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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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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社会建设与中国经验

作者:李培林

来源:南方网

来源日期:2010年03月17日

本站发布:2010年03月17日

点击率:1130次


  李培林: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社会建设与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建设的概念变化及阶段性特征

  我先讲一下什么是社会建设。过去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社会往往理解成一个“大社会”,比如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这种理解来自于传统,因为毛主席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相结合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民主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讲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三者,都是按照这个传统来的。

  但是在社会学理论当中,也有一个中间的概念,即“中社会”。比如我们讲国家与社会,包括马克思主义讲的市民社会,我们现在讲公民社会,公民与市场和国家的概念等等。现在我们说的社会建设相对来说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就是有别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社会。这个概念的形成是和我们在十六大报告的时候,当时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一直快速发展,所以要在社会方方面面都取得进步,所以提出了六个分领域的目标,这个目标提出以后,很多人在想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把政治经济、科教文化都排除以后,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内容?

  到2004年,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中央是想能够继续在理论上能够有所完善。到“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重要战略思想。到十七大的时候则需要找一个统一的理论来统领各个方面,现在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四大建设。虽然理论上是这样说,但是现实的需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以平均10%的速度向前发展,同时却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解决好这个问题,使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

  改革前与该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然而到了当前这个发展阶段,在很多特征上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很多深刻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而且我们的主要思路也在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改革前20年的主要做法和思路继续推进后二三十年的发展,还是说我们在某些方面要做出一些新的调整呢?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我对中国经验的一些理解。

  大家知道在中国经验这个概念进入之前,大家已经在谈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但是我觉得中国模式并没有形成。小平同志在92年南方讲话的时候说道,恐怕要再过20年,中国的制度才能逐步定型。我们一直在想这个定型是什么意思?小平当时说你们要大胆闯、大胆的试。现在20年过去了,按照小平的设想现在应该开始逐步定型。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还是在快速的推进,现在还谈不到定型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有一个基础的模式,今后可以按照模式继续推进。中国的经验是一个开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发展、不断地提出新的东西。

  现阶段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方面呢?

  第一是从短缺经济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是所有的产品都短缺,当时是大规模扩展经济,提供人民群众需要的基本生活用品。但是从90年代后期就发生了变化,到现在更加明显,新的需求、新的短缺在形成,这些短缺就是现在所谓的民生问题,已经不是我们的温饱问题,而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它们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不是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来满足充分供给,也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政府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主要的所谓的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要解决怎么样充分给人民群众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地,而且不是廉价的,而且服务质量较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第二个是从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之前平均主义是我们体制的主要障碍,改革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所以小平不同志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带动全国的大政策,为了突破各种体制障碍,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这一大政策。正是在这个大政策的影响下,我们国家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使这个社会充满活力。但从90年代中后期以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发展,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控制范围。

  原来我们想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这个收入分配是倒U型,我们本来以为中国也是这个规律,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缩小。但是90年代后期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的趋势不是这个趋势,所以中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提出要逐步地扭转城乡区域扩大趋势,而且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走共同富裕道路,而且采取了各种措施,向农村转移致富,但是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学者提出我们具体到哪一年、到未来什么时候,这个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出现拐点,而且目前这个趋势还是再继续扩大。所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从温饱和耐用消费品时代到大额消费品时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基本有三波:第一波是8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解决了温饱问题,那个时期主要解决的就是吃饭和穿衣问题,伴随着服装业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变化。第二波就是90年代初期和中期,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这个过程大概用了10年,而很多欧洲国家这个时期大概用了30年。到现在为止是第三波消费阶段,首先是出现了各种新兴的消费领域,包括旅游、休闲、通讯等等。但是目前阶段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额消费,是以汽车和住房大众普及为代表。

  汽车的消费有一个规律,当一个地方出现了巨大的需求,社会就有大量的资金涌进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出现充分的竞争,然后消费品的价格会不断地下降,电视冰箱是这样,汽车也是这个规律。但是说到住房,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许多人等着买房出现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价格在不断攀升,而且所有人都预期未来还要攀升。前两天我在北京开一个研讨会,一个地产商称现在北京中心区的房价是3-5万一平方米,但实际上这个价格要到10万才是正常的。

  第四,从廉价劳动力生产到产业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的优势就是供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技术和资本上都没有优势,但是我国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这样中国的产品就能卖到全世界,“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以往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利润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但是产业升级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实现的,它包含了技术含量、劳动力素质以及创造、发明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我们遇到了一道坎,也因此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有些地方是短缺、有些地方是过剩的结构性差距。

  第五,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到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这是现实逼迫我们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在改革开放的阶段,我国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来促进。我国的外贸出口一直是以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速度增长,而且出口贸易占GDP总额在金融危机之前高达60%左右,没有一个大国像我们能有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像美国和日本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一些小国是有可能专门把经济完全依赖于出口,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的未来不可能继续这样维持下去。中国在全世界面临着各种国际贸易争端,这些争端不是我国与那些国家的关系突然不好了,或者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强大产生畏惧了,而是中国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等于把全世界低端的制造业全部包揽了,会在这些国家造成大量的失业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影响到他们国内政府的民意。这些争端会越来越激烈,迫使我们要把经济增长依赖的主要力量更多的放在国内的消费。

  社会建设的主要领域

  下面我谈一谈几个社会建设的主要领域的问题。社会建设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涵盖了很多方面,现在的社会建设以民生为重点,中央提出民生几个方面无非就是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几个。

