才库中，200位左右的中央委员中有11人是六零后。这之中排除因反腐败落马的和少数民族等可能性较低的委员，候选范围就更窄了。拥有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记经历的周强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未能成功升入政治局，因此可以认为他已经被排除在竞争者行列之外。1967年出生的最年轻委员——黑龙江省省长陆昊今后也将担当重任，但是出任第六届领导人还为时尚早。

接着分析的下一个条件是公职经历与能力。习近平与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都是从基层行政单位开始一步一步到省级和中央积累经验。以此为基准，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与重庆市市委书记孙政才的经历最为华丽。胡书记先后担任过西藏、河北、内蒙古、广东等边疆、内陆落后地区及发达东南沿海地区的领导者，也担任过拥有8000万团员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技术官僚（technocrat）出身的孙书记拥有在北京及吉林省的行政经历，也曾任农业部部长。同时，二人都是仅次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虽然不及他们华丽的经历，但是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也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因为在习主席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他曾与习主席搭档成为心腹。他曾任省宣传部长，连续四年执笔每周习主席发表于地方报刊的连载专栏文章的初稿。他只有在浙江省工作的经历，而习主席亲自指定他到被认为是领导者锻炼线路的贵州省担任书记一职。明年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担任何职发挥能力，这将成为决定陈书记未来的考验。陈书记受韩国外交部邀请将于4月19日起访问韩国。

在此之外，也有作为航空专家升任河北省长的张庆伟、作为军需专家担任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张国清等六零后中央委员，但在经历上比胡、孙、陈等担任现任书记的三人略逊一筹。

这些预测都只是在“依照惯例”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分析。 构建“一人体制”的习主席也会成为决定下届领导人的变数。 习主席也有可能像邓小平那样, 不拘泥于惯例破格指定超出预期范围以外的人选作为后任。甚至也有传言称将打破连任一个任期（五年）的惯例。

国家宪法规定禁止国家主席连任三届，但是对于掌握实权的共产党总书记职位与中央军委主席职位没有明文规定。也就是说，强化个人权力的习主席与试图牵制其的其它权力者与势力之间的力学关系将决定未来权利的方向。外界向来难以预测中南海的权利政治。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五年一度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明年召开，人与人、势力与势力之间的竞争与暗斗、离合集散将会变得更加炽热，政治的季节也将开始。

太平岛不是岛  开啥国际玩笑？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7名的，是来自中央社（台湾）、美国智库的《太平岛被判决为岩石可能性极低》。这是一篇写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前夕的文章，显然与西方国家对此事的态度有异。南海仲裁案事后的发展和结果，验证了作者观点在西方主流社会和法律圈内得不到就有的重视和支持。全文如下：

一份美国智库的分析指出，国际仲裁法庭判决太平岛为岩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中国大陆的九段线则很可能被认为「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发布最新报告，分析国际仲裁庭针对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桉可能做出的判决及影响。

有关太平岛的部分，报告指出，太平岛究竟是岛还是岩石（rock），影响的是中国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海域的大小，而报告研判，仲裁庭将太平岛裁定为岩石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仲裁庭必须谨慎小心，避免引发台湾及区域反弹。

这份报告的执笔作者是芮普胡伯（Mira Rapp-Hooper）和克瑞沙（Harry Krejsa），芮普胡伯担任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前，曾任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主任，研究南海问题多年。

他们认为，仲裁庭可能搁置太平岛性质的地位问题，而将重心放在菲律宾针对中国占领的岩石、岩礁及低潮高地的地位问题上。

报告提到尼加拉瓜在国际仲裁庭对哥伦比亚提诉的例子，并指出中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内的美济礁（Mischief Reef）的作为，UNCLOS明确表达是禁止的，有前例可循。

按UNCLOS定义，美济礁原属低潮高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签署时、对200海里内专属经济海域中的低潮高地是否可被占有并无规定，但国际仲裁法院对尼加拉瓜2012年？诉哥伦比亚桉的判例曾有解释，专属经济区内的低潮高地是不可被占有的（cannot be capable of appropriation）。

也就是说，各国不能对低潮高地声索12海里的领海主张，更遑论在低潮高地上大规模的人造岛与建设。

报告还提到，国际仲裁庭很可能对中国的九段线做出不符UNCLOS的裁决。报告认为，难以想像中国会放弃九段线的主张，但仲裁庭也可能认定九段线部分有瑕疵，不符合UNCLOS，而这将为中国保留些许颜面，让北京愿将南海主权声索朝向符合UNCLOS的方向，而非主张历史权利。

