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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宪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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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案所涉违宪审查问题探讨

作者:鲜江临

来源:安徽刑事辩护网

来源日期:2003年06月07日

本站发布:2005年05月19日

点击率:2339次


公民孙志刚,无辜被害,上至高官、下至黎民,莫不赫然惊悸。
    百余年来,神州四处,生灵涂炭,人命似为草芥。先有外人洗掠,后有族内搏杀,多少无辜性命,黯然熄灭于这片黄土。一群群冤鬼、一路路苦魂,一片片幽灵,在神州大地徘徊。
    公民身体,源于自然,受于父母,发肤之痛,众人牵连。生老病死,本乃世相;了却生死,生死无惧。然死若孙志刚,天理难容。
    法律知识共同体,讨伐暴民,图正法制。不求血腥报复凶手,但求真凶被缚;不求惩凶草率迅速,但求真相大白于天下;不求一案清明后案无继,但求革除陋制,正本清源。故建议:
    一、 鉴于该案已成全国重大影响案件,益由最高法院审理。法庭审凶同时,依宪检诉广州收容遣送制度。
    此举意义在于还公道于被害人,弘扬国内正气,落实宪法规定,启动违宪审查,兴政治改革之风。
    二、 公开审理孙案,电视转播全国。
    此举意义在于平息民愤,推动公权力阳光作业,诱新闻媒体介入,理清社会是非,促建政治文明。
    三、 惩凶宜宽严有度,勿滥用死刑,以开启废减死刑风气,减灭社会血腥。
    此举意义在于,通过判决书中的说理,给予全民法制教育,培育仁爱慈悲,仿习文明刑罚。若法庭成立,法律学人宜勇于参与解说,介绍死刑废减运动,为我国法律制度中代价体系的合理化和人道化,开先机。
    上述举措,无碍社稷安康,可扬清明政治,可教化全国人民,可向文明人民,展示我族生活境界之突进。如此行事,世人必将刮目相视,惊叹中华崭新风采。
    若上述诉求实现,孙志刚等或会安息;华夏之地,渐次减灭冤气;制度振兴,他日可期。 ——《试论孙志刚案之特别审判》
    此上,是本人前段时间为《中评网》写作的一篇小文。文中提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宪检诉广州收容审理制度。如何“依宪检诉”,无疑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早的时候,北大俞江、腾彪、许志永几位博士,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那么,在孙案中,对收容遣送制度,是通过法院裁决,还是通过人大审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也有法学教授提出:
    “个人请求国家审查法规的违宪嫌疑,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新之举,值得高度评价和支持。按照现行法律,这一建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如果认为必要也有可能送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专门委员会在确认有与宪法和法律抵触之处的场合,向法规制定机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并要求该机关在两个月内做出是否修改法规的答复;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但却不能说服有关专门委员会,那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最终付诸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因此,审查的过程也有可能长达数月。”(《灾异与反思——重新审视法律制度的理性与人性 》,作者季卫东,引自《法律思想网》)
    这种分析,基本符合机构的实际。那么,这就出现可能因为这种“时间延误”,在孙案审理中,《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及《广东省收容遣送条例》,仍然是不得不必须认可的“法律依据”;也可能造成法院审理终结后,“恶法”仍然是判决后不散的一个阴影,无法形成“大快天下”,收拾“非典”后散乱人心,发扬“中国法文化中有一个良好传统,这就是在灾祸变异初定之后反思统治者的罪过责任,清查冤狱大赦天下,以收亡羊补牢之效。”(同上季文)。
    问题在于,由于“非典”初期隐瞒疫情,社会对有关方面产生了高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社会主导力量领导人民“继续前进” 的巨大障碍。这种影响,不仅是社会中的敏感分子们的感受,而是已经形成了群氓大众的普遍直觉。文化程度很低的百姓常唠叨:“非典搞成这样,还不是因为最初隐瞒疫情”,这些说法,让人吃惊。这让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重新进行社会人心整合的问题。
    如果没有孙案出现,这种整合人心的要务,真还难以操作。通常的办法是动用媒体工具,一、“大力表彰战斗在非典第一线的战士”,二、“歌颂领导之伟大、英明”,三、超水平发挥,找几个“罪魁”,予以“秋后算帐”。
