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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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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柱:民主与宪政的辩证

原标题:———以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为例的言说

作者:高景柱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来源日期:0001年01月01日

本站发布:2010年0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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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宪政总是试图“约束”民主,而民主总是试图摆脱这种“约束”。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张力的根源之一在于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人性观。但是,民主与宪政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亲和性,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消解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使之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是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关键词:权力;民主;宪政;自由

  权力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权力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一是权力的来源和行使问题,二是权力的范围和限度问题。实际上,权力的来源和行使问题就是“民主”问题。就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而言,人类自古以来提出了诸多观点,比如“君权神授”和“人民主权”等学说。权力的范围和限度问题实际上是“宪政”问题。权力的这两个重要维度即民主和宪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对这一问题,在1943年的FlagSalute案中,罗伯特·杰克逊法官曾做过如下经典性的阐释:“权利法案的真正宗旨,就是把某些事项从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中撤出,将其置于多数派和官员们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并将其确立为由法院来适用的法律原则。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信仰和集会自由以及其它基本权利,不可以受制于投票:它们不依赖于任何选举之结果。”[1](P223—224)罗伯特·杰克逊法官的这段经典陈述凸显了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为什么作为民主体现的投票结果不能改变两个世纪之前人们所制定的宪政架构?为什么上一代人有权力约束下一代人?为什么这些“先定约束”(pre-commitment)是合理的?本文认为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宪政总是试图“约束”民主,而民主总是试图摆脱这种“约束”,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张力的根源之一在于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人性观,但民主与宪政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可以互相借鉴,相互吸收,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一、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

  有关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历来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著名政治学者让·布隆代尔曾经分析过人们对民主与宪政之间关系的三种看法:第一,声称民主与宪政互相依赖和密不可分,伊利和霍姆斯就持这种观点。霍姆斯认为民主主义者与宪政主义者应被视为互相支持的力量。第二,包括卢梭、潘恩和杰斐逊等在内的经典作家认为民主与宪政这两个概念完全背道而驰,在他们看来,宪政是死者统治活人的工具。第三,存在一种中间观点,即所谓的“立宪民主”,弗里德里克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一个交叉的领域。[2] (P85—86)在上述诸观点中,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张力的观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观点。在18、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比如卢梭、潘恩、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权力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民主革命解决的仅是权力的来源和行使问题,把权力的来源从以前的君主、贵族或上帝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普选制的实行就是民主革命所带来的成果之一。但是,仅仅关注权力的来源和行使问题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关注权力的限度和范围何在。如果我们不关注权力的范围和限度问题而仅仅主张实现人民主权,那么多数人与少数人一样,仍有滥用权力的可能,甚至有可能更加残暴,最终将会侵害到公民所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公民享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因此一个国家在民主革命结束以后,必须致力于实现民主的制度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即走向宪政之路。缺失宪政的民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缺乏有效的约束,与“多数人的暴政”毫无二致,因此宪政必须对民主进行一定的制约。在立宪主义者看来,如果不对民主进行有效的制约,不对多数的权力加以限制,那么不受限制的民主必将导致民主的自我毁灭,法国大革命的恶劣后果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教训。

  宪政对民主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那些认为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冲突的人看来,这种冲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宪法将一定的问题从公众的审查和监督中排除出去了。基本的制度安排极难加以改变”[3](P383)。实际上公民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不受制于任何政治议程中的投票结果的。法国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认识到:“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都会成为非法权力。公民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公开表达的自由、享有财产及免受一切专横权力侵害的保障。”[4](P84)言下之意,无论政治议程中的投票结果如何,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公民所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剥夺的。宪政的基本功能之一在于限制人民共同体所享有的部分权力,人民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有时是非常冲动和缺乏理智的,将某些议题从公共议程中排除出去,能够尊重人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保护公民的权利并能减少政治争议,节约政治资源。从这个角度看,宪政部分上是反民主的,这也是民主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地方。

  另一方面,一些法治国家所实行的司法审查制度,即为了确保宪法的神圣性和稳定性,国家的最高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对一些由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加以审查,可以以“违宪”的理由将其废止,这也是民主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比如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美国践行“三权分立”模式,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司法机关的初始权力是最小的。因为它既不能像立法机关那样制定法律以及批准行政机关的预算,又不能像行政机关持有那么多的执行权力。如果不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力,那么“三权分立”的模式就很难真正运作,因此后来美国就逐步提高了司法机关的权力,授予其“违宪审查”的权力,以真正实现三种权力之间的分立和制衡。

