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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潇爽:皮凯蒂之问——观念、历史与不平等研究

作者:张潇爽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3期

来源日期:2022年11月09日

本站发布:202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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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作为中国议程的“共同富裕”引发世界范围的关注。国际左翼力量视之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一个更公平社会的承诺”,新自由主义者则将其脸谱化为“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普通民众”加以指责。目前而言,海内外知识界多将其作为一个中国概念而考量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并对其可能性路径提出判断与建议。然而,一个习焉不察的事实是,“共同富裕”既是大时代的缩影,也是人类长期关注的关键命题。它看似是中国的特殊政策举措,却呼应着具有普遍性的“皮凯蒂之问”,回答的是当下世界已无法回避的不平等问题。遗憾的是,尽管这个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主要论阈,中国有关“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却被凝固于时空、消殒于争议,而未形成应有的学术交流与合力。事实上,中国“共同富裕”概念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的福祉,完成的却是一次中国与世界有关不平等的长期对话,其对国际社会科学的意义,有必要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明晰。

  皮凯蒂之问:反转的“倒U曲线”

  与中国重提“共同富裕”而引起现实、特定的关切不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年首次发布其《21世纪资本论》时,便被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等视作观念史上的分水岭。历史悠久的贫富差距、市场机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话题再次迎来全球范围的新思索。笼统而言,皮凯蒂之前,经济学界流行的观点日益转向“库兹涅茨式”理想主义,即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是一种“无害”的不平等,收入差距往往会随经济发展而走出一条先升后降的“倒U曲线”,发展的结果最终会以“涓滴效应”惠及穷人,而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则使共同富裕成为可能——“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然而,在皮凯蒂的研究中,虽然20世纪的历史进程“大幅削减了截至19世纪末所累积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可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和美国的不平等在经历了长期下降后,“开始死灰复燃,令人不胜忧虑”。为何现实世界走的是一条反转的“倒U曲线”?

  出于这一问题意识,皮凯蒂称,“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他在更宽泛意义上重新界定了资本(财富)、在更长时段的经济与历史分析中展现出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结构性收入不平等。在他看来,一方面,“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是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者说不平等的根本性力量,而这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都无关。恰恰相反,越完善的市场,就越是催生这一根本性不平等的温床。另一方面,“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并不能完全用经济运行机制解释,20世纪上半叶至70年代欧洲与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收窄,更多的是“源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而1980年以后的不平等重现,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过去几十年,尤其是针对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政治转变”。

  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人类学教授克里斯·格雷戈里(Chris Gregory)所言,皮凯蒂以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掩盖了其李嘉图式的问题域,在发达国家财富分配方面是位政治经济学家,在回答如何解决他提出的问题时,又变回了主流经济学家。毋庸讳言,《21世纪资本论》中的皮凯蒂完成其对资本的单维度批判、阐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演进归根结底是个政治问题后,所作的尝试仍是在西方民主政治框架下推进资本累进税制来解决日益加剧的财富分化问题。然而,回应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扩大的全球关切,在充满复杂性的社会中找回历史,重思资本主义而寻求政治经济学的回答,皮凯蒂虽与“21世纪的马克思”相去甚远,但“皮凯蒂之问”已足以超越数学狂热,且高度意识形态化,旨在建构非历史性、非政治性、脱离现实的抽象模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起点。

  资本主义与民主:“婆罗门左派”的时代

  换言之,在《21世纪资本论》中,作为经济学家的皮凯蒂基于对18世纪以降资本演进的历史考察而提出其政治经济学论断:资本收益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是现代不平等的根源,而政治也是影响财富与不平等状况的要素。他在当时抛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其一,“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看到‘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的方式,各社会主体的相对实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共同选择——这些共同塑造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其二,“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很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但与此同时,“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已然指向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只不过,在如今的皮凯蒂看来,《21世纪资本论》对此仅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打开这个“黑匣子”。

  2019年,皮凯蒂出版了其长达1232页的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不惜笔墨表达其“焕然一新”的观点:政治与意识形态是塑造经济不平等的关键,而不平等乃是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当代症结,既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思,也在于民主机制的失灵,人类已行至一个“婆罗门左派”的时代。在皮凯蒂时隔六年的思考和论述中,不平等是一种政治建构,而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每个社会都必须要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来为不平等现象辩护,要证明为什么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要解释社会组织结构、财富关系、国界、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等的合理性”。而人类历史上的多数不平等,都植根于意识形态——“一套描述社会应该如何被建构的先验可信的思想和话语”。