  一、就业与社会保障

  我们面临就业严峻形势的同时,最近却又看到出现了“民工荒”,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大家还弄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荒”,还是说这只是一个伪命题,有人把这个“荒”加了一个“竖心”旁,质疑到底是真荒还只是我们心慌。

  2009年我国的城镇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900多万,加上尚未找到工作进城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有2000多万人。而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是1200万,这是比较高的数字,政府要花很多的力量促进就业才能达到新增1000多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每年肯定找不到工作的人也有800—900万人。

  但是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手里没有对就业形势有灵敏反应的数据,发达国家都是按月公布调查失业率,每月要公布调整后的数据,但是我国就一直没有建立起调查失业率的制度。这张图(编者:演讲PPT)是国家历年的登记失业率的数据,现实的发展并不是这个曲线能完全反映的,上面的黄色的线是学者们画的,这是调查失业率,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曲线,因为学者不是有一个机构连续的统计做跟踪调查,它是根据全国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每一次调查之间并不是可比的,但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大体有一个规律就是调查失业率是高于登记失业率,或者说调查失业率更接近实际的就业市场的变化。

  另外调查失业率的变化和起伏是大于登记失业率的。改革开放以后,大体有三次就业严峻时期: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下乡回城。那时候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主要是靠政府,政府建了大量的集体企业,大的国有企业建专门安置知识青年的附属企业。这些企业并不是真正挣钱和有效益的,但是它们能够快速地解决就业问题。第二次是1997年到2003年,在5年的时间,我国的下岗职工接近30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特别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几代人集体下岗,一个几万人的企业一夜之间关闭,应当说他们也度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的差距比较大。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来了以后,登记失业率有了一个略微的提高,但是这个提高也就是零点一两个百分点的比率,但是调查失业率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所以在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2009年,就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金融危机持续三四年,调查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社会会发生非常不稳定的情况。现在打工的年轻人年龄相对比较年轻,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积聚到农村或者是城市,都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这一次金融危机时期,有三个出乎预料。一是就业形势的好转比预想快得多,二是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工作出现人员短缺。我们没有想到就业形势发生了如此快的转变,而且发生了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民工荒。但第三个出乎预料是大学生就业恢复如此缓慢,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是分割的。尽管这两个市场在竞争价格接近,但是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大学生就业领域主要是白领,属于服务业市场;而农民工主要是蓝领,集中在初级制造业。

  关于初级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很多人现在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因为这个问题是发生在春节过后,很多农民要过了正月十五才出来打工,而二三月份正是企业是大量接订单的时候。还有的人提出是我们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了长远的变化,人数的绝对量是在下降的,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出现这个问题是和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调整过来。现在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利润空间已经很低,随着农业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各地工资的差异越来越小,所以农民外出打工的冲动越来越弱化。与此同时,企业不能升级,就没有足够的利润来付农民工较高的工资,所以出现了阶段性的结构问题。

  再看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由于这两年大量的发展教育,大学扩招之后的大学入学率从8%提高到24%,短期内的发展非常快。毕业大学生从100万,现在达到了600多万,2010年要进一步增加到660万。就业率从2001年的90%多下降到现在的60%,以前是大学生是凤毛麟角,很多人都在抢。去年7月份,国家教委公布的大学生就业率是74%,但是网上讨论存在“被就业”的问题,现在到高校去调查,他们都说现在的就业率达到90%以上,都高于教委公布的数据。国家有一个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机构,根据他们的调查2009年截止到7月份,大学生签约率大概只有51%。我们则认为比较接近实际的数据是介于国家公布数据和市场调查数据之间的60%左右。当然,初始就业率能达到60%还是很高的,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是大学生毕业半年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可能是“自愿失业”,意思是并非绝对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符合自己对收入、发展和工作条件等方面预期的工作。如果半年以后大学生的就业率不大幅度降低的话,问题还不是太大。

  现在大学生就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过去被认为是热门的学科,现在就业反而变得困难,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前10位失业人数的学科,第一是法学,其次是计算机、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临床医学等等,都是热门的行业。现在的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都投入巨大,希望孩子未来有一份较高收入的工作。大学为了迎合家长的这种心理,都去办工商、国际贸易、计算机专业,这些专业招生量很大,一遇到金融危机,在不招工和有所裁员的情况下,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就很难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平均工资在下降,而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在上升。现在大学生的平均工资只有1700多,这两个领域的平均工资水平开始越来越接近,但是双方是不能互相补充的,因为即使农民工的工资高,大学生也不愿去从事蓝领工作,因为对于大学生来说,白领工资再低也还有一个前景发展的希望。

  过去一想到要解决就业问题,民工的期望就在政府,希望政府能够解决他们的饭碗问题。学界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就要依靠市场,要大力发展民营和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来解决就业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觉得无论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单一的依靠某一种力量,光依靠政府不行,光依靠市场也不行,而是要在市场、社会和企业这三种机制之间建立起一种运行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劳动法提出之后,正好赶上国际金融危机,很多企业认为政府不符合实际,新劳动法要求提高劳动监督,要加强社会保险的覆盖率等等,增加了企业负担,一旦企业垮了就业也就无从谈起了。后来国家作出了一些改动,实施了一些暂行规定。不管怎么说,解决这个问题要考虑到社会各个方面利益的要求,能够使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能够达成比较好的协调。