报告提醒，仲裁庭判决后除要注意北京的反应及可能行动，包括是否迳自宣布南海航空识别区。

对美国来说，报告则提醒，仲裁结果出炉后，美国可以做的包括成为菲律宾后盾、透过公开和私下管道要求中国遵守仲裁结果、持续和盟邦捍卫航行与飞越自由，若中国始终不愿遵守，应付出代价、鼓励各方以此为例，透过国际法现行机制解决争议。

另外，美国行政体系也该有所行动，为下一届新政府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准备。

美国国会至今未同意美国加入UNCLOS签署国，但美国却要求各方按国际法解决争议，这已成为北京批评华府无权干预的理据。

中美武装冲突   南海即将发生？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8名的，是来自中美印象第127期周报、作者李思卿的《中美会因为南海问题发生武装冲突吗？》。作者写道：

2017年2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韩国后抵达日本东京。

马蒂斯在东京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我们不觉的我们需要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

他还说，“我们需要做的是穷尽所有的方式，外交的方式，去适当地解决这个问题，要保持全面的沟通渠道。当然，我们的军事部署必须做到保证我们的外交官不说空话。但是，目前不需要做出任何军事态势去解决应该是我们的外交官去解决的问题。”

马蒂斯还批评中国说，它已经撕碎了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信任，它明显是想对自己的邻国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布局拥有否决权。　

这是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就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作出完整的表述。

（简报全文）1月12日，美国候任国务卿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 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其提名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说，中国在南海建造岛屿和架设军事装备是非法的，他把这些行为和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提并论，并扬言美国应禁止中国进入南海人工岛。约一周后，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Sean Spicer）也表示，如果相关南海岛礁位于国际水域，美国将确保国际领土不被某一国家独占。斯派塞的言论被认为是对蒂勒森的观点的认可，也是特朗普总统对南海问题的主张。

一石激起千层浪。特朗普团队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是南海有关争议的当事方。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客观事实，谨言慎行，以免损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数家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纷纷对蒂勒森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誓言要和任何干预中国南海领土主权的行动对抗到底。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蒂勒森的言论“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们是天真、短视、带有过时的偏见和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的混杂物”。“如果他将这些言论付诸行动，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论说。“这将开启中美之间毁灭性的对抗道路。” 以挥舞民族主义大旗而著称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警告说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中国接近这些岛屿，美国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国有足够的决心和力量确保他要求中国远离那些岛屿的话就是瞎扯淡。”

美国新国务卿蒂勒森

不同于中国国内的同仇敌忾，国外媒体及学者对蒂勒森和斯派塞南海言论的解读参差不一。两方对于特朗普团队的立场各执一词，一方认为蒂勒森确会在南海增加兵力部署，另一方则认为其言论只是听证会上的虚晃一枪。

美国主战派学者认为蒂勒森语出惊人并非空穴来风，特朗普团队确实有在南海地区加大海军部署的打算，并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布卢门撒尔（Daniel Blumenthal）在接受《卫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一直在说要在安全领域下一盘大棋，但是并没有真的装备足够的军事硬实力来实施这个计划。”布卢门撒尔支持美国维持强有力且持续的常驻海军来把守南海外交政策的底线——中国不可掌控南海。上月，美国一智库表示，尽管北京反复声明它并不试图对南海诸岛军事化，但显而易见，中国已经在南海的人工岛上部署了包括反航母和反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布卢门撒尔说，“如果这些人工岛屿确实不是中国主权领土，并且我们、亚太地区、海牙仲裁庭都不认可其中国主权，那么美国阻拦中国蚕食南海的可操作空间会更宽泛，囊括各种大小行动。”

一些观察家们认为类似禁止中国接近人工岛的行为将成为扰乱中美关系甚至爆发战争的导火索。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南海专家汤森德（Ashley Townshend）说：“当前的美国政府正在逐步成为人们记忆中对华最为强硬的一届……这不是促进大国关系稳定的配方，而是诱发大国冲突的根源。”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特朗普最亲近的顾问班农（Steve Bannon）在2016年3月一电台采访中就曾表示，美国在未来的几年内与中国会因为南海纠纷而发生战争。（在2017年2月2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新政府涉华表态强硬。特朗普的顾问班农去年曾表示，他确信未来五到十年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你对此有何回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答复是：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和一贯的。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坚定维护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中方也致力于同地区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希望有关域外国家能够尊重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确保本地区维护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局面对各方都有利。）

