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
  • 百度
  • Google

法学理论

首页 > 法律法规 > 法学理论

人道主义干涉引发的现实困境与国际法规制

原标题:从“南联盟诉北约国家案”说起

作者:慕亚平/向凌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来源日期:2005年11月11日

本站发布:2005年11月11日

点击率:2496次


  冷战结束以后,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的干涉重新抬头,引起了世界范围内许多国际法、国际关系学者和国际政治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人道主义干涉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现代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他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中论述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时提出,“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致于没有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行使那被(天然地)赋予的权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与格老秀斯时代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各国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价值取向的考量,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来看,围绕着人道主义的干涉不仅具有概念和原则上的纷争,而且具有运用于国际实践处理具体国家事务所带来的种种混乱和麻烦。于是,本文试图通过对“南联盟诉北约国家案”所引发的问题的分析,推导出建立惩治违反人道主义行为的国际法规制的呼吁。 

  一、“南联盟诉北约国家案”所引发的思考 

  1999年3月24日,北约国家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人道主义为由,发起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的空中打击行动。1999年4月29日,南联盟在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对十个北约国家分别提起了诉讼,即“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Legality of Use of Force)。而且就在同一天,南联盟向国际法院提交了分别以上述十国为被告的请求书,请求法院发布临时措施,要求每个实施空中打击的国家“立即停止使用武力的行动,并禁止任何针对南联盟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动” 。1999年5月10日-5月12日,国际法院对临时措施问题开庭,所有当事方都进行了口头程序。 

  代表南联盟进行辩论的是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伊恩·布朗利教授,他在陈述对南联盟使用武力的问题时指出:(1)对南联盟领土的攻击包含了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2)这次攻击不能因单独或集体自卫而正当化,况且它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3)被告国提出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不具有法律上的依据。(4)在任何情况下,空中打击的非法形式以人道主义干涉为依据都是无效的,被告国采取的手段,特别与其宣称的目的不相称。 可见,布朗利教授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态度是:(1)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在法律上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2)北约国家的行动不足以被证明是为人道主义目的而进行的干涉。他最后得出结论:“并没有证据表明有关使用武力的强行性原则已被其他的强行法原则所取代。” 然而,面对南联盟的指控。北约国家并没有从法律层面上做出正面回答。他们认为,南联盟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暴行所导致的难民潮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人道主义干涉是必要的。例如,葡萄牙认为“北约的干涉……与在科索沃发生的暴行是分不开的。”“这种干涉是有目标的,首先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不对它进行阻挠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科索沃无助的人民的更大的伤害……” 意大利为北约的行动辩解道:“北约军事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科索沃的阿族人是南联盟安全部队和特别警察进行的灭种行为的受害者。” 总之,除比利时代表明确提到北约的行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外,其它北约国家几乎都只是强调了行动的必要性和道义性,而避免谈及行动的合法性问题。 

  从“南联盟诉北约国家”案双方的主张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南联盟与北约国家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前者认为,北约对南联盟的行动在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找不到依据,因此是不合法的;而后者却认为,一旦一国国内所发生的大规模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足以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便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那么,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是“法律”还是“正义”?抑或这种干涉在目前根本就已处于合法与合理、甚至更多重的困境之中呢? 

  二、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困境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困境 

  1、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已经构成了国际习惯法? 

  近年来,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观点主要来自芳蒂尼(L. Fonteyne)于1974年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这篇文章中写道:“虽然对于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诉诸人道主义干涉,以及人道主义干涉应该采取哪种手段,存在明显分歧,但是,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本身已被广泛地接受为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 根据国际法,国际习惯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各国重复的类似行为,或称为客观要素;二是被各国承认具有法律拘束力,或称主观要素,即“法律确信”。结合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人道主义干涉目前显然尚未形成国际习惯,理由主要是:首先,人道主义干涉并未形成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反复”、“持续”和“前后一致”的实践。其次,人道主义干涉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便不仅遭到被干涉国的坚决反对,而且遭到国际社会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抨击和反对,更不要说这种做法已经被一致认为是符合现代国际法的了。再次,从国际习惯的证据方面来看,在国家之间的条约、宣言、判决、行政命令中,均无法找到支持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规则证据。 就连芳蒂尼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并不是特别多” 。主张人道主义干涉的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从未成为完全确定的实在国际法的一部分。”  

  2、从国际条约中能否找到人道主义干涉的证据? 