  现在就业问题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我们过去的认识,过去的大学生就业方向主要是大企业和国有部门。但是在调查中发现,目前42%的大学生就业签约的都是在民营企业和个体企业,这些企业已经不是在街头摆摊的和一般的制造业,很多民营企业都是高科技甚至是高技术企业。现在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要以就业优先考虑,但是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太适合市场的变化。发改委设计项目的时候,都是愿意搞一些容易测算、有衡量标准的项目,类似于桥梁、机场、公路的。所以我们的投资方式和政策要有改变,否则就会出新另外一种现象,一方面好像投资过剩,大量的投资流向股市和房市,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却贷不到款。现在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他们的就业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在第一次失业高峰的时候,知识青年回城后就认为就是要依赖政府,国企职工下岗的时候也是这种思想,认为解决就业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而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事情。现在农民工和大学生没有这个观念了,基本上认为这个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与此同时,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要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因为一个人就业的时候就会有收入,就可以消费,对国家经济增长就能作出贡献;但是一旦一个人丧失了工作,国家就要给他提供失业保险,如果没有失业保险的话,还要有最低生活保障金。这是两笔帐,前者是国家进帐,后者是支出。

  但是就业保障的压力不是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更大的压力还来自于人口结构的快速发展,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问题会像我国这样对经济发展的问题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的人口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因为生活好转,年轻的人口大量出生。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城市严格实行一对夫妇一个子女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在80年代新出生人口在大量减少,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国的人口结构基本上已经是陀螺形。在未来的25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2025年人口预测图中,会发现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很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头二三十年,老人和少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不断下降,而劳动年龄的人口是不断增加,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负担在减轻,劳动力供给量在增加,所以我国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将会出现转折和可能结束的问题。

  随后将有什么变化呢?一个是老年人口的快速上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逐步下降。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一方面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也许对农民工是好消息,低成本劳动时代逐步走向终结,长远来看工资水平会出现一个较快增长;同时,还必须配有快速的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的比重在城市经济中能够较快增长,特别是提供大量的白领就业的岗位,还要快速普及养老保障。

  现在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2020年建设起覆盖城乡生活保障制度,第二项就是医疗。现在我们通过四项制度建立起一个几乎覆盖全民的公费医疗制度,城镇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障制度,现在很快要普及到全国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农村实行合作医疗。现在养老覆盖的人口还很少,过去大概覆盖的是全国的25%,现在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以家庭和储蓄为养老的主要手段。我们现在要求在农村里面是覆盖10%的县,我们大概要争取在2015到2020年基本搭起这个框架,否则过去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成本就更高了。不要怕水平低,但是要搭起这个体系,现实逼迫我们如果不搭建体系,人口的战局将很难应对。家庭结构也在快速的变化,以前一个父母生三四个孩子,孩子再生三四个,现在这个结构倒转过来,是一个独生子女上面两个爸爸妈妈,在以后就是四个祖父祖母,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体制应对结构变化。

  二、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

  现在都在谈扩大内需,但是内需又很难快速提升起来,所以很多经济学家不太相信内需能够迅速扩大,他们仍然认为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应维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大众消费的时代实际上已经到来,只是政策没有跟上,民众有很大的需求,我们却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房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内需不足,这么多人等着买房子还内需不足吗?大家都排队买车还是内需不足吗?所以不是内需不足的问题,而是很多政策和民众强烈的消费欲望还没有结合起来。

  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了9.8%,居民收入增长是高于消费的,因为前三季度居民储蓄余额也增长了26万亿,26万亿是什么概念?整个GDP也就30多万亿,26万亿差不多是整个GDP的四分之三。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6%,消费的增长将近是GDP增长一倍的速度,而且在去年的经济增长贡献当中,因为增长是8.7%,投资占8%,消费支撑GDP增长4%,而出口是负增长,只有出口降低了增长速度。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从表面统计的数据来看,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但是去年网上也有一些议论,民众感觉到自己的实际收入并没增加这么多,这是什么问题呢?这和统计方式有关系,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其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统计往往跟不上市场的变化。现在全国城镇从业人员3亿多人,但是“职工”这一概念只涵盖1.3亿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所有的从业人员已经是从业的主要群体,但是这些人还不在主要的统计当中,所以平均工资并不是城镇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很多人把平均收入看成是民众的平均收入,可是现在收入差距很大,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也要加进来进行统计,因此有可能是60%的人是在平均线以下的,感觉到实际收入没增加那么多不奇怪。

  一方面说消费不振,好像大家消费都没有钱,但是从统计来看好像又不缺钱。从1994年到2008年,我国的税收总量从5千多亿一下增加到5万多亿,增长18%,18%税收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与此同时,老百姓好像也不是没有钱,这个老百姓要打一个引号,因为银行储蓄的钱到底是不是老百姓的钱和到底占多大比重,也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在我国收入是最说不清的问题,本来一个国家的储蓄应该是全部居民的收入减去全体居民的消费,剩余的部分有一部分是现金,有一部分投入股市,再一部分进入银行的储蓄。但实际上我国银行储蓄每年增加量是远远大于收入减去消费的剩余,在我看来,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是被低估的,隐性收入是没有统计到的,有的说占GDP的30%,也有的说是25%。所以当我问你有多少收入,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工资的收入,但也许你额外的收入可能是两倍三倍,这个是很难统计出来的。