  皮凯蒂认为,21世纪的不平等有其深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起源。从19世纪开始,人类就进入一个将个体自由和财产神圣化的“私有产权社会”(ownership societies)。财产作为受到理性国家保障的权利,被资产阶级等同于对思想与精神的解放。当然,这种迷思一直受到左翼的应有批判——2019年的皮凯蒂试图指明,在从19世纪所有制政权向20世纪社会民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明的战争和革命因素固然至关重要,但这两者都是源于民众对极端不平等的所有制的抗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非殖民化等来自左翼的意识形态对私有产权及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更具根本性。换言之,对欧洲和美国而言,1914—1970年不平等程度的收窄,固然“可由法律、社会和财政的变化所解释”,这些变化也固然“与两次世界大战、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29年大萧条一系列事件相关”,然而,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上的变化在19世纪末就已然发生。事实上,“有理由认为,即使这些事件没有发生,变革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生”。只不过,当资本主义跌至道德洼地,殖民主义终结,普遍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却被“冷战和后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双重挑战遏制了”。

  在皮凯蒂看来,苏联解体后,后1990年代的西方囿于“潘多拉魔盒打开”的恐惧,倒向里根主义而再次错过重思产权的时机。苏联共产主义实验的基础是彻底消除私有财产,并以全面的国家所有权取而代之。而苏联的戏剧性坍塌,导致对私有财产权的质疑最终强化了私有财产,是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强势回归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且更为不幸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仅未能提出有力反驳,反而被为奉行“自由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部分说服”。

  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的资本批判目光开始转向阶级和权力。某种意义上,皮凯蒂重新回答了“皮凯蒂之问”,即为何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的财富分化再次加剧且美国的情况最为糟糕。在皮凯蒂的观察中,其一,新自由主义的复归放任了资本,使得西方社会再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其二,“婆罗门左派”的兴起带来民主对抗资本主义的失灵,“婆罗门左派”与“商人右派”在西方国家的轮流执政,使得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底层失去通过政治改善处境的希望。这位左翼经济学家展示了大量数据,试图指出,尽管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右翼政党和中右翼政党仍是商业精英和高层财富精英的代表,左翼政党的选票基础却日益变为经理人、知识分子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左翼政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放弃了改善低教育程度、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走向“婆罗门化”。当代西方民主彻头彻尾地成为各种精英群体的游戏,而底层先是被抛弃,进而又被“种族主义”“身份政治”议程的势力招揽。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中,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更是“由无产的贫民(群众)们执掌最高治权”。民主与资本主义原本就存在张力,以民主消解资本的逻辑、分化的趋势,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理想模型。本质上属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皮凯蒂,同样尝试以民主的方式重思产权制度。可遗憾的是,当代西方民主早已成为被自由消解的民主,并非时代造就了“婆罗门左派”,而是“婆罗门左派”俘获了这个时代。即便作为社会“反向运动”的民粹主义兴起,一个根本性事实仍是:西方当下的“自由民主”已无法站在底层的立场重思不平等与产权制度。

  摇摆的世界:从富人经济学到穷人政治学

  经济萧条、贫富分化、民主衰败、民粹主义兴起,21世纪的“皮凯蒂之问”似乎又让时间的钟摆摆回20世纪。

  事实上,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但不平等研究却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的研究领域。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的论说中,“不平等”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但日益为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关注的“不平等”通常是以“分配失衡、财富分化”为特征的经济不平等。一个世纪以来,经济不平等问题至少在一半时间中都牵动着大众的思绪——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再到21世纪的“占领华尔街”乃至“弗洛伊德事件”,当代社会科学语境中,不平等问题往往首先在狭义上被界定为经济不平等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者围绕经济不平等存在种种分歧与争议。当时间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不平等问题令人吃惊地再次成为一度宣布“历史的终结”的西方知识界的讨论热点,皮凯蒂及《21世纪资本论》居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如上所述,库兹涅茨曾提出“倒U曲线”,有意思的是,20世纪以来的研究者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呈现的正是一条“U型”曲线。

  回望1914年至1944年,因西方国家在席卷全世界的过程中导致国内外矛盾激化和政治经济利益纠葛,欧洲乃至世界经历了最为动荡不安的30年。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冲突中爆发;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随后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共产主义国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并演变为波及全世界的大萧条;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和经济危机使得各国经济被拖入崩溃的边缘,法西斯和纳粹独裁政权兴起;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发生种族屠杀。到1944年这一节点,战争重点已从欧洲转向太平洋战场,纳粹不再是盟军的主要对手。欧洲社会在法西斯主义践踏下已是千疮百孔,各国在战时经济状态中仅是勉力支撑。美国在“新经济”政策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跑者,由“镀金年代”步入“进步主义”时期。社会主义苏联在斯大林的带领下,开始其“五年计划”……