  认为人道主义干涉不合法的国际法学者大多引用《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1款(国家主权原则)、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第7款(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宪章第42条 、第51条 、第52条第一款 中关于在特定条件下允许使用武力的例外规定,来论证人道主义干涉的非法性。他们认为,人权及其国际保护,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事项,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及其国际保护,不能违背或破坏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才是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任何国家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严重违反,本身就构成了对国际人权保护的严重违反。另外,“人道主义干涉”允许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目标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必将削弱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为西方大国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打开方了便之门。 

  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们则认为“严格的不干涉主义政策与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履行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们认为,如果从整体上对联合国宪章进行考量,就不难发现,联合国宪章最主要的两个目标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和保护人权。 宪章第2条第4款的规定就与上述两个基本目标有关,禁止“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这些学者还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在联合国宪章中的有效性,认为人道主义干涉与《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的规定并不矛盾,因为它并没有影响到“目标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当联合国安理会因为潜在的否决权问题而无法采取有效的执行行动时,通过国家集团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例如在科索沃)就可以被认为是严肃的,因为这种行动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 当我们回顾一下宪章的实质内容,上述主张似乎更具有法律上的说服力。 因为宪章被人们普遍认为创设了一种最低标准的世界秩序体系, 宪章中的多个条款都对人权的保护给予了同等的强调。《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3款更是通过宗旨的形式强调了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必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可见,这些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们认为人道主义干涉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并不冲突,它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 ,将受到迫害的人民从灾难中解脱出来。当一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项而该国政府又无力对其进行有效控制时,这些事项就不再构成一国内政,不干涉内政原则就不再成为保护人权的障碍,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就可以对该国进行干涉,即使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另外,他们还辩称,根据“法无明文禁止则不违法”的法理,宪章并没有明确宣布人道主义干涉行为为非法,因此宪章第2条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就不能构成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绝对排除。 

  笔者认为,国家主权原则依然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 。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根本保障。宪章中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人道主义干涉,但也不能据此推定这种行为就合法,因为宪章第41条、42条、51条、53条已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情形,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或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区域组织或已遭到武力攻击的国家才行使这种例外权力。西方学者对宪章的扩大解释恰恰道出了人道主义干涉没有法律依据的实情。至于说到人道干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基本人权,我们也不应仅看到目的的高尚性而忽视手段的非法性,应该将这种干涉行动放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框架中去,使其只有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谨防滥用。 

  (二)人道主义干涉的道德困境 

  首先,从理论上看,鉴于合法性基础的缺乏,当今主张人道主义干涉的国家,常常将自己行动的正当性建立在“正义战争论”的基础上,用维护正义、人权、国际公正等虚无缥缈的价值理念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正义战争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关天战争理由合法性问题的一种理论,主张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并不认为只有正义的战争才是社会所允许的。然而,究竟什么是正义,什么才构成战争的正当理由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不同的统治者或宗教势力解释为不同的内容。例如,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就认为:“正义战争通常是指那些对所受损害进行报复的战争,它们发生在这样一些情形下:这种战争所反对的国家或城邦不惩罚自己公民所犯下的不法行为,或者不归还自己不正当地获取的财物。而且,上帝谕示的战争无疑是正义的。” 中世纪的正义战争概念又被赋予宗教色彩,认为反对非基督教国家的宗教战争是正义的。可见,正义战争论从未真正成为实在国际法的一部分,它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然法理论,或者只是一种主观的道德标准,“战争可能被双方都认为是正义的” ,对它进行滥用只会给人类造成无尽的苦难。一战以后,一系列重大国际公约都明确规定了限制或禁止战争和使用武力,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更是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领土之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一条又被称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可见,当代正义战争论的本质是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一般国际法的合法性, 它与受道德神学和自然法概念影响的古典正义战争论是截然不同的。西方那些人道主义干涉的鼓吹者们试图将古典正义战争论中那些不确定的、主观的价值标准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包含着西方世界文化扩张和主导人类全球化进程的政治本质。 

  其次,从实际结果来看,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证明,人道主义干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北约发动战争的理由是科索沃地区发生人道主义灾难,但大量的难民潮却恰恰是出现在北约空袭之后;此外,北约的空袭还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损失。而且,这种滥用武力的行动所造成的最大恶果还在于它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破坏:它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打破了数百年来形成的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石的国际法体系;它无视联合国的作用,使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国家人民共同努力所建立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形同虚设。正如现实主义学者亨利·基辛格(Herry Kissinger)所说:“以人道主义或民主为名的干涉所带来的问题似乎比它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更多。” “任何对武力的使用,无论它的初衷是多么高尚,都可能引起潜在的混乱” ,“任何试图在人权问题上强加一致同意的企图都可能破坏国际社会现存的脆弱秩序。 而这种建立在对差异性的相互容忍基础之上的秩序,才是个人幸福的最好保障。 ” 