  我们不缺钱,我们有大量的生产,这些产品必须出口产生了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需要到国外去花。但现在欧元很不安全,有27个国家,其中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就会有影响;日元几乎是零利率,不但不升值,可能还会贬值,还要交管理费、手续费什么的;英镑和卢布更不敢买,所以只能买美国的国债。我国之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最近放了一部分,日本成了美国第一债权国。美国一看它的钱不够了,出现债务危机以后,就开动机器大量印钞票,使美元贬值,而且说人民币升值还不够。美国通过货币游戏,把我国的债务稀释了。因此我们就要靠国内的消费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而满足支撑经济的力量。

  但是在收入在增加的情况下,宏观信号也是很明显的。居民消费率的含义是全部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美国居民大概在70%,日本在60%,我国现在已经下降到在全世界来比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3亿人大概一年消费10万亿的商品,我们13亿人一年才消费1万亿美元的商品,所以消费市场的规模不是按人头计算的,13亿人只是潜在的市场,是以人民币计算的,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也不能赶上他们1个人的消费。我国的消费为什么不能扩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和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构有关系。基尼系数是世界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大小的指标,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基尼系数0.2,在世界范围内算是很平均,太平均了就会出现大锅饭,没有激励机制。基尼系数理论上讲有一个合理的空间,在0.3-0.4之间,但是现在我国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区间达到0.5左右。这样一来造成了虽然我们的收入还在快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分配过于不平均,所以有钱的人不消费,想消费的人又没有钱。

  经济学领域里面有一个通行的规律,这个规律叫消费随收入增长的边际递减,随着你的收入增加,消费占收入的比率是不断降低的,这个规律在有些国家不是太明显,但是在我们国家的调查数据里面是非常明显的。2008年城乡调查数据显示,越低的收入家庭消费率越高,低收入家庭消费率都是90%以上,这种家庭挣100多块钱,90多块钱都是要花出去的。但是高收入的家庭消费率不到60%,大概有一半的钱划为储蓄或者是投资。我们现在的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三个:教育、医疗、住房。越高的家庭绝对消费额越高,但算比例的时候就会看到,越低收入的家庭,教育费用占家庭消费的比率越高。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教育在我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商品消费,一般的商品消费是可选择的消费,也就是说到市场买东西,你是根据你的消费能力买东西,收入高的东西要买高质量的,买一个名牌的,如果收入低的,更多的要考虑价格的因素。但是教育不一样,第一是因为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是决定孩子未来命运的关键因素;第二,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定要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样一来,教育就很难受到家庭消费的约束,低收入家庭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造成了这个比例在家庭消费里提高,以致压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消费。

  第二个是医疗消费,也是中低收入的家庭远远高于高收入家庭。但是住房是唯一不一样的问题,家庭买汽车、商品、电视都叫消费,但是到了买房子的时候,按照国际惯例它不算是消费而是投资。高收入家庭买的很多房子都是作为投资买的,一个再高收入的家庭,自住的话200平米怎么都可以了,但是他还是继续买,就是说他有投资的预期。

  解决当前的消费问题,住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但把这一代的收入过多地集中消费在住房,而且是把上一代收入(很多年轻人买房子是靠父母掏首付),甚至把下一代的收入(房子分期付款)也都放在这个时段。把这么多未来和过去的收入放在当前,就使其他的商品消费没有力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两会期间这也将是民众很热烈的话题,现在又出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要靠市场,有的说靠市场是不行的。北京前两天出台了以后要把新增土地都用于社会保障,但是在我看来,仍然不能解决稳定房价的问题。因为现在的需求太大了,这个需求不仅仅是消费的需求,还有很多是投资的需求,大家现在想我有点钱干嘛呢?投资办企业太辛苦了,现在经竞争这么激烈,利润这么低,如果炒股,股市现在也不稳定,不是能够保证挣钱的方法。升值空间最大可能就是房地产,以前我们说得有二三十年的收入才能买房子,现在失业说你买房子,房子升值你就有收入了。

  我们必须有一个办法,就是怎么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充分供给,因为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我们的土地高度稀缺,造成了地价的增长,地价的增长又推高了房价的增长,现在土地都成了天价了何况房子呢?有人说最大的供给就是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农村的住房进入商品市场,让小产权房能够正名。现在所有的农民的住宅只有虚拟价格,如果这些房子都能进入市场的话,供给一下就会增大很多。而供给的增加,在竞争的状态下房子的平均价格会降下来。当然,如果降得太多也不行,因为政府收入很大一块都是依靠土地出让、住房交易,如果房市崩溃了,等于政府的财政也崩溃了。

  消费的问题和分配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是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现在分配政策得不到认同,本来的分配政策问题也不是多么的严重,但是现在它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收入分配和社会认同中,在其他国家有60%的人得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中层,而主观的认同和客观的收入差距大小是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美国比法国收入差距大很多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中也都有6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中层;日本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而巴西是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比我们国家还要大,漫山遍野都是贫民窟,这两个国家同样有接近60%的人认为自己是社会中层。印度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这么大,而且是比较穷的国家,也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

  但是到了中国,2003年出现一个偏向,只有46.9%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在社会的中层,2008年的偏向就更大了,还不到40%,属于下层到占到50%—55%。大家感到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两倍多,但在那样一个贫富悬殊的地方,却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我们和印度的学者研讨会的时候,我问他们的学者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这就是主观的感受,印度有宗教制度,每个人都认为他能处在那个位置已经不错了,中国人不是这样,都觉得自己处的位置应该比现在的更高。印度学者说住在大城市贫民窟的人还有认为自己是中层。