  历史的巨轮轧出一个时代的真实创伤。一个时代的真实创伤构成彼时所亟须回答的独有命题。毫无疑问,要理解20世纪以来的这100多年,“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时期的英格兰”。

  可以说,古典自由主义是和近代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回溯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主权还是高于财产权的,到了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前夕,因代表新兴商业主利益的议会与王权争斗不休,追随辉格党创立者沙夫茨伯里(Anthony Ashley-Cooper)伯爵的洛克(John Locke)出于捍卫新地主和新商业主阶层的利益,在思想界的论战中以《政府论》下篇论述了以个人财产权为前提的个人自由,将其确立为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18世纪,紧随科技革命而兴起的欧洲史上的启蒙时代,致力于探索人性与社会秩序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富论》中确立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包含自利个人、自由竞争、最小国家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原则体系。再经由边沁的功利主义改造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的完善与发展,到1832年英国改革法案(Reform Act)通过,新兴实业界得以跻身国家统治精英行列,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流传开来,古典经济学建构起其“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市场的世界”。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指出,完全有理由认为,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19世纪的英国具体体现了一个自由主义文明的历史范式。在古典自由主义范式之上,作为工业文明领头羊的英国,开创性地设计了自由主义国家、金本位制度和世界贸易体系,为西方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非自由主义因素势不可挡地生长、社会主义思潮引来最多关注的一段时期。纵观作为“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的19世纪,伴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自由主义在确立其主流思想传统地位的同时,各种“主义”在西方社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尽管古典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加之封建等级制被废除和议会制度的普遍确立,西方社会因此而变得更自由、更富裕。但是,就如社会主义者一再试图说明的那样,抽象的“资本”开始支配人,当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均被卷入价格调节机制,一个“自由市场”凌驾于社会。因此,所谓的繁荣,无非是建立在处境困苦的劳动者和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之基础上。翻开从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的历史,随着自由主义的高扬,工业企业及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力量的不断增强,乃至转移矛盾的帝国主义的出现,无产者的抵制和另一些“主义”的质疑从未停息。这些反对或曰“社会的反向运动”既体现为此起彼伏、日益高涨的大众政治运动,如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革命及历次工人运动,也体现为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和成熟。

  如果说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只是有迹象表明非自由主义的因素在压制中日益增长,那么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彻底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并拉开一个更为复杂时代的序幕。一战后,现实世界中,民族主义运动在旧帝国的废墟上遍地开花,奉行自由主义信条的欧洲各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俄国则通过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建设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在理论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威廉·亨利·贝弗里奇(William Heony Beveridge)等成为“修正自由主义者”(New Liberalist),试图走一条介于老的资本主义秩序与新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中间道路。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困境和苏联的成功,当时思想界的舆论已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主义学说所主导。总之,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再度流行,很少有舆论领袖不把自己视为对“旧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或反对者。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来呼吁一场变革,他几乎反对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部假设:

  假定个人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这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和获得者以永恒保证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会相互一致,这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是如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是照此来管理社会的。断言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推论。而所谓自利一般是开明的,同样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在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实现时,常常是太愚昧、太懦弱,以至于甚至在这方面都难以如愿以偿。经验也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来行动时,会总是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使各个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强度进一步全面加大。英国战时社会主义性质的指令经济取得相当的成功,这一经验直接导致了混合管制经济的贝弗里奇计划(Beveridge Plan)。美国的大萧条和战争则催生了罗斯福新政,以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开启国家干预经济潮流。在欧洲,东欧和中欧倒向苏联而步入社会主义。

  在修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发生的两场大论战牵动了当时与后续的思想走向。第一场论战肇始于1920年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发表的短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米塞斯从根本上怀疑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长达数十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辩论。第二场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一员和米塞斯学生的哈耶克,单方面开始与凯恩斯之间的经济思想论战。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保守者与修正者就货币、利息和商业周期理论展开论争,引来广泛关注。哈耶克认为,银行业者将贷款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凯恩斯则认为,要通过操纵和调控利率,影响、引导和干预投资,使经济体系恢复充分就业均衡。哈耶克在论战中败下阵来,随后放下其不甚擅长的经济学,撰写了在当时大胆而惊人的《通往奴役之路》,阐述计划的必然之恶,凭吊并奋起捍卫“被放弃之路”(the abandoned road)。

