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向杜鲁门总统提供服务，斯密斯将军试图重整中情局情报分析部门的旗鼓。他认为情报分析是中情局的“魂”。他把一位因沮丧离开中情局的官员从耶鲁大学召回，让他建立一个国家情报评估系统(即目前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通过汇总和分析联邦政府各个部门提供的情报定期向总统提供咨询。

    韩战前美国痛失远东情报收集渠道

    1949年10月，毛泽东把蒋介石赶走并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情局在中国大陆的特务不是跑到香港就是逃到台湾。毛对中情局的破坏又被麦克阿瑟加剧了。麦克阿瑟不喜欢中情局，不允许它的特务在远东活动。虽然中情局千方百计想了解中国，以前由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情局的前身；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为打击纳粹和日本在敌后活动）留下的人员素质不高。中情局的情报分析部门更弱。在韩战爆发时，中情局有400人为总统提供情报评估，但是他们的资料百分之百就是来自国务院的报告。

    因此，中情局在远东主要依靠两个腐败和无能的领导的情报部门：李承晚和蒋介石。在汉城和台北，可靠的情报跟电和自来水一样奇缺。中情局的活动被用心险恶的家伙操控，被共党分子欺骗，还被一个心眼赚钱的难民敲诈。中情局1950年驻香港情报站的站长Fred Schultheis之后6年基本上是在中国难民给他的垃圾里找情报。

    在二战快要结束到1949年底，美国主要通过监听获取远东的情报。美国的通讯部门破获了莫斯科与远东各政府联系的密电码。当金日成正与斯大林和毛泽东商量攻击南韩时，美国通讯部门再不能破译莫斯科的电报通讯。原来一个叫 William Wolf Weisband美国破译工作人员是苏联早在30年代就发展的特务。他把美国的截获和破译能力告知莫斯科，中断了美国唯一获取远东可靠情报的途径。斯密斯将军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向白宫汇报。杜鲁门总统遂授权成立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国家安全局的主要职责是通过现代通讯手段截获和破译地方电报。目前国家安全局无论在规模和势力上都可以与中情局媲美。国家安全局在2000年前后曾指出，Weisband案给美国情报收集工作造成有史以来最为损失严最的损失。

    中情局对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一无所知”

    仁川登陆后，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一鼓作气冲过三八线。中国政府提出警告。担心苏联和中国介入韩战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于1950年10月11日在太平洋里中威克岛见面。中情局在杜鲁门总统出发前告知，如果苏联愿意打一次大战，中国政府不会出兵朝鲜。中情局的这一结论是在其驻台北和东京情报站提出中国可能出兵的警告之后作出的。

    当时中情局驻东京的站长是George Aurell。他说一个曾在国民党部队服役的军官从中国东北报告已经有30万解放军在中朝边境集结。驻台北的Bill Duggan坚持说中国政府的部队很快就会渡江参战。听说此事的麦克阿瑟威胁要把duggan逮捕。

    麦克阿瑟在威克岛胸有成竹地告诉杜鲁门，中国军队不会进入朝鲜。

    10月18日，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中情局的报告宣布，苏联北韩的侵略计划惨遭失败。10月20日，中情局通知白宫，在东北集结的部队是为了保护满洲里水电站。10月28日，中情局告知白宫，在东北的中国部队不过是零星的志愿者。10月30日，美国部队受到攻击。中情局还坚持说中国介入韩战的可能性很小。几天之后，中情局审问了几个志愿军的俘虏，确定他们的确是正规部队。但是中情局还是说中国的武装介入不可能。之后不久，30万志愿军开始猛烈攻击，几乎把美国部队推下大海。

    斯密斯将军怒发冲冠。他认为中情局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敌对国对美国实施突然的军事打击。但是中情局在过去一年对可能引起全球危机的事件都没有料到：苏联成功试验原子弹，韩战爆发，中国的介入。1950年12月，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召回爱森豪维尔。斯密斯将军也开始他的治理中情局的战役。他必须有一个可以控制维斯纳的人。