  当然在中国虽然中层比较少,但是也有农民工认为自己是中层,但是很多已经是中上层的不认为自己是中上层。我做调查的时候,曾经和北京一位处长朋友一起吃饭,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搞全国调查,然后就说先调查调查你吧。我问他觉得自己属于哪个层?他想了半天问我,我这样的是不是属于中下层啊?我很吃惊,我说你怎么会属于中下层,我是全国调查,那么多的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你都中下层了他们是什么层?他说你不能这样算,你们这些学者光看收入不看消费不行。我说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北京市搞阳光工资,处级的5000,我说你最少的收入5000块钱还算中下收入吗?他说你没有看我的消费,他们这一代没有赶上福利分房,在四环以外租了房子,每月2000多块。有一个孩子上小学了,虽然是义务教育,但吃住还要管,最大的开支是上补习班,现在孩子都上,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他是从农村出来的,每月还得给家里的父母寄钱表孝心。另外还有一个妹妹找不到工作,现在每个月资助她300-500块钱。最后他说,我好歹也是一个博士毕业,打拼了这么多年混到这种地步,这叫什么社会?

  我想我们的分配政策,如果连这位处长这一层的人都不能满意,怎么让全国的老百姓满意?所以收入分配秩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仅仅是调整结构,不光是把富人的钱挣来交给穷人,这个工作是要做,但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制度也是一种技术,如果这种技术不完善,有可能既损害了市场也损害了公平。所以我们在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同时,要比较好的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制度。按小平同志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设想,收入肯定有差距,但是这差距主要还是凭本事和才能产生的才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这个制度必须是合理公平的,这一点的保持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会发现费了很大的力气去调节,最终还是每个阶层都不满意。

  三、看病难与失业单位改革

  在全国调查中,被人民群众认为第一难的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在过去和历次的调查中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为什么看病的问题是老百姓认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呢?

  首先看家庭的消费结构,医疗现在仅低于食品和教育的家庭教育支出。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支出比例像我国这样高。而且医疗不是平均的消费,有病的人才需要消费,所以平均11%的消费支出意味着有病家庭的实际支出还要大得多。医疗制度在我看来成绩是最大的,建立起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制度,现在报销的比例不一样,公费医疗是最高的,城镇居民报销50%,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在30%以下,但毕竟有了这样一个覆盖的制度。2006-2008年的调查数据中,完全自理的在快速下降。医疗的制度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医疗要自理和能够报销一部分的人的比例,还是占需要看病人口的绝大多数。

  与此同时,医院的体制也在发生变化,为什么说看病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系?一个社会和国家组织分成三级:企业、政府和非盈利机构,这是三种不同的法人,也是三种不同社会运行的机制。企业当然以盈利为主要目标,政府是为全国拨款,是为公民服务的;非盈利机构和事业单位是公益性组织,但又不是完全靠国家拨款,自己要能够运行和发展。过去我们没有这种概念,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认为要么是政府的,要么是市场的。现在要转型,事业单位要变成盈利性的组织,要允许事业单位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这样一来事业单位就变成了四种。

  我们社科院现在还叫全额单位,医院是差额拨款单位,到2009年这个结构仍然没有变化,医院40%来自药品出售,40%来自医疗服务,只有百分之十几是政府拨款。这样一来造成的结果是县一级和地区一级大的医院日子还好过一点,到了基层的医院就很难运作了。创收的任务因此被层层分配给每一个大夫头上,每一个大夫在看病的时候就要问,你是公费还是自费。公费的话就多开点药,开营养药。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我国预算内的医疗支出几倍于GDP的速度在大规模的增长。第二,造成了药品的价格比食品价格更快速度的增加。10年以前看一个感冒可能二三十块钱就出来了,现在去医院看感冒估计没有一两百块钱是出不来的。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国家也看到人民群众的不满,所以国家要控制药品的价格,就对外公布基本用药的降价名单,现在发改委已经连续20多次向全社会公布,但每公布一次名单内这个药品就不见了。在医院里还有一种奇怪的事情,一种抗生素可能有四五六个名字,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一年也就上市8-10种新药,并且有很多的规定。我国在这个领域直到现在还是控制得非常的宽松,2005年一年国家上市了1万多种新药,所以这才有后来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被判极刑的结果。实际上这人贪污数额也不是特别巨大,但是情节特别严重。为了加强管理,现在又把食品药品监督局划归卫生部领导,但这不是改变机构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就是医院、学校、文化团体到底怎么运行?如果找不到合理机制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现在的医疗问题是由于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造成了老百姓不满意,业内人士也不满意。很多医生开两会期间的意见很大,我们是一个医生,哪个国家的医生不是一个较好的阶层,有较好的收入,我们上大学还比你们多上几年呢。现在的报纸把我们都写成黑衣魔鬼,春节收到的短信都写“白衣天使黑心肠”,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其实这不是一个人工作作风和道德水平的问题,而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如果机制不发生变化,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整个事业单位非盈利机构的改革,是比国有企业改革还要艰巨的社会任务。在给群众提供廉价、快捷、较好的服务的前提下,还要给它们一个自我发展的空间,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继续发展,而且要给业内人员符合劳动法贡献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工资待遇。在这样么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机制来实现这些目标谈何容易?