  由此,作为关键节点的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的巨大波动、历史性国家的轰然倒塌和共产主义苏联的崛起。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已经千疮百孔的欧洲,相信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应当取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当时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同时,资本主义也开始自我救赎。不少学者在反思之余,致力于修正古典自由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找寻新路。

  说到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一直是最敏感的探针。归结起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其三百多年的历史社会变迁中,始终进行着不间断的修正,从富人经济学到穷人政治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第一个阶段,是洛克和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洛克在其《政府论》下篇中,最早论证了以“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由。第二个阶段则是自由主义的转折点:以柏林和霍布豪斯的阐述和凯恩斯的理论为代表的修正自由主义,开始改变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主导再分配。第三个阶段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复兴,1970年代,在否定凯恩斯的声浪中,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主张变得流行,自由化、市场化、 全球化的“三化”运动带来了21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危机。

  危机带来了西方世界的深刻反思,也催生出不平等研究这个现代热点领域。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富人经济学”也愈益转向“穷人政治学”。但这一次的嬗变并未尘埃落定,且其中至少分为三个向度。其一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公民权利讨论,并由其延伸出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其二是以罗尔斯《正义论》以降的公共理性探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则是皮凯蒂、阿玛蒂亚·森,不论是以自由看待发展,还是以民主的方式重新思考产权,都增添了回归社会主义的意味。

  与全球不平等研究对话

  一个摇摆的世界往往不是一个大步向前的世界。20世纪的熊彼特曾大声疾呼,人类必将大步走向社会主义,而后为“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做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而随着冷战拉开序幕、凯恩斯主义退场、苏联解体,从历史终结到民主的衰败与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这个复杂而混乱的不平等问题的想象和认知、冲突与分歧,似乎仍定格在20世纪40年代。

  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一度告别了资本的单线批判。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的利益在于权力:私人持有的金钱攫取了经济和政治权力”,而当论及对未来乌托邦的设想,则又回到社会联邦主义和参与式社会主义。事实上,在观念史的考察中,在对皮凯蒂当代思索的解析中,不难发现,在大多数时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说者多数保持着“单线批判”和“二元对立”。所谓单线批判,即要么批判资本权力而寄望于政治权力,要么批判政治权力而无视资本权力,罔顾以下一点:不论依托政治权力解决经济问题,还是放任以资本权力解决政治问题,都是“过于天真”和“模棱两可”的美好想象。所谓“二元对立”,是“有产”与“无产”的简单对立,以及有产者寻求自由和无产者呼唤民主的二元划分,这是早期资本主义、工具主义国家和代议制民主的产物,只会激化社会矛盾,无益于解释一个日益混合和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正是上述“单线批判”和“二元对立”,使得西方在摇摆中踯躅不前。

  当然,行文至此,一个呼之欲出的问题是,中国在哪儿?在皮凯蒂的分析中,中国与俄罗斯一样,经历着从共产主义到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当然,中国在许多关键方面有所不同,其“所有财产中只有70%被私有化,剩下的30%仍由国家拥有”。而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中国在1979年以前寻求“对社会的革命性改造”,1979年以后“选择市场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的政策”,“改革前结构性的成就”可谓是“改革后中国经济繁荣的直接而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的改革,以其非纯粹的实用主义的行动,成功证明“在经济贫穷的地方有效利用市场体系而不丧失对经济发展和消除大面积贫困的政治承诺是可能的”。

  在中国的表述中,“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解决的是发展的目标与路径的问题。“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则回应了人民对不平等的普遍焦虑,以政治机制来调节分化问题,缓解发展不均衡。

  在中国的实验中,意识形态是塑造经济不平等的关键,但并非决定性的。意识形态缘于对历史阶段和社会结构的认知,因此要“实事求是”地认清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结构。正如国际政治观察者所言,“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演进,可以看出中国追求现代工业社会主义制度的复杂性”。在中国,“四项基本原则”是前提,而“经济建设”是中心,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职责是做大蛋糕,而政治的功效是分好蛋糕,既保证国家自主性,又释放资本的活力。也许,正如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所言,在西方摇摆的世界之外,中国提供着一种“确定性方案”。通过政府支持生产性工业和农业经济,而且借由经济运行的指导性概念来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倾向将赚取的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生产性劳动和财富与非生产性和掠夺性金融和食利者财富区分开来,致力保护99%而非1%。不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意义上,对中国的“共同富裕”都应加以系统总结,并在全球不平等研究视野中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其对国际社会科学的意义,有必要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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