  (三)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困境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来看,这种干涉行动除了倍受法律和道德的争议以外,在政治上也是举步维艰,困境重重。一方面,从干涉国的国内情况来看,公众由于受到主流媒体对人道主义灾难报道的影响,往往会对政府形成压力,迫使政府做出干涉的行动。而实际上,出于对潜在危险的担忧,政治家们常常对出兵进行干涉是十分犹豫的。 此外,以美国为例,1999年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研究计划所做出的一份报告表明:(在干涉问题上)政治精英与美国大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政治精英们常常认为美国公众想从世界分离出来,而且认为他们对联合国在维和问题上的努力也持消极态度。但是,调查数据却表明,在美国公众心目中,联合国的存在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他们也愿意看到对该组织(包括军事方面)力量的加强。 另一方面,从国际层面看,现行联合国安理会体制隐含的种种弊端也间接的起到了助长人道主义干涉的作用。而在这些弊端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安理会的表决权制度。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7条第3款的规定:“安理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非程序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常任理事国同意票表决之。”冷战以后,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原因,使得各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军事行动(尤其是对巴尔干地区)的态度十分不一致。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北约之所以绕开联合国的授权采取单边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他们的行动得不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而被搁浅,而且一旦北约的军事行动计划事先已经被某些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那么便意味着他们计划中的军事行动将在政治上更加站不住脚。 而接下来的一系列事实也表明,北约国家的这种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北约的空袭行动开始不久,俄罗斯驻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就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声称北约的行动不合法并要求其立即停止行动的议案。 这项议案后来得到了三个国家的支持,这其中就包括了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所以,北约在行动之前试图在安理会寻求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绕开联合国,铤而走险便成了它避免政治上尴尬的唯一选择。此外,随着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出现,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美国成了这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加之美国在小布什上台后极力奉行“单边主义”、“孤立政策”,它的霸权主义态度和动辄就将联合国抛之一侧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满,加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也使得通过联合国组织集体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愈加困难。 

  综上所述,要想使当前的人道主义干涉走出重重困境,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适当改革和某些大国政治姿态的调整缺一不可。在21世纪人类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和平、安全和发展的世界,而只有充分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价值取向的人民的选择,给它们创造一个具有更多发展空间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实现长久和平和发展梦想才有望实现。 

  三、建立惩治违反人道主义行为的国际法规制 

  (一)对违反人道主义行为进行国际法规制的理论基础 

  面对重重困境,人道主义干涉的出路究竟何在?完全否定它,那么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所倡导的“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精神的实现在某些情形下难以得到保障;完全肯定它,历史的教训又告诉我们,在缺乏明确法律规制的状态下,滥用权利将会变得轻而易举。基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现状,许多国际法学者都从学理上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试图寻找一条走出困境的最好出路。已故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法学者里查德·里尔里克(Richard Lillich)就认为:“主权不是绝对的,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达到了震撼人类良知的地步,干涉就变成合法的了。” 他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的五项标准,只要一个国家、国家集团或区域性组织在干涉前认真考虑了以下五项标准,那么即使没有联合国的授权,这种干涉行动也是与联合国宪章不相违背的:(1)该违反人权的行为存在紧迫性;(2)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3)有(被干涉国)适当授权的邀请;(4)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程度;(5)采取强制措施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相对公正性。 丹佛大学教授威德·兰达(Ved Nanda)在谈到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有效性时也提出了类似的标准:(1)有明确限定的目的;(2)(被干涉国)存在侵害人权的行为;(3)限制强制行动的持续时间;(4)限制强制性手段的使用;(5)(强制行动以外)缺乏其它救济手段。 至今为止,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最为认可的标准是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约翰·N·摩尔(John Norton Moore)于1974年提出的8项标准:(1)存在种族灭绝的现实危险或存在违反国际法的大规模的剥夺生命的专治统治;(2)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基本人权,已用尽外交或其它和平手段;(3)无法获得国际机构或联合国的有效行动;(4)适当地使用武力,而不至于对已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权造成更大的损害且不得超过(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基本人权所必需采用的)武力的最低限度;(5)为了保护人权的需要,对(被干涉国)权力机构施加最低限度的影响;(6)为了保护人权的需要,最低限度的干预(被干涉国的)自决权;(7)为了与行动的目标相一致,干涉行动一旦完成保护人权的任务应迅速撤离;(8)及时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且符合联合国适用于该地区的命令。 2004年在安理会秘书长安南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广泛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名人组成的高级别小组,专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目前所面临的威胁进行评估,并对联合国改革提出建议。该小组在其起草的《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第三部分——集体安全与使用武力的最后指出:安理会在考虑使用武力时至少应考虑以下五个正当性标准:(1)威胁的严重性;(2)正当的理由;(3)万不得已的办法;(4)相称的手段;(5)权衡后果。 从以上诸多学者和《报告》所提出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时,有几点标准是被一致认为应予以考虑的,它们是:(1)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实;(2)已用尽武力以外的其他救济手段;(3)手段的相称性。笔者认为,在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规制问题上,应更多的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就像《报告》中所说的:“当务之急不是寻找其他办法来取代作为授权机构的安全理事会,而是要使安理会比现在更加有效。” 因此,应该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或签订新的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为非法行为,将惩治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严格限制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框架中,规定任何绕开安理会所进行的干涉行动都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且在安理会或经安理会授权的区域机关进行干涉行动时,应具体考虑以下标准:(1)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预防冲突上;(2)有初步证据证明的确存在大规模侵害人权的事实;(3)安理会判断这种事实是否已经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4)某个国家的政府已经表明它不愿意或不能够处理发生在国内的人道主义灾难;(5)用尽武力以外的其他救济手段;(6)手段的相称性,不应对被干涉国的人民造成比干涉之前更大的痛苦;(7)目的的明确性,即人道主义干涉的行动应以维护人权为唯一目的,而不应对被干涉过的国家主权或领土完整造成损害;(8)一旦被干涉国的人权状况恢复正常,行动应立即终止。 

