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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当前欧美的“第三条道路”实践

作者:金灿荣

来源:梁晶工作室

来源日期:2006年09月07日

本站发布:2006年09月07日

点击率:1445次


     1998年西方政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思潮的流行。西方主要国家的左翼政党通过实现自我转型,通过提出超越传统左右意识形态之争的和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的中间路线主张,在各自国内的选举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大选中获胜,施罗德出任总理;10月,意大利政府重组,由意共改名的左翼民主党总书记达莱马当选为新总理;11月,美国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意外获胜。到这一年年底,除了美国由民主党执政之外,欧盟15国中有13国是左翼执政,或左翼联合其他政党执政。由于英国工党领袖、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自称其中间路线主张为“第三条道路”,并在国际上大力提倡,而其他西方左翼政党的取向大致相同,因此,许多西方媒体开始把由欧美各国左翼政党不约而同倡导的中间化政策诉求统称为“第三条道路”。
    
     目前,“第三条道路”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实践,其理论建构落后于其实际操作。不过,当前西方的“第三条道路”思潮决不是政治上常见的折中主义,而是有一定理论支撑的系统政策思想。在阐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基础方面,最有影响的无疑就是《第三条道路》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吉登斯。他是著名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院长,当代西方影响颇广的社会思想家,常常被看作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在促进英国工常变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关注当前欧美“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人们来说,要想全面把握它,就需要既了解其实践,又阅读其理论解说。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和现象在本世纪西方曾多次出现过。这一提法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党理论家伯恩斯坦那里,当时他是用这种术语来显示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本世纪初苏联成立之后,出现了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西方称之为“共产主义”)之间的理论主张或模式选择。在西方,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党人持有此论;而在东方,主要是早期的改革者采用这个术语。1951年恢复的“社会党国际”在多种文件中使用了“第三条道路”一词。70年代捷克改革派经济学家奥塔·希克和前南领导人铁托等人,也用这种方法来表示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欧美社会正在实践中的“第三条道路”与历史上的“前辈们”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此前的“第三条道路”是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根本对立的西方和东方两个制度体系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当下的“第三条道路”绝对是西方内部的事情。按照我们的教科书的归类,新的“第三条道路”是指传统资本主义和改良资本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而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它应该是指介于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之间的某种政策要求。
    
     正在实践中的西方“第三条道路”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它的支持者并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批评者也否认其可行性。按照去年11月份《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说法,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民主党自由主义,也不是共和党保守主义,既不左也不右,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它什么也不是,但是确实存在。其实,在现实政治中,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选举中左翼政党提出的选举纲领,其特点是淡化党派色彩,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以便争取占绝对数量的中产阶级选民;二是在执政后左翼政党的政策,其特点是注重政策的可行性而不顾及其意识形态依据,妥协性的倾向明显。

     一般说来,走“第三条道路”的西方左翼政党都具有以下政策共识:在国家的作用问题上,它们都反对传统左派的强调国家控制的思想,反对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要求平衡政府预算以约束政府干预,改革福利制度,促使人们走向工作而不是依赖福利,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拒绝“把穷人推向大街不管”的市场派,强调保持政府部门的有效性。布莱尔说:“大多数自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在分配问题上,传统左派推崇福利国家思想,注重社会下层的经济安全保障和再分配,而把财富的创造看作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而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市场派则总是把个人自由,把市场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党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时代,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市场竞争具有十分紧迫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放弃公平原则。在解决平等原则和个人自由、市场竞争的冲突时,关键不在于用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来寻求结果平等,而是要在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取决于教育水平的时代,通过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提高社会弱势集团适应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能力,从而实现“可能性的再分配”,也就是机会平等。在其他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政党都强调个人责任,家庭稳定,打击犯罪,严格限制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加强环境保护,强调环保与发展的协调也是这些政党的一种共识。
    
