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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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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应尊重创建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作者:刘绪贻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年01月20日

本站发布:2010年01月21日

点击率:1873次


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列主义究竟是不是永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列主义,历来是有争论的。这种争论的胜负影响极大,不仅牵涉到个人而且牵涉到国家、民族的命运。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历历可数。我这篇短文不准备讨论这些复杂的大问题,只想探索一下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列主义的创建人,是怎样看和怎样对待他们的学说的;同时说明,人们在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列主义时,绝对应该尊重这些创建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一)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发展的科学,它认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永远不变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不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具有可以超越历史局限性和地区局限性的能力,而是因为它是隨着历史的前进和地区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担心人们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教条,对这种道理反复作过说明。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25年,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1891年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导言中,恩格斯又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i]

 

恩格斯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ii]他对《资本论》就是如此。他在赞扬了《资本论》的伟大成就后指出:“贯串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成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iii]所以,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时,都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作了修正和补充。仅以第3卷而论,他就写了60多处注释、插语和增补章节,并加了两个重要附录:《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交易所》。他还告诫读者,不要期望在《资本论》中找到什么“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灵药”,也不可能在书中看到“共产主义千年王国”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iv]恩格斯为什么这样慎重呢?因为他是有切身体会的。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提出了他也认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且认为,这种基本矛盾除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以外,没有其它办法解决。但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到他整理、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他认识到《资本论》第1卷中的那些理论,是根据1867年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总结出来的,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变了,那些理论已经不适用了。1893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逐年增多,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这个样子存在下去。”[v]工人阶级通过议会道路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9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这就预示看,资本主义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资本论》第3卷否定了第1卷的结论。既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变化,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可以改变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那么再过一定年限,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又有变化,《资本论》第3卷的结论不是又要改变吗?因此之故,恩格斯劝说人们不要在《资本论》中去找“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灵药”,乃是一种非常诚实而绝对应该遵守的告诫。

 

1917年4月,列宁告诫那些“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的人们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vi]1916年上半年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只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但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日益广泛而深入,到1917年12月,列宁根据这种情况指出:“发展成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vii]情况变了,他担心人们死抱住他在《帝国主义论》中的理论不放,于是在1920年7月6日为该书写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这就是说,《帝国主义论》一书并不能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可叹的是,尽管列宁作了这一说明,但后人不肖,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认为《帝国主义论》中的论点丝毫也不能改变。这就必然误将《帝国主义论》看成永远不变的真理,而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试举一例。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帝国主义论》的基本理论,至少是它最重要的基本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永远正确呢?我们认为,至多也只能说它直到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经济大危机为止是正确的。[viii]但从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后执行的政策,1933年起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凯恩斯主义陆续实行的内政政策,都是列宁所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欧、美学者一般称为“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列宁在一战期间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是不相同的。列宁在一战期间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类似于后来德、意、日实行的法西斯主义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内专制独裁,对外侵略扩张,失道寡助,是资本主义垂死前的回光返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福利国家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缓和阶级斗争,缓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从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看,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从1950-1969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都比较高,美国为5.4%,日本为15.45%,法国为5.75%,联邦德国为8.6%,英国为3.15%,意大利为8.4%。”[ix]另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8-1976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3倍以上,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6%。”[x]7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出现难以对付的滞胀危机,有的国家还出现高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但大体上说,1976到1987年美国、日本、西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除美国在1982年有所降低、西欧在1981年增长为零外,其余各国历年都是在低通货膨胀下保持低速增长的。1988年还是近几年来增长较高的一年。到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还出现最长经济扩张周期(从1991年到2001年3月),西欧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4%,日本虽跌入“失落的十年”,年均增长率仍达1.75%。不仅如此,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改变了这些国家的阶级论结构,使它们的中产阶级在二战后逐渐占总人口的多数,最富的和最穷的都只占少数;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因此,二战后以来,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逐渐进入低潮,社会上不存在有份量的要求推翻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已经被包括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内的人们接受了。[xi]由此可见,直到20世纪末,资本主义仍处于相当稳定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垂死论”早就过时了。目前虽然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人们还很难看到福利国家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垂死形态。

 

除“垂死论”以外,《帝国主义论》中的许多论点都早已过时,我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上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及时代局限性”一文中,曾作过比较详细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二)

 

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不仅是发展的科学,时代变了,它的某些内容可能就不正确,需要发展,需要改变。再者,由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非常复杂,而且愈来愈复杂,不容易完全认识清楚,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在其产生时,可能有的内容就不正确。列宁就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有许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xii]马、恩不仅在估计革命到来时机方面犯错误,他们在判断革命首发地区上也犯错误。比如,恩格斯在1847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这种剝夺者被剝夺的革命,亦即“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xiii]后来的事实证明,恩格斯的这个估计显然是错误的。共产主义革命首先不是出现在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生产力较高的英国,而是出现在工业、财富积累、生产力较落后的俄国。即使有人把1871年生存了两个月的巴黎公社搬出来,也不能为恩格斯的估计错误辩护,因为1871年的法国,其工业、财富积累和生产力,都赶不上英国。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不承认俄国十月革命(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马、恩论述的共产主义革命。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恩格斯的估计正确。仅举一例。1929-1933年,美国的工业、财富积累和生产力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当时面临空前严重经济危机,按照恩格斯的论点,它就应该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但是,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实行的“新政”,却基本上克服了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出现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的理论是错误的吗?