  (二)对违反人道主义行为进行国际法规制的现实目标 

  纵观上述诸多对惩治反人道主义罪行进行国际法规制的学理建议,不禁让我们对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充满了美好的期待,然而宏观上的学理建议固然值得参考,令人憧憬,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日趋多元化的世界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要想建立一套真正能够规制人道主义干涉同时又令各国利益都得到平衡的集体安全体制仍然面临诸多挑战:(1)现有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政治基础不稳定,使集体安全体制赖以存在的“大国一致”原则难以实现。“大国一致”原则的产生是以二战为背景,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被设想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建立和有效运作的基础,而这一原则又集中体现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上,即凡是涉及集体安全的非程序性问题,必须经过九个理事国,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正是因为否决权的存在,使得安理会在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国际安全问题时,常常因某些常任理事国的阻挠,无法有效运作,迅速做出处理决定。(2)对行使集体强制行动的前提条件缺乏权威性的统一解释。同任何国际条约一样,联合国宪章也有一个解释问题,而宪章本身并未就此做出规定,也未确定一个权威的解释机关。因此,各国总是从自己的立场、政策和利益出发,对宪章有关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含义、侵略行为的法律含义以及行使自卫权的条件等一系列涉及集体安全措施的有关问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从而为一些非法使用武力的国家在联合国宪章中寻找所谓的合法性根据留下口实,严重影响了集体安全措施的实施。(3)联合国宪章第43条长期搁浅,使集体安全集体强制军事行动所需军队无从建立。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最为强硬有力的措施是依靠宪章第42条而采取的强制军事行动,而要实施这一军事行动,就必须依赖第43条组建联合国部队。因此,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军队的组成、程序、指挥以及便利和协助的提供的规定,构成了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宪章第43条长期以来形同虚设,使得作为保障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最为有力的工具的联合国部队一直付诸阙如,而这一后果又进一步影响到宪章第42 条的实施,使得联合国安理会维持和平和恢复和平的集体武力强制行动只能是纸上谈兵,从而严重影响了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实际能力和作用。  

  (三)对违反人道主义行为进行国际法规制的前景展望 

  从冷战结束以后的一系列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来看 ,尽管人道主义干涉行动毁誉参半,备受争议,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和作用也几经考验,甚至受到一些国家的怀疑,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单边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和个别安全体制不可能为人类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只有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下的强制行动,才能够真正站在客观、公正和各国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处理人道主义危机,维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当然,要想将惩治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真正纳入到国际法的规制之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它所涉及到的是联合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集体安全体制的改进和完善,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更有赖于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利益的权衡和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融合等等问题。从目前来说,针对上述集体安全体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笔者认为应该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决:(1)在不可能取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今天,尽可能地实现大国在履行宪章所授予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主要责任上的一致;(2)在进一步巩固集体安全体制政治基础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有关集体安全体制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要统一对相关概念和法律条文的解释;(3)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3条加紧建立强制军事行动所需的军队,使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更加具有执行力。 

  总而言之,正如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在第55届联大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年度报告时强调,必须维护和加强安理会对维和行动的责任和政治领导,《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中立、当事方同意、非自卫不使用武力等维和传统原则应该继续得到遵守。他特别强调,联合国应当为制止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防止大批无辜平民惨遭杀戮的悲剧的发生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要确保任何干涉行动必须经过安理会的授权,但它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国际干涉行动的复杂性和干涉失当的危险性。大国和国家集团应当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利用人道主义干涉干涉其内政或引发新的冲突。 从现阶段来看,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所要做的就是警惕西方国家“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坚决抵制那些名为人道主义干涉,实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积极倡导和推动惩治反人道主义行为纳入到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下,在对严惩和阻止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进行国际法规制上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相关阅读:

评论:

关闭窗口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