另一派的观察家们认为，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一直抨击中国在南海建设“巨型军事壁垒”，但他具体想怎么做并不清晰。包括蒂勒森和斯派塞在内的特朗普团队并没有在他们的讲话中列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因此放出狠话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据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高级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她曾听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某一成员提及蒂勒森在五小时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失言”，她也曾向路透社表示斯派塞的言论“令人担忧”且透露了更多“令人困惑和自相矛盾的讯息”。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海顿(Bill Hayton)指出，蒂勒森和斯派塞实际上是在间接地表示他们对黄岩岛的顾虑。中国于2012年占领了这个靠近菲律宾的露出水面的珊瑚岛礁。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曾警告美国政界，中国正计划在黄岩岛建立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与西沙和南沙群岛的现有人工岛组成三角战略网络。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曾警告中国，美方将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对这些岛礁并不拥有主权，并且出动了战机和军舰证实这一立场。海顿评论道，“蒂勒森可能只是想延续奥巴马的这一政策——通过禁止建筑工程船靠近黄岩岛来阻止中国一切的填海建岛行为。”

2015年美国菲律宾联合军演：美海军两栖突击战车登陆靠近南沙群岛的某南海岛礁

除了这正反两派意见之外，美国媒体学术界还有更为极端独特的分析，即特朗普有可能利用中美在南海发生的冲突来分散国内对其执政无能的批评，并利用外交危机团结全美国人民，提升自己的支持率。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高级研究员菲什（Isaac Stone Fish）在刊登于《卫报》上的社论中详细讨论了这一可能。根据政治学中的“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在涉及他国的重大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总统国内支持率通常会极速增长。自参选以来，特朗普充分展现了其鼓吹爱国主义情节和利用大众心理来煽动极端情绪的才能。再加上其团队对民众支持率的痴迷（不惜撒谎来夸大其就职典礼的参加人数），以及特朗普上任后创历史新低的民众支持率和全国轰轰烈烈的示威反对，我们不难想见今后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利用与中国在南海一战维护自己的政府的合法性。若真有那么一天，劳民伤财的战争将把特朗普推向民众支持与褒奖的巅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南海对于中国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保卫“祖产”的问题上中国坚决不会让步。蒂勒森对南海采取的强硬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担任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首席执行官期间在该地区的丰富经验，那期间，他的公司曾几次卷入有关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激烈领土争端。应该说，不论是从蒂勒森个人经验或是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能源战略在中美南海博弈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外交家杂志》哈特（Michael Hart）撰文说，为了减小对政局不稳国家的依赖，南海主权声索国开始寻找更靠近本国的油气资源，尤其关注南海离岸地带的能源储备。美国能源信息署(United State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估计，南海洋底蕴藏着110亿桶石油和190万亿立方英尺（约合5.4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比全球最大的一些能源输出国的储备还多。这些数字包括已探明的和可能的储量。如果估算无误，南海就会和中等规模的石油出产国墨西哥处在同一个级别上，天然气储量则将跻身全球十强。中方提议建立一个南海能源联合开发项目，但周边他国由于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和忌惮于中国的经济杠杆并不动心。同时，中国也已经单方面开始勘探南海的能源储备，触发了与沿岸各国的紧张局势。例如2014年5月，在中国将石油钻台“海洋石油981”派到越南宣示主权的本国专属经济区（EEZ）后，越南街道爆发了反华示威游行。简言之，中国为确保其稳定的能源供给，正在南海实行独断专行的“能源外交”。

面对东南亚各国的指控，中方也指责他们在中国领土上抢夺资源。中国的“高度克制”并未换来周边国家同样的态度。迄今为止，南海周边国家已经在南海开了1380口油井，全世界各大石油公司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国强在题为《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调适》文章中指出：“近年来，南海某些声索国无视中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持续加大在南沙海域勘探开发油气资源的力度……显而易见，在南海已经呈现出资源争夺加剧、油气开采加速、第三方介入加重、主权与利益捆绑加强的态势。”同时，国内媒体有夸大南海的油气资源之嫌，“第二波斯湾”、“南海宝藏”等词层出不穷，与国外较为保守的估测有一定差距。