  四、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

  我国过去的社会建设管理体制的基础是单位组织,单位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不只管工作而且管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过去我国是通过估户籍制度、单位制度、档案制度把每一个人固定在一个位置,便于社会控制和管理。但是这种体制也带来了效率问题,改革以后要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实行了住房的自有化、聘任制、社会保障从单位化向社会化的转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基层问题在基层解决不了。

  过去我们单位有一种职能,要所有的问题要在基层解决,不能把这个问题推到社会上去。但是现在按照调查数据,全国城镇从业人员60%多是不在单位,很难管理。以前政府习惯发红头文件,往下传达政策,但是现在这个办法不灵了,因为“单位”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少。还有一些基层问题,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单位发生争执没有人解决,打官司成本太高,所以就去上访,这样北京的压力就很大。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老百姓的眼中信访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宗教组织的扰乱都差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支持力量向社会转移,大家有困难更多的是想到私人的关系网。现在大家形成的习惯是孩子的入托、上学、找工作或者是难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一个朋友,觉得私人的关系更能够快捷、成功地解决问题,从而造成社会交易成本非常高。

  现在搞新的社会管理转变,要理解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按照我们的调查,只有一种力量有可能替代和弥补单位的弱化,这就是社区。社区被群众认为是最大的社会支持力量,所以我们说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发生了转变,过去是以单位为基础,现在以单位和社区共同作为基础。这样,社区工作就必须专业化,每个单位都想在社区建立自己的工作平台,因为这是覆盖全社会的唯一网络。专业化就是吸收高学历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如何吸收呢?就是给他一个合适的工资水平,现在大城市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大概每月2000-3000块钱,这样就能吸收一些大学生工作。但这还不够,因为社区工作还不是公务员,是居民自治组织,身份没有被明确。所以要明确他们的身份,现在新设立了一个叫社会工作师的职称;同时干部选拔有两条路,一个是单位推荐,一个是从基层组织选拔,给社区工作人员一个未来发展的前景。而且现在规定以后公务员必须要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这样鼓励他们去基层工作。现在搞社会建设要培养大量的懂得社会如何运行和善于进行社会管理的人才和队伍。社会建设不是一个空口号,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用新思路去解决,像小平同志说的现在要大胆地闯和探索,不是我们什么都定型了,要探索新的道路,才能支撑我们未来二三十年沿着持续快速的道路向前发展。

  论坛互动

  陈实:非常感谢李教授的演讲,让我们一不留神就享受了政治局的待遇。刚刚大家都领略了李教授的风采,其实他没有讲完,有一个中国经验的总结还没有讲。李教授结合了当前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社会问题讲述了我们整个中国碰到的状况,以及解决的办法和思路,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现在按照惯例和李教授进行互动,我希望大家在提问题的时候简单简洁一些。

  提问1:您好李教授,听您讲完之后我感觉社会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作为社会老百姓,比如我来到这里向您学习,通过讲座和自己的生活结合,现在的楼市这么贵,我是否选择买房?现在工作这么远,是否应该选择买车?这应该都可以去结合的。可能我这个问题比较肤浅,但都是比较实际的,以后我们如何具体地感受国家的变化和社会建设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

  李培林:根据大家一般的预期,汽车的价格随着需求的扩大,同样质量的肯定价格会不断下降,但是住房的价格我想大家一般的预期还是要快速增长。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由于群众的意见很大,估计近期会有一些措施出台来平抑房价的问题。应当说我们不希望房价有太大的回落,如果股市崩溃的话对经济也会产生损害,但起码不能造成住房过快增长的预期,这些预期就会形成资产的泡沫,使一些人把住房当做投资而不是生活的需求看待。如果你买房的话可以再继续看一看房价的变化趋势,现在并不一定是一个急于入市的时期。

  提问2:我想问一下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这几年都是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过了这一段,80后人口生育下一代的高峰下降之后,到什么临界点是开放生育政策比较好的时机?有的专家是2010年之后放开比较合适,如果在5年之后放开是否可能会更好一些,您做这个预测的时候,有没有具体的年限?

  李培林:现在在学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对呼吁计划生育适当放开比较强烈,认为如果现在不放开的话,以后老龄化的人口情况会非常严重。到2015年就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出现下降的局面,而且那个点也会出现老龄化快速增加。现在每年净增的人口接近700万,相当于香港的人口,这也是一个较大的人口压力。在这方面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看法,现代人的预期寿命都延长了,不要怕劳动力短缺,很多地方的措施是把退休年龄延长了。现在规定是女的55岁退,男的60岁,但是现代人55岁还是身强力壮的。我想短期内完全放开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人口一旦快速地大量增加,GDP的增长有一块是用于人口的增长,然后才是平均水平的提高。我们在控制人口上花了很大力气,甚至受到国际上的批评我们才把人口稳定下来,所以不能轻易动这个。现在基本的政策还是叫维持生育水平,但是允许很多地方采取了灵活的政策,有的省叫“双独”,有的地方甚至实行了“单独”,一个独生子女结婚以后就可以生两个。总的来讲,还是要继续维持计划生育的政策。

  提问3:听完李老师的讲话非常地兴奋,我们国家现在不差钱,老百姓不敢花钱,您从北京来,从思想智囊团的高端来,能给我们一点兴奋的东西,咱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有点新的机会或者是苗头?