  但是,民主主义者认为立法机关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法官往往是未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法官不应该对立法机关的决定进行审查并决定法律的废立与否。实际上,“司法审查恰恰是要克服即时民主的某些致命弱点。因为大众及其直接代表有时候也会出现集体非理性的时刻,几乎每个民族都曾犯过此类错误。因而,一些宪政主义者便设计了不只是有成文的根本大法,而且由少数往往并非民选的法律专家来负责进行违宪审查,为的是防止出现即时民主偏离公共理性的根本原则的情况,以此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稳定性,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7](P133—134)可以看出,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宪政是对民主的制约。

  二、个案分析: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

  民主与宪政的概念是高度复杂的,它们与平等、自由等概念一样,属于那种不进行界定就不能有效使用的概念。鉴于宪政与民主概念的高度复杂性,我们不可能抽象地谈论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目光转向18世纪末期的美洲大陆时,就会发现在美国的立宪实践中,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之争为我们理解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正如卡斯·R·森斯坦所言,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在人们有关宪政与民主的关系的讨论中常常会重演。杰斐逊与麦迪逊争论的问题是“先定约束”是否合理?换言之,一代人是否有权约束下一代人?我们是否应该受我们并没有给予同意的法律的限制?在此问题上两人是针锋相对的。杰斐逊在致麦迪逊的信中讨论了“一代人是否有权约束下一代人”的问题,并写道:“地球根据用益权是属于活人的,死人对地球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制定一部永久性的宪法甚或一条永久性的法律。地球永远属于活着的一代人;……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6](P460—464)(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根据自然法则,人是自主的,一代人独立于另一代人,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可以制定一部永久性的法律。制宪者所制定的法律对后代没有任何约束力,因此每一部宪法,每一条法律,过若干年后(杰斐逊规定的时间是34年)就会自然期满失效,这也要求人们定期召开制宪会议制定法律,每一代人都有权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促进自己幸福的政府形式,每一代人都应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及创造性的精神。关于公共债务问题,杰斐逊认为正如先辈制定的法律对后代没有约束力一样,上一代人所欠下的债务对下一代人也没有约束力。

  麦迪逊对“先定约束”的确当性进行了辩护。在麦迪逊心目中,宪法并不是一种重负,美国宪法是政府借以管制社会并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障碍,制宪者制定宪法的目的是弥补国家由于缺乏法律所造成的损害。虽然麦迪逊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但是他并不赞成频繁地召开制宪会议,原因在于一是频繁地召开制宪会议会形成法律真空,会激起部分人的野心;二是会导致法律丧失稳定性与连续性,“由于每次求助于人民,就意味着政府具有某些缺点,经常求助于人民,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失去时间所给予每件事物的尊重,没有那种尊重,也许最英名、最自由的政府也不会具有必要的稳定”[7] (P257—258)。关于公共债务问题,麦迪逊认为如果上一代人所借的债务使下一代人受益,那么下一代人就应该偿还该债务,比如为了保卫国家而进行对外战争所借的债务,就没有必要征得后代的同意。

  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是民主主义者与立宪主义者之间的一场争论。杰斐逊主要承袭了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主张给予人民更大的自主性;麦迪逊主要承袭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宪政主义传统,主张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并尊崇法律的至上性。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显现了民主与宪政之间的紧张关系,立宪主义者想张扬一种“消极权力”,试图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约束人民大众的手脚,尤其是立法机关的行为,如果不对大众的行为加以规约,人民必将沦为“激情的奴隶”。民主主义者力图张扬一种“积极权力”,总是试图摆脱这些规则的先定约束而去自由地修改和制订宪法。实际上,包括“先定约束”在内的各种法律是人类传统的一部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能完全抛弃的。法国大革命证明了人类一旦完全摆脱法律和传统等一切社会约束之后,人性将不知要堕落成什么样子,那时人性的最阴暗的一面将失去羁绊而显现无疑,留在人身上的就只有最原始的兽性了。