另外，我们在《中美印象》第125期周报中就曾解释过油气能源在中国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在陆上油气管道建成之前，海路运输和其经过的海上交通运输线（SLOC）控制着中国的能源命门。中国南海向来是油气运输的必争之地，进口油气仅通过四个狭窄的交通咽喉——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菲律宾海和龙目海峡。由于中国75%的原油从中东和非洲进口，而这些原油必须通过南海抵达大陆港口，南海的领土争端将可能会引起原油价格的骤增，并使世界经济受到冲击。其次，所有的东亚能源进口国都希望确保南海运输走廊的开放和通行自由。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原油运输和过半的液化天然气运输必须取道中国南海。据美国能源部统计，日本和韩国85%到90%的原油进口和33%的天然气进口都经由南海。至2020年，澳大利亚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其绝大部分的天然气出口也必须经过南海抵达中国、日本和韩国市场。同时，新加坡和印度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炼油中心，也高度依赖畅通的南海运输通道。由此可见，长期以能源安全为核心利益的北京当局绝无可能放弃南海运输要道。

因此，一些分析家认为，鉴于南海对于中国能源安全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挑衅，中方不排除与美国一战的可能性。1月31日，中评社发表题为《2017中国应如何应对南海问题》的社论，其中对黄岩岛的建设评论道，“中国在黄岩岛很可能会采用现代化的工程建设方案，在黄岩岛附近组建现代化的码头和港口……中国将会在黄岩岛充分展示自己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力。中国的超级’浮动码头’将会出现在中国的黄岩岛 。”社论也针对蒂勒森和斯派塞的言论作出回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会用自己的方式让美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中国不仅可以自由地登上自己控制的南海岛屿，而且可以在自己的领海充分行使自己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南华早报》也援引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高级将领的话说，中美在南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当今的国际关系格局瞬息万变，摩擦上升至战争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哪怕是美国的盟友们。在去年7月12日南海仲裁出台后菲律宾政府换届，新总统杜特尔特现已声明他会将仲裁结果搁置一边。太平洋地区美国最紧密的盟友澳大利亚也开始和特朗普的立场保持距离。就连越南，这个曾经强烈抗议中方行为的国家，也在最近放低身段，宣布会依据中国的要求，通过双边沟通解决领土争端。然而，在去年年末南海问题已经降温之后，特朗普上任和其外交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再次使得南海局势扑朔迷离。中美双方剑拔弩张，各自不断放话挑衅，事态将如何发展？中美会因为南海争议而发生武装冲突吗？中美印象将持续为您关注更新。

（注：这是中美印象网根据媒体报道综合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法官“怼”总统    位轻英雄大？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9名的，是来自环球时报、作者丁磊、王辉、高文宇的新闻分析《美国“怼总统”法官被奉为英雄，热衷公益常为弱势群体维权》。全文如下：

“他的存在，让特朗普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由于“紧急叫停”新政府的“禁穆令”，美国华盛顿州联邦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如图)“一怼成名”，被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奉为“国家英雄”。媒体报道说，69岁的罗巴特是小布什总统时期提名的联邦法官，热衷公益事业，积极为底层民众、弱势群体维权，但也做出过极富争议的裁决。

路透社4日说，罗巴特1947年出生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1973年从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律学位。罗巴特早年长期在私营机构供职。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做到该州顶尖律师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

从业期间，罗巴特经常和当地的法律援助组织合作，致力于协助侨居美国的东南亚难民群体。不仅如此，罗巴特还十分关注青少年权益，担任过西雅图市儿童收容机构及相关权益协会的负责人。在好友、同僚看来，罗巴特是一位具有公益事业使命感且“心系社区”的人，这些特质早已融入他的个人生活中：据说罗巴特和妻子成婚后没有生育，收养了6名儿童，这些孩子多为东南亚难民后裔。

“他可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推特上针对罗巴特的不敬言论这两天引发多方谴责，不少美国媒体纷纷为罗巴特“正名”。《今日美国报》说，罗巴特2003年离开回报丰厚的私营机构，接受时任总统小布什的提名，次年正式就任华盛顿州西区地方法院联邦法官。

罗巴特的资历和品行当时备受美国政界推崇，在2004年6月的参议院任职表决中，两党议员的投票结果为99票支持、0票反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莱希批评特朗普的言论说：“这位联邦法官因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受到特朗普的欺凌和蔑视……要知道，这可是一位经共和党总统提名，由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认证的联邦法官。”熟悉罗巴特的人表示，这位法官性情温和、正直，平日十分注重“避嫌”，从不与存在法庭利益冲突的人士往来。

出任联邦法官后，罗巴特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美国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权益，曾引发较大的分歧与争议。2011年，华盛顿州预算削减，直接影响该州的残障群体，相关法令被罗巴特“紧急叫停”。在一场法庭判决中，罗巴特陈词说：“当财务预算不足与民众疾苦的问题同时出现，天平应当向后者倾斜。”