    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出任中情局副局长

    出乎斯密斯将军意料的是杜勒斯并不买他的帐，而且还全方位地支持维斯纳。斯密斯将军知道中情局对秘密活动没有很好的策划和设计。他于是请示杜鲁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局是否真的需要在东欧支持武装斗争？在中国？在苏联？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给他的答复是，正是，而且还要扩大范围。斯密斯将军不知道如何开展这样的活动，而维斯纳却开始大规模从大专院校招募特务，短期培训之后即将他们送到国外半年，然后返回中情局任职，再送一批出去。维斯纳和达拉斯在打造一个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军事机器，但是他们没有对应召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没有提供很好的服务保障，也没有完好的联络系统。

    斯密斯认为这样的安排对中情局的中心使命构成了威胁。“活动的尾巴在指挥情报收集的狗！”他说。“高层管理人员都忙于指挥秘密活动而对情报工作置之度外。”

    中情局在韩战期间的活动实属犯罪

    根据中情局以前一直不对外公开的韩战历史，该局在韩战期间的准军事活动不仅没有效果，从人员丧失的角度讲可能也是非道德的。成百上千的北韩人和中国人被招募成为特务，之后被送到到北韩和中国，有去无回。中情局自己的报告说，钱没少花，人没少死，却没有能达到任何目的。

    曾在香港指挥中情局对中国的渗透计划的Peter Sichel说，“这些使命都不是去收集情报，而是去向根本不存在和虚构的抵抗组织提供援助。这些都是自杀使命。他们草菅人命，不负责任。”这些活动一直进行到60年代，去而无返的特务不计其数。

    韩战伊始，维斯纳向韩国派遣了1，000名官员，并向台湾送去300。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穿透毛的大墙和金日成的军事独裁。这些特务没有经过很好的准备和训练就被送到前线。其中之一是后来成为中情局驻韩国情报站的站长Donald Gregg。韩战爆发时他大学刚毕业，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朝鲜到底在什么地方？”

    经过短期准军事活动训练后，Gregg被送到太平洋中的塞班岛。维斯纳花2，800万美金在塞班建造了一个密码活动基地，并在那里培训即将送往韩国、中国、西藏和越南的特务。Gregg从难民营里招了不少不会说英语、勇敢但却不能遵守纪律的韩国青年，试图把他们训练成美国的特务。这些人都是有去无回。Gregg在接受作者的采访时说，“我问我的上司他们的使命时什么，他们不告诉我。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具体的使命是什么。这是闻所未闻的送人去死的使命。我们培训韩国人、中国和其他奇奇怪怪的人。把韩国人空投到北朝鲜，把中国人空投到朝鲜边界北边的中国。我们把他们扔进去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中情局被骗了！

    1951年初，中情局在釜山集结培训了1，200名来自北朝鲜的难民。他们接受培训后被分成“白虎”、“黄龙”和“蓝龙”三个中队，使命是收集情报、开展游击战并营救美军飞行员。负责他们的行动的是骗自己的上司比骗敌人更有办法的Hans Tofte。他们被送入北朝鲜后不是被俘虏就是被打死，而Tofte却频频给中情局发报，说三个中队战果辉煌。

    1952年春夏季，中情局又向北朝鲜空投了1500名特务。他们发回无数关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部署的电报。中情局当时在汉城的站长Albert R. Haney称之为对北朝鲜情报工作的丰硕成果。事后中情局发现这些情报全是假的，用来迷惑美国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在Haney负责的汉城情报站共有200名官员，没有一个会说韩语。他们全靠招募来的韩国人协调培训和秘密活动。Haney的继任后来通过调查后发现，几乎所有这些韩国雇员不是胡编乱造自己的报告就是受共产党指使的特务。

    韩战结束后很久，中情局自己得出的结论也是在北朝鲜的所有准军事活动在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敌方渗透和了解。一位参与调查中情局在韩国的行动的官员后来说，“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并且没有任何名声的组织，中情局当时不能向美国政府的任何部门，特别是与它竞争的军事情报部门，承认它不能在北朝鲜搜集任何情报。”中情局掩饰失败的传统也是在此时开始的。不愿从过去的失误中汲取教训是中情局文化的一部分。

    中情局在韩战中对中国的行动

    1951年中情局为朝鲜战争的胜利打开第二条战线。中情局先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介入而惶恐不安，继而他们认定国民党在大陆滞留的官兵还有100余万，正等着他们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