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上海三门路上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死亡事件。死者是一个57岁的妇女。事发时她正倒在大润发超市杨浦店的班车旁。班车驾驶员发现后立即报警并陪同送医院，次日该妇女死亡。

　　围绕着这位妇女是怎样摔倒的，驾驶员、乘客和路人说法不一：驾驶员称是从后视镜里发现了车旁地面上的妇女，便及时下车施救。乘客和路人则有说是该妇女自己倒下，与班车驾驶员无关;有说妇女是从班车上下来的，由于是最后一个慢了些，车子已启动，不慎摔倒在地。死者家属要求彻查，弄清真相。驾驶员满腹委屈，借助媒体要求寻找目击者。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希望热心市民帮帮我，我不求别人说我见义勇为，我只想还自己一个清白。”

　　此事迅速在网上传播，微博“大润发班车司机好心救人却被指肇事，无人证明”，被上万名网友转发、热议，并发起了帮助大润发班车司机寻找目击证人的声援行动，媒体也及时跟进报道和声援。上海杨浦警方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介入调查。一方面在相关场所贴出寻找目击证人的告示，一方面调阅了现场监控资料，对驾驶员的四次谈话笔录和报警电话进行分析，最后在两名事发现场的关键目击者的指证下事实真相得以浮出水面：驾驶员在车门未关闭的情况下违规行驶，造成妇女摔下后死亡。日前上海杨浦警方决定，将以涉嫌交通肇事罪追究驾驶员的刑事责任。(注1)

　　一起纷纷扬扬的大润发班车“搀扶门”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明明是违规肇事致人死亡，却谎称主动下车施救;本该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却头顶着“见义勇为”的光环，当警方对驾驶员质询时，对方的回答让人始料不及：围观人群和网民、媒体的声援给了他误导，于是就顺水推舟隐瞒了关键事实。

　　驾驶员的托辞难以成立，但网民与媒体一边倒地认定驾驶员“见义勇为”使其报着侥幸心理，也有了面对公众罔顾事实、公然撒谎的底气，是不争的事实。网民与媒体又该承担哪些责任，如何反思呢?秉持正义，弘扬爱心，扶助弱者，惩恶扬善，是国人的美德，也是另一种见义勇为，只是“善”和“义”都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离开了基本的事实就走向了反面。如若上海杨浦警方没有做深入细致和慎密的调查工作，且两位关键目击者未能被找到，最后的结论也许很难认定，但舆论上已经占了“驾驶员见义勇为”上风，甚或还会被称为上海版“彭宇案”，“彭宇案”第N等，这对死者意味着什么，对死者家属意味着什么?遑论善良和爱心，连公平和正义都谈不上!

　　这个案例本该划上句号，但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为什么网民与媒体会缺乏理性，是什么迷失了众人的道德判断?事情都没弄清楚就“热血沸腾”、伸张正义，还搞得轰轰烈烈，颇有声势，到头来被事实打了耳光，让人耻笑。相信参与者不会都是嘴上无毛的“愣头青”。

　　就在两个月前，温州发生了一起驾车小伙因停车发生纠葛并误伤婴儿、行人事，原本是一件普通的纠纷，但由于传言驾车小伙声称“我爸是市长”而演变成上千人的“围堵大戏”，从深夜至凌晨5个小时，造成很大的影响。事实上驾车小伙父亲并非市长，而是一个企业主;小伙也未曾说过“我爸是市长”的话，记者仔细询问现场群众，均称传说，没有一个为亲耳听到。(注2)

　　我们的社会需要“热血”，也需要理性。因为有了“我爸是李刚”，所以碰到类似事例就理所当然地扯到“官二代”;因为有了“彭宇案”，所以以为老人大都“老糊涂”、“恩将仇报”，而认定另一方是“见义勇为”。我们的神经是否太敏感、太脆弱了;我们的大脑是否太会联想、太容易盲从。有些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但许多人等不到调查结论下来，没耐心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思考，就先入为主地发表“高见”，就跟着别人后面人云亦云，结果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普通的事情严重化，事情演变为“事件”，还以为很“仗义”，甚至很神圣，最终被事实所耍弄。

　　敏感、脆弱、盲从和情绪感染，是造成诸多尴尬事件的重要因素。我们过去已吃过不少亏，“文革”中的教训尤为惨痛，当然与现在的不一样，却有相似之处。现在的我们，是否应该成熟起来了?

　　(注1)：引自《新闻晨报》、《时代报》2011.11.24

　　(注2)：引自《新闻晨报》201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