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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共同富裕

作者:passe01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年03月25日

本站发布:2012年03月25日

点击率:1288次


  “共同富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奋斗的政治目标,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已经奋斗了一百六十多年,可是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中国人民还在努力奋斗着,据说只有到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后才能实现,年轻人可以翘首以盼,年老人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愿能够如期实现。近来在选网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又多了起来,看后在有所得的同时,也感到有话要说,写在下面。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何谓“共同富裕”?

  辞书中没有“富裕”这个条目,只有对“富裕县”的解释。根据对“富”和“裕”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是指生活宽裕、丰厚、富饶、宽绰,与“贫穷”相对应,是“贫穷”的反义词。“共同富裕”当然就是指全体国人都能过上宽裕、丰厚、富饶、宽绰的生活了,都能摆脱“贫穷”了。十三亿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有人写文章说,只有到了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在此以前只是走在奔向“共同富裕”的路上,并且认为“存在贫富差距”不等于“两极分化”。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些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以前,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是否需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如果既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又不能达到“共同富裕”,那岂不是又要回到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存在贫富差距”与防止“两极分化”又是什么关系?这个分寸怎么掌握?

  自从总设计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首次提出我国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到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以后,建成小康社会成了又一个奋斗目标。《现代经济辞典》把小康社会解释为“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社会发展状况。后来,人们一般把经济较为富裕、可以安然度日的家庭称为小康之家”。没有达到温饱为贫穷,在温饱与富裕之间为小康。能否把“小康”称为“低水平的富裕”?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确认:到二十世纪末,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并确定要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建设全面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是一种平均数,说明还没有完全达到小康水平,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民没有摆脱贫困,总设计师提出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至于到2020年能否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有八年的时间,人们正拭目以待。到2020年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以后,才能进一步向本世纪中期“共同富裕”迈进。

  “富裕”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经济学上很难量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富裕的追求也不一样。“共同富裕”不但不等于“同步富裕”,而且也不等于“同等富裕”,“同等富裕”仍然属于平均主义,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当我们把“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时,切不可把它视为“同等富裕”,不然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应该汲取。既要共同富裕,又不能同等富裕,这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别,而非贫穷与富裕的差别,更不是逆向两极分化。这样的社会当然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

  马克思是如何“设想”实现“共同富裕”的?这是我们应该考察的第二个问题。

  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只有“消灭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分配,始而实行按劳分配,继而实行按需分配,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两大对立,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革命导师为此奋斗了一生,但却没有能够实现。

  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怎样才能实现呢?在《资本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极其秘密”这一节中,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仍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其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这是马克思对未来取代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新社会最初的“设想”。

  八年后的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的新社会又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认为未来的新社会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1)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化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过渡时期;(2)革命转变时期过后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里产生出来的形态”“因此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此时,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同以前存在着商品、市场、货币不同的是:“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这就是说,在废除了商品、市场、货币以后的新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是根据社会的需要,按照统一的计划被安排到劳动岗位上去的,因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必要劳动”,“劳动时间”也就成了衡量每个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唯一尺度。也就是说,劳动只有数量上的差别,不再有质量上的差别。但是,每一个正常的健康人,在劳动时间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不会有多大差别。这就决定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必然是平均分配。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财产性收入)他人的丑恶现象确实被消灭了,但平均分配却会盛行起来。这绝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断,而是已经由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实践所证实。平均主义的分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吗?如果调动不了,虽然劳动者的收入“共同”了,但却实现不了“富裕”;(3)“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体力劳动能够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各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两个“之后”,一个“充分涌流”,这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但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能够实现吗?那岂不是社会再也不能前进、只能原地踏步了吗?可是也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按需分配”才行得通,不然的话,如果新产品不断被研制出来,刚一投入生产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按需分配”就是一句空话。以此观来,共产主义或者是根本无法实现,或者是一个停滞的社会。

  苏式社会主义又是如何实践的呢?这是需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

  仿照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新纪元”不但没有能够实现国民的“共同富裕”,反而陷入了普遍贫穷,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甚至发生了人食人的悲惨现象。

  苏式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革命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世界范围内,至少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而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贫穷落后国家发生,这就决定了向更高级社会过渡缺乏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原苏式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的都是存在着商品、市场、货币的社会,不用说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是可盼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就是它的第一阶段同马克思所“设想”的也相差甚远。这种仿照马克思的“设想”建设起来的社会,是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超出人类文明发展常规的异类。这种社会对内对外都崇拜暴力,置人民生活需求于不顾,把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发展高精尖武器。强制劳动虽然在短期内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维持不了长久。结果形成短缺经济,造成人民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根本谈不上“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

  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后,总设计师反复强调要“允许”、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确实是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大的转变。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一部分人确实富起来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纷纷涌现。与此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这种现象的发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不满,群体事件越演越烈,上访人数有增无减。面对这种形势,总设计师又进一步提醒全党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出问题,提出要把分配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来考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目前国家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绝不能只是在分配上找原因和采取措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仿照苏联建立起来的,基本的经济制度属于苏式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成功,实现不了“共同富裕”。因为正是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才发生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三年大饥荒以及十年大动乱。可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仍然认为“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正是由于苏式社会主义思想还在统治着一些人的头脑,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头脑,所以改革开放对旧路径的依赖还很严重,新体制中旧的残余远还没有彻底消除。“允许”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恩赐观点,表明是掌权者在掌握着人们的命运,——只有掌权者“允许”和“让”你富,你才能富,否则你就富不起来,过去“不允许”“不让”一部分人先富,现在“允许”“让”了,这是对一部分人的恩典,应该感谢青天大老爷。其实,一部分地区和人能否富裕起来,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个人的素质。个人的素质高,既有较高的才能,又能抓住机遇,就能富裕起来;二是政府能否给每个国民提供平等的机会。包括平等的受教育、平等的社会保障、平等的获取资源,等等,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每个公民的聪明才智就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财富就会大量创造出来,弱势群体就会得到救助,共同富裕就会实现;不然的话,即便生产发展了,经济繁荣了,也会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共同富裕也实现不了。

  总在分配上兜圈子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产生消费资料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这是一百三十七年前马克思对“庸俗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当前的情况。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美好前途的诱导下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下,全部生产资料变成了国家财产和准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用马克思的话说叫做“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而“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再加上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种状况就显得更加明显。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同国民没有直接经济联系;宪法明文规定的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村民仍然没有处置权。这就说明,除少数个体和民营经济外,“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出现上面那些不如意的情况就是很自然的了。

  要改变目前的状况,一方面要给个体和民营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要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造,使国民对其具有直接的和真实的所有权,要制定法律落实村民对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的全部权能,使他们有权进行处置。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不良状况,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如果不是这样,仍然“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就必然误入“庸俗社会主义”的邪路,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实现。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改革,决不能再用老观念,说什么国有经济要占主体地位,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都是站不住脚的歪理。因为凡是中国人所从事的经济,不管是个体的、私营的,还是国有的、集体的,也不管是在国境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都属于国民经济,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分为三六九等。即便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军工产业,也不一定非要归国家直接所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归私人所有,由国家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政策,并不会影响国家安全。那么多发达国家没有像我国这样强调公有制的必要性优越性,不是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嘛!那里的人民并没有起来反抗。我国又有什么特殊情况非要与他们不同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扩大开放推动和指导改革,应该成为一个指导方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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