 

列宁说马、恩在估计革命到来时机上常常犯错误,其实他自己也是如此。1916年初,他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剝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使群众的处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日趋恶化。”[xiv]1919年,列宁又说:“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已开始崩溃。”[xv]这些判断,历史事实不都已证明是错误的吗?列宁不仅在估计革命到来时机上犯错误,他在《帝国主义论》中对一战前夜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也有不确切的地方。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内力在肯定这部著作重大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它的几点缺陷。

 

1、列宁论述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过渡,是以生产关系的变化、即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或私人资本家竞争转变为集体资本家垄断为尺度的。实际上,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虽有程度的不同,但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现象,并非19世纪末欧、美社会的特点。为什么到19世纪末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才导致垄断呢?大内力教授根据另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宇野弘藏的理论,认为只有发展到产业结构以现代钢铁业(不是以搅拌法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的钢铁业,而是以西门子-马丁、贝氏、托马斯等炼钢法为基础的钢铁业)为中心产业的19世纪末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才必然导致垄断。这也就是说,只有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时,才必然导致垄断。因为这种新钢铁工业以及由它引起的铁路业、机器制造业、造船业等,都需要巨额投资,个人企业难以承担,不得不采用股份公司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才逐渐形成垄断。而《帝国主义论》中论述形成垄断原因时,却忽视了这种生产力变化的原因。

 

2、在《帝国主义论》的第3章中,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大内力教授认为列宁对金融资本下的这个定义是不完整的。列宁在解释工业与金融结合、定义金融资本的时候,吸收了希法亭不少有用的观点。但对希法亭所强调的对形成金融资本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股份公司的作用,却十分轻视。实际上,金融资本只有利用股份公司才能建立起来,因为只有股份公司才能集中社会资金,可以使投资资金迅速流动,可以使垄断组织有充分的结合力和统制力;只有通过股份公司才可以形成金融结构和垄断大企业相结合的组织体。

 

3、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理论,大内力认为有两方面的缺点。第一是列宁对国内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与资本输出关系、即用于输出的过剩资本形成机制,未作出令人信服说明。列宁认为,如果没有落后的农业和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劳动大众,就不会有过剩资本用于输出。但是,农业落后和劳动大众贫困是自有资本主义以来的一般现象,并非19世纪末以来特有现象,不能以此来作为帝国主义阶段输出资本的根据。而且19世纪末是西欧国家工人实际工资迅速增长时期,工人阶级即使仍然贫穷,也比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所缓和。因此,用这种论点作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根据是有困难的。其次,列宁认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以商品输出为主,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资本输出为主,这种分法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英国早在重商主义阶段就输出资本,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大规模输出资本;而德国在帝国主义阶段输出资本,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扩大商品输出。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的某些内容,不独会过时,有的原来就有错,或不确切。

 

(三)

 

综上两节所述,足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作为革命者,虽然为了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推动革命进程时,经常批评异见,强调唯有自己的理论正确,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们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内,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xvi]马克思说:“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xvii],“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xviii]恩格斯在答复考茨基关于“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的问题时说:“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指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引者注)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你笨。”[xix]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教条主义者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在《共产党宣言》第3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指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某些信徒说:“虽然这些体系(指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观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时指出,谁要是想“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xx]马、恩不仅严厉批评教条主义者,也非常认真纠正自己错误,防止自己陷入教条主义,特别是到了晚年。1893年5月11日,73岁的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纠正了他27岁时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设计的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也是最终模式。他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你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xxi]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主义的整个体系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xxii]

 

    综上所述,足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是坚持他们的学说只是一种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产物,决不是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我认为,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极其应该受到人们尊重的,因为他们的学说是结合革命实践创建的,是受过革命实践检验的,不是假想,不是空谈。人们在学习、特别是运用他们的学说时,应该牢记他们的这种谆谆告诫。如果到今天还将他们的学说用作治国的指导思想,实在是非常荒唐的。

注 释: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卷,第340-341页。

[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7卷,第433页。

[iii] 、同上,第16卷,第234页。

[iv] 、同上,第243页。

[v] 、同上,第22卷,第629页。

[vi] 、《列宁全集》(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29卷,第139页。

[vii]、同上,第33卷,第171页。

[viii] 、请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第2章,第1节:二十世纪前30年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向垂死阶段的发展。

[ix] 、宋涛、陈耀庭编:《当代帝国主义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第245页。

[x] 、同上,第420页上表格。

[xi] 、约翰·加尔布雷思、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共存----从辛酸痛苦的过去到较美好的未来》,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88,第58页。

[xii] 、《列宁全集》(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12卷,第362页。

[xi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1卷,第221页。

[xiv] 、《列宁全集》(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22卷,第137页。

[xv] 、同上,第29卷,第269页。

[xv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6,第3卷,第186页。

[xvii] 、同上,第1卷,第416页。

[xviii] 、同上。

[xix] 、同上,第35卷,第145页。

[xx]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3卷,第129页。

 

[xx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xxii] 、同上,第595、597、603、607页。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房,2009,上卷,xxii-xxiii页。

 

2009年6月10日于珞珈山

本文原载《领导者》2009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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