  李培林:现在国际上对我们的批评比较多,认为我们是威权国家。我是这样看的,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谨慎?到底大家期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看东方国家,整个民主传统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东方国家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快速的变化,这些地方表面是民主,但实际上和西方的民主还是不一样的。像李光耀也是被看成是威权人物的,一个政党都是执政了三四十年的,李光耀在新加坡自己出钱造了一个反对党,但实际上对他的执政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威胁。日本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自民党也是执政了几十年,同时民主实验在台湾产生了结果。台湾是原来亚洲四小龙之首,现在他的发展水平已经低于韩国了。所以民主化的推进确实要谨慎,中国13亿人口大国,搞不好也是群雄四起,内乱和纷争。但与此同时,不应该放弃这方面的大胆探索。我们的思路一开始是从基层民主,但是那个路线很难往上实行了。我想一方面继续完善村民直选制度的实验,另一方面从党内民主做起。小平同志一开始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多的设想,而且力度是很大的,但由于稳定的问题,小平同志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但是保持社会的稳定对我们的民生和经济增长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太理想化,我们必须把理想目标和现实利益的目标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民主的外衣,但是让社会乱了,让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那这个社会不是进步就是倒退了。

  陈实:讲到这个问题,我来提一个。你去年有一个讲话就是提出了以民主促民生,以民生提升民主,这个具体怎么讲?

  李培林:这是总结杭州的经验,杭州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采取了很多民主的办法,广泛吸取民意。我觉得这不是在政治体制层面上讲的,但很多做法在社会管理上很有意义。现在都倡导低碳生活,缓解交通拥挤,杭州搞了一个公共自行车,北京也搞了,但效果完全不一样。北京那里没有人使用,但是杭州变得很方便、快捷,谁都使用,其实就是运营机制的问题。北京是需要拿证件,车子骑了以后要放回原处。杭州是在实行之前广泛征求民意,让大家说怎么办,最后是基本上是免费的,用的自行车以后在任何站都可以还,用起来很方便。所以他解决民生一系列的时候,都采取的是扩大民主的方面。民主机制政府要学习,群众也要学习,而且要实践,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有不同的提议。法国有一个学者20多岁的时候到美国去,他发现美国的民主和欧洲的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说在欧洲要解决一个事情,尽管我们都是民主体制,但在英国基本上是贵族说了算,在法国是政治家说了算,在美国遇到一个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人们就成立一个社会组织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民主有各种方式。我们还要探索适合民生的方式,民主是为了增加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降低福利的最大化。

  提问4:感谢李教授这么精彩的演讲。刚才听到李教授在讲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是60%,和国家公布的84%差距大概有20个百分点,我请教李教授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来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李培林:这个问题你是专家,因为你是就业司的比我清楚得多。我刚才说的数据是结合了政府和民间调查的数据做的估算,并不是严格的数据。调查公司每年做两万多份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这是一个连续的数据。他们的调查是分开了大专和本科,本科要更高一点,达到51%—52%的范围。政府最早公布的是74%,8月份公布的是84%。政府公布的数据比大学公布的数据要低,各个大学公布的往往比这个还要高。现在在这个统计里面确实有一部分存在水分。统计也有这样的经验,当哪项指标和政绩挂钩比较密切的时候,就会有水分。大学也是这样,现在的就业率被教委作为衡量大学招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就业率达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第二年允许招生的数额就会减少。但是具体情况我们又不知道,所以我们结合了市场调查做了一个估算,大概在60%多,这个和在地方做的抽样调查也差不多。在我看来,大学生就业相对来说在未来一个时期,还是要给予高度的关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自愿失业,并不是他完全找不到工作,而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生的工资水平在下降,所以很多大学生还是在观望。政府这方面还没有更加细致的统计,要统计大学生在半年以后和一年以后的就业情况,可能对这方面的决策更加有利。

  提问5:李教授你好,我是90后,听您说有一个社区服务人员这方面的工作,国家在从事社区服务人员有什么保障和制度上的考核标准,他们是如何挑选和如何晋升的?它是晋升公务员的一条路,但这样会不会成为“官二代”的练兵场?让这些人在基层里泡一泡,跳过公务员的考试这样的情况?

  李培林:你说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社会的专业工作人员,国家设立的一种资格,叫社会工作硕士,像MBA和MPA一样,这个叫MSW,也是一种两年的专业学位,这是从去年才刚刚开始的。与此同时,民政部有一个叫社会工作资格考试,它是通过培训和社会上的考试可以拿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资格。这些人要给他未来的发展前景和一个社会晋升的渠道,我刚才说的公务员只是其中一条,不是所有人都做公务员,而是要向他们敞开一个大门。我们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整个国家工业还在GDP的40%多,但按照正常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占到50%、60%是比较正常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大量的服务工作不是完全由政府提供,而是由各类的社会公共服务组织提供。现在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社团、基金会都是小量的,最大的都是民办的企业单位,学校、医院、文化团体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机构,有的机构是非盈利的法人,现在大量的机构统计比实际小得多。这两种机构的税收政策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国家的税收政策应该鼓励能够提供公共服务的发展,增加就业,也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结构调整。