2016年，罗巴特因发表“不当言论”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此前，西雅图市警察局因不当执法行为受到美国司法部调查，并被责令整改，受理相关案件的正是罗巴特。在去年8月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的陈词显然带入个人情绪。他说：“在警员开枪致死的案例中，黑人的比例高达41%，而这一人群在一些城市仅占人口的20%。”他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一言甫毕，法庭上下传出一阵骚动。此外，对于西雅图当地警察工会借警务改革、要求提升警察待遇的做法，他也直言给予抨击：“法庭和西雅图的民众不会被警察涨工资的要求所挟持。”

在美国一些媒体看来，罗巴特的这番言论使他成为美国首位公开支持特定权益组织的在职联邦法官，因为“Black lives matter”刚好是一个黑人权益组织的名称，而且名声不佳。不仅如此，罗巴特的观点也让他和执法部门一度产生对立。有警察权益团体批评说，罗巴特倡导的变革容易令警察群体沦为公众裁决的受害者。

在社交媒体上，民众对罗巴特褒贬不一，虽然不少人将他奉为“英雄”，认为他恪尽职守，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做法会“危害”美国，还有人担忧这位“怼总统”的法官可能会面对麻烦。但罗巴特的好友认为，至少特朗普的言语攻击不会对罗巴特造成影响。因为罗巴特向来认为“接受批评性言论很重要”。

中美经联紧   合作方双赢！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10名的，是来自环球时报、作者李华东的政经国际时评：新经济，中美都应重视的利益交汇点。全文如下：

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超75%反倾销税、对中国出口的大型洗衣机产品收取幅度约为33.12%至52.51%的反倾销税……自特朗普就职以来，美方一系列举动似乎正在点燃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不过近而观之，绝大多数“反倾销”迄今为止都发生在传统产业。在新经济领域，中美合作空间仍然很大。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典型特征就是新旧经济交替。新经济的能量，在中国已经用数据说话了——阿里巴巴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该公司带动平台纳税至少2000亿元，创造超过3000万的就业机会。而据波士顿咨询与阿里研究院日前共同发布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预测，到2035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规模将达近16万亿美元，就业容量将达4.15亿。

3000万、4.15亿——对就业的强力带动，让新经济在中国受到从政府到业界，从研究者到劳动者的广泛关注。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旧经济面临落后产能淘汰、去库存、去杠杆等阵痛，大量就业岗位会消失。而新经济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把传统经济吸纳就业的接力棒很好地握在手中。以滴滴出行为例，在其2016年为全社会创造的1750.9万就业机会中，其中238.4万来自去产能行业。

作为评估企业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就业是很多国家招商引资的关键考量。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很多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急需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的“新动能”。企业家出身的特朗普，对于就业之于企业、之于国家的意义十分清楚，所以才会表示，与马云会谈友好，双方会一起做“伟大的事情”。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合作潜力巨大。特别是在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包括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络约车、无人驾驶等，中美两国都拥有一批龙头企业，它们不断拓宽新经济发展领域，持续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由于市场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中美新经济企业在技术模式、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有所区别，各有所长，合作空间巨大。

与以往美国单方面向中国输出资金、技术不同，当下中美经济合作——尤其在新经济领域，呈现明显的双向流动。中国新经济企业的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引来硅谷的学习与跟进，中国企业在移动支付、手机APP、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开拓，树立了新的研发和经营模板。同时，中国资本亦在美国收购优质科技企业，投资研发。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不断有新经济产生并逐渐成长壮大，替代旧经济。新技术研发，新商业模式扩散，新的需求创造出来，新的产业链形成，新的就业机会大量涌现，新经济承接旧经济的资源并进行新的配置……对今天亟待复苏的全球经济而言，新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这也对各国提出新要求——要摒弃保护主义，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解决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诚如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所说：“中方赞同中美两国政府继续鼓励两国企业加强互利合作，并为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作者是中国国际商会投融资服务委员会副主席)

此外，名列选网上期文章访问量第1名、本期看点第1名的《 田戈：粉碎“四人帮” 汪老功至伟；人格不独立，海归亦耻辱！》，以及本期第2名《中央宣布新一轮省级领导干部调整》，本期第4名的《南海亮剑，举国沸腾！》，本期第8名的《下一代领导人会是谁？》，由于在上期已作学习，这期就不重复介绍了。有兴趣或需求的朋友，可前去阅读，定有新的收获。

附：2月6日---2月12日文章访问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