  三、民主与宪政之间所存张力的根源

  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凸显了民主与宪政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张力的根源何在呢?在让·布隆代尔看来,“民主与宪政区别在于彼此的最显著原因,或许根源于立宪主义者对人类天性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与民主政治拥护者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这种对照在过去尤其明显,至今仍然是构成民主与宪政差异的一个主要根源。”[2](P88)言下之意,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张力的根源之一在于不同的人性观。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远古还是现代,对人性的看法除了孔子的“性无善无恶”的观点之外,大体还有两种,一是性善论,另一种是性恶论。在立宪主义者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人性本身能够为善。正如《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正是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我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政府才是必须的。即使政府是邪恶的,那么它也是必要的邪恶,它也好于无政府状态。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和贡斯当都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看法,才分别提出了“三权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思想。在美国的立宪实践中,美国的制宪者们基于对人性的悲观主义看法设计了一套限制权力的工具,一方面要控制大众,由于人性是邪恶的,那么由“个人”所组成的“人民”这一共同体也不是至善至美的,必定也是邪恶的,因此必须控制大众,否则将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对此美国制宪者们设计的制度实行两院制,由以地区为基础的参议院去规约以选民为基础的众议院,同时实行总统和参议院的非直接选举制,提高总统和参议院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实行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由于领导者不是一个完美的化身,他们总是易于滥用手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他们的权力进行制约,比如以立法权去节制行政权等。

  与立宪主义者对人性的悲观主义看法相反,民主主义者往往对人性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这种观点在我们的汉语世界尤为普遍。我们总是呼唤“清官”这样一种高尚的道德典范的出现,总是渴望能出现一些厚道的政治家,总是寄希望于政治家能主动地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我们很少去主动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转型时期我国腐败现象的层出不穷,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检讨呼唤道德典范这种幼稚的想法。

  民主主义者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看法,总是试图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以至实现直接民主,而没有想到去限制人民的权力。民主主义者还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反对“先定约束”,也就是杰斐逊所说的死人没有约束活人的权力。实际上,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亲自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把这种绝对的全体委托给少数人,这就像在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公会统治后期,罗伯斯庇尔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去行使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结果可想而知。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说“我是人民本身”,以他为代表的雅各宾派领袖公开宣称人民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然人民总被认为是所有政治与道德美德的化身,作为人民的领袖更是道德美德的化身,那么对这种道德典范的权力进行限制就更是不可能的了。比如在苏姗·邓恩看来,雅各宾派领袖说他们对人民的感情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实性,使得他们可以践踏任何约束他们的法律。[8](P147)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人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可能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立宪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对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有不同的看法,故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是持续存在的,很难进行化解。

  四、寻求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平衡

  由上可见,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宪政总是试图“约束”民主,民主总是试图摆脱这种“约束”,民主与宪政之间的这种张力是不可调和的吗?也就是说民主与宪政是根本对立的吗?

  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对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民主主义者与立宪主义者开始相互影响,以达到维护公民权利、创造更加良善的生活的目的。人们逐渐认识到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即宪政与民主并不是根本对立的,民主需要宪政,宪政亦需要民主,民主与宪政之间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一方面,民主的正常运转需要宪政为它提供“规则”,在宪政缺失的情况下建立民主政治是难以想象的,束缚人民手脚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人民的手脚,宪政对民主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民主革命结束之后,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进行宪政建设的原因之所在。当今我们国家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另一方面,宪政需要民主为它提供合法性支持,没有民主,宪政便失去了它至少在当代社会中合法存在的一个主要理由[2](P101),缺失民主的宪政是脆弱的。这从英国的政治运作中可以看出,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法治下的自由,实行了宪政,从此以后英国开始实行民主革命,到19世纪中期,英国大部分公民都享有选举权。

  总之,民主与宪政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消解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使之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是自由主义者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须。

  作者简介:高景柱(1980—),男,安徽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参考文献:

  [1]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A]. (美)埃尔斯特等.宪政与民主[C].潘勤,谢鹏程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7.

  [2]让·布隆代尔.民主与宪政[A]. (日)猪口孝等.变动中的民主[C].林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3]卡斯·R·森斯坦.宪法与民主:跋[A]. (美)埃尔斯特等.宪政与民主[C].北京:三联书店, 1997.

  [4]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5]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6] (美)杰斐逊选集[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8] (美)苏珊·邓恩.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M].杨小刚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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