  提问6: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演讲。我问两个问题,你在政治局第20次学习的时候进行了授课,我们国家的国家领导人都关注什么问题,他们在提问的时候提问的是什么问题?第二,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基本上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应比较完备,一般都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李培林:领导人关心的问题就是民众关心的问题,而且看法和差异很大,这个问题在各个层次的看法都不同。比如省里的领导,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对这个问题同样也有差距。另一个是发展阶段问题,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是从经济改革起步,但是这个改革是先易后难,剩下的问题得是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说对垄断权利的控制,对事业单位保险制度的问题,这些措施都是涉及到既有利益,一旦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改革就比较难进行的。可以换一种思路,一方面继续私营化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更多的是向社会体制改革,比如说社会保障体制、城乡管理体制,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带来普遍收益的改革还没有进行,也有一句话,中国最后的改革道路就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最后走向政治改革。现在的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以后,是保障社会稳定推进的重要方面。

  提问7:李老师你好,主持人陈老师好。刚才我看到2005年医疗方面政府的投资是7.4%,关于国家的医疗问题,这里有一个常识问题,也有一个国际惯例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成熟国家保障制度比较好建立的问题,包括印度也是这样。大块的公益事业由政府买单,小块是市场由私人买单,连印度也是这样,我们政府这样是否缺乏常识还是明知故犯,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李培林:现在一种意见是扩大政府的投入,特别是对公共医疗的投入,这个方面国家正在做的就是增加一般居民的医疗公共服务,所以现在大量建立社区医院。我们不指望政府像计划经济年代那样把医疗包起来,这不是政府的财政能够承担的。北京最好的医院是协和,现在差不多收入了15亿元,政府给它的钱就几千万,但是这种医院靠大量的医疗保险的人看病还能够维持运行,但是下面的基层医院运行就很困难。这些领域的改革,一方面政府把主要的公共服务和产品投向一般的公共领域,剩下的高端市场现在政府也要敞开,就是向私人投资敞开,这方面我们敞开得还不够。虽然理论上允许私人资本投向医疗领域,但又怕管理不好。北京除了中日友好医院是民办的,当年王永庆要在中国建医院,最后也没有完全实现。解决这种问题也要沿着这种思路,政府应该干什么事情,社会应该干什么事情,市场应该允许它做什么事情,还是要发挥这三个机制的共同作用来探索我们新的道路。并不是说中国人笨,这个问题是困扰全世界的,奥巴马搞的医疗体制改革,昨天报纸曝光可能要强行通过这个方案了,因为这个方案也会有很大的风险,未来的财政赤字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企业的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还是基本上得到解决的话,下一步非盈利的运营不只是医疗的问题,包括大学,现在两千多所大学,大学的硬件可以和国际一流学校媲美,但是我们的教学质量和内容、培养的人才实在是和我们的市场需求以及我们达到一流大学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我说社会改革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国企改革我们进行了一二十年了,也不能说改好了,也遗留下了很多问题。医疗体制的改革和社会改革还在起步阶段,我们不能太理想,三年两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陈实:请允许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您是给政治局讲课的专家,刚刚这位朋友提出领导人想什么,我想提的是你在讲课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能不能像今天坐在这个讲台上把你的观点亮出来,我们更关心这个问题。

  李培林: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后,我们那一次讲的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以讲话和别的集体学习不同的是,在我们讲话的两天之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篇讲话,而且出台了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所以它是配合战略转型的讲话。中央现在学习每一次都找一个社科院的去讲,因为社科院涵盖了很多的领域,讲稿我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在那里不是任意发挥的,在讲课之后有一个自由讨论的时间,这种讨论都是自由的。

  陈实:作为老百姓我们关心的是一种态度,我并不想知道你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在那里可以畅所欲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领导也可以畅所欲言,不管我们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因为有了一个好的班子带着我们向前进,我们大家都有信心,这就是我的意思。

  提问8:在两会之前有13家媒体联合发表关于户籍改革制度的社论,你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有评论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大家希望这个东西的启动能够推动其他各方面,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你认为这个改革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如果不行的话,在现阶段有哪些改革最能起到作用?

  李培林: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国家早就开始了,现在的思路发生了变化。大概在四五年之前国家就想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但结果并不是像我们想像得这么理想,像石家庄、宁波都是试点城市,户籍放开以后,进来的人并没有我们想像的这么多。如果这项改革不和户籍挂钩的待遇相联系的话,吸引力很小。我们的户籍过去挂钩的东西很多,包括粮油、凭证供给等等,现在增加了供给之后,这方面都没有意义了。户籍改革现在的意义是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方面,所以改革户籍不是改名字,而是要改革和这些户籍相挂钩的待遇,那些待遇几乎都是涉及到现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考虑是否有足够的量保证把人的待遇提高。如果没有足够量的话,户籍改革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国家在成都等地试点,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一体化的过程,不是仅仅改变名义,而是在教育、医疗等其他方面真正实行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因为整个扩大国内需求的要求,也要求我们加快城市化的建设步伐。所以很多人都在这里动脑子,就是我们有什么招数,这个招数能扩大大家的福利,又能和我们的转变发展方式和扩大消费需求结合起来。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东西,城镇就业以后就有各种保险,农民工来了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所以每一个领域都是很复杂的,还包括教育,如果农村的孩子都到城市来上学,就会带来城市教育需求的增加。不是我们消除户籍就改变了农民工的身份,这个社会就更加进步了,这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陈实:李教授不仅扩大了我们社会学的眼界,还给我们带来了对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作为文化论坛,这些东西也扩大了我们认识当代中国、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的眼光。谢谢李教授的演讲!请李教授用给文化下一个定义。

  李培林:当全国人民都建立起中国的梦想之后,我们就都是文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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