     显然,实用主义的态度是“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一大特点,意识形态的束缚被抛弃了,唯一的原则是现实可行性。不过,更重要的特点是“第三条道路”政党与传统左派的距离实际上比其与保守派的距离还要大。克林顿被美国舆论指认为是100年来最保守的民主党。在社会性民主主义思想强烈得多的欧洲,没有一个左派政府反对私有化,法国左翼政府在推动私有化进程方面比右翼还要大胆。另外,没有一个左派政府试图回到福利国家的老路上去。所以,有人把今天的左翼政党视为传统左派的“叛逆继承者”。在笔者看来,实践中的“第三条道路”总的来说在西方的政治光谱中排在中间偏左的位置上,这在英美两国尤为突出。
    
     相比之下,吉登斯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是突出的,他试图在市场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福利共识”瓦解、共产主义实践失去信誉的背景下,重新点燃政治理想主义的火焰。他写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此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美好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当然,吉登斯的最大贡献在于给“第三条道路”立场赋予了知识基础。他论证了选择这条道路的价值重要性。他分析了正在发生的异常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全球化、个人主义、左翼和右翼、政治机构危机和生态问题)的利弊。他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应该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而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是“新的混合经济”。他还提出,要把创造财富和再分配结合起来,后者的重点是加强人力资源投资,创造平等的机会,“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纳入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加以考虑。”最后,他把国际关系收入视野,认为“正在产生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持自身的存续”。
    
     “第三条道路”思潮引起世人关注与全球金融危机直接相关。冷战后,自由市场哲学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但是,自1997年夏天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相继冲击了东亚多个国家,以及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经济,促使人们对不受制约的市场力量和全球化的利弊加以反思。正是这一反思过程中,欧美“第三条道路”的实践和理论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不过,这一政治思潮的出现和兴起,主要原因还不是国际金融危机,而是西方各国内部的变化。首先,从70年代末开始,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自由市场学说为核心的保守主义(吉登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主导西方政坛,其代表是美国的里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德国科尔政府的政策思想。一时间,美国的民主党自由主义和欧洲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在各自的本土陷入失望之中,失去了感召力。但是,保守主义推行十余年,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日益凸显,贫富差距加大。保守主义在成功地提升了西方国家的全球竞争力之后,其消极面又突出出来。同时,美国民主党和欧洲社会党在转型过程中推出了一批新人,其代表是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和达莱马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二战之后,其特点是意识形态束缚不多,年富力强,求实创新能力较强。他们特别善于选战,这里一是因为西方社会整体上已经实现了代际转换,他们的同龄人就是西方社会的主体,因此,他们特别熟悉当今的选民心理;二是因为这一批人是第一代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人类,对舆论特别敏感,也就特别适应大规模应用民间调查、电视媒介的专业化竞选运动。为了表现与传统左派的不同,他们都有在自己现在所领导的政党和主张之前加一个“新”字,如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布莱尔的“新工党”,施罗德的“新中派”,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欧美“第三条道路”政党是有差异的,美、英两家似乎要更偏右一点。有的西方评论家指出,克林顿和布莱尔实际上正在做的是完成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未竟事业”。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去年9月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在纽约召开了一个第三道路欧美领导人会议,邀请了布莱尔和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参加,而法国的若斯潘总理因为被认为是“旧式左派”而未能与会。
    
     欧美的政治思想有相当的同步性。70年代末之前,都是主张政府干预和福利保障的改良自由主义思潮占上风;而在80年代,与古典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市场自由主义又都得到了复兴;90年代以来,作为对市场竞争哲学反思的“第三条道路”又同时登台。其中,英美之间的同步性更为明显。有人指出:“与撒切尔和梅杰政府一样,布莱尔政府是到大西洋彼岸,而不是英吉利海峡彼岸去寻找启发。它的政治修辞是美国式的,影响其政治方略的知识资源来自美国,甚至连它的政治风格都是美国式的。”
    
     对于中国学人来讲,观察当前欧美的“第三条道路”现象,其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知识现象,可能会有具体理论探索意义。其次,“第三条道路”的成败,可能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政策上的借鉴意义。最后,这一现象可能蕴藏着外交上的变化。吉登斯说得很清楚,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到一种新的角色定位,“每一个国家都应当欣然接受对主权的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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