    我们分析一下,“大力表彰战斗在非典第一线的医疗等战士”,社会的接纳度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公营机构的“医疗战士”,并非一贯形象良好。非典疫情前期,通过部分医院传播的事实,也深刻的表明了他们“管理不严、反应迟缓”等的特点,人们对医源性传播疾病(乙肝、爱滋)的种种惊人事实,耿耿于怀,医疗单位形象的光辉化,效用毕竟有限,尤其是在公营机构面目复原后,人民对他们感动的眼泪,很容易干枯。第二个问题,拟不深入分析,仅仅提醒:这种铺天盖地式的投入,实际效益偏低。第三是“秋后算帐”,加重“罪魁”责任。效益依然可能偏低。传统中种种老套手法,有自编自演、自喝彩之嫌,已经让人喷饭。重新整合社会人心,因此必然寻求新的方式。
    世界上的事情就这样奇妙,早不来迟不来,偏偏“非典”时出了个受难的公民。这位公民,以饱受痛苦和屈辱的方式,创造出一种社会整合的契机。他完全可能以自己的受难,成为“国家卫士”,间接成为消除恶法的“英雄”,并可能在中国人的法律制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孙志刚。
    这个名字,让所有有良知的人,为之留下怜悯眼泪。这个社会符号,完全反射出社会中难以令人满意因素的主要含义。对它的恰当、智慧化的处理,是社会推陈出新的必要。显然这一案件,是整合人心的稀缺资源。
    这完全可以形成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图景:
    社会第x种势力新闻媒体,通过孙案的广泛讨论,聚焦社会注意力,社会中的男女老少,为之吸引,渐次忘记“非典”。他们的眼球,随着电视、报纸孙案主体而转动,社会在某人民法院周围,形成“辛普森案”效应:热线采访、直升机追踪……,直到全国人民为此案,而非“非典”,睡不着觉。继而,国家的代理人,以人民检察官的身份,在法庭上,愤怒声讨暴徒,赢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片喝彩;尔后,通过庄严的法庭程序,另一代理人人民法官,宣布擅意收容公民违法,彻底否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为人民政府顷刻建立起“英明形象”。(恕我幼稚)
    这样处理,既为孙志刚彻底归还了公道,也重新建立了社会对公权力的基本信任。至于这样的举动,还有无其他政治学上的含义,作者无意继续发掘。
    这个分析,是价值中立的“政治学”分析。而在法律技术上,是否一定要“依据《立法法》,由人大进行违宪审查”,使违宪审查脱离于司法机制?
    我的认识是,在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可操作“违宪审查”。这是因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可不直接“越权审理”法规的效力,而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依照宪法之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之规定,“宪法司法化”,宣布擅意收容遣送行为,违反宪法。
    这是违宪审查的一种形式,即在个案判决中,间接否定了不合宪法规的具体效力。同时考虑国情,《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系属行政法规,一般基层法院,不宜否定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故通过最高法院审理,作出裁决,较为妥当。这种不是通过专门的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违宪审查机构,集中进行违宪审查,而是以美国式的法院分散审查模式进行个案审查,能够迅速启动违宪审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可以采用专门机构集中审查的方式。另一个好处是,宪法案例的出现,将可能发育出一套宪法判例制度。本人透过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缺失的事实,认为判例制度可能更适合中国人的法律思维,先行判例的存在,将会避免因为对法律原则不能合理解释,形成960万平方公里一法万解的情况,从而在一个新的法律领域,开启判例制度。
    制度与时俱进,就必须在“前无古人”的这种情形下,创制出新的办法,提供出新的制度模式,而不是一味却步旧制,甚至以机械法律主义的思维,固化失去社会适应能力的制度,而不改善制度的适应能力。从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如透过英国衡平法的发展、美国宪法案例发展,都可以发现,制度的灵活化和微调,是完善制度的正常方式。
    因此,通过最高法院审理孙案,并检诉擅意收容遣送侵犯宪定权利,在法律技术上是可行的,它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适用《立法法》,这个本身也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法律,花费时间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法律审查”。当然,一定要“按部就班”,通过人大审查,也并非不可,但其综合性的社会效益,远远逊于本人描述的司法审查。这样做错失了整合社会的契机,失去了刷新政治模式的良机。对一个传统政府来说,由于它存在反应机制缺陷,通常错失机会,但希望这个公审机会,不要轻易错过:它对社会、对政府,都有好处。当然,它对无辜公民孙志刚,也是最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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